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孙尚清 吴敬琏 张卓元
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不幸已于1983年2月22日与世长辞。他遗留下来的内容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他的严谨治学态度和理论探索的勇气，更值得我们师法。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余年的理论活动中，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出发，进行严格的科学分析，在批判地吸收传统的经济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创立了一整套新颖而又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冶方的经济理论，是我国当前经济学界中体系比较完整、逻辑一贯并且具有鲜明特色的一家。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体系，还由于它同改革经济体制的设想和政策建议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称道。尽管他的经济思想以及一系列改革经济体制的设想和政策建议，现在还在接受实践的检验，仍需后人不断完善和丰富。但是，他的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许多真知灼见，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和众多国内外学者的赞扬。
现在，根据我们多年来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体会，就其理论体系的梗概、主要论点和方法论以及他的治学态度，作一简要的分析和评论。
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创新及其现实背景
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迥异。传统的体系把价值视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异物，因而排斥价值范畴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却是以价值论为基础的。
我们知道，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以苏联20世纪20年代以来数十年的经济学论著为代表，排斥价值和价值规律的观点可谓根深蒂固。早在十月革命后不久的1920年，布哈林就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断言:“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那么，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利润等问题就都消失了。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不是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社会经济不是由市场和竞争的盲目力量来调节的，而是由自觉实行的计划来调节的。因此，在这里能有的一方面是某种叙述的体系，另一方面则是规范的体系。但是这里不会有研究‘市场盲目规律’的科学的地位，因为市场本身不存在了。因此，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1]
虽然布哈林本人和他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遭到了批判，但是，这种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排除价值范畴和价值规律作用的观点却继续流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
1934年，一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联系不是通过生产者和私人交换实现，而是直接规定的，所以社会劳动不具有商品价值形式。”[2]
1939年，另一位苏联经济学家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已成为直接社会劳动，所以“产品生产上消耗的劳动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3]
由于上述理论在实践中不断碰壁，1943年，苏联《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根据斯大林的意见，表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价值规律。但它在作这种表示的同时，却给价值规律加上了“经过改造”的规定。按照这篇文章的解释，所谓“改造”是指:由于“社会劳动是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有计划组织起来的，因此在这里，就克服了商品生产的这样一种特性:用于生产有用物品的劳动也许是社会不需要的，它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掉”。[4]这样一来，所谓“价值”只不过是计算的手段，或者说，只不过是一个技术性范畴而已。
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虽然承认了在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之间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抛弃了价值规律被“改造”的说法。但是，斯大林仍强调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不许生产资料产品进入流通，断言生产资料“脱离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5]并认为价值规律的作用同建设共产主义是相矛盾的。
从上述简要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在实践的冲击下，排斥价值和价值规律的观点虽然节节后退，但它仍然步步为营，并未放弃其基本理论阵地，价值和价值规律仍然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异己物。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下，把价值规律同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的关系看做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彼消此长、此长彼消的“太极图”的观点，长时期在我国经济学界居于主流地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代替论”（即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调节作用代替了价值规律的作用），“限制论”（即“随着国家扩大计划管理的范围，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将不断受到限制”），“野性难除论”（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虽然“改土归流”，但毕竟“野性难除”，需要给它戴上“笼头”）等等。
面对着上述多年来人们奉为经典的论点，孙冶方以巨大的理论探索勇气，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庄严的挑战。1956年，他在《经济研究》发表题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著名文章，一开头就批判了把价值规律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排斥的观点。他提出，“通过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认识和计算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价值规律的这个重大作用，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中非但不应该受到排斥，而且应该受到更大重视。”“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他还引证马克思的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价值决定对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仍然有支配作用。
孙冶方不顾他的这篇文章在1957年被一些人指责为“宣传修正主义观点”，1959年他又发表了《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的长篇论文，更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在文章中明确提出，要大大提高“价值”这个范畴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他还具体地论述了在分析社会主义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价值范畴的富有启发性的思想。最后，他得出结论:“‘价值这个概念’不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甚至是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何一篇中也是少不了的。少了它是不成其为政治经济学，且也不成其为经济的。”
从那以后，直到1964年孙冶方被迫停止工作，他领导经济研究所的一批经济学者，根据上述指导思想进行《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这一指导思想带动了全所的研究工作，并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逐步深化。孙冶方提出上述观点，与长期统治人们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鲜明地对立起来。他依据这个基本观点所展开的经济理论体系，给人们一种强烈的清新之感。
