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学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状况感到不满。然而在60年代以前，系统地批评传统的理论，寻求建立新的理论体系的尝试似乎并不多见，在这方面独辟蹊径的，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他以1956年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和《从总产值谈起》两篇论文[2]为起点，从指导思想、分析方法直到各种经济范畴，批判地考察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体系。与此同时，大约从1959年的《论价值》开始，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力图创造一个根本不同于旧体系的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孙冶方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是具重要的意义的。
一、历史性的突破
孙冶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同传统体系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有的论者突出了他所倡导的“过程法”，即从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的分析开始，进到流通过程，再到总过程的论述方法。也有的论者认为，孙冶方的理论体系的特色，在于它的一整套以“价值”为核心的经济范畴，孙冶方把它们提高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的地位，由此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体系。
我以为，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然而似乎又还没有能够抓住最主要之点。
拿过程法来说，孙冶方是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原则定义、政策法令出发的方法提出他的这种方法的。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阶段，许多经济学家以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不是受客观经济规律的支配，而是由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支配的。到了后来，虽然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政策法令汇编变成了“规律体系”一览表，似乎一切经济活动的当事人的行为都是由种种经济规律的“要求”支配的，然而，由于仍然没有认真地解剖社会主义的经济肌体，研究各种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机制，这里的所谓的经济规律的“要求”，只不过是个别人的意志或“指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说法的变换并没有改变经济学方法的主观主义性质。孙冶方是坚决反对这种他称之为“凭几条政治原则或哲学原则讲政治经济学”的非科学方法的。他在1958年就已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摒弃“用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原因代替客观经济规律”的唯心论——唯意志论观点。[3]反对唯意志论，主张“过程法”，就是要从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过程出发，使经济范畴的分析随着生产过程—交换过程—社会生产的总过程而展开，这就打中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的要害，开辟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道路。它的意义，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不过，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毕竟还并不等于认识真理本身。孙冶方的理论体系的最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提出了正确的方法，还在于运用这种方法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出了有益的结论。一句话，在于它的科学内容。
说到孙冶方经济理论体系的内容，当然首先应当指出他的以价值为核心构成的范畴体系。同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较，孙冶方这一把价值论作为基础的体系无疑是独树一帜的。然而，如果仅仅把孙冶方的经济理论的独特之处归结为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范畴的看法与传统观点不同，那就有些失于肤浅，未能抓住事情的本质。至于认为孙冶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范畴和价值规律作用的探讨，只不过是在咬文嚼字，甚至是在做玩弄“价值”概念的游戏，那就更是彻头彻尾的误解了。
我和一些同志在一篇评论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文章里对上述看法提出不同意见时曾经指出，我们认为孙冶方的理论体系同传统理论体系之间的分歧，根源于二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差别。[4]换句话说，如果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理论说明的话，孙治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理论说明。
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现实经济关系的理论抽象。[5]任何人在构思自己的政治经济理论体系的时候，总是或多或少地以某种具体的经济体系作为背景的。对于以“过程法”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原则的孙冶方，事情就尤其是这样。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往往从公有制的法律规定出发，按照一些政治原则或伦理原则推导出一系列“应该怎样”和“必须怎样”的规范。对于这种规范性的体系，理论本来缺乏严谨的系统，它同所反映的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也许并不那么直接和具体。但孙冶方的方法，却不是这样。孙冶方的“过程法”要求在经济系统的运行过程，即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中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考察。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写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不可能没有一个活生生的、正在运行着的社会主义经济系统浮现在作者的面前。在孙冶方的心目中，的确也有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作为他的理论体系的原型。这就是他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他同拘守旧传统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说到底，就根源于他同那些经济学家有着根本不同的理想经济模式。
