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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时间:2022-08-2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本研究从中观层面出发,阐述了基于焦点企业的集群风险传导与扩散的机理,并建立了相应的分析理论性框架,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集群风险传导与扩散的动态演化模型构建。从本书的理论推演的结果来看,焦点企业是集群风险传导与扩散的重要风险源之一。本研究对集群风险治理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现实指导意义。

1.理论意义

本研究从中观层面出发,阐述了基于焦点企业的集群风险传导与扩散的机理,并建立了相应的分析理论性框架,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集群风险自组织理论的构建。本书借鉴了协同学中层次性、非线性、协同性的理论研究框架,对三个集群案例进行了系统分析,克服了以往研究中因对象的复杂性而难以有效解决的问题。通过跨案例聚类分析,本书提出了焦点企业、网络能力、网络结构三个构念维度,并将它们划归到统一的研究范式中,建立了集群风险自组织的理论模型。同时,运用动态的观点,揭示了集群风险自组织中间断非均衡性的特征,进而得出集群涨落、集群失衡、集群相变、集群混沌四个阶段特征,具有一定的理论探索意义。

(2)集群风险传导与扩散的实证模型构建。本书借鉴了网络能力理论,并从网络规划管理能力、网络配置管理能力、网络关系管理能力三个维度进行了细分,定量研究了焦点企业网络能力与网络结构之间的关系,为将网络能力理论运用到集群网络结构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参照。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集群风险研究的实证分析模型:能力——结构——风险鲁棒性,对于将复杂网络理论和能力理论融合与产业集群理论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解决了长期以来因集群风险关系构念维度的复杂性,而难以进行有效定量刻画的问题。

(3)集群风险传导与扩散的动态演化模型构建。将复杂网络理论运用在集群网络结构的刻画中,在ER模型和BA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局域世界演化模型,从而清晰地定义三种类型集群的内部网络构成关系,以此区分不同类型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从而为复杂网络理论在集群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区分内生性风险和外生性风险两种类型不同的风险情况下,进而将复杂网络理论中产生的网络故障的两种攻击策略(随机攻击和蓄意攻击)与集群风险有机结合,以此辨别两种集群风险的攻击实质。运用动态的观点将集群风险的整个过程视为一个时间函数,得出网络结点企业与其他企业网络关系的断裂,是集群风险产生的根源,从而为定量描述集群风险奠定了基础。此外,本书依据不同类型风险对集群内网络结构的影响,运用复杂网络模型,比较不同类型集群的风险鲁棒性和脆弱性,为集群风险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

(4)集群风险治理及升级途径的理论探索。研究框架的构建,第一,本书以企业创业为理论基础,并将持续更新、组织更新、领域更新和战略更新作为研究集群升级的理论框架,对三个集群进行了系统分析,从而延伸了产业集群理论。通过跨案例聚类分析,揭示了企业层面的“渐进式”和“突变式”的升级逻辑和集群层面的结构性升级的内在机理。运用简单的经济学模型,将企业层面和集群层面的升级有机结合,提出了集群跨层面升级原理,具有一定的理论探索意义。第二,本书以政府政策网络分析为导向,初步构建了政府政策网络分析框架,分别对浙江省、海宁、长兴的产业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解释了结构性的政策调整和引导应当是政府层面首要考虑的集中点,进一步将制度经济学理论延伸到了产业集群分析中。

2.现实意义

本研究从宏观层面来讲,具体关注的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从中观层面来讲,具体关注的是区域内集群企业间关系结构的问题。因此,本书的现实意义更偏重于集群内企业管理和政府政策制定等方面。

本研究对集群内企业管理具有一定现实指导意义。从本书的理论推演的结果来看,焦点企业是集群风险传导与扩散的重要风险源之一。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政府必须足够重视区域内龙头企业的发展,根据集群不同形态、特征,龙头企业不同发展状况,出台相应的扶持、鼓励政策,必要时需拟定“一企一策”的差别化管理体制。作者也曾将此观点与浙江省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工作人员做过交流,并得到一致认可。2008年、2009年、2010年连续三年浙江省经信委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意见,以支持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发展,且为此建立了146家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发展情况监控数据库和产业集群及龙头骨干企业发展专题,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本书的观点。

本研究对集群风险治理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现实指导意义。本书认为对集群风险治理环节来说,因集群所遭受的风险类型不同,集群本身内部特征不同,所以,一项有效的政策在现实中是不能简单重复复制到每个集群中去的。集群风险治理首先要明确的是集群的类型、所处的风险环境,并根据不同情况调控集群整体结构,以应对风险。具体展开来说,当集群遭受外生性风险时,政府需集中力量扶持“龙头企业”,提高集群的网络中心性。案例中,绍兴纺织集群在2008年遭受风险时,当地政府就采取了这项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当集群遭受内生性风险时,政府需积极扶持集群内具有潜力的“中小企业”,以提高集群的关系适应性。如浙江永康五金产业集群中,曾几何时,永康保温杯“昙花一现”被国内学者引用为集群风险治理失败的典型案例之一。然而,作者进一步调研发现,永康五金产业并没有因此而消亡,相反,在当地培育了一批中小企业之后,集群得到了快速发展,并且强势带动了周边地区(浙江武义缙云)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跨区域的产业集群。这个案例就充分证实了本书的观点。

本研究对集群转型升级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现实指导意义。集群的转型升级中所涉及的“价值链向两端延伸”“产业链向高端转移”等一系列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存在一定内在逻辑关系的。本书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焦点企业的兴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集群升级的起源首先应该是企业升级,企业升级的起源应该是焦点企业升级,这是一个跨层面升级的原理。依循着这一脉络,作者不仅在第七章考察了浙江省内成功集群的典范,也检索了世界产业集群中的成功案例作为佐证,如美国硅谷的成功就离不开集群内无数企业(后来这些企业都成长为集群内焦点企业,像Google等著名公司)的不断创业,我国台湾地区的新竹高新工业园的成功也是因为像“联电”“台积电”等焦点企业的连续创业带动的。这些案例无不说明了本书所提出的观点。其次,在集群风险治理中,政府应当更关注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互动机制的形成,构建产业集群的生态系统,而这一观点与当前浙江省政府的“特色小镇”建设重点息息相关,也进一步论证了本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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