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观经济新闻评论

第二节　中观经济新闻评论

中观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国内外对其内容看法尚未定论，但从目前的研究看，国外有关专家认为“中观经济学理论范围是：经济结构理论、部门与地区发展理论、基础设施理论、环境保护理论、集团与协会理论等。政策范围是：部门结构政策、部门结构计划、研究与工艺政策、部门原料供应政策、地区结构政策”等。国内比较早地研究中观经济学的学者王慎之认为：中观经济的含义可以确定为，凡是介于整个社会和一个经济单位之间的经济活动，也就是非“宏”非“微”，亦“宏”亦“微”的中间状态的经济结构。具体地说，就是某一地区和某一部门的经济活动。⁽⁴⁾他强调，中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是部门和地区的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经济协作区、经济特区，以及广泛开展的经济技术协作、横向经济联合，以及经济运行机制中的中观控制、行业管理和区际协作都属于中观经济学的范畴。⁽⁵⁾

一、产业经济新闻评论

以汽车行业为例，李铁铮在《经济日报》撰文分析2005年乘用车增长速度有明显回升的三个基本原因：

第一，宏观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为乘用车需求的增长提供了基本保证。国家计划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实际执行结果很可能高于8％。根据国家信息中心预测，2005年GDP增长率在8.5％左右，而2004年GDP增长率初步统计为9.5％，2005年增长率不会出现大幅度下降，不会对居民的收入预期产生大的影响，从而居民购车的宏观经济环境条件就有了基本保证。同时，可以肯定地说，2005年的市场难以出现很多人担心的1994年的局面，对比两次宏观调控的特点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二，等待因素的释放将对乘用车需求增长速度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2001年9月份我国政府宣布从2002年起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消费者预期汽车价格将有较大幅度下降，2001年第4季度就开始出现持币待购现象，按需求增长规律测算，2001年第4季度产生了大约4万辆左右转移到了2002年实现，而2004年我国轿车的销量已经相当于2001年的3倍左右，而且持币待购的现象从5月份就已开始，保守地估计2004年至少有8万辆的轿车将转到2005年实现。

第三，车价的继续下降将有效地促进乘用车需求的增长。正常情况下，车价下降将使收入水平更低的人开始具备购车能力，同时使本已具备购车能力的人群中有更大比例的人完成购买行为，因此价格下降必将会带来销量的增长，2002～2003年由于车价下降而带来的需求增长分别达到19万辆和30万辆，占当年需求增量的44.0％和37.5％。2004年虽然车价下降幅度较大，但是频繁降价加剧了消费者的等待和观望，相信随着2005年汽车市场价格体系的重建、混乱局面的改善，车价下降将对乘用车需求增长产生明显促进作用。

（资料来源：李铁铮：《2004～2005年汽车市场分析与预测》，《经济日报》，2006-06-20）

2005年乘用车增长速度回升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基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们的收入递增，买车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这是宏观经济的良好走势给予人们提供了可能的消费前提；第二个原因是人们的消费心理预期的结果，加入世贸组织，消费者预期汽车价格将有较大幅度下降，持币待购现象造成汽车销量不畅，这是消费者行为影响市场的缘由探析；第三个原因是汽车降价。这是价格杆杠在市场中的作用，价格的竞争加剧了消费者的等待和观望，随着2005年汽车市场价格体系的重建，人们合理地选择合适的车型和价位，车价下降会引发消费热度。三个原因分析中肯、理性，对于2005年的车市进行了基于经济学的预测和展望。

二、区域经济新闻评论

1.区域经济学概念及主要理论

区域经济理论，是研究生产资源在一定空间（区域）优化配置和组合，以获得最大产出的学说。生产资源是有限的，但有限的资源在区域内进行优化组合，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正是由于不同的理论，对于区域内资源配置的重点和布局主张不同，以及对资源配置方式选择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派别。以下对区域经济理论的十种流派作一介绍评价。

（1）平衡发展理论

平衡发展理论，是以哈罗德-多马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中又有两种代表性理论，即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的平衡发展理论。

