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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教育传播系统分析

时间:2022-11-1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对于农业教育传播系统来说,不仅传播过程的传播者、受众、媒介、信息等各要素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整体,而且不同类别和层次的农业教育传播体系之间也是互相依存、互为补充的。农业教育传播系统也不例外,它是一个与社会大环境有密切关系的开放的系统。目前,我国农业教育传播系统在某些方面是失衡的。此时,农业教育传播系统就应该调整专业结构,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

第三节 农业教育传播系统分析

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具有明显的过程性和系统性。传播过程研究注重从传播的基本要素入手从微观上对传播活动进行把握;传播系统研究把传播看做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个部分构成的有特定功能的整体,重视外在因素对传播的影响,从宏观上把握传播活动。

一、系统论简介

中外历史上的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事物的整体性,观察和认识世间万物时,从事物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全面把握。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悲剧理论中强调“整一性”,提出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就已经包含和体现了系统论的基本观点。“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并不是从量上来说的大小,而是质的变化,如果单从量上来说,有时候整体会小于各部分之和。“当一个组成整体的系统由于各部分组织欠佳,内部功能低效,就会导致系统的整体效能反而小于各孤立部分效能的总和。”(18)“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个故事就是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的通俗注脚。

系统思想的形成始于19世纪黑格尔的哲学理论,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动态过程,对立面的矛盾控制着此过程。对立面之间的矛盾会通过双方的综合而得到解决,同时又产生新的矛盾对立面,并且重新开始这一过程。卡尔·马克思随即将这一思想应用于社会中权力的分配。查尔斯·达尔文认为变化是由适应和调节引起的,受进化过程制约。

公认的系统论的创始人是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路德维格·贝塔朗菲(Bertalanffy,Ludwig von 1901~1972)。他1901年9月19日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附近的阿茨格斯多夫,1972年6月12日卒于纽约州布法罗。1926年获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该校任教。1937年起,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加拿大渥太华大学、阿尔贝塔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等处任教。1954年他与A.拉波包特等人一起创建一般系统论研究会,出版《行为科学》杂志和《一般系统年鉴》。贝塔朗菲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建立关于生命组织的机体论,并由此发展成一般系统论。1937年,贝塔朗菲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初步框架,1945年在《德国哲学周刊》18期上发表《关于一般系统论》的文章,但不久毁于战火,未被人们注意。1947年他在美国讲学时再次提出系统论思想。1950年发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的开放系统理论》。1955年发表专著《一般系统论》,成为该领域的奠基性著作。60~70年代受到人们重视。1972年发表《一般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把一般系统论扩展到系统科学范畴。

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系统论思想所包括的一些基本概念:

首先,系统的定义。“系统是相互关联并组成一个整体的一组事物。”(19)系统包括组成部分、要素和变量及其属性,系统内部关系、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联系。

其次,系统有它自身的特性。

斯蒂文·小约翰将系统的特性概括为“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等级制”、“自我调节和控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平衡(或自我维持)”、“变化和适应性”、“等同终结”。(20)

(1)“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这是系统的特性中最为突出的,系统各部分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一变量都受到其他变量的依附或制约,这种关系有些是单纯的,有些是复杂的,有些联系很紧密,有些联系很微弱,有些联系是直接的,有些则是间接的。我们在做研究时可以把互相依存关系复杂的系统分解,将变量之间的关系一一分析出来加以考察。对于农业教育传播系统来说,不仅传播过程的传播者、受众、媒介、信息等各要素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整体,而且不同类别和层次的农业教育传播体系之间也是互相依存、互为补充的。比如,高等农业教育就要建立在初中等农业教育体系的基础上,以之为前提来展开教育活动。

(2)“等级制”。每一个系统都是一个更大系统的子系统,同时自身又包含着更小的子系统。凯斯特勒将每一个等级体系的成员比喻成罗马之神杰纳斯,他们都有两张脸,望着两个对立的方向:对着子系统的脸是一个自我包容的完整的整体;而仰望上一级系统的则是一个从属的部分。一张是主人的脸,另一张是奴仆的脸。农业教育传播系统是整个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又可以分为高等农业教育系统、中等农业教育系统、初等农业教育等子系统,同时这三者又各自包含不同的农业教育系统。

(3)自我调节和控制系统是一个有机体,它有自己的目的,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节和控制,以实现目标。