由斯大林建立起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他的领导下确立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抽象。这种被称作“行政集权模式”或“命令经济模式”的经济体制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由中央行政机关统一指挥的大工厂，由此产生了否认企业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做法，滋生了损害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的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弊端。孙冶方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旧体制的这一核心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要害在于“自然经济论”，它“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内部关系看作是像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样的实物经济”，“没有抽象劳动、价值、价格和货币等概念的自然经济”由“一个统一集中的计划机关代替了原始部落经济中的首脑，领导着全社会的经济活动”。[6]这种理论谬误的根源，又在于错误地把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工厂”，把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与工厂内部技术分工等同化”。[7]十分清楚，孙冶方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传统“模式”的批判。
和这种情形相仿佛，孙冶方在构思他的理论体系的时候，也以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为背景。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什么？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以资金量的简单再生产为界限、“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经济体制。孙冶方认为，经济体制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8]。孙冶方设计的体制区别于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企业不再是社会这个大工厂里的只具有技术独立性的车间，而成为具有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的经营主体。“由于相互间进行交换的千千万万个企业都是独立核算的企业，所以，它们的产品交换……必须是等价交换。”[9]因此，孙冶方把这种体制下的经济关系抽象为一个极为本质的规定，即他所说的价值。由这里出发，伴随着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的进行，价值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地展开，最后回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10]，构成了孙冶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经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史上一个颇具生气、思想相当活跃的时代。在当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总结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领导计划经济的经验，热烈讨论，发表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看法。孙冶方从中吸取营养，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后记里，孙治方说明他提出自己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和价值规律的理论，是受到了两位经济学家的启发：一位是苏联的弗·索波里，另一位是中国的顾准。[11]孙冶方的这两位思想上的先行者虽然都强调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实际上却有着很不相同的思路。索波里由于坚持“经济的商品性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是不相容的”[12]，只承认价值作为计算手段的作用，后来同另一位苏联经济学家伊·马雷舍夫一起，成为苏联反对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利用市场关系的学派的代表。顾准则肯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的存在，并且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价格调节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最高限度的做法可以是“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自发地追求价格有利的生产，价格也会发生自发的涨落，这种涨落就实际上在调节着生产”[13]。可惜的是，顾准同志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探索工作也被迫长期中断。只有孙冶方继续沿着1956年提出的方向前进，达到了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
综观孙冶方的论著，不难看到，他初步创立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所论述的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新经济模式。这个模式，就其基本方面来说，同目前大多数人所赞同的“大的（宏观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微观的）方面放开放活”的模式，或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是十分接近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孙冶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乃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导。他的理论体系的巨大历史意义也正在这里。
二、这一体系的内部矛盾
按照孙冶方的以上设想，要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还需要克服许多技术上的困难，但是按理说，是应当没有太大的理论上的困难的。可是在事实上，在1960—1982年的写作过程中，孙冶方和他的写作小组所遇到的，却主要是理论上的困难。
我在1960—1961年和1979—1982年两度参加孙冶方的写作班子。开始时我对困难来自哪里很不明确，但越到后来，特别是在孙冶方逝世前两三年的讨论中，就越是意识到，主要的困难来自孙冶方的思想体系内部的深刻矛盾。具体地说，这就是孙冶方从他对斯大林模式下经济运行的批判性分析中得出的理论结论，同他自青年时代起就接受了的反映旧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孙冶方的商品—价值观上。
前面已经讲到，孙冶方的价值论，是他的理想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理论抽象。正是出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应是由千千万万个具有相对独立的权责的企业组成的观念，孙冶方提出了要用等价交换原则去处理和调节生产单位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乃至要“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等精辟的理论主张。可是正如恩格斯早就说过的：“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14]“价值概念”只适用于能够谈得上价值的那个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即存在有商品交换，相应地也存在商品生产的那些社会形态。要深入地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范畴，就得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关系。而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孙冶方作为分析对象的典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存在商品关系，却是与马克思以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念相对立的。