平衡发展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但是一般区域通常不具备平衡发展的条件，欠发达区域不可能拥有推动所有产业同时发展的雄厚资金，如果少量资金分散投放到所有产业，则区域内优势产业的投资得不到保证，不能获得好的效益，其他产业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即使发达区域也由于其所处区位以及拥有的资源、产业基础、技术水平、劳动力等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不同产业的投资会产生不同的效率，因而也需要优先保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投资，而不可能兼顾到各个产业的投资。所以平衡发展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

（2）不平衡发展理论

不平衡发展理论，是以赫希曼为代表提出来的。他认为，经济增长过程是不平衡的。该理论强调经济部门或产业的不平衡发展，并强调关联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凡有关联效应的产业—不管是前向联系产业（一般是制造品或最终产品生产部门）还是后向联系产业（一般是农产品、初级产品生产部门）——都能通过该产业的扩张和优先增长，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

不平衡发展理论遵循了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规律，突出了重点产业和重点地区，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个理论提出来以后，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采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的区域发展理论。

（3）区域分工贸易理论

分工贸易理论，最先是针对国际分工与贸易而提出来的，后来被区域经济学家用于研究区域分工与贸易。该理论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舍弃了技术、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差别，并假定各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是一样的，从而把比较优势当成是绝对和不变的；二是在分析中所包含的生产要素不够充分；三是完全没有考虑需求因素的影响；四是对自由贸易和排除政府对贸易的干预的假定等与现实不符。

（4）梯度转移理论

梯度转移理论，源于弗农提出的工业生产生命周期阶段理论。该理论认为，工业各部门及各种工业产品，都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即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等四个阶段。

梯度转移理论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梯度转移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难以科学划分梯度，有可能把不同梯度地区发展的位置凝固化，造成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

（5）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最早由佛朗索瓦·佩鲁提出。汉森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该理论从物理学的“磁极”概念引申而来，认为受力场的经济空间中存在着若干个中心或极，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每一个中心的吸引力和排斥力都产生相互交汇的一定范围的“场”。

增长极理论主张通过政府的作用来集中投资，加快若干条件较好的区域或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周边地区或其他产业发展。这一理论的实际操作性较强。但增长极理论忽略了在注重培育区域或产业增长极的过程中，也可能加大区域增长极与周边地区的贫富差距和产业增长极与其他产业的不配套，影响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的发展。

（6）点轴开发理论

点轴开发理论，最早由波兰经济学家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点轴开发理论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但在重视“点”（中心城镇或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增长极作用的同时，还强调“点”与“点”之间的“轴”即交通干线的作用。

该理论十分看重地区发展的区位条件，强调交通条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点轴开发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单纯的增长极开发，也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开发基本上是按照点轴开发的战略模式逐步展开的。我国的点轴开发模式最初由中科院地理所陆大道提出并系统阐述，他主张我国应重点开发沿海轴线和长江沿岸轴线，以此形成“T”字形战略布局。

（7）网络开发理论

网络开发理论，是点轴开发理论的延伸。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一个地区形成了增长极即各类中心城镇和增长轴即交通沿线，增长极和增长轴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在较大的区域内形成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网及交通、通讯网。

网络开发理论宜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应用。由于该理论注重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因此它的应用，更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8）累积因果理论

累积因果理论，由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后经卡尔多、迪克逊和瑟尔沃尔等人发展并具体化为模型。缪尔达尔等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区域经济能否得到协调发展，关键取决于两种效应孰强孰弱。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回流效应都要大于扩散效应，这是造成区域经济难以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缪尔达尔等认为，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要有政府的有力干预。这一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9）中心—外围理论

中心—外围理论，首先由劳尔·普雷维什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主要是阐明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中心—外围不平等体系及其发展模式与政策主张。

这一理论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即政府与市场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缺一不可，既要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不足方面的作用，并大力改善交通条件，加快城市化进程，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0）城市圈区域经济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主流。

城市区域经济理论把城市化与工业化有机结合起来，意在推动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协调，对发展城市和农村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⁶⁾

