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闻评论与经济理论文章

第三节　经济新闻评论与经济理论文章

经济理论文章和经济新闻评论都与经济有关，前者属于经济学范畴，后者属于新闻学范畴，它们的文体、诉求点、功能和价值具有显著的差异。但无论是经济新闻评论还是经济理论文章，都要遵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公理性假设和十大原理，⁽¹⁶⁾它们分别是：

公理一：稀缺性（Scarcity）假设。任何有用的物品和服务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都是有限的，凡属有用的东西都是稀缺的。

公理二：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行为者是理性的，他们在各种约束的限制下，追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化。

原理一：选择原理——人们事事时时处处面临交替关系。

原理二：机会成本原理——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

原理三：边际原理——理性的标尺。

原理四：激励原理——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

原理五：比较优势原理——贸易能改善个人和国家的经济福利。

原理六：市场机制原理——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办法。

原理七：政府适度干预原理——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原理八：生产率原理——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

原理九：通货膨胀原理——政府发行货币过多时物价上升。

原理十：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与失业的短期交替原理。⁽¹⁷⁾

以上是我们写作经济新闻评论的理论依据，但是经济新闻评论毕竟不同于经济理论文章。“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习惯于用一整套专业术语来解释一些宏观和微观经济现象，但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经济现象却较少关注，这样，经济金融知识的普及工作显得相对滞后……⁽¹⁸⁾所以，经济新闻评论写作者既要遵循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现象与问题及时作出合乎经济理论和理性的解释和分析，但又不能陷于理论的艰深中无法让大众读懂，这就需要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把高深的经济理论还原成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真正做到经世致用。

一、案例分析：中国经济与廉价劳动力问题

案例1-4

中国经济发展的双刃剑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廉价劳动力无疑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正是凭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中国形成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产品加工和制造基地之一。

廉价劳动力与比较优势的形成

必须注意，中国经济赖以成功的廉价劳动力绝大部分为低级劳动力，所谓低级劳动力系指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在中国，低级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下岗工人和因为各种原因中断教育的青年。由于这类人口的巨大基数，使得中国的低级劳动力资源远远供过于求。在供求关系作用下，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的价格极其低廉，相比国外，在中国进行生产的企业其产品制造成本中的工人工资可以压缩到很小的比例。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不仅为国内的制造类企业所利用，同时也吸引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在国际市场的大门打开后，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加工制造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这些企业中绝大部分是引进资金和一条生产线便可以开工的低端制造业，如玩具、纺织、制鞋业等。即使是高端如需要较大规模的机电制造业，倚恃的依然是廉价劳动力。因为技术工艺可以引进，最终需要的仍然是装配流水线前的熟练工人。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竞争优势，中国的加工制造企业在国际上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市场，同时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进行激烈争夺。既然廉价劳动力这一资源是共享的，就总会有新的企业加入。然而市场容量有限，于是削价竞争成了常事，利润空间被迫压缩。这样一来，本应是主要竞争武器的技术革新，对于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就很奢侈了。大部分国内的民品加工制造类企业。其技术或设备都源自国外，有的甚至自始至终都处于依赖阶段。显而易见，国外企业不可能将自己的核心技术与开发经验拱手相送。而自行研发不但在技术上存在困难，更重要的是企业根本无法提供财力支持。众所周知，现代企业要开发一项领先的技术往往需要巨大的投入，而在低价竞争的狂潮中，中小企业可怜的利润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投入。对于同行业的大企业而言，进行技术投资意味着高风险，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对技术的投资将使成本陡然提高，如果短期内看不到回报，即使是大企业也很可能支持不住。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或核心硬件虽然代价高昂，但仍远小于自行研发。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国内一些大型制造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做出的努力，然而现在真正能够有计划地进行长期战略、技术投资和人才储备的国内企业又有多少呢？

