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理论

第七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理论

首先介绍一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理论的产生背景。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参与区域经济组织，但由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产业结构同质、经济发展水平低等问题，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在注重经济收益的同时，还注重政治收益。一些经济学者开始从政治角度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提出的理论有特殊利益集团理论。

一、特殊利益集团理论的概述

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特殊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对国家的贸易政策往往产生很大的影响。无论是对于区域组织的建立还是次区域经济组织的建立，特殊利益集团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一个比较大的自由贸易区内，成员国之间的结构分散程度较高，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因此，在区域内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相对更加紧密的经济伙伴。假定把一个国家内部首先实现规模经济产品的生产者称为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将制定战略把产品出口到拥有重叠需求的国家，进一步实现规模经济。所以，特殊利益集团将在区域内选择与其临近、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成员国作为他们重要的贸易对象。为了使双方的经济合作更加成功，特殊利益集团将会游说政府建立次自由贸易区，在原来区域自由贸易区模版的基础上，制定更具有针对性、更具体和更详细的自由贸易协议，使特殊利益集团首先在次区域内通过规模经济增强竞争力，再进一步在区域内和区域外的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这种为了追求规模经济效应导致的层层区域经济组织的建立称为“螺旋式区域上升”现象。政府决定是否建立次区域经济组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经历艰难的谈判和平衡过程。美国与以色列、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的谈判就是如此。如果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分析成员国之间最终达成的协议必定是一个纳什均衡。所以，次区域经济组织是一种稳定区域合作制度，特殊利益集团的激励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理查森（Martin Richardson，1993）考虑了自由贸易区在不同阶段的效果，在强调进、出口竞争的条件下，政府最大化政治支持函数。在他的模型中，母国有两个伙伴，一个是区域外的伙伴，以完全替代弹性低价格提供产品；另一个是区域内的伙伴，以高价格的完全替代弹性供给产品。如果要使区域外的伙伴供给产品的价格等于区域内伙伴国的价格，Richardson提出需要区域降低对外的关税水平，母国将从降低的价格中获得利益。自由贸易区这种机制将会导致区域集团之间的更大保护（Panagariya，Ronald Findlay，1994）在他们设计的模型中，把特殊利益集团放入模型，证明劳工将因为工资的下降，推动特殊利益集团反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最终导致区域对外的关税水平上升。Levy（1996）采用了另一种机制，把自由贸易区外生引入模型，说明自由贸易区将会提高或降低成员国的关税水平。自由贸易区通过转换出口产业或进口竞争产业的支付水平，调整支持或反对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压力。（Gene Grossman，Elhanna Helpman，1994），Philip I.Levy（1997）采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了自由贸易区的效果，证明类似要素禀赋的国家之间组成的区域组织，更加支持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所有的分析中，Grossman和Helpman的分析非常具有代表性，重点介绍他们的分析模型和观点。

Grossman和Helpman把政治利益带入国际经济的领域。传统上，政治科学和经济学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已经采用了统计学模型分析。在这种方法下，国家们被看作是联合起来的追逐某些明确目标的理性角色。经济学上分析，例如，一般假设国家都寻求国家总福利最大化。接着分析关注于政府间竞争的本质，比如Robert Putnam（1988），他们更愿意将国际关系看作世界两个不同阶段的战略互动。第一，在第一个阶段，每个国家中不同利益间的政治竞争决定政府的政策偏好。然后，下一阶段的相互忍让决定国际均衡。进而，他们将称任一阶段在不以另一阶段为参考的前提下都不能作出有意义的分析。国际间相互依存为国内政治竞争设定必要的参数，然而国内政治环境迫使政府采取国际间的措施。对于伙伴方，他们通过将两个阶段的战略互动结合于一个单独的连续的活动中来贯彻这个观点，这里伙伴方已经发现多边谈判超出了非歧视关税水平（Grossman和Helpman，1995）。

对待单独一个国家中不同利益的竞争，使用Grossman和Helpmam（1994a）研究出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强调代表行业特殊利益的游说团体和现任政府间的相互作用。在模型中，游说团体向政治家提供政策建议，政治家再为他们自己的政策目标作出最后的决策。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政治立场反映有组织的特殊利益的相关政治力量，也反映政府对普通选民的困境的进一步关注。

二、格罗斯曼（Gene M.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¹¹⁾的模型分析框架

（一）具体模型

检测国家之间及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活动的两个小国的贸易政策，每个国家生产并交换许多产品，所有这些产品的世界交换价格全都标准化为1，最初每个国家不考虑进口商品的来源，对所有进口商品都征收相同的关税，以保持GATT条款中的最惠国待遇（MFN），现在两个国家有机会讨论建立FTA，目标是分辨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使有政治头脑的政府有可能签订这样一些协定。

模型中假设商品0和其他N种商品在每个国家中是免税的。这些商品中的一些被一个或同时两个小国在初始均衡时进口，其他的同时被出口，他们排除国家给予出口补贴的可能性，也忽略出口税，出口税在美国是违宪的，在其他国家也很少被使用。因此，他们假设最初的任何国家任何商品的国内出口价格为1，对进口商品强制征收进口关税。用T^j_i代表1加上国家j中商品i的初始关税税率（j＝A，B）。这种标准化了的国际价格也是国家j中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