于是，在孙冶方理论体系里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孙冶方一方面反对“自然经济论”，主张“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另一方面又反对“商品经济论”，反对市场调节，便是这种矛盾的反映。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它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里，将不存在商品关系。这一论断，是从所谓在公有制的条件下，“自由人联合体”将把劳动者的“许多个人社会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与公共的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生产，于是“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都将在“社会范围内重演”[15]的设想所得出的合逻辑的结论。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关于社会主义将消除商品、货币的理论和实践，也是他的革命前的社会主义模式——“国家辛迪加”模式[16]的必然结果。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再三申明过，他们从自己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对于未来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怎样具体地组织起来的，这个问题只能留待未来的实践去解决，他们从不准备用什么“现成方案”或“最终规律”去束缚后世革命家的手脚。既然现在的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它表明只要存在着按劳分配和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关心，“社会鲁滨逊”或“社会辛迪加”模式就是行不通的，我们就应该勇敢地抛弃商品—货币关系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相容的旧结论，如实地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遗憾的是，孙冶方虽然在这方面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恢复了“价值”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但却没有能够最终完成它。
所以，在孙冶方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里，就出现了这样的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工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对现实经济生活有较深入了解的经济学家，他痛切地感到，按传统理论组织的经济不可能顺畅地运行、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矛盾，并造成极大的社会浪费，因此，他决心创造一套更合理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经济理论来为变革旧模式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他作为自青年时代就接受苏联传统理论教育的理论工作者，当他从已有的社会主义理论结论出发考虑问题的时候，又不能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表现出了理论上的某种不彻底性。再加上在当时把苏联模式当作唯一可能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意识形态环境中，要突破传统理论的框框，改变已有结论，所受的政治和社会压力极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方面大声疾呼，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体制的设计只有顺应包括价值规律在内的客观经济规律，才能做到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另一方面，力求论证这些做法不仅不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在公有制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将要消亡的论断相矛盾，而且是与这些论断完全吻合的。
然而这样一来，就发生了存在着价值这个“最一般的，因之也是包含最广的、商品生产经济条件的表现”[17]，却并不存在商品生产的逻辑矛盾。一方面，孙冶方断言，价值这个概念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何一篇中也是少不了的。少了她是不成其为政治经济学，且也不成其为经济的”[18]。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应当继续肯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商品—货币关系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相容的论断。为了使这两个矛盾的论断衔接起来，孙冶方提出了“两种价值”的理论。所谓第一号价值，孙冶方把它叫作商品价值、市场价值或交换价值，它反映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主体间的关系，只存在于商品经济中。第二号价值，又叫广义价值或产品价值，它是生产一定使用价值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消耗，它只是计算的工具，这种计算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的企业都来节约社会劳动，它与“第一种价值”不同的是，不需要通过市场的价格波动来起作用，也不反映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孙冶方说：他所主张的“价值”是这个第二号价值。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存在和起作用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价值。
这样做有没有解决问题呢？从表面上看来，它解决了有价值却没有商品的逻辑矛盾。但是，它并没有解决实际存在于两种模式之间的矛盾。而孙冶方理论体系中的矛盾却是后一矛盾的反映。因此，“价值”概念的这种处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孙冶方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孙冶方认为，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属于国家，而占有、使用和支配权属于企业。在他看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中心问题，是承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由千百万个独立核算的企业组成的，是承认企业是相对独立的经营者。然而对于这样的经营者，孙冶方却不承认它们是商品生产者，这不是绝大的矛盾么？
而且，孙冶方研究理论从来是学以致用，有的放矢，要解决实际问题的。而只要是一接触实际问题，这一矛盾就暴露得十分明显。为了把他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孙冶方往往不能不在实际上对“第二号价值”作出修正，使第二号价值包含第一号价值的内容。例如，他常常对我们讲，不同地区，例如东北与华东地区之间的产品调拨，由于生产资料低价而存在生产资料的生产基地吃亏的问题，问题的症结是不同地区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显然，他在这种场合讲到的价值关系，不仅是第二号价值关系。
如果说这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矛盾在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第一篇（生产篇）中更多地还只表现在逻辑上、概念上，那么，随着理论从抽象到具体逐步展开，这种矛盾就愈来愈表面化，成为实际的矛盾。
