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的国际新闻传播的分析

第三节　1949年以后的国际新闻传播

一、新中国的对外传播概况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事业和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发展,介绍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观点和看法,争取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支持,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下设新华通讯社、广播事业管理局和国际新闻局等。国际新闻局是新中国第一个以对外传播为中心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新华社在北京设立总社,成为中国的国家通讯社,继续向海外发布消息,开办国外分社。

新中国对外传播的第一个发展时期是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从事对外传播的通讯社、广播、书刊出版发行机构相继建立。1950年1月,新中国第一种对外传播的英文版《人民中国》月刊创刊,以后又增出了俄文版和日文版。1950年5月,世界语《人民中国报道》月刊开始出版。1951年创办英文版《中国画报》和英文版《中国文学》,1952年1月创办英文版《中国建设》, 1958年3月创办英文版《北京周报》。这些媒体后来都发展为多语种对外传播刊物,它们向外界传播中国的信息,帮助外界了解中国各方面的变化发展。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改版社论,在这篇社论里提出改进新闻工作的三大主题:一是扩大报道范围,二是开展自由讨论,三是改进文风。扩大报道范围,就是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满足人民多方面的信息需要。这篇社论提出,不管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就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这不仅使新闻占据了党报的主体地位,而且使人民群众知晓权的范围越来越广。

新中国成立后,外文期刊发行数量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表3-1为1951年到1965年中国外文局外文期刊的发行数。

表3-1　1951年到1965年中国外文局外文期刊的发行数

资料来源:根据新星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国外文局50年大事记》的数据。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对外传播带来了新的生机。198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始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报纸、电视、广播对这次历史性的审判向国内外进行了充分的报道,出现了一些影响比较大的新闻作品。

进入80年代后,中国对外传播相继采用先进的通讯技术、卫星传输技术、数码照相技术、电子激光照排技术、多媒体技术、国际互联网络技术等,改造和新办了一批对外传播传媒。

《中国建设》1990年起改名为《今日中国》,它的中文版、英文北美版和英文盲文版以及《中国与非洲》的法文版、英文版相继创刊。《人民中国》和《中国画报》采用全彩印刷技术。《北京周报》、《今日中国》、《中国画报》和《人民中国》分别进入美国和日本的发行主渠道。1997年1月1日,中国国际互联网新闻中心在国际互联网络上建立了《中国对外信息网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闻与报道》和多种对外出版物的中、英文版都已相继上网。1998年,用世界语出版的《中国报道》月刊成功上网。

面向全球的《中国日报》1981年6月1日创刊,是中国第一份全国性的英文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7月1日创刊,现已发行到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台湾的《台声》月刊1983年1月创刊,对华侨的《华声月报》1995年4月创刊,在港澳台侨同胞中有相当影响。新创刊的《人民政协报》、《黄埔》杂志等也都是从事对外传播的报刊。

中国的电视对外传播起步比较晚,但是发展迅速。1983年,中央电视台成立对外部,专门制作、翻译和发行对外节目,这是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开端。此后,国内各地电视台也相继成立对外电视交流和传播部门。1991年,中央电视台成立对外电视中心,随后租用“亚洲一号”卫星,向台港澳地区和东南亚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1992年中央电视台创办卫星电视,开播第四套节目,可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此后的几年里,中央电视台的对外传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还与海外的电台、电视台、报纸、期刊、出版社等开展广泛的交流合作,通过合作出版、版权贸易、相互供稿与交换节目,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二、50年代初到“文革”前的国际新闻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形成了以《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核心的新的新闻传播网。

20世纪50年代初,有关抗美援朝的新闻、评论、通讯是对外广播的重大主题,占了很大的比重。从1951年初至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定前夕,举办对侵朝美军的英语广播节目,阐明中国抗美援朝的立场。1951年11月15日播送了美军战俘的讲话录音,战俘通过广播向自己的家属讲述他们在战俘营里受到的人道主义的待遇,戳穿了美国捏造的朝中方面虐待战俘的谎言。这样的广播内容,不仅战俘家属和美军官兵关心,一般外国听众也感兴趣。新西兰一位听众自录下了200多个战俘的广播讲话,转寄给他们的家属。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开城附近的板门店举行,持续了三年的朝鲜战争结束。在此前后,中国媒体向全世界宣传中朝人民和军队在反侵略战争中的胜利,宣传中朝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实现朝鲜停战所作的努力,揭露敌方破坏协议的行为。这是一场舆论战线的斗争。双方都有大批记者在板门店采访,还有世界其他国家的记者集结在板门店。中国记者在板门店有100多人,组成中国记者团。除大批新华社记者外,还有《大公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天津日报》的记者,其中包括文字记者50多人,摄影记者30多人,电影记者20多人。