关贸总协定条款的第二十四条对于最惠国待遇（MFN）允许有些例外。如果国家间对所有贸易在本质上消除了义务和其他贸易法规，国家可能达成双边或区域协议。关贸总协定规则适合关税同盟（成员国在贸易中对同盟以外的国家征收共同的外部关税）和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对区域外国家保持各国本来有差别的外部关税并执行各国原有的规则）。这里他们只研究自由贸易协议。GATT规则进一步规定了达成FTA后征收的外部关税要低于事先的水平。然而这个要求的实际意义还不能确定（见John McMillan， 1993）。假设初始关税继续对形成FTA后的区域外国家的进口适用。

1.政治经济主体的目标

两个小经济体在性质上是相似的。模型中描述了其中一个国家的结构，但是暂时忽视绝对依附于每一个函数和变量上的区别国家的标志。

国家有一定数量的选举投票人，用1表示。国家内个体具有相同的偏好：u（c）＝代表商品i的消费量，是个递增的凹函数。这些偏好产生了需求D_i（q_i），i＝1，…，n，和商品0的需求是商品i的国内消费价格，y是个人消费。相同的需求函数适用于总体需求，只是个人消费被需求商品0的总体消费取代。

生产商品0仅需要劳动，且每一单位劳动获得一单位产出，其他每种商品的生产都是规模收益不变的，且投入了劳动和一种部门特定要素。由于商品0的国内价格标准化为1，在商品有国内生产的均衡条件下，相对工资也为1，因此使用特定要素的工厂i的收入为为国内生产价格，商品i的总供应量为

假设特定要素的所有权高度集中于全部人口上。其中要素所有权集中在数量上微不足道的，这部分全部在选举投票人手中。特定要素所有者对他们生产的并受到贸易保护的商品的国内价格有共同的利益。假设所有者能克服由Mancur Olson（1965）描述的集体行动弊端，而且他们能为共同政治目标在一起工作，这项假设的成立要归因于所有者数量很少。在部门i中使用的要素的所有者形成了为最大化其共同福利而采取政治行动的特殊利益集团。

Grossman和Helpmam（1994a，1995）认为，由现任政府负责制订贸易政策意味着政府既能努力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也能终止这方面的讨论。政治家们能从希望影响他们决策的不同利益集团中得到好处。政治家之所以会衡量这些好处，因为这些好处能帮助他们重获被选举的机会，或者另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他们可能也会关心普通选民的福利。每单位资本带来的福利将加入现任政府的目标函数，例如如果一些选举投票者被告知贸易政策的影响，选民的生活水平也能部分地影响选票的方向。他们假设政府目标是线性的。，其中C_i是代表行业的游说团体的贡献，W是每一资本的总福利，a是反映政府对普通投票人福利的敏感度的参数（可能为0）。

每个个体从消费商品i（i＝1，……，n）中得到剩余S_i（q_i）≡u_i［D_i（q_i）］－q_iD_i（q_i）。个体也得到从政府转移来的一部分资金，它代表了全部税收收入的一部分，也可作为给公众基于平均每资本的部分退款。投票人总福利表现为

L是总工人，右边代表工人收入、收益、关税收入和总消费者剩余。在初始最惠国待遇条款关税下，p_i＝q_i＝T_i和M_i＝D_i－X_i，所以当T_i＝1时，W得到其最大值，所以当小国的政策偏离自由贸易时，其将遭受总福利损失。

在行业i中投入要素的所有者，以其很少的人数从经济中获得的微小的一部分消费者剩余，也收获了仅仅很少的一部分关税收入退回。因此，行业所有者的目标接近于，这是他们除去给予的政治贡献的净利润。他们用代表行业总收益，（在没有协议达成继续出售产品的情况下）此时p_i＝T_i，同时，他们用∏_iF代表在FTA条件下的行业收益，它的大小取决于生产者价格，这个价格将高于指定中的价格，接下来，他们将考虑这些价格为多少，但是要首先描述一下政治活动的本质。

2.政治活动

利益集团会在政治活动中先采取行动，他们对政治家提供财政上的支持，但要在政府采取的贸易协定活动中加上他们的意见。Grossman和Helpmam（1994）应用了Douglas B.Bernheim和Michael D.Whinston提出的关税信息问题的项目单拍卖。在早期的研究中，利益集团会设计出贡献清单。这里政府只有两种选择：遵守或不遵守，这里指政治团体贡献清单仅由两个数组成，即C_iF或C_iN。他们各自分别是实现FTA继续维持现状的有利因素。

事实上，允许同时用两个积极因素作用于政治结果的游说不是最佳的，因为那会使在不影响政治决策的情况下削减出价。而且游说不希望在给政府提供好处之后，政府还作出与其利益相悖的选择结果。因此，每一个游说应仅仅从中选出一个数字，这将使事情的结果变得更为有利。他们将使每次的游说资金限制在不超过政府接受出价后的行业利润增加的水平上。