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孙冶方观点的重大理论意义。即使许多对他的观点并不怀有恶意的人也往往认为，孙冶方倡导社会主义价值和价值规律作用的理论，只不过是咬文嚼字，甚至是玩弄“价值”概念的游戏。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正像马克思所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6]经济理论上的分歧只是对现实经济关系持有不同看法的理论表现。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同传统理论体系的分歧，根源在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认识有巨大的差别。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现实背景，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把社会主义经济（首先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看成一个大工厂，它为取得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而生产，这里似乎只存在不同车间、不同工段之间和技术上的分工，而不存在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社会分工。与此相联系，它否认企业是具有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独立核算单位。据此便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不同企业之间进行劳动交换和产品交换的必要性，不存在不同独立核算单位之间在经济效果上的先进与落后的比较（这实质上是个别消耗和社会消耗的比较的内在要求），这样，自然就会排斥劳动转化为价值、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从而导致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同时，在这种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像在自然经济中一样，是直接的，一目了然的，从而政治经济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自从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领导下形成的这种经济体制被确立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经济模式，上述排斥价值和价值规律作用的经济理论也就被确认为唯一正确的理论。凡是与之不相符合的观点，都被视为修正主义“异端”而遭到批判。孙冶方却以为科学献身“不怕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向这种因袭的传统观念冲击。他尖锐地指出:这种观点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经济看做消灭了社会分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或实物经济。按着这种错误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看来，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部落经济中，全部生产、分配和消费都为部落的首脑所支配；而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一个统一集中的计划机关代替了原始部落经济中的首脑，领导着全社会的经济活动。这里，规模是不同了，但本质还是一样的”。孙冶方确认，必须在对自然经济论的批判中才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同自然经济论者把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看做只有“车间内部技术分工或原始共产部落和封建主庄园内部分工那样的自然经济关系”的观点相反，孙冶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高度社会化的经济，它是由上百万的独立核算企业所组成的。”在孙冶方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理论分析时，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是经常浮现在他的脑际的。他所提出的价值、利润等经济范畴，就是对这种经济关系的理论概括。
孙冶方认为，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企业只是对固定给它们的国家财产行使占用、使用和支配之权，这些财产的所有者是国家，但是企业具有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他从企业是独立的核算单位出发，认为社会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即财经体制问题的核心，就是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的确定问题，并且由这里引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价值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必然性。
孙冶方指出，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是不同的。技术分工只发生在一个独立核算单位内部，而社会分工则发生在各个独立的核算单位之间。既然社会主义经济由千千万万个相对独立的企业组成，存在社会分工，如果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各单位之间，没有产品交换作媒介，那么社会生产本身就成了互不联系的经济活动，而这正是那种“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应该指出，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看做理想境界的观点，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的。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革命前都是资本主义很不发达、小生产像汪洋大海的国家，“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7]在那里生了根。然而，以这种宗法制的眼光来看建立在高度社会化的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却是极端错误的。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同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存在着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产品交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应以企业生产的产品的两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产品作为社会经济的细胞，仍然存在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生产产品的劳动，仍然存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局部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仍然存在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的必然性。当然，这些矛盾的解决和转化过程根本不同于私有制商品经济，它们是一种在社会自觉调节下不再具有对抗性质的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但在这种条件下，价值及其货币表现——价格作为对劳动和产品进行社会评价的标准，就是必不可少的。孙冶方着重指出:把价值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绝不是玩弄概念的文字游戏，价值和价格也绝不仅是用作计算工具的数量概念。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这个概念，除了指社会必要劳动量以外，还有其质的一面，这就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因此，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使“落后的、中间的和先进的企业为了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水准而不断进行的竞赛”，即竞相提高经济效果的社会经济运动过程，正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的大道”。
二、几个主要的经济理论观点
孙冶方在他的价值理论的指导下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具慧眼的经济主张。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有以下五点:
（一）用最小消耗取得最大经济效果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
既然传统理论把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看成为自然经济，以使用价值的获得为目的，那么，它就只注重实物，追求实物量即使用价值的增长，而不考虑或不注重费用和效用的比较，不考虑或不注重个别消耗和社会平均消耗的比较，也不考虑或不注重产品是否能在流通过程中实现，为社会或消费者所需要。自然经济没有核算观念，不讲求节约，是无视经济效果的表现。在自然经济论的影响下，产品品种少、质量差、消耗大、效率低、产需脱节等，几乎成了按传统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通病。
