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学的三大理论体系

3.1.1　循环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必须从方法论层面加以理解

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如今的经济学学科体系流派纷呈，从经济学说史来看，经历了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进而到现代经济学的演进。当代世界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经济学主要有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由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及其逻辑结构在分析若干现实经济社会问题时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导致其呈现出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式的扩张，并催生了诸多新的经济学分支，如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法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体育经济学、旅游经济学、卫生经济学、国防经济学、地理经济学、婚姻经济学等；此外，在资源短缺、污染加剧、生态平衡破坏的背景下，伴随世界范围内的环保运动，发展起诸多经济学分支，如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

本书认为，能成为循环经济之经济学基础的经济学，不可能是上述经济学的分支。事实上，诸多经济学的分支（比如上述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发展出的经济学分支），只能视为某一经济学流派在具体领域的应用，而不构成“经济学基础”。根据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的看法，可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围保护带^[1]。对此，李建德（2000，第10—11页）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区分经济学学派或理论体系的标志是理论“硬核”或“内核”，而非“辅助假说”或“外围保护带”。进而言之，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必须从方法论意义上加以理解。要研究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必须明确传统经济学三大理论体系的“硬核”或“内核”。

3.1.2　传统经济学三大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征

新古典经济学以马歇尔（Marshall）为主要代表人物，以他的《经济学原理》为蓝本，以个体分析法为基本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自利且理性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生产者在成本约束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在收入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由于生产者、消费者都具有完全理性，皆为全知全能的“经济人”，在卖方和买方的交易过程中便不存在任何“摩擦”，即交易成本为零，进而现实的生产和交易过程不受交易成本的约束。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追求其个体利益的过程中，“看不见的手”会导致人们无意识地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一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包括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在政策导向上，新古典经济学主张自由经济，尽可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即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导致其研究过程中以市场组织为核心，而将企业及其他组织视为“黑匣子”，并将其理解为“经济人”，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最终在博弈过程中达成均衡。一句话，由于方法论上的缘故，新古典经济学不分析除了市场之外的其他组织，而是将其理解为“经济人”放到市场组织中加以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Coase）、诺思（North）、威廉姆森（Williamson）等为主要代表人物，它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但认为人的理性不是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现实的交易存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所言的“摩擦力”——交易成本，进而新制度经济学重视在现实的制度约束条件下，研究人们的目标函数最大化问题。现实的生产和交易活动，不仅受生产成本的制约，也必然受交易成本的制约。在上述意义上，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从方法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依然坚持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只是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修正”而非“革命”。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催生的凯恩斯经济学以凯恩斯（Keynes）为主要代表人物，以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为蓝本，以总体分析法为基本方法。凯恩斯经济学推翻了以“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为基本内容的“萨伊定律”，提出了“凯恩斯定律”，即“需求创造自身的供给”。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导致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总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其根源在于三大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的“灵活偏好”，其中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长期递减以及人们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导致投资需求不足。也即从前提来看，凯恩斯经济学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稳定性偏好”的理论内核；从内容来看，“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市场失效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有效”的否定。为此，在政策导向上，凯恩斯经济学认为政府应通过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或）货币政策来扩大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但由于存在“流动性陷阱”，在政策主张上凯恩斯经济学更偏好于财政政策。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有效需求不足原理和三大心理规律”（程瑜，2010）。虽然在理论基础及政策导向上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明显差异，但二者也存在相同或类似之处：其一，二者都是从人与物的关系、人类物质生产与物质需要出发，而将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等视为外生变量（张晓晶，2010）；其二，二者都重视“均衡分析”，凯恩斯经济学在讨论国民收入的决定、IS-LM曲线等问题时，一方面大量借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强调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归根结底还是期待实现新的“均衡”。简言之，新古典经济学以“均衡”为分析前提或起点，凯恩斯经济学以“均衡”为目标归宿或终点。从理论内核来看，凯恩斯经济学既有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同或一致的地方，也有与新古典经济学明显不同的地方，尚缺乏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因此，将凯恩斯经济学视作与新古典经济学并列的经济学流派。

马克思经济学以马克思、恩格斯等为主要代表人物，以他们的《资本论》为蓝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马克思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们之间历史地发生的社会关系及其演变的原因与规律（张晓晶，2010）。这一学派不仅讨论生产力，也分析生产关系^[2]；不仅讨论经济基础，而且分析上层建筑。马克思经济学不仅发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而且发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至于马克思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说等表述的具体理论命题，都只能看作是这一理论的外围保护带，随着时代的变迁都存在被调整的可能。那么，马克思经济学的内核是什么呢？学者们的探索结果表明，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李建德，2000，第12—16页），认可或不认可这一命题，是区分马克思经济学与非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标志。