游说组织间对这种出资采取不合作态度（虽然他们有时会事先交流）。而面对一系列报价，政府在达成贸易条款上处于重要地位。政府当且仅当时，会遵守FTA协议。（W_R是政体R下的总福利，R＝F，N），否则，政府将不遵守协议。

3. FTA下的均衡

在着手描绘政治活动结果之前，先要讨论FTA对每个国家的选民和特殊利益集团的不同作用。他们的经济分析建立在Martin Richoudson（1992）的研究上。

先看产品i，如果两个国家在均衡的状态下同时出口这种商品，每个国家国内价格为1，FTA对产出、收益或消费水平无影响。当国家中至少有一国首先进口依附于最惠国关税下的商品时，将发生一些更有趣的现象。考虑的工业。图15.7.1描述了A国进口需求和3条B国总供给曲线。假设B国的特殊要素禀赋很小，为，因此B国家总供给在价格不能满足A国的进口需求。在FTA下，A国将继续从其他国家进口该商品，其国内价格仍为国生产者偏好于在A国市场上以的高价出售商品，而不愿以的低价在国内出售。这种倾向使生产者将所有商品转向A国。B国消费者将从其他国家进口来满足需求。FTA对A国生产者、消费者价格和B国消费者价格都无影响，仅提高了低关税国家的生产价格，他们实际上获得了高关税国的保护（见Anne O.Krueger（1993），他们将此称之为增强的贸易保护。

图15.7.1

相反，若B国特殊要素禀赋很大，产出能满足A国进口需求，并以低价出口。这种情况下在图15.7.1中以表示，A国的国内价格降至同时，B国是A国的所有进口来源，B国生产者同时也在国内市场销售。B国消费者支付买商品，这与协定前是一致的，生产者继续收益原来的水平，但A国将获得的比以前少，这种情况称为削弱的贸易保护。

最后，代表折中的情况，B国供给曲线与A国进口需求曲线相交于和价格之间，B国在和价格之间出口商品。此时，当B国厂商将产品出口转向更高价的市场，产出将正好满足进口需求，其余国家无剩余需求。B国厂商将在A国市场上得到均衡价格，这个价格高于，低于。B国消费者将从其他国家进口，支付他们在参加协定之前同样的价格。

4. FTA的经济利益的效果

他们已经描述了FTA怎样影响特殊要素所有者的收益和每个国家普通选民的福利。他们继续关注在下的单个行业，当然协议关于福利的效应反映了不同类型行业财产总合，这里的行业保证。

先考虑这个增强了贸易保护的行业，B国生产者将从A国高保护市场中获利，所得为，A国厂商无影响，因为国内价格无改变，A国唯一的影响就是税收收入减少。这个国家在最惠国待遇关税下从这个国内行业的所有进口中获得关税，为，但是在FTA下，国家没有从伙伴国中获得任何进口关税。A国福利减少为。这个福利损失符合贸易转移带来不利效应的结论，这可以从关税同盟文献中找到。

B国总福利增加。第一，行业收益增加；第二，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代替了国内厂商的生产，假如＞1大于1，国家将从进口中得到更多的关税收入。福利变化为。A的损失将超过B的所得，反映了与贸易转移相关的全球化的效率成本。

对于在较弱的保护下的行业，低关税国的生产者价格不变，出口从协议中将无所获。而A国生产者经受着进口竞争的加强。A国生产者收益的改变为，A国此行业关税降为0，所有进口来源于伙伴国，但是选民作为消费者获得了商品国内价格的下调。总福利变化为，结果可正可负，这取决于贸易创造收益规模和贸易转移损失规模的比对。B国得到额外的关税收入，但两国的共同福利是确定的。

折中的情况结合另外两个元素。B国生产者获益，A国生产者受损。总福利在B国增加，在A国增加或减少。两国的总福利效应不能确定。这种情况下没有需要阐明的新内容，他们不将进一步考察。

总之，经济贸易区可以有几种组合影响特殊产业经济活动者的利益。在FTA下，一国生产者出口商品到他的伙伴国，有时获得收益且从不受损。这些生产者是给予政治家支持以达成协议的一个潜在资源。另一方面，从伙伴国进口的本国生产者在协议下从不获益，有时受损。这里他们发现了潜在的抵制力量。一般市民在自由贸易区的投资没那么清晰。如果大部分货物将被出口到伙伴国，总福利必然增加，因为消费者剩余在出口国不会下降，而且关税收入一般会增加。如果大部分货物将被进口，总福利效应取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相对力量。这由非歧视关税理论而知名。

（二）单方面立场

这里将研究均衡的结果。首先关注单个国家的政治活动，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单方面立场。如果政府相信它的决策将决定协议，政府会采取这种立场。研究目的是描述一个国家的政治立场，作为最佳的政府行为就是使国家利益集团可以得到均衡的行动。最后他们提出以下定义：