与上述传统观念针锋相对，孙冶方提出，研究经济效果（“最后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劳动两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和社会产品两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应当贯穿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终。1960年，当人们普遍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大谈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在经济工作中严重存在滥用、浪费的时候，孙冶方明确地提出了用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是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最高准则的著名论点。他在主持《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的编写过程中，坚持以讲求经济效果作为全书的红线。他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讲经济。而什么是经济呢？就是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要通过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研究来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资本主义，能够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更大的效果，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众所周知，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经济效果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忽视技术进步，经济活动效率低，消耗高，浪费大。按总产值计算的经济发展速度似乎不慢，但是可供人民吃穿用住行的最终产品增长很慢，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二是经济比例失调，产需脱节，不重视消费者的需要，货不对路，超储积压严重。只有一时的高速度，没有持续的高速度。经济发展起伏很大。为恢复正常的比例关系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些，都是同长期以来在自然经济论影响下，忽视经济效果，甚至把经济效果问题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之外分不开的。而其根源，则在于经济工作中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没有正确认识和尊重计划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走上了发展国家经济的新路子。这条新路子的核心，恰恰就是要在一切经济活动中讲求效果。这样，把经济效果问题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之外的陈腐观点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可是在经济学研究中，对经济效果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仍有不同的看法。这种分歧，归根到底，是来自对价值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的不同估价。孙冶方的以价值和价值规律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其逻辑的必然结论就是要把经济效果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
（二）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计划经济看做同价值规律绝对排斥的东西，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不让价值规律发生作用，在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地方就没有计划经济。孙冶方猛烈抨击了这种把计划经济同自然经济等同起来的观点。他指出，在按照这种理论建立起来的计划体制下，中央计划机关以物量指标（总产值）作为中心指标，而且自上至下一直抓到底。它的后果是:一方面，“国家代替企业自己管理了企业应该负责通盘筹划的，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情”，“束缚了企业的手脚，限制了企业的主动性”；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多管了原来应该由千万个独立核算企业自己操心的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情，结果是使自己陷于日常事务圈子里，反而放松了属于国家长远建设方面的重大规划，即扩大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情和国民经济的平衡工作。”他由此得出结论:“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那些无视价值规律，光凭主观意图行事的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和经济计划，到头来就是打乱了一切比例关系，妨碍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早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论文中，孙冶方就对如何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则意见。他认为，我国计划体制原则上应是“大计划，小自由”，或者说:“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经济必须有统一集中的领导，属于抽象劳动、属于价值范畴的指标，必须集中统一管理，必须抓紧”；“但是属于具体劳动，属于使用价值范畴的指标，即实物指标，例如产品的花色品种等，除极少数全国性的项目以外，应该层层下放，应该尽可能通过合同制的办法，通过地区间和企业间供需双方直接联系的办法去解决。”
孙冶方的上述理论观点，绝不是像某些人望文生义所理解的那样，是什么取消计划经济，恰恰相反，这种理论正是要求从根本上加强和改善计划工作。这同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的，在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中都要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三）流通是社会主义社会化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代谢过程
传统的经济理论既然否认存在社会分工，否认企业是独立核算单位，否认企业之间通过交换产品来交换劳动的必要性，也就否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无流通论”是自然经济论在流通问题上的具体表现。苏联波格丹诺夫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经济学教程》中宣称，社会主义的基础，“不是交换，而是自然自足经济”，[8]这是无流通论的典型代表。它的实质，是主张用管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实物配给制，地区之间画地为牢、互相封锁，就是这种管理方法的体现。
孙冶方是最早对社会主义经济无流通论进行批判的经济学家。他指出，无流通论混淆了交换和分配这两种经济过程的不同的职能，用分配代替了交换。其实，没有交换和流通，就没有社会化大生产；不发展交换和流通，就不能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我们不能想象，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千千万万种不同品种规格的物资可以从一个中心来具体分配而又恰到好处。社会主义经济是由千万个独立核算企业组成的，它们之间存在广泛的社会分工，如果企业之间不进行产品交换，用调拨取代交换，用配给取代流通，就必然造成产供销严重脱节，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无法顺畅进行。
孙冶方还进一步指出，无流通论是同斯大林关于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的定义有缺陷分不开的。斯大林的定义中没有交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中是有交换的），否认独立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交换（从总体上看交换便是流通）。杜林也曾有过这种观点。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说:“他这样做只不过是证明，他不知道或不懂得正是流通在最近50年来所经历的巨大发展。”[9]在实践中，斯大林的定义成为对数以十万、百万计的产品实行统一的实物分配的理论根据。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经济运转不灵，产供销脱节，采购员满天飞；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滥用价格作为再分配国民收入的工具，打击了农业，致使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等等。
孙冶方在自己的理论研究中，还深刻地揭示了无流通论的社会背景，这就是十月革命前俄国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甚至宗法制经济还占相当优势。自然经济的隔离状态，使小农特别是在商品交换中大批破产的农民，对流通产生恐惧的心理，幻想过一种没有交换的田园诗式的生活（如同中国的陶渊明式的桃花源生活）。与这种社会思潮相联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出现了经济实物化的过程。这就更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通过平均财富、消除交换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幻想。很明显，实物配给制是无流通论付诸实践的表现，而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则是对这种实践的理论概括。