以第二篇（流通篇）来说，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怎样提出流通问题的难题。大家知道，孙冶方是非常重视流通问题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忽视流通问题，是“自然经济论”的重要表现。然而，所谓流通，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因此，讲流通，要以商品与货币的存在为前提。而孙冶方要坚持的一个理论前提，却是社会主义经济里既没有商品，又没有货币。他说：“我们必须把流通同商品脱钩，离开商品来寻找交换和流通的必要性。”[19]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第二篇第一章《循环与周转》，就遇到了怎样分析循环过程中两个流通阶段，G—W和W—G的性质的问题。我们知道，孙冶方是十分重视资金的周转问题的。他常常讲到，在自然经济中生活的农村老太太习惯于藏死钱，而不知道加快资金周转的意义。我们的国民经济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应当把资金的循环与周转问题放在重要的地位讲清楚。可是，在作出理论概括时，孙冶方又从“无商品论”的前提出发，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循环过程的这两个阶段里的G都并不是货币，而只是全民这个公共所有者发出的凭证（劳动券），因而不存在从货币到商品和从商品到货币的变形问题。[20]而没有“变形”问题，社会资金的循环问题就无由提出，更不用说周转问题了。
至于说到社会总资金的流通和再生产问题，孙冶方针对斯大林模式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例如要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解决旧的计划体制下解决不了的“货不对路”的问题，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等，都是人所共知的。在编写这一部分时，应当把这些思想用一个理论体系贯穿起来。可是，从讨论一开始，孙冶方就提出，从原则上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能够用事先规定的计划使资源分配适合于客观要求的比例，因此，不存在实现问题。[21]这样一来，“货不对路”之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来就不存在了，剩下的问题只是怎样改进计划工作，用电脑网络和现代计算技术完善计划系统。而这种在指令性计划的总框架下建立“计算机乌托邦”的设想，显然是和孙冶方的原意不相吻合的。
第三篇（总过程）因为孙冶方身患重病，没有来得及讨论。但是推断起来，问题会更多。
例如，价格机制应当是第三篇的重要内容。根据孙冶方一贯坚持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格不仅应当反映生产费用，而且应当反映效用和需求。然而从“第二号价值”的理论前提出发，孙冶方又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格不应反映供求情况，不应偏离价值（生产价格），而应当经常与价值一致。如果真的这样看，实际上也就取消了价格问题，显然有悖孙冶方的初衷。
再如，信贷与银行问题。孙冶方一贯强调社会主义的银行不应当像中国旧时“土老财”的账房先生那样，只是做财政部门的出纳。这种观点是很精辟的。可是按照“劳动券”理论，社会主义的银行只能是国家的凭证（劳动券）收发机关。因为，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券）是不流通的，每次发出来还要回到原处，与食堂使用的饭票无异。[22]在这种情况下，商业信用和资金横向融通遭到禁止自不待言，银行也不可能具有货币经营者的作用。
三、简短的评论
以上讲了孙冶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其中的矛盾。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呢？我有以下几点总的意见。
第一，应当看到，孙冶方披荆斩棘，率先突破旧模式，对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唯意志论和自然经济论的有力批判，对于价值规律作用和流通过程的强调，对于只重数量（总产值）、不重质量、不讲究效益的发展战略的批评，以及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重视企业的相对独立性、牵住利润的“牛鼻子”、提倡技术革新、反对“复制古董”等实际主张，都是对传统理论体系的历史性突破。尽管在不少地方这些新思想还受到旧观念的束缚，没有能够完整地建立新的科学体系，但是，瑕不掩瑜，他所作的艰苦努力，他提出的这些新观点，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开辟了道路。这是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
有位经济思想史家用处在封建制度同资本主义新旧交替时代的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创始人魁奈的业绩来比拟孙冶方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23]我以为这种比拟是恰切的。马克思说，以魁奈为首的重农学派的学说体系虽然有着封建外观，这个学说体系本质上却是在封建生产方式的废墟之上宣布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成立。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虽然在某些方面还保留着旧模式的理论印记，却在本质上宣告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成立。
第二，在孙冶方的理论体系里反映新模式的新观念和反映旧模式的旧观念中，前者是占主导地位的，并且在不断加强和完善，后者是占从属地位的，并且在不断被削弱和克服。
只要对孙冶方的理论体系全面地作一番深入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经济理论所包含的新思想和旧观点在分量上并不是半斤八两、一半对一半的。而且，由于孙冶方从来把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实践要求放在首位，而不让因袭的观念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得到满足，他的反映新模式的理论体系这个主导的方面，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发展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的。例如，他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在一些问题上有过忽视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对社会物质利益的倾向。在出狱以后，他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公开承认自己在这方面不是右了，而是“左”了。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力求改正。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问题上，他曾坚决否定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内部关系具有任何商品经济属性，但在最后几年，他根据实践经验修正了他早年的这种论断，开始承认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交换的产品具有一定的商品性。此外，他还修正原有的理论，开始承认社会主义流通过程中有货币—商品和商品—货币的“变形”，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实现问题，等等。我们应当学习孙冶方这种尊重实践，服从真理的好学风。
第三，孙冶方始终是一位坚持改革、百折不挠的革命的经济学家。他提出“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以后所受到的打击和迫害是十分严重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对他的科学信念有丝毫的动摇。即使在身处囹圄的困境中，他还写了《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洋洋40000言的长文，对“左”派的理论进行义正词严、有理有据的辩驳。前几年，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刮起过一股鼓吹旧模式、反对市场方向的改革的小台风。有一位同志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说：对于旧体制的核心部分——指令性计划体制，只能加以“改进”，而“不能推倒重来”，还说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准则”。孙冶方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他一再说，对那一套计划体制决不能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在他癌症复发住院以后，还一直惦记着要写一篇文章到预定在无锡召开的计划与市场问题讨论会上去跟那位同志辩论。他在输氧、输血、输液情况下坐在病床上写成的最后一篇文章[24]里明确指出，必须对旧管理体制“作出重大的根本改革”，就是针对这种维护指令性计划体制的观点的。