1954年4月到7月,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赴日内瓦参加印度支那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参加的第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也是中国新闻界第一次采访报道的重大外交活动。中国新闻界组织了一个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机构的30余人组成的大型记者团前去采访报道,通过新闻报道加深与扩大了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周恩来说,记者在报道中要多用事实,少发议论,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以免情况变化时陷入被动。

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召开。4月11日,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乘坐中国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客机“克什米尔公王号”从香港起飞前往雅加达转赴万隆。飞机在途中爆炸,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社、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波兰人民论坛报、奥地利人民之声报等新闻机构的记者共7人遇难。

50年代前期,中国的报业发展较快。1950年中国报纸的总印数为8亿份,1954年增加到17.1亿份,1956年,又增加到26.1亿份。《人民日报》1950年每期发行量为17万份,到1957年己达到71万份。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由于反右派斗争,《文汇报》的销量从十多万份跌到两三万份。反右运动开始后,许多新闻工作者受到了批判,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6月至9月底,仅在《人民日报》上点名批判的新闻界的反右派分子就有104人,其中包括总编辑、副总编辑及著名的报人。整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给中国新闻业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大批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被迫离开新闻工作岗位,一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此后不敢讲真话。“左倾”错误思想急剧膨胀使“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得到发展,也为后来新闻界在“大跃进”和“文革”中所犯下的错误埋下了隐患。

1959年7月,新华社建成了功率强大的北郊收讯台,抄收外国通讯社的电台增多,扩大了国际新闻的来源。

50年后期,对外新闻传播开始出现偏重说教的教条主义风气和“大跃进”的浮夸风。60年代,宣传“世界革命”,号召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外传播也是如此,许多国外读者和听众反映当时的中国传播媒体“生硬”、“呆板”、“枯燥”。

1961年开始,中国的报纸大量合并或停办,报纸发行份数减少。《人民日报》压缩版面为日出六版,发行份数由133万份压到100万份,《光明日报》的发行份数由13万份压到不足8万份,其他中央级的报纸也都压缩了发行数量。新华社的机构和广播电视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停办了一批广播电台。全国20座电视台在1962年调整时,只保留了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天津5座。

从1961年开始的新闻业调整,停办了许多报纸和电台,又根据需要和可能充实了一些新闻机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要新闻节目有《全国新闻联播》、《新闻报摘》、《国际时事》等。到196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有4套节目:2套对全国广播的综合性节目、1套文艺节目和1套对台湾的广播节目。

1964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形势好转,新闻业又开始了比较快的发展。国际广播电台也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到1966年,国际广播电台的广播语种增加到了33种。1965年,该台从133个国家和地区收到28万多封听众来信,比1951年增加了440倍。

三、“文革”时期的国际新闻传播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新闻舆论阵地被夺权,大批新闻从业人员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报纸广播电视形成了“千报一面”、“千台同声”的局面。许多新闻界的领导人被指责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多著名的新闻活动家被迫害致死,许多新闻工作者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期间,新闻媒体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严重破坏,大量的报纸被迫停刊。在此期间,正式出版的报纸种数大量减少,而小报小刊泛滥成灾。“新闻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成为统治新闻界的主流观点,新闻学术研究和新闻教学处于瘫痪状态。整个新闻业失信于民,失信于社会,成为“文革”的重灾区。在这个时期,新闻报道中出现了大量的“假大空”现象。对于外国的群众运动、武装斗争也作了不少浮夸的报道,报纸上充斥了“某某地区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某某国家人民武装斗争的烈火已经在这个国家的三分之二的土地上熊熊燃烧”等语句。

“文革”中,广播电视深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大批办得有特色的节目在这一时期停办。对台湾广播的节目大部分被停办,保留下来的节目同样失去了原来富有人情味的特点,变成了千篇一律的政治说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广播电台的文艺节目中只能反复地播放“样板戏”,排斥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使广播事业备受摧残。

对外广播也同样经常充斥着“左”的政治说教,各种语言的对外广播节目同对内广播一样,经常连续全文播出有关“文革”方针政策的长篇社论、文章以及领导人的讲话。十年动乱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来的庄重朴实、亲切自然的播音风格被破坏,广播节目都是声嘶力竭的喊叫。听众和广播电台建立起来的关系日益疏远,电台收到的听众来信越来越少。但广播事业也取得一些进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进一步扩大。十年间增加了11种外语广播,对外广播用语达到39种。

