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五、本研究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研究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有什么理论和现实的意义呢?

首先,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命活力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播研究重心由“传播什么”向“如何传播”的转移。

麦克卢汉在强调“媒介即信息”时说,“电影形式的效果与其内容无关”,“我们对媒介的传统反映,即所谓真正重要的是媒介如何被使用,这完全是技术性愚人的麻木姿态。因为媒介的内容就像盗贼用于吸引我们心灵守护者的肉片。”^[21]他的见解无疑是宏观而深刻的,在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媒介不断出现而且影响日深的年代,还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但是,在这些“新”媒介已经积淀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要素时,理论的视野也已经并必然要悄悄转移。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对媒介的接触和接受是无可规避的,因为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时代与社会大背景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个人既然无从选择和抗拒强大的媒介,也就无须考究媒介的本质(何况,当一个新媒介在乍一出现时爆发出的那石破天惊的威力渐渐散去后,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媒介即信息”就会回到“所有的媒介都是信息”这一元理论状态中去),而内容无疑是触发其感受、认知和行动的最直接要素,对他们依然重要。当然,仅仅拘泥于内容对于传播研究和传播实践来说视野过于狭窄,而凸现媒介特色在这个“媒体等同”的时代其拓展空间也会越来越小,我们不妨寻找一个更加适中的视点!

我们注意到,在当前的大众传播中,传播主体越来越具有“议题设置”的意味了,对传播主体的选择本身就是媒体战略的一部分,传播主体形象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更是反映了当代社会文化的演变,其象征意义益趋明显。什么个性、什么表现、什么风格的传者就是什么样的传播的符号表征。

在技术手段日益进步、媒体分布如此密集、媒介竞争更加激烈的今天,“传播什么”确实已很难成为竞争的获胜因素。除了在信息管制极端严格的国家,信息会无孔不入,没有什么会成为独家的秘密。在传媒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发现”新闻的触角伸向每一个角落,几乎达到了无中生有的地步,而娱乐节目的制作也几乎无所不用其极。^[22]尽管世界是永远的“富矿”,事物会常在常新,对“新”的挖掘行为也将一如既往,但对“新”的渴求如果被一味强调和追求,越过了“新鲜感与发现/创造”间的临界点,接受疲劳与创新衰竭便会同时出现,进而造成这一传播模式的崩塌。因此,在重视传播内容的基础上,建立在传播目的性基础之上的“如何传播”逐渐显现出它应有的力量来。

“如何传播”不单是传播方式及其深层内涵,它还融会着传播内容和传播目的。在这一指向中,传播的视野、传播的态度、传播的方式日渐成为传播的真正力量之所在。因此,“如何传播”不是单向传播的绝对化,它的根本出发点正是对受众发展的深切关心,它的理想状态是传受主体的共同完善及社会的进步；“如何传播”更不仅限于传播模式的自我转型和传播学的学术反思,其深层的意义在于不管对大众传播效果的争论将如何持续,人们已经把大众传播纳入到当代文化建设中来,把审视大众传播的视线,从媒介的生存层面转移到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深入思考和切实履践上来。

大众传播是当代人类生存的重要构成之一,“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真正的交往应该是‘生存的交往’,这是一种心灵与心灵的对话,是一切‘爱的斗争’的过程。斗争的目的不是一方征服另一方,一方取消另一方,而是借助一方来消除另一方的弱点。这种交往是人们共同对付自己的有限本质,共同向着自由和理想的新世界迈进的真正交往”,^[23]大众传播也应是一种“生存的交往”,如果说只研究“媒介如何使用”是技术性的,只研究媒介的政治经济学课题并最终落实到商业运作和技术操作层面上,也不过是一种稍高层次的技术性思路,那么,关注传播主体的生存状态及其改善,则是对“生存交往”理念的最好落实。这样一种思路才是对“技术性”思维的真正反拨,传播的文化思考和批判也应该在这个层面上深入地展开。

其次,紧承第一个方面,这一研究的哲学意义也就随之出现了。我们知道,对“人的问题”的关注是哲学的一个永久话题,凡是与人类生存有关的诸多问题,历来就是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对人的起源、人的本性、人的发展、人的地位、人的自由、人的幸福、人的价值、人的命运等课题的探索成为推动哲学发展的绵绵不绝的动力。当大众传播越来越深刻地进入人的生存状态、构成人的生存现实、左右人的生存质量、影响人的生存发展的时候,它就自然进入了人类生存之当代境况的范畴之中。于是,从人类的传播、传播中的人类社会到传播中的人、传播中的人的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作为“人的问题”的一个中观层面,成为也理当成为哲学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当代生命哲学、生命美学需要考察的重要方面和主要切入点之一。这一研究将为当代哲学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和有益的佐证与推动。