第四，作为后来人，要沿着孙冶方所开辟的道路，继续为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科学而努力。当然，社会主义经济学也应当有各种不同的学派，不能强求统一于孙冶方或别的什么人的观点。但是，孙冶方的方向是正确的，这就是一切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一切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孙冶方的学生，我们应当珍爱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发挥他的理论中先进的、正确的东西，克服那些由于历史局限所保留的陈旧的东西。我们研究孙冶方的理论体系中的矛盾，不是要苛求于前人，而是为了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前进。依我看，即使到现在我们一些拥护改革、很有创新精神的同志也还没有达到孙冶方的认识高度。比方说，有的同志是从我国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水平还很低，来论证旧体制行不通的必然性和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必要性的，言外之意必定是，等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主义产品的商品性就会削弱，中央计划机关就可以用指令性计划指挥全部经济活动了。这比起孙冶方舍掉两种公有制，直接从全民所有制经济或发达的社会主义导出价值的必要性，认为“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价值作为分配社会劳动的工具会愈益发挥巨大作用”的观点来说，看来还落后了一截。要达到孙冶方的认识高度并有所发展，还需做很多工作。我们要参加到经济改革的洪流里去，紧密结合经济体制变革的实践来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注释】
[1]根据本书作者1984年9月9日在苏州召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讨论会”上的发言记录稿修订而成。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室（1985）：《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探索》，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185页；原记录稿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集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5—566页。
[2]《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发表在《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上，《从“总产值”谈起》发表在《统计工作简报》1956年第29号上。这两篇文章，是孙冶方以他在国家统计局为研究计划统计指标而召开的讨论会上的几次发言整理成的一篇文章的两个主要段落。这篇文稿后来收集在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题目是《价值规律和改进计划统计方法问题》，文末注明作于1956年10月。
[3]孙冶方（1958）：《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见《孙冶方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163页。
[4]参见孙尚清等（1983）：《试论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载《经济研究》，1983年第1期。
[5]马克思（1847）：《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109页。
[6]孙冶方（1958）：《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见《孙冶方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165页。
[7]孙冶方（1963）：《流通概论》，见《孙冶方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7页。
[8]孙冶方（1961）：《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见《孙冶方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页。
[9]孙冶方（1963）：《流通概论》，见《孙冶方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3页。
[10]马克思（1857）：《经济学手稿（1857—185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11]在那个后记里，孙冶方除记述了索波里对他的启发外，还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和价值决定的问题，首先是吴绛枫同志向他提出的（见《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吴绛枫是顾准同志的别名。这一段话，在该文后来的版本中都被略去了。孙冶方同志在重病期间曾嘱咐我们，以后重印《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时，要恢复这段后记的原文，以存他对这位英年早逝的挚友的纪念。
[12]索波里（1960）：《国民经济平衡表问题概论》，一禾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6页。
[13]顾准（1956）：《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4]恩格斯（1876—1878）：《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5页。
[15]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页。
[16]参见列宁（1917）：《国家与革命》，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8页。
[17]恩格斯（1876—1878）：《反杜林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9页。
[18]孙冶方（1959）：《论价值》，见《孙冶方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8页。
[19]孙冶方（1981）：《流通概论》，见《孙冶方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0页。
[20]参见孙冶方（1983）：《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页。
[21]同上书，第99—100页。
[22]参见：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2—113页；马克思（1867—1883）：《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7页。
[23]黄范章（1983）：《论孙冶方经济理论体系中的矛盾》，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11期。
[24]孙冶方（1982）：《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载《人民日报》，1982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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