3.1.3　传统经济学三大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片面性及其“新综合”

真理都是相对的，故应辩证地对待迄今为止的所有经济学学科和学派。在循环经济背景下，既应看到各种学说和理论的科学性，也应识别其片面性，从而做到有所扬弃。在此讨论传统经济学三大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片面性，并介绍以上述判断为基础的经济学“新综合”的若干进展，尽管这一“新综合”目前远未完成。

1.三大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新古典经济学以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为主要内容，以个体分析为基本方法，以市场机制为核心，探讨消费者、生产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何以实现社会和集体的福利最大化。它深入详细地探究了人的需求与技术选择、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关系，深化了人们对物质生产活动的认识，为探讨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准备。

凯恩斯经济学以国民收入决定、宏观政策分析为主要内容，以总体分析为基本方法，以有效需求不足为核心，探讨通过各类政策措施的作用，尽可能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促使社会福利的增加。这一理论正确地指出了信息不完全在受事前决策指导的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了关于信息、预期的理论研究（樊纲，2006，第150页）^[3]。

马克思经济学对广义生产关系展开了深刻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非西方经济学^[4]所言的“资本主义是永恒的制度形态”，正确地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为科学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不仅如此，马克思经济学为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考察各种经济变量提供了理论基础。

2.三大理论体系的片面性

经济学研究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规律，而社会经济活动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樊纲，2006，第113—114页），故此完整的经济学研究既要关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要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应研究生产和消费活动，也应研究交易和分配活动。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存在一定差别，但由于二者通常假设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经济关系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其研究重点在于物质生产活动，着力关注如何利用稀缺资源满足人们多样性消费之需，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也因此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那里成为一门“关于选择的学问”。马克思经济学以广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关注社会经济活动的“社会交往”层面，着力考察了经济活动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发展变迁规律，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与物的关系、物质生产与物质需要之间的关系在决定各种变量及其变动过程中的作用，从而也使其某些具体理论具有了一定局限性，不能全面地说明各种经济现象”（樊纲，2006，第147页）。

西方经济学忽视了社会经济活动的社会交往层面，难以说明经济运行（包括循环经济运行）中的种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的强项在于分析广义生产关系，却对人与物的关系的把握显现出明显的不足，甚至有人误以为人与物的关系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由于只重点考察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某一方面，虽具有科学价值，但三者均呈现出“片面的科学性”（樊纲，2006，第142页）。

3.三大理论体系的“新综合”

如上所述，在全面认识社会经济活动方面，西方经济学以考察人与物的关系为重点，马克思经济学以分析人与人的关系为重点，均存在“片面的科学性”。但作为人类认识社会经济活动的阶段性成果，不同学派的经济学之间可以互相补充，进而存在被融合和统一的可能。在这一背景下，以樊纲（2006）、李建德（2000）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经济学“新综合”的任务。由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以社会经济背景条件外生给定为前提，呈现出明显的封闭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方法论“元规则”，构造了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故而学者们主张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核心，进行“马克思主义新综合”（樊纲，2006；李建德，2000），构造“新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李建德和罗来武，2004；李建德，2005；李建德，2012）。

本书认为，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在内的诸多经济学流派的有机整合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人类对经济社会的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提出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学术任务，但迄今为止，经济学的“新综合”尚处于酝酿和探索阶段，更遑论将“循环经济”视为“新综合”的应用。理由在于：其一，学者们所构造的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缺乏统一的方法论基础，未形成统一的分析范式、分析术语和概念框架。比如在方法论方面，学界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个体分析与整体分析、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等方面的态度还远未达成共识。其二，目前还难以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概念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提出的若干问题，也难以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概念解释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提出的若干问题，还难以用凯恩斯经济学的方法、概念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提出的若干问题。这是因为三者在方法论、研究路径、研究目标、研究重点、概念体系、表述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短期内难以将其有机组合起来，用以全面揭示社会经济生活的全貌。

因此，对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的探究，还不可能从新综合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因为其尚虚无缥缈；也不可以从既有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因为其存在“片面的科学性”；而必须立足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通过对之修正和拓展而构成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