定义1：在存在政治贡献｛C_in，C_iF｝时，政体的一个选择R属于｛N，F｝是一个单方面立场。

这些定义规定了支持单方面立场的政治意见是非负的，也不大于每个游说者在偏好的范围的所得，这些支付引起政府考虑自身的政治目标采取R的政治立场而非其他。这里没有另外合适的报价提供给任何游说者，给予其他议员的支付清单和政治家预先的优选将使所有游说者得到更多净福利。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单方面立场有两个通用的类型，有压力的和没有压力的。这里单方立场可能存在某一设定参数值，如果政府在没有收到期望某种结果的捐款时作出决策为无压力的单方立场，相反，如果政府决策是部分出于对利益集团资金支持的回应，则为有压力的单方立场。接下去我们将分离这不同的结果。

结果1：当且仅当

在R内存在无压力的单方立场为R的补集。

结果告诉我们，在一个没有压力的立场，政府在区域R会考虑公众福利，而不是在其他的区域。而且，在R不会有一个的游说者放松立场选择其他的政策，而会影响政府对普通选民的困境的关注。

上述可以直接证明。首先假设提供的政治资金支持为0，（对于所有i，C_iR＝＝ 0）。政府在上述式子满足的情况下选择公众偏好的立场，没有一个游说者发现若在0支持下政府改变立场会使其获益，这证明（15.7.2）式满足无压力状态下有利于R的选择。很明显，政府在没有任何支持下将作出选择R下的有利立场，必须满足。如果对任意i有，那么在出价大于但小于∏_iR时，游说者i能作出有利的偏离，导致政府选择。

下面研究立场预期收益者如何选择政权。当至少一个游说者i满足C_iR＞0政府再不能对两个政策选择无动于衷，例如否则，支持R并提供支持的一个游说者能在不影响最后结果的情况下减少提供来增加他的净收益。一旦他们知道政府不再无动于衷，他们也就知道损失方的每个游说者为出价，他们认为在R下会受损；否则这种游说者将找到为增加支持的一些益处，从而平衡其政策。当然，在盈利方，没有游说者会付出比R下的额外获利更多的支持。而且如果政府的选择与游说者的利益相悖，游说者将不会支持。这些共同建立了第二个结果。

结果2：假如选择R的政策是有压力的，则有

条件（15.7.3）这说明了有压力的选择能最大化总福利和a倍的平均福利。如果这种选择存在，则政府的选择的结果是唯一的，其存在性要求是选择的一群游说者，R是满足（15.7.3）的选择。换句话说，有压力的立场存在于支持R的人不愿政府采取其他选择的时候，如果这个不等式不成立，政府将放弃选择R而选择自己的偏好。

当满足一些参数价值时，压力和非压力选择同时存在，这时两个立场可能得到同一个政策结果。在非压力下，政府选择公众偏好；而在压力下，政府选择损害普通公众的政策。这将发生在选择R的总利润获得超过选择R^－的a倍社会损失时。

当有压力和没有压力的立场同时存在，可能会有一些强制的原因使政府首先关注有压力的立场。当允许游说者间存在有限的协调度时，没有压力的立场不会形成均衡，特别是考虑Douglas B.Bernheim et al.（1987）研究的防联盟均衡时。纳什均衡拒绝这里存在的一系列联盟行动产生的任何结果，这种行动使联盟内每个成员从非成员获得和纳什均衡一样高或比其更高的收益，每个联盟成员建议的行动是其他行动的最好回应。纳什均衡适用于参与者间能相互交流而不是盲目达成一致的情况。交流能被用来阐明联盟成员所建议的活动的全部清单，以至于每个成员在建议下会获得收益，在假设所有成员都遵循建议时，他们就没有欺骗的必要了。

当没有压力的立场选择的政权与有压力的立场不同时，没有压力的立场将不成为联盟。原因如下，假设R满足（15.7.2），而满足（15.7.3），在没有压力的立场下，R的所有支持者不会作出任何支付。那些被R损害的工业会建议形成一个由所有这类工业组成的联盟。联盟能够建议成员支付足够的资金，以使全部支付能克服政府对选民反对时反馈的灵敏度，其中不会要求成员支付超过其所得，而且联盟非成员给予零支付，这导致政府选择。联盟中的每个成员将从这种偏差中收益，由于他们各自将自己看作为联盟的重要中心，所以不会发生欺骗。因为们假设满足（15.7.3），联盟成员的集体收益会大到接受这种建议。显然这种情况下，无压力的立场会基于反对方的不作为而调整政府的政策活动。

Bernheim和Whinston（1986）表明所有的联盟均衡从最大化共同的福利的一系列行动中选择一个行动，而且其中任何一个行动都可以作为防联盟均衡的支持。这里政府为许多利益集团行动，条件（15.7.3）描述了最大化共同福利的要求。因为最大化共同福利的政权的存在，可以证明以下结论。

结果3：往往存在着联盟立场。这要求在R下当且仅当满足条件（15.7.3）时。结果2和结果3意味着所有有压力的立场是防联盟的。

以上完成了在单一政策下均衡相互作用的讨论总值，一般会存在至少一个单一立场。这个立场可能是有压力的或是无压力的。有压力的立场会支持最大化游说者和政治家的联合福利的唯一政策。无压力的立场会作出对普通选民有利的决策。当这两种政策相互作用时，不一定导致同样的政策结果，反之，仅仅使有压力的立场作为防联盟。在这些情形下，压力下的选择会占上风，而无压力下的政策活动将会最小化。