2.区域经济新闻评论实例

案例15-2

区域经济发展三大难题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今天在这里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他认为，加入WTO后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解决三大难题。

龙永图表示，在中国加入WTO后的数月内，中国即积极推动建立与东盟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让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也驳斥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中国经济必须融入其中。

龙永图说，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区域板块的发展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为地区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他指出，三大难题正困扰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第一，行政区划成为重要制约因素。中国省区地方官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行政干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存在。地方官员应突破地区观念，依靠市场合理配置资源，通过区域体制合作解决障碍。

第二，比较发达地区如何带动次发达地区？在合理的区域经济体系中，应有通过市场竞争而形成的地区“龙头”，以此为中心推动整体发展。但这个经济“龙头”如何发挥其辐射作用，实现区域平衡发展，摆在了区域内各地区政府面前。

第三，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如何避免相互“撞车”。区域经济讲求劳动力、资源、资金等要素合理配置，但实际上中国各地区存在重复建设、产业趋同等现象，政府在制定区域规划时没有做到“左顾右盼”，对信息的收集、分析存在缺陷。

龙永图说，欧盟的成功经验表明，欧洲十多个主权国家能够坐在一起，通过谈判解决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壁垒。他相信，中国发展区域经济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资料来源：龙永图：《区域经济发展三大难题》，2005-02-06）

区域经济合作前景诱人但难度很大，行政区划成为重要制约因素；比较发达地区如何带动次发达地区？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如何避免相互“撞车”。这是中国区域经济合作需要克服的三大难点。欧洲十多个主权国家能够坐在一起，解决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壁垒。龙永图相信，中国也能够寻找到解决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壁垒。

《瞘望》杂志的评论文章“长三角经济圈，浓缩的中国经济”（南方网，2003-08-13）在“金融一体化进程加快”一文中对于长三角的金融合作的模式和困难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梳理。长三角是我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圈。长三角地区有着较强的金融实力和经济扩张发展的强烈冲动。充分的金融合作可以帮助长三角金融机构扩大自身的发展空间，与国际接轨，将蛋糕做大。评论从一则消息开始：“江苏15个城市的人民银行官员聚集到上海，共同研讨长江三角洲的金融合作框架。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在草拟长三角金融合作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据悉，该报告现已基本成型，其中包含鼓励各地银行开展异地金融业务，建立交易结算、清算金融平台等内容。”接着分析了长三角金融合作目前的三种模式：首先是政府主导型；其次是金融监管主导型；第三是市场主导型。区域合作体现优势互补，但是也同时凸显体制障碍：首先，金融机构的行政区划和中央银行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是最大的障碍；其次，政府对金融有着无形的压力；第三，社会诚信体系并不完善；第四，目前长三角金融创新的程度还不高；第五，金融软件基础设施的统一问题也是困难之一。最后给出突破障碍的三个答案：一是政府部门的金融服务和金融监管部门要创造条件，支持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合作；二是金融监管部门应建设信用安全区，完善支付结算网络；三是各地方同业工会要能够从地方和部门发展的角度思考，加大跨地区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全文基于区域经济，考察长三角的金融合作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且指出了合作的前景和可能性。

魏达志的“城市群已成为国际竞争基本单位”（《上海证券报》，2007-03-28）运用增长极理论认为我国东部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如今已经成为全国经济重要的三大增长极，深圳和香港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2万亿元，大约占中国经济总量的九分之一，已是珠江三角洲、乃至全国最大的经济增长与辐射极核。在珠三角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由于香港和广州的点线呼应，托起了诸如深圳、东莞以及珠三角西岸一大批的新兴城市，又由于深港、广州等中心城市辐射极核的形成，珠三角正在产生城市群经济圈的辐射和扩散效应，并且这种能极扩散的效应越来越明显。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互相依赖，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依托龙头城市带动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基本单位的全新经济竞争格局，决定了任何城市的定位都必须联系自身所在的城市群。尽管城市群内各市呈现能级均衡态势，但各市的区位、规模、技术知识与人才等并不相同，这意味着各市的创新发生不均等。城市群内总存在一个或两个核心城市，作为增长极核。大多数情况下的经济增长都发端于增长极，然后辐射到整个城市群。在这种城市群均衡的主导路径中，增长极进一步发展是轴向扩散。点轴系统比较完善的城市群，可进一步开发可采用网络扩散模式，构造现代城市群空间结构。在中心城市的辐射下，最后形成的结局：即点线圈的形成，在城市群的能极增长上将发生几何级数的飞跃，即产生1∶3∶9的能极效应。全文围绕“城市群”的经济作用，论证了中心城市极核的辐射影响力和驱动力，其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物资流、商品流等等将会对周边城市和地区发展产生巨大的冲击，并使城区的总量增长、存量优化、增量扩张、流量扩大、质量提升。

