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的改造与变迁

二、报业的改造与变迁

1.对私营报纸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中南海召集夏衍等文化工作干部谈话，对南下接管上海的工作作了详尽指示。谈到民营报业时，周恩来说：“我们初步意见是北平、上海这些地方，还可以保留几家民营报纸。”同时还提出，共产党人应考虑到环境的变化，去处理新形势下的办报问题。他还指出，过去在山沟里办报纸，读者对象主要是工农兵和干部，入城后情况不同了，特别是北平、上海、武汉、广州这些大城市，如果按新中国成立前那样办，当然不行，办成解放区那样读者也不习惯，达不到教育、宣传的目的。⁽¹³⁾

1949年6月20日，由上海市文管会召集，举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新闻出版界座谈会。文管会副主席范长江就报业的民营问题指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有些私营的文化、出版事业单位，是不同程度上代表人民的，是应该称“民营”的，或属于“民营”的，但在人民政权下，政权的本身是代表人民的，这里只有公营和私营之分，不再是“官方”和“民间”的区别（1949年6月21日《文汇报》）。根据这样的标准，《文汇报》就被认为是私营文化企业了。⁽¹⁴⁾在这里，“民间”等词一旦被赋予新的内涵，就变成敏感的字眼，似乎注定要成为历史了。

同年9月20日，胡乔木在《新民报》五地分社代表联席会议上，对《新民报》如何适应新形势、完成宣传任务，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指出，《新民报》可以根据过去的传统与工作经验，来满足它所联系的某一部分读者，引导这批人进步。他还建议，《新民报》对新华社发的新闻稿，不妨在文字上加以删改，使其更易通俗，并要他们注意社会新闻，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内容可以日常生活常识和通俗文艺为主。⁽¹⁵⁾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在1950年6月谈到，《新民报》的读者主要应是中小工商业者、广大店员、里弄居民和家庭妇女，晚报的读者是在一天工作之后业余时间看的，所以内容必须要轻松些，即使讲大道理，也要用各种不同的、轻松的、深入浅出的方式来讲。⁽¹⁶⁾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领导人由于认识到少量私营报纸存在的必要，所以对私营报纸实行了扶持政策。1949年11月30日，中宣部致电华东局宣传部要求其对《大公报》等报予以扶持。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公营、私营、公私合营并存的报业格局曾存在一个时期。据新闻总署1950年2月28日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报纸281家，其中私营报纸至少为55家，上海的私营报纸最多，有14家。⁽¹⁷⁾私营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较早较快，1950年下半年起，《大公报》、《文汇报》等相继实行公私合营，到1953年初全部实现公私合营。后来，又逐渐退还私股，全部成为公营报纸。这时期，新华社建设成为统一的国家通讯社，是国家集中统一的新闻发布机关。

新闻总署成立后，要求所有报纸都担负指导中心工作的职能，因此私营报纸也开始效法党报的宣传，渐渐失去了特色。党报在群众中具有一定的影响，使私营报纸逐渐失去自身存在的可能，党的机关报开始一统天下。⁽¹⁸⁾

2.政策变动下的新闻界——以《文汇报》为例

1957年春季，党和政府号召知识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接着，中共中央又决定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于是，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形式“鸣放”，向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在此过程中，《文汇报》与《光明日报》最为活跃。

从6月8日起，开始了反右派斗争。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这样的论断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过程中，《文汇报》6名编委和15名编辑记者、职工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一些党员负责干部受到党内错误处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¹⁹⁾

此后，根据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等精神，从1958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文汇报》按照“百家争鸣”方针，就哲学界、经济界、文艺界、教育界提出的问题，在报上开展实事求是的讨论，纠正当时主要由于“左倾”所造成的缺点、错误，有利于探索客观规律，认识科学真理。但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主要因“左倾”造成的缺点、错误，却被当作右倾来反，于是“双百”方针在报纸上再度销声匿迹，“左倾”思想不断泛滥。⁽²⁰⁾

三年“大跃进”期间，《文汇报》和全国报纸一样，也错误地为高指挥、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推波助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曾突出宣传“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错误观点；在新闻报道中，不见分析地把科学家、工程师、教授、学者，统统当做“保守派”、观潮派、促退派，加以丑化。接着，又搞所谓“拔白旗”，对一批专家、学者和好的文艺作品作了错误的批判。⁽²¹⁾

1960年冬，党中央从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着手，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时调整知识分子政策。1961年1月底，党中央又向全党批转了中宣部关于《文汇报》开展学术争鸣情况的报告。6月，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针对“套框子、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穿鞋子”等“五子登科”的“左倾”错误做法，重申了党的“三不主义”，支持各级领导要按照艺术规律来领导文艺工作，反对瞎指挥。这时期的《文汇报》大量增加文教新闻，接连发表了全国各地近百个知识分子的访问记，表彰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人才、著书立说、进行科学研究等先进事迹，反映他们的意见、要求和建议，其中包括为那些在反右派、拔“白旗”中批评错了的知识分子恢复名誉。⁽²²⁾

但这种良好的形势并没有持续下去。1962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并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的情况下，报纸对党内外错案的纠正，被说成是“翻案风”，理论学术讨论被说成是“民主自由风”，对工作中错误缺点的正常议论被说成是“漆黑一团风”，而这些风又被说成是与“单干风”相结合，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并与国际上反华逆流相呼应”，国内新闻舆论的形势随之陡变。1963年1月，在上海市委思想工作会议上，市委主要负责人指斥《文汇报》开展学术讨论是搞国共合作。1965年10月，《文汇报》被指定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了“文化大革命”进行舆论准备的阵地。⁽²³⁾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挫折和损失的十年，也是《文汇报》陷于全面黑暗的十年。1967年1月，《文汇报》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反革命夺权后，沦为反革命的舆论工具，对人民实行法西斯全面专政的工具。根本颠倒敌我关系，煽动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根本颠倒实践和理论的关系，狂热鼓吹个人崇拜，宣扬唯心主义，肆意推行愚民政策，百般摧毁、丑化知识分子和群众。假、大、空、黑，连篇累牍，泛滥成灾，⁽²⁴⁾这种情况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