（三）均衡协议

现在分析国际谈判。原则上，在潜在的协议条款下他们可以讨论从一个国库转移到另一个国库以提取补偿支付。这种补偿计划在一些地区贸易协议上发挥部分作用，例如欧洲共同市场。但是转移仍是作为例外而不是规则，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没有包括此条款，甚至在达成这项条款的地方，其也被限制了使用范围。在分析FTA时可以有限或全部包含补偿的机会，然而为了避免繁琐的分类学，选择关注不存在此类机会的情况。

因为缺乏转移，FTA需要两国政府的单方向支持。如果本国的有游说者预期另一国的政府将有意达成协议，他们将期待由自己国家的政治协商来决定协议的命运。之后政府将以在第二部分中分析的单方立场来作出行动。在完美的子博弈纳什均衡里，另一国家会履行本国所期待的所有行动，这可由下面定义解释：

定义1：当且仅当对于双方国家中的单方立场，R＝F时，FTA是一个均衡协议。

这部分的目的是将FTA下两国经济政治条件描述为一个均衡结果。

假设A国出口的所有商品与B国相同，但A国所有进口竞争部门的最惠国待遇关税较高，因此在协议中，A国不会向B国出口。这意味着没有一个A国的游说者会支持该条款。如果大部分工业增强了贸易保护，A国的福利可能会减少，也不会建立支持FTA的单方面立场。另一方面大多数工厂贸易保护削弱，特殊利益集团反对协议的呼声会越来越高。在贸易不均衡的极端例子中达成FTA的唯一机会是福利增加，利益集团反对者对他们游说活动的协调失败，或他们不能激发阻止协议的足够的反对力量。如果MFN关税是政治过程的结果，最后一种可能将不会发生。

为了更精确地说明他们的意思，也为了看到工业条件如何去影响政治结果，他们将用一个由特殊函数式表示的特别例子（极端度略低）。他们假设两个国家的居民分享同一效用函数，那里所有的商品每一个形成函数，是二次且对称的。J国的I商品的总需求具有线性形式：

同样，世界的总供给是相同的，每个国家的供给无弹性。他们再假设和是行业中的S部门，是其他1－S部门。换句话说，A国在某些部门供给大，B国在其他部门供给大。S衡量着潜在出口数量的不平衡，θ衡量产出的不平衡。当θ＞1/2和s≥1/2时不会有进一步的损失。

FTA的可行性也依靠最初MFN关税的结构，至今为止，他们一直主张实施这些关税，但是认为它们是政治过程中的均衡结果是合理的。下面举例说明他们的意图。他们假设每个国家用于保护进口竞争工业的MFN关税与这里所描述的相似。接着，假设政治家将总福利放在他们的政治目标上，以权重a来衡量，Grossman和Heplmen（1994a）提出：

所有i部门在最初均衡时都有正的进口量。

在这个例子中，不同的参数限制导致不同的结果。将考虑3种不同的参数限制。然而这些可能不会包含全部的参数空间，他们将举例说明所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限制1：

此时，所有商品在两个国家内部在最初均衡状态下都以（15.7.5）式的关税进口。A国在S部门有较高的进口关税，其供给为θX，B国在1－S部门有较高关税。这是两国的政治过程相似，每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在获得更多产出的情况下，为得到MFN保护，有意支付比最初更高的出价。

在自由贸易协定里，每一个国家都会从它的伙伴国进口所有它的最惠国待遇关税比较高的商品。这意味着A国将从B国进口非计价物商品的s部分，B国将从A国进口所有商品剩下的1－s部分。更进一步，在限制条件1下，低关税国家的产出将不能以后一个国家的协定前国内价格来充分满足高关税国家的需求。因此，回想一下图表15.7.1，所有的产业都会经历加强的保护在提议的自由贸易协定下，运用I－D小节的等式，可以很容易计算出i部门对于一个国家总的福利变化的贡献。可以得到：

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总的福利的收益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损失。

从模型中也可以计算出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利润变化。在所有产业都给与加强的保护条件下，各种高关税部门的进口竞争利益不会遭受任何利润损失。同时，在自由贸易协定下出口部门的要素所有者将都会受益。有：

现在他们准备检验单边立场。从式子（15.7.6）可以看到，只有在s＝1/2（即每一个国家潜在出口产业数目正好完全相等）时一个无压力的立场在A国能够支持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如果s＝1/2，那么自由贸易协定是福利中性的，A国政府能够支持协定而没有任何利益集团游说。但是如果s＞1/2，A国s部分的高关税产业的福利损失将会超过1－s部分的低关税产业的收益。受益者方的一些政治活动对于自由贸易协定的实现是必要的。

那么对于有压力的立场呢？运用式子（15.7.6）和（15.7.7）发现条件（15.7.3）显示B国对于所有s≧1/2会有压力支持自由贸易协定，并且A国的政府将会被诱导来支持如果并只有在：

