清代乾嘉时期的江南文化不仅对当时的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即使对当今的文化建设也显得难能可贵，需要大力阐扬，认真加以继承。今天的学术界，尤其应该继承乾嘉学者的治学理念，弘扬其精神品格，促进中国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这项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首先，继承和发扬乾嘉时期江南文化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态度，有助于端正对“求真”与“致用”相互关系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每一种学术思潮形成以后，都按其宗旨对前代的学术加以整理和改造，这固然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人为的舛误。特别是在宋明理学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古代文化几乎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如果对历代史籍不加以全面整理，势必严重阻碍学术的发展。乾嘉时期的江南学者本着实事求是、护惜古人、嘉惠后学的精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全面清理前代的思想文化成果，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全面总结传统学术文化的需要。他们在当时整个学术界不仅引领风气之先，而且居于中流砥柱的地位，本着求实征信和护惜古人的态度考证经史，一扫宋明学术末流空疏不实学风，确立了无征不信的治史原则，端正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当代某些研究乾嘉考据学的学者把乾嘉文化看成只重“求真”而不顾“致用”，其实是一种偏颇认识。实际上，从清代乾嘉时期江南文化的治学宗旨、态度和目的中，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对“求真”和“致用”两者并没有偏废。认真借鉴前贤的这份宝贵遗产，可以使今天的学者更加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形成全面系统的理论认识。
其次，继承和发扬乾嘉时期江南文化的学术理念和精神品格，有助于自觉抵制当前文化界急功近利等浮躁学术风气。清代乾嘉时期的江南学者本着嘉惠后学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学术研究，以致在某些问题上发千载之覆，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戴震考释《尚书》“光被四表”为“横被四表”，被誉为乾嘉考据学的典范。钱大昕考证两晋南朝之际侨置州郡问题，追溯历史记载致误的源头，澄清了唐修《晋书·地理志》沿讹千年的谬误，成为清代考史成就的杰作。王鸣盛考证《新唐书》对《旧唐书》删削失实，并且评价了宋代吴缜《新唐书纠谬》的失误，距离唐代时间较近的吴缜没能解决的问题，反而由千余年后的王鸣盛解决，恐怕不是个人能力不同所致，主要是有没有自任其劳、嘉惠后学的精神在起作用。章学诚治学提倡“持风气”而反对“徇风气”，其历史意义已经超越了乾嘉时期特定的时代与空间，显示出历久而弥新的学术价值，对今天的学术研究尤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目前学术界存在的“泡沫学术”问题，已经给文化的品格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一系列危害，是敢于“持风气”挽救和扭转治学浮躁的局面，还是“徇风气”继续加重学术的偏颇程度，成为摆在每一位文化工作者面前的严肃课题。今天重温章学诚的治学见解，对于当前的文化研究一定会有所裨益。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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