比较优势战略的持久性分析

坚持比较优势战略的人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们的制造产业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就可以了，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装配车间似乎也没什么不好。这种观点直白地说，就是让中国的制造业继续吃低级劳动力资源这块蛋糕。可惜低级劳动力资源和石油或铁矿这些自然资源不同。低级劳动力是人，是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个体。对于廉价劳动力的过度剥削严重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成长。同时，长期依赖低素质劳动力资源阻碍了人口素质的提高。一个现实的例子：在我国不是有很多农村青年被父母强迫辍学去打工挣钱的吗？（其中并非所有人的生活都窘迫到了交不起学费的地步）毕竟在目前高校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谁也无法保证一个大学生的前途比一个包工头更光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商品，有需求才有市场，如果大部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仅仅体现在廉价劳动力上，那么除了车间里的技术员，企业当然也无需更多的科研人才。从这里我们也就能够理解目前高级人才的就业危机了。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可看出：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专业就业都非常困难，这与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现状完全不相称。原因就是大部分加工制造业企业完全在依靠廉价低级劳动力这一资源。也就是说，靠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中国的加工制造业企业无需不断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也可以苟活。既然如此，高级人才对它们又有何意义呢？事实上，即使我们甘愿放弃国家的前途，永远依赖廉价低级劳动力，我们的经济同样要面对危机。世界上不单是中国有剩余的低级劳动力，只不过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同时又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才会引得国外的产业资本趋之若鹜。而一旦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低级劳动力成本上升后会如何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依赖廉价低级劳动力构建自己的经济支柱势必引发一个恶性循环，低级劳动力成本低—吸引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外资本撤逃—经济衰退—低级劳动力成本下降。前次东南亚经济危机表面上是外国金融炒家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所致。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东南亚各国的经济结构上。和东南亚情况类似的中国大陆，是到了有所警惕的时候了。与比较优势战略相反的一派观点是赶超战略，这一派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不能做全球化的奴隶，不但应该构筑一个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在新兴的和高附加值的产业上赶超国际对手。为此政府必须干预调整由市场自发形成的资源配置，实现所谓动态的比较优势。这也是我国政府一向秉持的经济战略，并在国家产业政策中得到了体现。目前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受到了国家的重点支持，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与国家巨大的支持力度相比，回报率显然是不高的。在各地兴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并未出现想象中的繁荣，而由国家出资支持的高新科技中小企业创业基金项目成功率也甚低。为何会出现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忽视对大型制造类企业，尤其是民生行业中的大型企业的扶持是问题的关键。诚然，在现代化社会中，第三产业中的新兴部门是高级人才聚集、创造社会财富最多的部门。但一个必要条件是工商业的高度发达。如果我们把服务视为一种产品的话，如信息产业、咨询服务业等这些正高速发展的行业生产的都是企业消费品，他们的市场客户是工商企业，是工商业的需求产生了这些行业及其它衍生行业，没有发达的工商业，不可能指望第三产业的繁荣。不同于生产有形生产资料的行业只为企业的生产环节提供原料和设备，生产无形生产资料的信息产业和咨询服务等行业面向企业活动的各个层面。特别是产品生产环节之前的开发设计环节和之后的市场营销环节。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中国工业貌似欣欣向荣，却远不足以支持新兴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在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中，那些真正与信息产业和服务业联系密切并由此产生高附加值的环节与大部分中国制造商毫无关系，留给中国的仅仅是组装和加工，对于许多中国企业来说连最后的销售权都没有。这样的工业不是完整的工业，只是发达国家工业的制造车间而已。当然，脱离本国经济结构，以出口为导向发展信息产业也可以成功，这是有印度作为先例的。但这样的信息产业仅是发达国家工商业的附庸，不以本国工业为基础，对本国工业的发展也难有大的促进。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不应当是我们追求的。只有尽力完善我们自己的制造业体系，使相当数量的大型企业能够完成从长期战略技术研发—具体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全过程的能力，才有可能形成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良性互动。实现我国国民经济长期健康的发展。