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也占绝对优势，这就为无流通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根据地的革命队伍中实行供给制，新中国成立后又按照苏联的办法长期实行实物配给制。这样，在经济理论上接受和宣传无流通论就不足为怪了。
针对无流通论，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孙冶方在中国人民大学讲课中，以及此后在多次的报告和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精辟的论点，就是《资本论》第2卷对于我们今天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比其他两卷有更多适用之处。他强调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物质代谢过程，生产资料也要顺应社会再生产规律进入流通，纳入商业轨道。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现行生产资料分配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他还深刻地指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称作是计划经济，是因为在实行公有制之后，不仅每个企业内部的生产是有计划的，全社会的生产也是有计划进行的。而社会范围计划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正是各企业相互间的产供销关系即流通过程或市场，要有计划地加以组织并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因此，承认流通过程并组织好流通，也就是搞好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利润是反映技术水平高低和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标
明确了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大计划、小自由”的基本原则，还要进一步解决如何实现对企业的计划管理的方法问题。孙冶方认为，产品产量指标不是推动不断改善企业管理最好的综合指标，不能成为带动其他一切指标的中心指标，只有利润才能成为这样的指标。因此，他形象地批评传统的以产品产量指标作为中心指标的管理方法是“抬牛腿”，而主张牵住利润这个“牛鼻子”。
孙冶方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认为，社会主义利润和资本主义利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利润是物质生产部门职工为社会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公共需要而创造的一部分物质财富。生产部门职工创造的物质财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补偿固定资产和原材料的消耗；第二部分是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属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消耗，这两部分合在一起构成了一般所说的成本；第三部分是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不论是社会总产品，还是个别企业的总产品，成本总是越低越好。成本降低，企业职工为社会提供的剩余劳动就会相应增多。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是同义语，因而，利润是企业技术水平高低，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标志。同时，孙冶方详细论述了社会主义利润和资本主义利润的差别:利润的阶级本质不同，取得利润的方法也不同等。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期间，孙冶方被康生等人诬为“资本主义狂热吹鼓手”、“搞利润挂帅”，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身陷囹圄长达7年之久。然而，真理的声音是无法窒息的。粉碎“四人帮”后，他写的第一篇重要经济论文的标题就是:《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孙冶方一直强调每一个社会主义企业都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前提下，通过技术革新和改善经营管理，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利润，以便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
（五）以生产价格作为计划价格的基础，促进资金的节约使用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利润当做资本主义范畴，与此相联系，对资金概念则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在实践上实行资金供给制，不考虑和计较资金使用的效果，否定对投资效果的分析研究。这也是排斥价值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孙冶方与此有不同观点。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重视资金使用效果问题。1956年前后，在讨论我国重工业产品要不要降价的问题时，我国经济界发生了争论。在争论中他反对降低重工业产品的价格，理由是重工业产品的成本利润率虽然比较高，但资金利润率并不高。他问道:我们的重工业企业，投资都很大，这些资金都是全国工人农民用血汗换来的，怎么能不计算资金利润呢？用资金利润率来衡量产品价格的高低，就是要求节约和合理地使用社会主义资金，重视资金使用的效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在有计划地制定产品价格时要以生产价格（产品部门平均成本加按平均资金利润率确定的利润额）为基础。
1962年，在孙冶方指导下，同他一起进行经济调查的几位同志在《经济研究》第四期上发表文章，在我国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不仅要核算劳动消耗的效果，而且要核算资金占用的效果。文章明确指出:“对企业占用资金的经济效果同样要进行严格的核算，讲求资金占用的效果。”1963年9月18日，孙冶方写了一篇研究报告，其中提出，“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是每个企业必须达到的水平，超过平均资金利润率水平的就是先进企业，达不到这水平的就是落后企业。”这是因为，资金是社会垫支于生产的积累的剩余劳动。由于体现物质技术装备水平的资金占用量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及其增长速度有直接的联系，所以那些物质技术装备水平较高，从而资金占用量较高的企业和部门，就有责任为国家缴纳更多的利润，也应当按其利润量同资金平均占用量的比例，来判定企业、部门生产经营状况的优劣。
应当指出，没有平均资金利润率，也就没有生产价格。因此孙冶方在论述资金利润率问题时总要着重分析生产价格范畴。他认为，这里的生产价格是体现社会主义经济过程，首先是直接生产过程的范畴。这似乎与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不一致了。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价格，马克思把生产价格看做是“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之一加以揭示的。而孙冶方之所以把生产价格当做社会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的范畴来考察，是因为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来实现对生产的调节，它以商品交换为前提，通过流通过程对生产过程起作用。而产品价值规律的作用则首先直接发生在生产过程中。产品价值规律就是“时间经济以及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于不同的生产部门”的规律。恩格斯曾说:在私有制消灭以后，“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10]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作为价值的转化形态的生产价格，自然首先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从而要放在它的“真正的活动范围”——直接生产过程中考察。
三、方法论剖析
孙冶方逐步形成的经济理论体系，是同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分不开的。
孙冶方在《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这篇讨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论文中指出，至今还没有一本大家比较满意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篇教科书，它的体系尚未完全形成，主观原因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界受到了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毒害。他多次提出:“要发展经济科学，使理论能为实践服务，首先必须肃清政治经济学界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那么，孙冶方所说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主要表现是什么呢？他写道:“这种形而上学观点主要是表现在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内部关系）看做是像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样的实物经济，即没有抽象劳动、价值、价格和货币等概念的自然经济。”而这种唯心论则是“否认或者轻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就是把政治同经济对立起来的那种观点，就是不用客观的经济规律来说明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而是相反，用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原因来代替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