再次,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命活力的研究将弥合在对人的研究中主体精神与主体生存之间的分裂。“……但生命力却不是那种能与人的整个存在、人的语言、人的创造性、人的精神生活、人的终极关怀等等相分离的东西。人的精神生活理性化的一个不幸后果,就是‘精神’一词的失落与它被‘心灵’或‘理智’所取代,就是存在于‘精神’中的生命力因素被分解出来、被解释为一种独立的生物力。人被分成两半,一半是没有血气的理智,一半是没有意义的生命力。二者的中介联系即结合生命力与意图性的精神性灵魂被丢掉了。这一发展的结果,给萎缩的自然主义仅仅从生物性生命力这个方面去获取自我肯定和勇气开了方便之门。然而,人身上绝无‘仅属于生物学的’东西,正如绝无‘仅属于精神的’东西一样。他身上的每一细胞都参与了他的自由和精神创造,而他精神创造的每一行为都受到他生命动力的滋养。”^[24]主体意识、主体精神发展、主体活动共同构成了主体的生存,他们都是主体生命活力的因子和表征。割裂其中的关联,容易以偏概全。

有声语言表达作为一个有意义、有目的的创造过程,尽管凝结为特定的言语作品,但是它同时也是一次心理活动、一次传播过程、一种社会效果,表征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因此,不只是对言语作品作静态分析,而是从综合的角度来看待语言实践,对于发现其内在规律,尤其是提高其传播效果应是有积极意义的。

同时,这一研究也是对我国传统宇宙观、人生观、审美观的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无论儒家、道家,无论求自然,还是讲“仁爱”,都推崇人的主体性,高扬自强不息、刚健有力的精神。诚如方东美在《中国人生哲学》所说,“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永恒的自然界充满生香活意,大化流行,处处都在宣畅一种活跃创造的盎然生意,就是因为这种宇宙充满机趣,所以才促使中国人奋起效法,生生不息,创造出种种伟大的成就”,“宇宙在我们看来并不只是一个机械物质活动的场合,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其中物质条件与精神现象融会贯通,毫无隔绝”,“创造不息”。^[25]把生命生存纳入到我们的理论视野和传播实践中来,对于继承我国优秀的人文传统,建立和发展我们的“和谐社会”的理想应大有助益。

最后,强调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命活力的现实意义大致有三个方面:

1.自目的性。发掘和推动主体的、语言的、传播的、现实生活的生命活力。展示和增强生命活力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生产的目的。

2.传播目的。增进传受主体间的理解与协调,更好地完成传播任务,改善传播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传播学研究。

3.社会目的。增强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文化建构力,提高其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

【注释】

[1]关于主体与主体性,目前存在许多争议。一些人认为,所谓的只有人才是主体、才有主体性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人不是宇宙的主宰,不是宇宙的目的,自然才是更高的主体,也具有主动性、主导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自然中存在着不同层次的主体和不同程度的主体性,因此,关于人的主体性原则只能局限于认识论的范畴之中,如果上升到本体论则必将归之于悖谬。这种观点反映了人类认识的深入发展。但是它并不否认人是主体,不否认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主体性,也承认在当前我们的认知范围内作为主体的人应承担更重要的主体责任,而且,问题的关键不是事物是否都具有主体地位和主体性,而在于人作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该如何定位及如何发展。因此,在与我们的观点不存在根本冲突的情况下,不过多进行讨论,以免分散主题。

[2]李为善、刘奔主编:《主体性和哲学基本问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页。

[5]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6]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1页。

[7]参见张文喜:《马克思论“大写的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8]张颂:《关于传者素质的思考——语言传播杂记之五》,《现代传播》1998年第2期。

[9][美]杰克·麦克劳等:《对媒介效果的理解与误解》,转引自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3页。

[10]生物学用语。某种生物长期或暂时地生活在另一种生物体内或体表,从而获得营养来维持生存,并使对方受到损害但不立即导致对方死亡的一种物种间关系。前者是寄生物,后者是寄主。又称宿主。

[11]《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2]《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

[13]《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版。

[14]《现代汉语词典》第1195页；《辞海》第1586页；《辞源》第908页。

[15][奥]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

[16]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8页。

[17]张世英:《希望哲学》,《学海》2001年第3期。

[18][美]P.蒂利希:《存在的勇气》,成穷、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19]胡智锋:《中国电视观念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9~101页。

[20]唐:《论风格》,载《中国新诗》1948年第1期。

[21][美]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转引自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页。

[22]即使是在郑州这样一个并不是文化、经济中心的普通的大城市,不同媒体的数辆直播车每天在街上巡逻,一个工地的一缕轻烟就会被即时直播,大肆炒作。媒体对新闻的“抢”与“抓”已经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而娱乐节目中,高额奖金、恋爱游戏、极限挑战、梦想成真……能玩得也差不多玩尽了!

[23]转引自雷体沛:《存在与超越——生命美学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24][美]P.蒂利希:《存在的勇气》,成穷、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25]转引自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