(4)“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体系都是开放的系统,他们要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以生命和生长为方向,接收和放出物质和能量。封闭的系统和环境不发生相互作用,活动趋向是内部的混乱、解体和死亡,常见于自然体系,如星球。农业教育传播系统也不例外,它是一个与社会大环境有密切关系的开放的系统。比如,一个国家某个时期的政策倾向性会给农业教育传播带来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同样,农业教育传播系统运行的好与坏也会影响到它周围的大环境。

(5)“平衡,即自我维持”。系统要保持生存,就必须能探测出何时自己处于不正常状态,并作出调整使之回到轨道上来。变异和变化却会发生,系统也能容忍,但只能是有限度的,如不能维持自己,必会垮掉。目前,我国农业教育传播系统在某些方面是失衡的。比如,有些传播者重视高等农业教育,而漠视初中等农业教育的重要性,以至于社会上严重缺乏中等技术人才,而农业生产者的素养也亟待提高。幸而决策者与传播者们已经意识到了农业教育的一些不正常状态,做出了某些调整。

(6)变化和适应性。系统要保持生存需要维持平衡,但是系统处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之中,它也必须有所改变,比如改变结构以适应环境。即使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平衡,这种改变也是必需的。长期以来,高等农业人才教育专业结构“以粮为纲”、生产格局以种养为主,专业知识较多地局限于生产环节。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塑了农村经济组织的微观基础,农户成了独立的生产经营者,而且经营内容从种养业为主扩展到三大产业并举。此时,农业和农民不仅需要指导高产、优质生产的技术人才,更需要能够指导高产、高效的市场观念的经营人才。然而传统的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生产技术专业的学生不懂经营管理,经营管理的学生又不懂生产技术,与市场需求很难吻合。此时,农业教育传播系统就应该调整专业结构,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

(7)“等同终结”。终结是一系统目标的取得和任务的完成,等同终结是指某一个终结状态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和从不同的起点去实现。

传播活动是由相互联系的部分、要素和变量结合而成的整体,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全面的观点、更连贯的意识”,不会将视野局限于传播活动的某个具体环节上,在这一点上,正是系统理论对传播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没有系统的观念,就不会有对传播活动的整体把握。”(21)

1948年拉斯韦尔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提出了传播学研究的经典模式“5W模式”:

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何种效果?

这个模式有众多的缺点,但是仍被奉为传播学研究的圭臬。它开创了将传播作为社会发展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的子系统的研究模式,研究传播过程中各要素的相互联系,而且据此提出了传播学研究的几大领域。另外,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这篇文章中还从传播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提出了传播的三大社会功能。由此,传播学研究涉及系统研究的各个方面:研究的要素和变量(传者、受者、媒介、信息、效果),各要素与变量的属性特质,各要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传播过程与社会环境大系统之间的关系。

系统理论为我们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思想的灵活性,可以应用于众多事物的有用的逻辑,还有对于老问题的新的解释方法。虽然,在一般框架层次上的系统理论显示了一种模糊性,但是许多在系统原则基础上建立的传播理论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使我们的研究变得清晰,对于农业教育传播的研究也是如此。

二、系统模式下的社会传播结构

运用系统观来看问题,社会传播会呈现什么样的结构?研究者们提出了几种社会传播活动的系统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赖利夫妇模式和马莱茨克模式。

(一)赖利夫妇模式

美国社会学者赖利夫妇J·W·赖利和M·W·赖利在《大众传播与社会系统》文章中提出了这个著名的模式。赖利夫妇把大众传播看做是社会上各种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系统,任何一种传播活动都是一定系统的活动。传播系统处于一个包罗一切的社会系统(即社会)的框架之中,传播参与者及其周围群体以及更大的社会结构都处于这一社会系统之中,社会传播系统呈现多重结构。首先,从事传播的双方即传播者和受传者都可以看做是一个个体系统,这些个体各自进行着自己的内在活动,也就是人内传播;其次,个体之间又形成人际传播;再者,个体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各自属于某个群体系统,形成群体传播;群体传播也是在更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中进行的,与社会的大环境保持着相互作用的关系。赖利夫妇认为,大众传播过程也不外是现代社会各种传播系统中的一种,它影响这个更大的社会系统,同时又受到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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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11) 赖利夫妇模式(22)