这就是说，孙冶方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问题上的矛头所向主要是:一是形而上学——自然经济论，二是唯心论——上层建筑决定论或唯意志论的。对于第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作了比较多的说明，现在要对第二点做一些解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1]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这一自然历史过程所固有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然而正像列宁所指出的，“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12]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紧密联系生产力的发展去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能在生产过程以外找原因，不能把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夸大为决定经济过程的东西。
然而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上层建筑决定论或唯意志论的影响都是相当大的。既然人们不把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看做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自然就谈不到去揭示它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了。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往往把“制定”和“排列”各种各样的“规律”，看做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本身。这种情况不能不严重地影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可是就在“上层建筑决定论”的主观唯心主义相当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孙冶方异军突起，对这种思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1958年起，他一直在自己的著作和讲学活动中大声疾呼，要抵制唯心主义的影响。他写道:用思想意识上的原因，是不是“走群众路线”，或有没有“政治挂帅”等来说明经济现象的种种说法，“只是从政治上说明了问题，还没有从经济上说明问题”、“脱离了经济来谈政治，用群众路线和政治挂帅来代替客观经济规律，用政治上的说明来代替经济上的说明，不仅是唯心论观点，也可以说是经济学中的懒汉思想。这种观点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是有害的。”
孙冶方还以大无畏的精神，在国内首次对斯大林关于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的定义提出批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丙）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3]孙冶方认为这个定义是错误的。孙冶方认为，斯大林把所有制看做生产关系中脱离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关系的单独一项，而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把它看做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这样做，必然陷入蒲鲁东那样的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孙冶方在他的论文中不但引经据典地论证斯大林把所有制形式说成是独立于生产、交换、分配关系之外的“生产关系的基础”，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来教导的，还特别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经验教训为依据，深刻指出:如果离开生产关系孤立地抓所有制形式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初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人们冲昏了头脑，以为人民的国家政权是‘无所不能’的，对它来说‘什么都是轻而易举’的，公有化的规模可以由人们的主观意志来决定，可以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不断升级”。“实际上，离开了生产力以及必然地由它决定的生产关系，任意扩大农村公有化的规模，绝不意味着生产关系相应的前进，反而很可能是倒退，在社会主义、在公有制的招牌下，倒退到封建主义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去。”“四人帮”横行时大搞“所有制升级”、“穷过渡”和封建复辟的事例，正是这种情况的生动表现。
在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缺点的方法论原则作出深刻批判的基础上，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提出了称之为“过程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原则。这一方法大致包含两个互相联结的环节:
（一）强调在研究生产关系时要紧密联系生产力，反对脱离生产力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它不能离开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力而单独存在。因此，孙冶方从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所作的批判中得出的结论是: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但也要研究生产力。只有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放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加以研究，才能对它作出科学的评价，也才能及时调整、改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生产关系。换言之，政治经济学如果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去研究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就会变成“政治学”，从而丧失它应有的科学性。
他还主张对各种技术或经济措施进行经济效果评价，选择其中最优方案，也应包括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之内。一种技术措施，如果不能提高经济效果，那就是不足取的。他认为，在不同地区究竟是建水电站有利还是建火电站有利，猪养到多大屠宰最合算等问题，也都是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的问题。
应该指出，孙冶方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的方法，是他采取过程法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否定规律排列法的必然结果。因为只有紧密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才能做到对经济过程的分析有血有肉，生动具体，不再显得干巴巴的只有几条抽象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的方法，是孙冶方经济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条件。
孙冶方在注重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的时候，还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对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它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科学技术对于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4]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巩固和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更加重视技术进步问题。孙冶方十分重视对技术进步的经济效果的研究。他认为，社会主义企业主要应该通过不断革新技术来降低个别劳动消耗，提高经济活动的效果，创造更多的利润。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积极作用，主要在于它能有力地推动人们竞相采用新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孙冶方在研究财经管理体制问题时，反对不考虑固定资产（特别是技术设备）无形损耗来确定折旧率，反对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设备管理制度。他力主提高我国的固定资产折旧率，主张折旧基金基本上下放给企业使用，以利于固定资产特别是设备的更新改造，推动技术进步。