式子（15.7.8）的不等式将能够满足，如果s足够接近1/2，那么1－s部分具体要素的所有者的潜在利润获得在总福利中将会足够大，其会超过普通选民的损失。另一方面，如果s接近于1，那么自由贸易协定支持者的力量不会足够大到以动摇政府来支持而损害普通选民。给定s一个值，A国的有压力的态度则更可能来支持自由贸易协定，并且政府的总福利a的比重会更小，因为在自由贸易协定下A国的福利是肯定会下降的。最后，一个潜在的协定在政治上的可能性会随着一个代表性的产业供给失衡的幅度的增加而增加，这因为潜在的出口者利润获得会随着增加而且要比进口部门社会福利的损失增加得更快。

约束条件2：

当这个约束条件成立时，所有非计价物商品的再一次以协定前的均衡状态被两个国家进口。但是现在，运用关税等式（15.7.5），发现低关税国家的所有产业的产出供应能够以低关税国家的价格来满足其他国家的需要。这意味着所有的产业在协定下都经历了保护的降低。

再一次计算一个国家每一个部门对总福利变化的影响。发现，对于高关税的部门，同时存在着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两种相互抵消的影响，因此其对总福利的影响取决于参数值。同时，每个国家的低关税部门当它们都成为出口部门时，在自由贸易协定下能够增加社会福利。

总和所有产业，发现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增加A国的总福利，也可能降低其福利。如果潜在出口产业能够平分，即s＝1/2，那么总福利会增加。那么只要单独的进口竞争产业没有足够的理由来阻止协定，这两个国家无压力的态度就会支持自由贸易协定，对于这个，特别要素的数目超过4是足够的。另一方面，如果s＝1，那么只有在进口竞争部门的贸易创造效应的收益足够大时，A国的总福利才会增加。因此，即使受到自由贸易协定损害的特殊利益集团不能够结成一个非合作的同盟，自由贸易协定的命运仍然未卜。

但是如果特殊利益集团确实积极地对自由贸易协定阻击会怎样呢？在这种降低了保护的情况下，每个国家中将会受到自由贸易协定损害的厂商在政治上最为有力，更进一步，潜在的出口者将没有什么获得。当们计算进口竞争部门的利润损失时，对于s＝1/2，n/2的高关税部门的利润损失将会超过a倍的总福利所得，因此，每个国家有压力的态度会反对自由贸易协定。当s增加时，产业对自由贸易协的反对会增加，而自由贸易协定的潜在的社会收益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但是即便它是增加的，在s下利润的损失的增加会超过a倍的福利所得。因此，不仅在所有产业平均的分配在两个国家时，而且对于所有s在［1/2，1］区间上的所有值时，A国的有压力的态度会反对自由贸易协定。如果A国的特殊益集团诱导出一个防共谋立场，那么国际谈判的结果必然是现状的继续。

限制条件3：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的生产者以起始均衡状态出口他们x数量的产品。因为禁止了出口补贴，他们只能以国际市场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同时，生产者以包含关税的国内价格出售的（1－θ）X数量的产品将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当关税以式子（15.7.5）给出时，这些部门被保护在起始的均衡状态。可以看到在自由贸易协定下所有的产业都经历了保护的降低，所以在一个贸易协定下所有部门都将使用国际价格。

再一次，出口部门从自由贸易协定中没有任何所得，但是这一次，这些部门也没有对总福利造成任何影响，因为没有对替代转移的销售的进口征收关税收入。在协定下进口竞争部门的要素所有者将会牺牲他们的利润，而这些部门对总福利的贡献增大。必须像通常一样来计算的和之和，但是现在只需要把和建立在j国进口竞争产业之上。在每一个这样的产业，关税收入因为贸易转移而减少，并且出于政治考虑的关税被消除。因为式子（15.7.5）中的最惠国待遇关税被制定用来最大化政治目标函数，它们的去除必然会降低游说集团和政府的联合福利，因此，这两个国家有压力的态度会拒绝自由贸易协定。

总结一下从这些例子中的获得的认识，并且论述如何把这些知识应用到更为一般的情况。第一，他们发现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在政治上可行要求s接近1/2。这意味着两个国家之间潜在的贸易是平衡的，即每一个国家必须有足够数量的潜在出口者来为自由贸易协定游说，或者是有足够数量的部门将会有确定的福利受益，来抵消由贸易转移带来的潜在的损失。这个结论并不依赖于他们例子的特别情况。只要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带来大多数贸易的单向流动，那么在进口国实行自由贸易协定在政治上是不太可行的。然后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要求占主导地位的产业面对的保护降低，并且也要求大多的这些产业的贸易创造超过贸易转移，从而使得自由贸易协定能够产生总的收益。更进一步，因为降低了的保护意味着进口竞争部门会有损失，所以对于将要受到利益损失它会阻击协定通过的游说集团进行协调。例如，贸易不平衡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与一些亚洲伙伴结成协定要比同北美伙伴更为困难。