全球化下的中国之路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际分工的趋势日益明显：由上一轮科技革命掀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完成。低端制造业基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条国际产业链：由亚非拉澳的初级产品生产，到中国及东南亚的低级制造业，到欧美日的工业开发设计和高端制造业，再到美国的信息产业。这是世界经济的一条主链，同时又有如台湾的计算机硬件制造业和印度的软件设计业等其他支链作为补充。这条产业链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各国经济都向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角色不断靠拢。这种靠拢是在比较优势下由全球市场自发进行的资源配置和各国经济运行的惯性造成的，而一国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向某一个部门的集中又加剧了国家经济的特化（人才一旦专门化就很难再改变）。只要市场足够大，以容纳劳动力就业，这个循环就不会打破。然而现实中这个市场不可能无限扩张，因为最终消费品的市场集中在发达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产业链的整个运行环节中，掌握技术开发、关键设备制造等优势，他们获得了最大的利润，也就是最终产品分配权。当前，发达国家各产业的生产能力已经饱和（包括服务和产品），相应地，其对于最终消费品的消费能力也已趋于饱和。这意味着国际产业链中各国所承担部分的比例即将固定，任何国家生产能力的过度增长都会引起其产品在国际范围内的通货紧缩。因此，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不能在国际市场完全饱和前完成自身经济结构的改善，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中国经济就将陷入停滞。

（资料来源：闻文：《中国经济发展的双刃剑》，《社会科学报》，2004-01-08）

案例1-5

中国经济发展不能对廉价劳动力“上瘾”

中国的大半个经济也是以廉价的人力为基础，要让人力贵起来，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实在是太大，但这是中国必须突破的瓶颈，因为永远躺在廉价人力之上的国家是不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大、民众富裕的国家。

美国人有句俗话：“上帝是公平的。”如果将这一公平原则应用到国家的优势上，西方国家有制度和技术优势，中东国家有最多的石油资源，中国则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毋庸置疑，当今的中国正是充分借助廉价的人力资源打造出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中国经济。

尽管中国在人力资源上占有优势，但在用“中国制造”使中国崛起后，中国如何发挥人力优势也已进入瓶颈阶段。中国所面临人力资源的瓶颈，并非如许多发达国家那样的人力短缺，或者如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的人力文化、科技素质不高，如果可以借用美国总统布什称美国人对石油“上瘾”的说法，也可以讲，中国经济发展对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上瘾”，这就是中国人力资源对下一步经济发展的瓶颈。当然，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并不等于在短期内会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但考虑到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形势下，以及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目标，中国廉价劳动力在以下几个方面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首先，中国人尤其中国农民工的低人力成本是造成贫富差距问题的主要原因，这不仅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当今中国对讨论打造中国中产阶层谈得热闹，其实，比中产阶层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需要提高。提高中国低收入阶层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源的价格（工资）。第二，由于长期“享受”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中国企业缺乏创新精神，也难有向高附加值行业发展的动力。第三，中国人力的廉价削弱民众的购买能力，继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中国制造”所带来的贸易外汇储备却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众提供低利率的“贷款”，近年来美国的低利率房屋贷款就直接得益于中国对巨额债务的持有。

“解铃还需系铃人”，逐步提高中国劳动力成本是突破廉价人力瓶颈的根本措施。但需要指出的是，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源的价格并不等于要失去“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尤其是将来的10年甚至20年里，中国不仅不能让出“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而且要必须保持和加强这样的地位，并继续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发展。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几亿劳动力不会都去从事软件开发等服务行业，也没有另一个经济体能接过这样的制造任务。因此，在既不失去“中国制造”的优势，又能提高中国人劳动收入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可以调整成本结构，并增加高附加值的产业。

中国应该在降低供应链以及行政成本上加大力度。美国《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罗伯特·马龙在今年1月写了一篇题为“大挤压”的文章，马龙指出，按美国AMR集团的调查研究，中国在交通运输等供应链上的花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美国却为8.6％；2004年的中国行政开支占14％，美国却占3.9％。由此可见，在交通运输和行政效率上中国效率不高，这也同时是中国向交通运输和行政开支上要效益的潜力。仅就行政开支而言，如果砍掉每年9000亿（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的10％，就有900亿。

如果在交通运输和行政开支这两方面能有所改进，“中国制造”将有更大的竞争力，中国能用更多的资金搞研发、打造品牌，人力的成本也就有希望提高，当然不一定是通过政府对工资的确定，而是通过中国企业效率的提高。对于中国的行政开支，除了对公款消费下手外，还可以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其浪费和节约的潜力，中国中西部有许多小城市，每年的行政收入根本不够自己的开支，于是国家便将从东部发达地区征得的税收大量补贴到中西部的这些城市。其实，应该做的是，可以将这些中西部城市的行政人员减下来，让其行政开支自给自足，国家补贴行政开支的资金可以用于投资，解决就业包括雇用减下来的行政人员。