在十年动乱里,新闻界既是极左思想的传播者,又是极左思想的受害者。林彪和“四人帮”通过新闻媒介狂热地宣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各种报纸都在新闻报道中把毛泽东语录排成黑体字,以示突出。“最最敬爱的领袖”、“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这种空话套话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文体,后来被人们称为“文革报刊文体”。

“文革”期间的报纸的典型版面

进入70年代后,中国外交有所发展。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的新闻界非常重视尼克松访华的报道,新华社为此发了文字消息35条,新闻照片25幅。为了配合尼克松的访华报道,新华社还编发了大量稿件。同时在全国发行量相当大的《参考消息》刊发了大量外电,介绍了当时的国际形势。1972年9月1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并且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事业局除了及时地报道田中活动的新闻外,还结合国庆报道,对外宣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新闻机构对此作了充分报道。新华社于当年11月在联合国驻地建立了联合国分社,加强了对联合国的报道。

“文革”中,在全国各地电影制片厂停止生产的情况下,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仍能摄制新闻纪录片,留下了一些关于那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其中包括反映经济建设和军事科学技术发展的影片和记录尼克松访华、田中角荣访华的影片,以及纪录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的《第27届联大会议》新闻纪录片。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新闻传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新闻工作开始出现新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生的最大变化首先体现在新闻传播观念的变化上。从摒弃“阶级斗争工具论”到继承发展“喉舌论”,从承认新闻是一门科学到引进西方传播学的观念,并且开始了受众研究。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闻传播事业的规模有了更大发展,国内新闻界同海外新闻界的交往日益频繁。在报道内容上,新闻工作从过去以宣传政治运动为主转变为以宣传报道经济建设为主。在报道方式上,新闻媒体改革创新,新的报刊和广播电视节目纷纷创办,形成了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一个高潮。

1978年以后是中国新闻业变化巨大、发展极为迅速的时期。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新闻业加快了改革的步伐,报纸的种类和发行量成倍增长,收音机和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急剧增加,新闻媒体的总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以报纸为主体,逐渐转移到电视、报纸、期刊、广播、通讯社、新闻摄影、新闻电影等多种媒体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新格局。

自从1981年强调国际新闻必须“客观、公正、真实、全面”的原则以来,中国媒体在国际报道方面进一步克服了报道中的片面性、绝对化以及迟报、不报等现象,对帮助中国人民了解世界,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了解中国等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注意按新闻规律办事,报道面开阔了,稿件的时效性增强了。如对中东局势、两伊战争这些人们普遍关注的国际重大事件都比较及时地作了报道,让中国和国外读者能及时了解形势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在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的斗争中,反对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中篡改军国主义侵华历史的斗争中,注意报道有关情况,宣传中国政府的政策。对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等也都及时作了报道。塔斯社11月11日下午四时(北京时间)宣布勃列日涅夫去世,新华社的对外广播在4暶18就发了消息。

1986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首次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加强对外传播工作,指出了对外传播在促进对外开放和祖国统一,推动经济建设,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各省、市、自治区也陆续建立和加强了对外传播工作,一些地方还建立起自己的对外传播阵地,开办了本地的对外传播刊物。

80年代中期以后,不少报纸和电视台普遍利用卫星接收文稿、照片和图片,利用卫星进行电视转播。到20世纪末,全国利用卫星传送的电视频道已达到41个,使不少电视受众能够在家里看到其他省市的卫星频道节目。与此同时,不少媒体还引进了数码传送技术,实行新闻摄影的数码化,广播制作、传输、播出的数码化,和电视制作和演播的数码化。科技含量增加的结果,使新闻传播媒体的信息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随之提高。现在,新闻传播媒体已经成为中国应用高新科学技术最为快速有效的部门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媒体的数量和品种大为增加。1997年,中国有报纸2163种,广播电台1416座,电视台943座,有线电视台1270座,电视机约2.9亿台,新闻工作者达55万人。^[2]据估计,在普通的一天里,中国报纸的读者约有4.5亿,广播的听众约有9亿,电视的观众约有8.5亿。

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是决定新闻媒体质量的重要因素。从工作性质看,中国近75%的新闻工作者从事编辑或采写工作。从报道领域上看,从事经济新闻报道的人员最多,占19%;居第二位的是文化教育新闻工作者,为15%;而国际上最为人们所重视的时政新闻和国际新闻的报道领域,在中国的人员分配仅分别占14%和6%。这种不太合理的人员分配的比例还有待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