第二，例子显示出自由贸易协定的政治可行性要求有足够数量面对经过增强了的保护与面对降低了的保护的产业相比较。在这个例子中，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对于满足约束条件1的参数以不受结盟影响的均衡出现，但是对于满足约束条件2或3的参数，它则不会。在这些情况的第一个中，增强了的保护准备包含所有产业，且未来的出口者代表了支持协定的潜在的力量。在第二，三个情况中，进口竞争产业面临着将要降低保护的前景，所以将会阻击自由贸易协定的通过。回想起加强的保护一般意味着由于贸易转移所带来的联合福利的损失，而保护的降低意味着由于贸易创造所带来的联合福利的增加。因此这个事例揭示出一个意义深远的结论：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在政治上可行所需要的条件可能会与保证社会理想的情况的条件相抵触。

这个事例很明显地传递了这个结论。甚至在他们的模型中，如果需求曲线是非线性的，可以通过政治的阻力有增强效率的协定。他们的模型省略了一些联合福利增加而产生的额外的力量，但隐含着出口者额外利润的缺失。例如他们假设所有的市场是全球一体化的，并且国际价格决定所有协定的贸易条件。相反如果他们允许一些商品有着很高的运输成本，那么A国和B国的市场是与世界上其他市场分割的，那么即便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消费者面临下降的价格，一个国家的出口者也可以从双边关税下降中获得好处。相似地，如果通过原产地国来区分产品，那么当其出口者的利润增加时，进口国也可以看到福利的增加。这里也有一个通用的重要的结论。无论什么时候一个贸易协定如果产生贸易转移，那么总会有一小部分利益集团能够得到利益的增加，而损失会让所有的纳税者来分担。在政治运作过程中产业部门的利益可以比纳税者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代表，因此贸易转移可以加强协定的政治可行性，但是会造成资源在这两个伙伴国中无效率的配置。

（四）结论

在一定条件下，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会以出于政治考虑的政府之间谈判的均衡结果来出现。他们能想象到，政府不但会对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作出回应，也会关心普通选民的困苦。

如果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必须是完全的自由化国家之间的贸易，那么一个特别的政府可能会在两种情况下赞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一个情况是，当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带给普通选民产生重要的福利收益，并且将被损害的利益集团又不能够协调好它们的努力来让协定通不过。第二个是，当自由贸易协定所能对潜在出口者创造的利润收益超过进口竞争部门所遭受的损失和对于可能普通选民造成福利损失的政治成本。

一个自由贸易协定需要两个政府都赞成。他们发现这种结果最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即当伙伴国家之间的潜在贸易相对平衡和当协定能够对于大多数行业提供增强的保护而不是降低的保护时。在保护增强时，出口部门会获得其伙伴国的高国内价格的好处。在保护降低时，进口竞争部门可以看到随着其伙伴国免税产品的进入它的国内价格下降。而降低的保护可能又包含了贸易创造，增强的保护只产生贸易转移，因此，增强了潜在的自由贸易协定可行性的条件也会增加一个协定会降低总的社会福利的可能性。

如果一些行业可以被自由贸易协定豁免，那么一个协定通过的前景更好。每个政府都希望豁免这样一些部门，即如果这些部门包含在协定内，会造成最大的政治成本。政治成本反映了进口竞争利益集团的强烈的反对，或反映了在面对无效率的贸易转移时普通选民所遭受的损害。通过把这些敏感的部门排除在外，政府就可能能够分散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反对。

在一个讨价还价情形中，均衡的协定反映了两个谈判政府所感受到的政治压力。他们检验纳什谈判解，并发现豁免会给与这些部门，即出口国在市场进入上获得的收益和进口国的更为激烈的进口竞争的政治代价加权平均和最大负值（绝对值最大）的部门。政治收益和政治损失用从现状到双边自由贸易时行业利润的变化和平均福利的变化的加权平均值来测量。一个国家的收益和另一个国家的损失在加权中的比重反映了两个政府的谈判能力，并且也反映了如果他们完全地拒绝自由贸易协定，两个政府政治福利的增加。

在政府不能提供直接的转移支付作为补偿任何与自由贸易协定相联系的政治代价的限制性假设下，他们进行完了所有的分析。对于如果这种转移支付是被允许的情况，是很容易分析出的。更为有趣的和困难的问题是在国家关系的政治经济上为什么补偿性转移支付在大多数的贸易谈判中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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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维纳（Viner）：195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维纳（Viner）最早研究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影响，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关税同盟理论，分析了“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两种效应。维纳认为，贸易创造效应是指由于关税同盟内部取消关税，一成员国国内生产成本高的产品或原先从同盟外高价购买的产品为另一成员国成本低的产品所替代，从而导致从成员国的进口增加，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了消费者福利；而贸易转移效应是指原来从同盟外非成员国成本较低的产品进口转向另一成员国成本较高的产品进口，其结果恶化了资源配置，减少了社会福利。