赖利夫妇的系统模式显示出了社会传播系统的多重性和联系的广泛性,突破了早期模式传播的局限。每个系统既有独立性又与其他系统处于普遍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他们在考察传播过程内部机制的同时,把传播过程看成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同社会系统中的其他部分存在着无法分割的种种联系,强调在考察传播过程时绝不能抛开环境的影响。这对我们全面、准确地认识传播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马莱茨克模式

1963年,德国学者马莱茨克在其《大众传播心理学》一书中根据场论思想提出了一个大众传播系统模式,运用系统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传播的诸因素,他把大众传播看做是包括社会心理因素在内的各种社会影响力交互作用的“场”,这一系统的各个主要环节都是这些因素或影响力的集结点。比如,影响和制约传播者的因素——传播者的自我印象、传播者的人格结构、传播者的同僚群体、传播者的社会环境、传播者所处的组织、媒介内容的公共性所产生的约束力、受众的自发反馈所产生的约束力、来自媒介的压力或制约等等;影响和制约受传者的因素——接收者的自我印象、接收者的人格结构、接收者所处的受众群体、接收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讯息内容的效果或影响、来自媒介的约束力等。马莱茨克还特别注意突出媒介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和其外部形象——传播者对于信息的选择和加工要受许多因素制约,受传者对于媒介内容的选择也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受传者本身的社会背景和需求以及受传者接触媒介所形成的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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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2) 马莱茨克模式(23)

马莱茨克模式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大众传播的总结,它说明传播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行为都是许多因素的函数,评价任何一种传播活动,解释任何一个传播过程的结果,都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对于农业教育传播活动来说,此模式为我们系统地研究传播活动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农业教育传播系统分析

首先,从纵向的传播过程来看,农业教育传播的系统性表现为农业教育传播所涉及到的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我们以农业教育传播系统的两个子系统——传播者系统和接受者系统为例加以阐述。

农业教育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或接收者个人,都要受到基本群体的影响。以高等农业教育的教师为例,他有自己的个性和形象,并且要受到周围教师群体的影响,受学校教育计划课程设置的影响,受社会大环境的制约等等。当社会上对于物质利益的追逐覆盖了其他的追求,整个社会对农业教育传播活动采取漠视、轻视的态度,当农业教育系统处于衰败的混乱的状态,当农业高等院校都急于“跳出农门”,作为农业教育传播者个体的教师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受到环境的影响,削弱教育传播活动的积极性,影响传播效果。如果具体到某一次具体的传播活动,比如某一节课,教师还会受到该班学风以及课堂气氛的影响。对于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工程的教育者来说,他们除了有自己的个性形象之外,和学历教育传播者一样,还要受到国家农业政策等各种社会环境的影响。

对于农业教育传播的主要接收者农民来说,我国农业生产者大都生活在农村,许多地方的村庄还是自然村落。在那里,家庭是一个最基本的群体,血缘关系是村落中最自然最基本的关系。其次是以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人际关系为纽带的群体。另外还有以行政力量或者经济利益等原因组织起来的群体。从农业生产者个体到村落为单位的群体,这些都是自成系统而又普遍联系,在系统内部及系统之间进行着错综复杂的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对于在学校中进行的普通农业教育来说,作为接收者的学生首先属于一个家庭,或者还属于某个伙伴群体,而该伙伴群体又是属于班级和整个学校的一部分。作为接收者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一般都要受到其他个体的影响,还要受到所属群体及更大结构的影响。

农业教育传播者系统与受传者系统之间也是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受传者的生活背景、文化水平、知识结构、心理特征等因素,对传播者的素质、传播的内容、媒介的选择等都提出了特定的要求,并制约着传播的效果。传播者的专业知识、业务水平、个人修养、品德态度也极大地影响着受传者,不论是对某信息的接受还是某种观念态度的转变。同时,农业教育传播者和接受者又都受到媒介的影响。农业教育传播的媒介比较复杂,视地域经济状况及教学内容而定。总的来说,农业生产者对于媒介的印象将会影响他们对于所传递信息的期望和态度。而媒介也会制约传播者对于信息的选择和传播方式的选择。

其次,从横向的系统构成来看,农业教育传播系统是由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子系统所组成的。它们互为补充、互相依存,各司其职又息息相关。如我国目前就以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农业院校、农业科研机构为依托,以各类培训体系和地、县、乡、村各级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为基础,企业与民间科技服务组织为补充,逐渐使农业教育培训体系上下贯通。