孙冶方还从当代科学技术处于高速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批驳了流行多年的“基数大、速度慢”的论点。他指出，苏联几十年工业发展的历史，我国30年来工业发展的历史，都是发展速度缓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体制把原有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改造卡死了，结果占绝大多数的老企业生产踏步不前，只能靠新建、扩建一些企业来增加生产能力，这自然使发展速度逐渐慢下来。在科学技术处于高速发展的今天，如果我们不再走在原来设备、技术、材料、产品、工艺基础上扩大生产能力的老路子，生产的增长不只是靠新建一些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新企业，而是同时主要依靠占绝大多数的原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那么，发展速度就能快，经济效果就能高，真正把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就能纠正人们“基数大、速度低”的错觉。这也是实现我国工农业年总产值到20世纪末翻两番的技术经济保证。
（二）主张通过对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全社会生产的总过程的步步深入的解剖来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
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的一个侧面，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运动的分析，绝不能离开社会经济过程，否则，只能是“规律”罗列或政策记述。根据这样的认识，孙冶方主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通过分析生产、流通和社会生产总过程，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全貌。
1959年，孙冶方首次倡导用过程法来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摒弃传统的从分析社会主义公有制出发来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他说:“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应该按照怎样的一个程序来加以研究呢？我认为，基本上应该按照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程序来研究，按照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程序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说，先分析生产过程，再分析流通过程，最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
从1960年开始，孙冶方领导经济研究所广大研究人员，根据上述过程法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从产品两重性入手分析社会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然后分析流通过程和社会生产总过程。这虽然只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已开始打破传统教科书那种离开经济过程的分析，搞政策排列或政策描绘的束缚，为全面客观地深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积累了经验。
以上就是我们试图对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所作的一些初步评述。我们认为，他的若干重要理论观点和方法论的确是独具匠心的，要比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高出一筹。当然，由于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还处于形成过程中，有一些重要的论点还有待作更充分的论证，不少“部件”和细节尚需进一步加工、装配和补充，如何从简单范畴逐步过渡到复杂范畴展开分析的问题也未完全解决，《社会主义经济论》由于政治上的坎坷和他的严格推敲，至今尚未问世。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初步评述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对于我们研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还是会有积极意义的。
四、关于治学态度
孙冶方之所以能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是因为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严谨治学态度。
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的统一，是孙冶方治学态度的最大特点。
他常说，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工作者，首先是一名革命战士。在他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还是在监牢中，他都对党的事业有火一样的热情，积极战斗。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1908年10月24日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玉祁镇的一个小职员兼小土地出租者家庭里。在1923年初年仅15岁时他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担任了中共无锡支部第一任书记，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5年11月，党组织派他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山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在莫斯科学习期间，他由于积极参加和支持党员群众反对王明家长式统治，受到了迫害。1930年9月孙冶方回国。当时把持党中央领导的王明宗派集团，在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上夸大资本主义比重，反对党转入武装的土地革命，推行一条“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托派”与王明相呼应，以神州国光社为据点，出版杂志书籍，公开散布:中国是国际财政资本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民族资产阶级。这是违背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荒谬理论。当时，孙冶方不顾王明宗派集团的排斥，与薛暮桥等同志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积极参加对华北、华中、华南各地农村的社会经济调查，发表文章，用实际材料论证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土地革命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他还用大量材料证明国际资本的统治和封建生产关系非但不矛盾，而且是相依为命的，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中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残迹，用事实驳斥了“托派”和王明“左”的谬论。
20世纪40年代初期，孙冶方被分配到华中局党校讲授列宁主义基础课程。他不仅力求做好本职工作，而且针对党内一部分同志中存在的经验主义倾向，于1941年7月13日写信给刘少奇同志，建议加强干部的理论学习。当天，刘少奇同志就给他写了回信，肯定了他的看法，同时进一步论述了革命理论对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这就是有名的《答宋亮同志》（当时孙冶方同志的党内用名是“宋亮”）。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在周密研究的基础上，尖锐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某些传统理论的缺点和错误，有力地批判了在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着广泛影响的“唯意志论”和“自然经济论”，中肯地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和某些经济政策的失误，对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议。打倒“四人帮”后，他又积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新见解。1982年10月病重住院之后，不顾病情危重，仍然继续思考着如何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写出了《20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的文章。对这篇文章，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报告中给予了高度赞扬。