三、城市经济新闻评论

写作城市经济新闻评论应遵循城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主要内容有城市经济的基本理论，如城市概念，城市化，城市规模、类型、性质、功能、地位和作用；城市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条件、过程、特点，以及在各种生产方式下的表现；城市经济的外部关系，城乡对立统一运动及其规律；城市经济的内部结构、空间结构和经济关系；城市中的公共经济、市政建设和城市财政；其他城市经济问题，如城市住宅、土地、交通和就业等。

2006年12月7日的《国际金融报》发表综合述评“城市交通‘堵’在哪里”，文章列举了新华社、《东方早报》和《第一财经日报》各类文章的数据，证明“汽车跑不过自行车”，出行难、行路难、交通时间成本不断增加、公交车比自行车还慢……近年来，中国城市交通中的种种“软肋”开始急剧凸显。建设部某负责人近日发出警告：“如果再不采取断然措施，加快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某些城市的交通陷入瘫痪将指日可待”。“拥堵费”引来嘘声一片：《成都商报》援引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刘南的话说，一个地区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就将进入机动车快速增长期，从而造成大城市交通日益拥堵；《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指出，不排除收取“拥堵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压力，但这一做法的正当性仍然值得怀疑。《南方都市报》刊载文章认为，新加坡、伦敦等地已经收取了多年“拥堵费”，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人家有效是人家的事情，我们目前根本就不具备收“买路钱”的条件。对于“公交改革路在何方”，各方观点认为：《北京商报》援引仇保兴的话说，个别城市将公交视为经济“包袱”，片面推行公交市场化改革，导致企业重经济指标、轻服务质量、忽视安全投入、管理缺位等问题日益严重。《新京报》发表文章指出，公用事业民营化虽然是一个解决公用事业低效率的良好方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监管的缺位，而是要强化政府在脱离市场运行基础上的监管职能，其核心机制就是运用市场机制实现政府主导的人本主义理念。《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指出，很长时间都没听到官员在城市交通问题上作出如此酣畅淋漓的表态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表态可以被视为我国城市交通一次重大的制度转身，即从以车为本、以钱为本转向了以民为本，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市民的出行权，终于被摆在了一个比较优先的位置上。城市交通问题一定要体现“公平与效率”原则，要把以民为本作为一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最重要的原则，作为原则中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的城市建设成真正现代化的城市、和谐的城市。

案例15-3

留住马路摊点就留条活路

在两会召开的前夕，沪上媒体给升斗小民传来利好消息：“市区部分路段经市民同意，可设置部分便民类摊点，对马路摊点不再一律封杀。”这是上海市府即将出台的《城市设摊导则》的基本精神。报道说：“据市容环卫局的数字，目前在上海街头‘非法经营’的流动摊点至少在5万个以上。……每一个流动摊点背后，往往维系着一张嘴甚至整个家庭的基本生计来源，仅凭此一条，我们称‘导则’为善政，善就善在它有利于民生的改善！”

马路摊点也是民生？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些摊点对于升斗小民而言，是一个“可持续生计”。也就是说，只要允许个人在合适的路段摆摊设点，他就能挣钱养家，于是这一家人就有了“生计”，而且是源源不断“可持续”的。因此，沪上媒体将此誉为“善政”，一点儿也不过分。