这些各不相同各成体系的农业教育系统,虽然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着农业教育活动,但是它们并非各自为政,互不相关。从内部看,这一体系一方面要做到结构合理,进一步完善初、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普、职、成教育沟通,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格局;另一方面还要与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虽然日本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较低,但他们的农业教育传播体系比较完善,有值得借鉴之处。他们长期以来注重对后继农民的培养,有计划、分层次、有重点地开展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主要依托全日制大中专学校、开放式大学、农协和绿色频道开展农业职业教育。全日制大中专学校不论公立和私立均脱产学习,颁发大中专毕业证;开放式大学如放送大学通过广播电视学习并获毕业证;农协是对会员进行指导,对职业农民进行技术培训;绿色频道农民可根据自己需求选择收听或收看。

而我国现有的农业教育体系发展很不均衡,其突出表现在布局结构上的不均衡,同时也反映为与市场结合得不均衡。

一是我国现有的农业教育体系应注意在地域上的均衡发展。目前,东部和西部、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农业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水平差距较大。而最突出的失衡状况是城乡不均衡,是中国社会发展中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农业教育体系内部的反映。由于思想观念、经济状况和财政能力等因素,落后地区农业教育传播的发展面临较大的困难,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下,农业生产者及进入城市的大批民工缺乏最基本的职业培训。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农业教育传播整体水平的提高。

二是我国农业教育体系并没有做到各类教育的衔接沟通、协调发展。虽然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的数目相对于巨大的农业人口来说已经很少,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初中等农业教育的规模与高等农业教育相比起来又显得像头重脚轻。我国有大量的受教育程度很低的劳动力,对于他们来说,高等农业教育似乎比较遥远,最实际的就是大力发展初中等农业教育。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目前我国至少有1.2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其中1/4至1/3为15—25岁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非正规就业,他们本来属于高中阶段及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在转移前本来没有得到相应的正规教育,在转移中也不易得到各种非正规的高中阶段教育或高等教育。多年来,由于公共财政体系建设迟缓,基层政府对农村中小学教育投资不足,对农民职业教育的投资更是严重缺乏。从全面建设小康目标来看,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要达到50%- 55%,这意味着将有2—3亿农业劳动力转为非农劳动力、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其中大多数是农村富余的青壮年劳动力,这一历史性的巨变对调整农业教育系统提出了迫切的需要。

最后,农业教育传播系统与社会环境大系统的关系。

农业生产者及相关从业者作为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细胞,本应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我国农民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全国人口平均水平,农民文化、科技、经营管理等素质水平较低,直接影响和制约了他们创造和经营财富的能力,许多农民终身没有接受过职业训练,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活动,现有农村劳动力中的绝大多数依然是在代代相传、陈陈相因的旧有耕作方式中低效劳作。从业者科学技术及文化素质低下,多年来一直是影响、制约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多种途径,但无论是哪一种途径,均需要农业生产者自身的参与、配合与支持。农业从业者尤其是农业生产者整体素质的提高,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将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力发展农业教育体系应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事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乃至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大事。

同时,农业教育传播系统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也要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这将在第四章农业教育传播者一章的控制研究中谈到。

【注释】

(1)享有“金张掖,银武威”之说的张掖是甘肃省主要的粮食生产区之一,由莱阳农学院传播学院毕晓梅拍摄于2006年6月。

(2)沙莲香:《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1版,第2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3)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1版,第4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4)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1版,第4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5)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1版,第2—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6)参考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1版,第4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7)胡正荣:《传播学总论》,1版,第169页,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

(8)胡正荣:《传播学总论》,第170页,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

(9)丹尼斯·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第2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0)丹尼斯·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第2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1)图示来源:丹尼斯·麦奎尔等著,《大众传播模式论》,第2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一书中,这个模式被归在了施拉姆名下,称为施拉姆模式。

(12)[英]丹尼斯·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1版,第4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3)[英]丹尼斯·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1版,第2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4)[英]丹尼斯·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1版,第3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5)[英]丹尼斯·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1版,第3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6)数据来自http://www.scb.se/default_2154.asp和http://www.eng.hsv.se/en.jsp?home = location

(17)李青彦:《日本农业远程教育的启示》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http://www.yunnan.ngx.net.cn/ gongzuodongtai/t20060616_44804.htm。

(18)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2版,第6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19)[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1版,第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0)[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1版,第75页,华夏出版社,2000。

(21)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2版,第6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22)图片来源: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1版,第4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3)图片来源: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1版,第56页,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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