(2)奥林（Bertil Ohlin，1899－1979，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和政治领袖，以创建贸易动态学的现代理论而知名。1977年与英国米德（James Meade）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5岁入大学，受教于隆德（Lund）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导师为赫克谢尔（Eli Heckscher）。很早就对国际贸易感兴趣，1922年写成一篇有关贸易原理的论文。赫克舍在1919年就提出了以要素构成论取代李嘉图的劳动成本论，作为比较利益理论的基础。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935年，奥林出版了《区际与国际贸易》一书，系统地表述了其老师的观点。

(3)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Machlup，1902－1983），澳大利亚和美国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成就是知识在美国的生产和分配，把信息社会的概念推广开来。是最初把知识看作是经济资源的经济学家之一。

(4)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1903年生于海牙。主要从事于把统计应用于动态经济理论。丁伯根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是创建或参与创建了现代动态经济学、经济计量学、经验宏观经济学、发展计划的理论以及国际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政策和理论。由于他50多年来在经济计量学方面，特别是在“发展和应用动态模式于经济过程分析”中的贡献，1969年，同弗里希一道荣获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丁伯根1967年获埃拉斯穆斯奖金，还曾获得20余个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丁伯根的主要著作有：《商业循环理论的统计检验》（1939年）、《1921－1933年美国的经济周期》（1939年）、《经济计量学》（1959年）、《经济政策论》（1952年）、《经济政策的集中和分散》（1954年）、《经济政策：原理和设计》（1959年）、《1870－1914年英国的经济周期》（1956年）、《论文选集》（1959年）、《改造世界经济》（1962年）、《经济增长数字模型》（与博斯合著，1962年）、《国际经济一体化》（1965年）、《发展计划》（1968年）、《收入分配》1975年）等。

(5)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1928－1991），匈牙利经济学家，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教授。以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著名，是以贝拉·巴拉萨和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的名字命名的，他们二人分别发现了这一理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简称巴萨效应）是指在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率也越高，实际汇率的上升也越快的现象。

(6)李普西. R.G.（LIPsey，RiebardG·1928－），英国经济学家，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获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多伦多大学硕士学位，1957年以论文《关税同盟理论：一般均衡分析》获伦敦经济学院博士学位，1961年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他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有三：编写教科书、次优概论、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分析。

(7)维纳（Jacob Viner）（1892－1970）出生于加拿大，曾任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在经济学说史和国际贸易理论方面成就卓越，1950年在标准经济理论中加入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向理论。在大萧条时期他反对凯恩斯的主张，认为凯恩斯理论有缺陷，在长期分析中站不住脚。

(8)詹姆斯·爱德华·米德（James Edward Meade）1907年6月出生于英格兰。1926年考入牛津大学的莫尔文和奥尔里学院，攻读古典文学。毕业后于1930年到剑桥大学攻读哲学和经济学，获硕士学位。此后又取得巴塞尔和哈尔荣誉博士学位。1931－1937年，在牛津大学的哈特福德郡学院任教。20世纪40年代初离开学校走向实际经济部门，曾担任英国内阁经济小组委员会的主任。1947年回到学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47－1957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授。1957－1969，任教于剑桥大学。1970年退休，任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米德被视为西方国际经济宏观理论和国际政策领域的开拓者。1977年，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一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认为他们“对于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运动理论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米德的主要著作有：《国民收入与支出》（合著，1944）、《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支付平衡》（1951）、《贸易与福利》（1955）、《国际贸易几何学》（1952）、《关税同盟理论》（1955）、《通货膨胀的控制》（1958）、《经济增长的古典理论》（1965）、《静止经济》（1965）、《增长经济》（1968）、《管制经济》（1971）、《混合经济》（1975）、《政治经济学原理》（4卷，1965－1976）等。获得奖项：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原因：与戈特哈德·贝蒂·俄林（BERTIL OHLIN）共同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作出了开创性研究。米德的为经济学作出的主要贡献：米德的主要贡献是其两卷本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其第一卷《国际收支》讨论经济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深入涉及了一个“开放经济”（指大量依存于国际贸易的社会经济）的社会如何制订政策稳定经济的问题。该书主要提出了一国双重的政策目标，即国内平衡和国外平衡，分析了实现双重目标的政策手段，并用大量篇幅阐明了两大平衡及其政策手段经常会发生尖锐的冲突，和如何协调才能同时保持两大平衡。《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二卷《贸易和福利》，是在假定各国已经实现了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前提上，以福利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实现世界经济福利的最大化为价值尺度，讨论在实现世界实际收入的合理分配和促进世界经济效率时，是否要实行直接控制的问题。他在书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批判了为保护主义辩护的主论点，主张以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来实现世界经济效率，以各国政府间的直接援助来实现世界实际收入在国际上的合理分配。

(9)克鲁格曼（Paul Robin Krugman）生于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专栏作家，知识分子，为公司和国家提供了基于规模经济的国际贸易模型以其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成就而著称。，解释了货币曲线和希贸易理论。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评论家。

(10)西托夫斯基（Scitovsky）（1910－2002），美国经济学家，成名观点是与消费相关的人类幸福，对福利经济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1)Elhanan Helpman，1946年生于前苏联，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经济增长领域的经济学家。新贸易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着重强调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注重研究游说集团和政客是怎样影响经济政策的。最近他主要研究国际贸易和公司结构组织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