孙冶方把自己对革命事业的高度热情，同自己在理论工作中采取严谨的态度和谐地统一起来。能注重科学态度，提倡用科学的抽象法，作为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例如他把纯粹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作为对象，用“脱衣法”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找出本质的东西，再用“穿衣法”（即加上集体所有制甚至个体经济）对客观的经济过程进行全面的分析。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他常常对照原文本进行推敲，以求正确理解。凡属来自基层的具体材料，他都根据全局情况进行评价，以求具有真正的典型意义；而他对“抠概念”的严肃认真态度，更为经济学界同人所熟知。他在写任何一篇文章时，哪怕是短文，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动手执笔。上万字的文章，常常要花去他两个月甚至半年以上的时间。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入的调查研究，使他写的文章分析比较透彻，论证比较有力。他历来坚持自己动手写文章，不要别人代笔，即使在身患重病时，仍然坚持亲自执笔。他后来发表的几篇文章，常常是在用暖水袋捂着肝区同病痛作斗争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既重视实践，又重视理论，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是孙冶方治学态度的又一鲜明特点。
孙冶方从来注重对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初期孙冶方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时，就非常注意深入实践。他常常破衣烂衫，深入人力车夫生活区，或亲自拉人力车去了解工人的生活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孙冶方先后在上海、华东和中央的一些经济管理部门和统计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仍然经常到下面去调查，并且到苏联进行经济考察。这使他对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现况和从苏联照搬过来的许多制度所产生的问题，有了比较深切的了解，深感对这些问题有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的必要。为此，他在1956年发表了两篇著名的文章:《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和《从“总产值”谈起》。这两篇文章针对当时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病，提出了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
1957年，孙冶方调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所长后，根据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同志关于经济学研究要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指示，提出了经济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经济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在我国实践中的应用，1962年，在以孙冶方为首的经济所领导小组拟订的一份报告中说，经济学研究工作要把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为思想斗争服务和从事学科建设这三项任务结合起来，关键在于解决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并且指出:脱离实际的学院式研究对社会主义建设不会有多大的帮助，也建立不了有战斗性的科学理论。在孙冶方的倡导下，为了给研究人员结合实际创造条件，经济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呈请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当时情况批准经济研究所由国家计委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指派研究人员参加计委、统计局等经济业务部门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河北省昌黎县设立农村调查研究的“试验田”等等。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过程中，孙冶方自己身体力行，到农村、工厂进行调查，及时捕捉并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重要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在肝癌手术后，依然带病到工厂农村进行调查，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确定研究课题。
孙冶方在深入实际中，敢于并善于抓那些涉及党和人民根本利益，关系社会主义建设方向的大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来研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他到许多地方调查，发现经济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忽视经济核算，不讲求经济效果。他认为这是在理论上否定“价值这个概念”，并否认产品两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结果，便大声疾呼要改变这种状况。
孙冶方还非常注意向普通工人、农民和基层干部学习，从他们那里吸收营养。所有群众给他的信，他都亲自过目，亲自动手写回信。1979年8月，他收到上海一位青年技术员来信，反映计划体制和固定资产管理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几个助手感到信中反映的情况并非新问题，他身体又不好，建议他不要看了。可是他执意要看，并且亲自写回信，将原信转给上海市的党政负责同志参考，还在《为什么调整？调整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大量引述了这封信所反映的实际情况。
孙冶方不但非常注意从实际中提出研究的课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而且非常重视研究成果采取什么形式才能更好地为实际服务。他历来不同意只有成书本的著作和论文才算科研成果的看法，而认为凡有分析有见解的调查报告，有事实根据和理论分析的政策建议，都应该看做科研成果。他主张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允许分不同场合发表不同意见，否则容易造成重大的损失。鉴于有些政策性问题在一定时期中不宜公开讨论，为了对党负责，应向领导机关提建议和意见，写内部研究报告。在孙冶方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内部研究报告也占了一定的比重，例如《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文集（1979年出版）收辑的20篇作品中，向领导机关提出的内部研究报告就有5篇，包括著名的《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关于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问题》等等。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就是在这些内部研究报告中提出来的。
孙冶方非常重视实践，但是他认为经济科学的研究绝不能停留在事实材料的堆积和就事论事的水平上，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并敢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清理、批判那些与实践相违背的传统理论观点。在他任经济研究所所长时，曾积极组织全所研究人员学习《资本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曾诬蔑讲《资本论》等于讲“马尾巴的功能”，孙冶方听说后气愤极了。他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而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就是《资本论》，我们应该一遍又一遍地读。在他身陷囹圄时，重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为了弄清原意，还自学德文。1979年9月手术后，为了写社会主义流通概论，他又从头重读《资本论》第二卷。孙冶方把创新看做是研究者的首要责任，但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深入实际的基础上创新的。
孙冶方还非常重视用哲学、历史学、部门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诸领域的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来充实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同时批判地吸取西方有价值的经济思想，如企业管理理论等。孙冶方反对把经济研究变成单纯的政策注释，把经济学教科书写成政策汇编。他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书中讲了许多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化学化，还讲了许多规律，但规律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却没有讲清楚，这不过是政策汇编加经济地理学而已。这样的经济学很难为党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是孙冶方治学的又一个特点。