与“善政”相对应，自然是“恶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城市突然患上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城市洁癖”的怪病，马路摊点成为有关部门的“眼中钉、肉中刺”，非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在一些城市，为了彰显“政绩”，甚至提出了要创建“无摊城市”或“无亭（报刊售货亭）”的口号。于是，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其间，诉诸暴力的事件可谓层出不穷。这场“战争”的结果，非但对阵双方两败俱伤——“无证摊贩”动辄遭遇扫荡围歼而生计不保，“城管”则背负恶名而不受待见。更重要的是，市民们一些可能不起眼的生活需求却因此而难以得到满足，这就是沪上媒体在报道一开头提到的“为修鞋、修伞等琐事而四处寻寻觅觅”。

最具黑色幽默的段子是，2006年的夏天，在某些正在创建“无摊”政绩的城市，买西瓜成了地下活动，要在某些隐秘的地点，通过约定的暗号，才能买到。于是，城市中的路边摊、门前摊被彻底扫除了（政绩术语曰“通畅”），西瓜皮自然也少了（政绩术语曰“清洁”）。然而，市民们却为防暑降温吃西瓜而犯难；瓜农们就更惨了，眼睁睁地看着西瓜烂在了地里。

由此深入，可能要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人类社会创建城市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教科书上、理论著作中可能对此会有成百上千种的诠释。然而，也许在当代中国，在“创建国际大都市”的炫目光彩之下，城市的一个最普通但也最重要的功能往往被忽视，这就是，城市的存在是为居住在这一方土地上的老百姓讨生活的，而“摆摊设点”可能就是“小市民”们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讨生活的一种最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下岗失业大潮以来，“就业是民生之本”成为指导政府工作的一个基本理念，沪上的“善政”无疑是又为落实这个理念开启了一扇“阿里巴巴”之门。平心而论，对政府来说，为所谓的“通畅”和“清洁”等政绩而断绝老百姓的生计终究是得不偿失的；何况，在维护老百姓的生计的同时也未必不能做到“通畅”和“清洁”。令人拍手称快的是，终于有地方政府想通了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道理，而且还是上海这样的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城市。

沪上媒体和专家也都是幽默高手，呼唤“善政”的同时又拿出“国际惯例”来说事。须知，当年的“城市洁癖”也是冠以“与国际接轨”的名目出台的。闲话少说，2007年是“民生年”，还是凡事以是否有利于改善中国老百姓的民生为准则吧！

（资料来源：唐钧：《留住马路摊点就留条活路》，http://www.sh.xinhuanet.com，2007-03-08）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城市管理得了“洁癖”，不容许摆设流动摊点。在一些城市，为了彰显“政绩”，甚至提出了要创建“无摊城市”或“无亭（报刊售货亭）”的口号。于是，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其间，诉诸暴力的事件可谓层出不穷。这场“战争”的结果，非但对阵双方两败俱伤：“无证摊贩”动辄遭遇扫荡围歼而生计不保，“城管”则背负恶名而不受待见。更重要的是，市民们一些可能不起眼的生活需求却因此而难以得到满足，这就是沪上媒体在报道一开头提到的“为修鞋、修伞等琐事而四处寻寻觅觅”。

2006年的夏天，在某些正在创建“无摊”政绩的城市，买西瓜成了地下活动，要在某些隐秘的地点，通过约定的暗号，才能买到。于是，城市中的路边摊、门前摊被彻底扫除了（政绩术语曰“通畅”），西瓜皮自然也少了（政绩术语曰“清洁”）。然而，市民们却为防暑降温吃西瓜而犯难；瓜农们就更惨了，眼睁睁地看着西瓜烂在了地里。

文章写道：平心而论，对政府来说，为所谓的“通畅”和“清洁”等政绩而断绝老百姓的生计终究是得不偿失的；何况，在维护老百姓的生计的同时也未必不能做到“通畅”和“清洁”。令人额手称庆的是，终于有地方政府想通了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道理，而且还是上海这样的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城市。作者指出“2007年是‘民生年’，还是凡事以是否有利于改善中国老百姓的民生为准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