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中的政府干预理论

1.1.3　转轨经济中的政府干预理论

自1989年秋柏林墙倒塌以来，有相当一批经济学家一直在研究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一般来讲，转轨经济（transition economics）包括两重含义：一是体制转变，即整个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变迁过程；二是经济发展，这主要指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转轨经验表明，解决经济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问题都离不开国家的干预和宏观调控。最初的转轨经济理论是由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的，他们认为在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局部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全面地以自由市场机制取代政府的经济计划才能使改革成功，因而必须实行彻底的、完全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杰弗里·萨克斯等经济学家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主张将曾在拉丁美洲国家治理通货膨胀时产生过成效的“休克疗法”移用至东欧及俄罗斯国家，实行“大爆炸”式的改革，以宏观经济稳定为必要条件，以私有化为基础，以经济自由化为核心，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即“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而政府的作用只是稳定货币和金融以及明晰产权。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实行“休克疗法”的俄罗斯、东欧国家都陷入了经济严重衰退的困境当中，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幅上升，通货膨胀迅猛上升，经济绩效下滑（热若尔·罗兰，2002）。

“华盛顿共识”给转轨国家带来的宏观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和严重的经济衰退，引起了人们对新古典转轨理论的批判和反思。自由主义重整旗鼓，以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经济学）面貌出现，卷土重来，重新登上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凯恩斯主义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工资、价格和就业政策、削减权力政策、放权政策与促进就业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新的主张。学派代表人物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由于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不完全的信息、不完备的市场和不完全的竞争这些市场失效问题，转轨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不是要弱化而是要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斯蒂格利茨认为宏观经济稳定要同微观转型结合起来，政府应当控制改革的速度和节奏，他提醒转轨国家不应把“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而应该在二者之间保持恰到好处的平衡。在转型初期，作为转型推动者的政府决策毫无疑问是必需的，当转型走上正轨后，很多需要深化的领域依然需要政府的支持，在这方面政府的决策行为不仅是为了摧毁旧体制，还应当制定各种制度，完善法律体系，规定私营部门之间以及私营部门与政府的关系，使市场能够高效运作。

转轨经济学的历史虽然仅有十几年，但是相关文献数量的迅猛增长已经使其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牢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转轨经济的研究已经不只停留在对策研究这一层次，而是逐渐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加以综合运用，从更广阔的视角、更深刻的理论层次上对现代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从研究趋势上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到研究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角色上（孙景宇，2004）。当今理论界已经认识到，政府应该在转轨过程中作为发起者、调节者和管制者起着关键作用。在转轨期所出现的宏观经济严重失衡以及剧烈的通货膨胀要求转轨国家必须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宏观管理，但是腐败、寻租行为的日益突出又表明不恰当的政府干预会妨碍社会安定，加剧社会的动荡，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甚至中断转轨国家的转轨进程。乔尔·赫尔曼、马克·施克曼通过对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和发展银行1999年对25个转轨国家3000多个企业的问卷调查资料研究表明，经济改革并不意味着限制政府对企业决策过程的干预。政府干预、政府优惠和政府腐败相交织的状况随企业类型的不同而有不同表现。资料显示，政府被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程度与腐败程度有直接关系，就一个国家内部的微观情况来看，政府对企业干预的程度、政府对企业的优惠以及企业为政府腐败支出量的大小之间显然相互影响，因此市场化改革必须与有效遏制政府被控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