按照“梯子的理论”，全球的经济体形成了一架梯子，从下往上附加值不断增加，发达国家从事的产业比如软件、制药、航空等是在上端，发展中国家从事的制造业等在下面。同样的理论完全可以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即中国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也是在一架梯子之上，目标就是中国经济作为整体在梯子上向上攀升，逐渐地，上面的台阶上的高附加值产业要不断增加，下面的台阶和基础也要牢靠，而这架梯子运行正常的关键就是中国许多产业战略西移所要求的交通运输等供应链效率，这不是简单的建设几万公里公路就成的。

要提高供应链的效率，并减少行政开支，更需要制度的改革，这就要求中国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上加大力度的改革。多建公路、铁路、用软件系统优化供应链、应用先进的管理技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供应链的效率，但根本上是一个体制的问题。现在的体制不仅为一年耗掉9 000亿公款创造了条件，而且以罗伯特·马龙看来，中国政府机构臃肿是提高供应链效率的最大的障碍。至今，中国的供应链系统并非由市场经营。由于政府的机构运行效率远不如私人企业，没有美国的公司愿意将自己的供应链交给美国的邮局管理，而许多公司却放心地外包给私人公司UPS快递公司和联邦快递公司。中国也无疑需要有自己的UPS和联邦快递公司一样的企业，有竞争力同时也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

美国要戒掉石油之瘾，谈何容易，美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石油能源之上。同样的，中国的大半个经济也是以廉价的人力为基础，要让人力贵起来，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实在是太大，但这是中国必须突破的瓶颈，因为永远躺在廉价人力之上的国家是不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大、民众富裕的国家。

（资料来源：袁晓明：《中国经济发展不能对廉价劳动力“上瘾”》，《东方早报》，2006-04-14）

案例1-4是一篇经济理论文章。文章开篇从劳动力的价格入手，认为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形成的竞争优势，中国的加工制造企业在国际上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市场，同时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进行激烈争夺。中国企业无力开展技术革新和科技研发，陷于低价竞争的狂潮中无以自拔。再从比较优势原理出发，认为我国企业不能仅满足于做一个世界工厂的一个装配车间，也不能仅仅成为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的组装和加工的附庸工厂。只有尽力完善我们自己的制造业体系，使相当数量的大型企业能够完成从长期战略技术研发——具体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全过程的能力，才有可能形成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良性互动，实现我国国民经济长期健康的发展。最后站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整体格局中指出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产业链的整个运行环节中，掌握技术开发、关键设备制造等优势，他们获得了最大的利润，也就是最终产品分配权。当前，发达国家各产业的生产能力已经饱和（包括服务和产品），相应地，其对于最终消费品的消费能力也已趋于饱和。中国经济如果不能在国际市场完全饱和前完成自身经济结构的改善，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中国经济就将陷入停滞。

案例1-5是一篇经济新闻评论。与案例1-4比较，一是全篇语言通俗。标题以“上瘾”的字眼，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经济对于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到了何种严重程度。在论述“中国廉价劳动力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时，首先认为中国人低人力成本是造成贫富差距问题的主要原因；第二，由于长期“享受”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中国企业缺乏创新精神，也难有向高附加值行业发展的动力；第三，中国人力的廉价削弱民众的购买能力。二是全文语言形象生动。用“梯子”说明全球经济体的上端、中端和下端，通过美国《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罗伯特·马龙所写的文章证明中国交通运输和行政的效率不高，同时这也是中国向交通运输和行政开支上要效益的潜力。三是针对性强。全文谈的是劳动力的价格问题，最后却落脚到中国要加大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力度，关注经济运行中的症结问题。

二、经济新闻评论与经济理论文章的区别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新闻评论与经济理论文章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

（1）经济理论文章基于理论阐述和分析，重在揭示和解释经济规律，一般偏重理论性；而经济新闻评论则不止步于经济学理论的阐释，往往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化解普通民众理解不了的经济学理论知识，深入浅出。

（2）经济理论文章选题并不仅仅是现实中具有针对性的问题，一般更偏重于经济学学理的研究和争鸣；而经济新闻评论则关注当下经济生活，分析并解决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