马克思曾引用过但丁的诗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他以此为座右铭，在探索真理的崎岖小道上披荆斩棘。他一旦在深入调查研究和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形成了理论观点，就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绝不以“风向”、“气候”为转移。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了那么多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观点，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是为了探求真理，他不把个人安危放在心上。1963年底，面对着“左”倾思潮的泛滥，孙冶方毅然决定在一次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表“不合时宜”的讲演。在前一天，我们经济研究所几个年轻的同志感到，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孙冶方再发表他的那些见解，将会招来政治上的麻烦，于是有两位同志到孙冶方家劝他“降温”。孙冶方听明来意后，解释说:“这些年来，许多工厂不计成本，不讲价值规律，上缴利润很少，还有些企业靠救济过日子，如此下去，怎么得了？我们应该大声疾呼:为社会主义创造利润。”两位同志说，从理论上说你是对的，不过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孙冶方同志激动地反问道:“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接着他以坚定自若的口气说:“是的，坚持真理是要冒三分险的，但这没有什么可怕！”就这样，他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哲学社会科学部会议室的讲台。
1963～1964年，康生等人根据孙冶方的一些内部研究报告，判定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在几个月里组织了多次会议对他进行围攻，但都没有使他屈服。一天，他去参加一个座谈会，说是要讨论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写的主张生产价格论的两篇文章。孙冶方十分清楚，这就是对他的斗争的开始。他没有等火烧过来，就主动把火引到自己的身上。他从容不迫地站起来说:“不必批判他们。文章的观点是我的，文章发表以后我才看到，他们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我现在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说明。”就这样，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他勇敢地逆着潮水般涌来的错误思潮而上。在另一次会上，他在系统地阐明自己关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讲求资金利用效果的观点以后，严正声明:“尽管人家在那儿给我敲警钟，提警告，说这是修正主义观点，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尽管他被反复批判，被扣上种种吓人的“大帽子”，而他却傲如青松，寸步不让，在答辩中公开宣布，开这样的会“对于我来说是打遭遇战，我应战”。“我收集了资料还要准备反击。”果然，他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写了一份系统的反驳意见，这就是后来发表的那篇《要全面理解毛主席关于价值规律的论述》一文。这篇文稿由于当时他已经被剥夺了答辩的权利而未能发表。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经济学界，孙冶方又首当其冲，使他受尽种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1968年4月5日由康生亲自下令把他投入了监狱，从那时起被囚禁达7年之久。但是所有这些迫害，丝毫也没有动摇他对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念和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他虽然身陷囹圄，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可是仍然想着革命事业，想着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观点去战胜那些“左”的思潮。在监狱里，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默念）一章章一节节地“写”着他那本未完稿的长篇专著《社会主义经济论》提纲，直至出狱前他已经为这部专著提纲打了八十多遍的腹稿。他说:“死不足惜，名声毁了也不要紧，但是我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形成的经济学观点绝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要在死之前把自己的见解留下来，让人民去作公正的判决。”1972年3月，他以写交代材料为名，写出了《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一文，长达三万多字，概括地叙述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
1975年4月10日，由于邓小平同志复职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孙冶方出狱了。此时气候虽然有些回升，但寒冬并未过去。学部院内还是“四人帮”的爪牙迟群在作威作福。在接他出狱的汽车上，他向当时驻经济研究所的工宣队队长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孙冶方立即以新的战斗姿态，热情投入了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斗争，积极参加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并向党中央系统地揭发了康生的反革命罪恶活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他写了大量的文章，作了大量的报告，直至身患重病住院后，还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而不息地奋斗着，充分地表现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坚定的革命原则性和崇高的革命品质。
孙冶方在学术讨论中，严格遵循“求异存同”的原则。他喜欢同别人进行指名道姓的争论，也很欢迎别的同志对他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或批评。对于那些经过实践而认为不大准确的观点，他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并表示放弃。他在文章中公开说，在“左”的思潮下，“我一般地否定奖金制和企业留成，主张把利润一个不留全部上缴，是错误的。”他写文章对斯大林关于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定义提出了批评，但同时也非常坦率的说:“我过去也是信奉斯大林这个定义的。”
尽管他在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遭受了那样多的迫害，可是他仍主动为那时工作中出现的同他并无直接关系的失误承担责任。他在《经济学界对马寅初同志的一场错误围攻及其教训》一文中说:“1958年起围攻马老时，我正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的职务。由于奉行唯上主义，对于布置批判马老没有好好地问一个为什么，也没有认真看马老的文章和意见，而是等因奉此，照转照搬。虽然我没有直接写批判文章，但却在我们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研究》杂志上前后发表了10篇文章，对他进行全面围攻、批判。这是一种压制民主，迫害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做法。对此，我是要负行政责任的。”他逝世前不久还对我们说，这件事至今仍是他少有的内疚之一。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孙冶方为在中国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作出了卓越贡献，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奋力地在科学的陡峭山路上攀登的成果。我们在这里比较系统地对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和治学态度加以介绍、评论，并不是说他已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境界。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全国兴起，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它迫切要求经济科学工作者面向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积极研究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以自己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是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孙冶方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注释】
[1]尼古拉·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余大章、郑异凡译本），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2页。
[2]谢加尔:《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1934年版，第44页。
[3]科兹洛夫:《苏维埃货币》，1939年版，第201页。
[4]《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3年第7～8期，第75页。
[5]《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页。
[8]浦格达诺夫（波格丹诺夫）:《经济学大纲》（施存统译本），新青年社1927年版，第56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5页。
[11]《资本论》第1卷，笫12页。
[12]《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13]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笫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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