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紧围绕革命战争的需要开展城市工作

二、紧紧围绕革命战争的需要开展城市工作

（一）在白区的恐怖环境中开展城市工作的正确方针

19、20世纪之交，中国的旧城更新与新城建设都有一定的发展。所谓“旧城更新”，是指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本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情况下，城市的规模、类型、结构和布局等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例如古都北京、西安等城市，内地的成都、南昌、长沙、兰州、内江等城市和沿海的无锡、南通等城市。所谓“新城建设”，是指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在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内并且深受其影响而出现的新城建设。例如，青岛市长期处于德国的侵略和控制下，不仅使青岛变成了它掠夺中国原料、倾销其本国商品的口岸基地和投资场所（设银行，办工厂，等等），而且使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建筑风格，都浸透了德国的风味。其他的还有日本长期控制的大连，沙俄长期控制的哈尔滨等城市，也都是这样的。不同于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城市，上海、武汉和天津等由于同时受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并在同一城市里各自划定了租界，所以这些城市里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相当强大，不仅在经济上工商、交通、金融等产业门类比较齐全，而且在政治上外国人还享有“治外法权”，有的甚至还控制了海关的管理大权。二是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陆续地造就了一批以工矿企业为主体的新兴城市。诸如，唐山市（河北）、焦作市（河南）、大冶市（湖北）、冷水江市（湖南）、萍乡市（江西）、玉门市（甘肃）等。三是随着铁路、公路、水路的畅通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很多，既有如京广铁路线上的郑州、衡阳等大中城市，津浦铁路线上的蚌埠、浦口等大中城市；也有许多小城市和小集镇。截至1936年，我国已有人口在5万和5万以上的城市191座。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城市减少23座，我国5万和5万以上的城市仅余168座，其中设市的城市仅69座（直辖市12座，省辖市57座）^[31]。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梯级性与不平衡性特征，也就决定了城市体系构成的不平衡性，即大中城市进一步地向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京汉、津浦铁路沿线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集中。地区经济、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城市分布的非均衡性，不仅决定了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独特性，而且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先西北（反动势力相对弱）后东南的过程性。

毛泽东确立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到乡村，并没有否认城市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整个中国一分为二：以乡村及小城镇为基地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后称“边区”、“解放区”），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及周围乡村为基地的国民党统治区（称白区或国统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又一分为三，即增加了一个被日本占领的“沦陷区”（殖民地）。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城市工作”，是指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工作，其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总的来说就是“荫庇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32]。1944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城市工作方针与任务，作了很详细说明：在白区，“我们现时的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应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敌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是乡村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完成的时候。”《决议》充分肯定了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即正确地估计到1927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即有计划地把党在城市中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党要深入群众，聚集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工作中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的手段进行斗争，根据环境和条件，引导群众斗争的发展；要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等等。1945年4月，毛泽东在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更具体地论述了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工作任务及其方针。他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哪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33]“在一切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就要联合起来，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34]

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广大党员，按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正确地执行党的城市工作方针，迅速地打开了工作局面。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种种努力，不仅具有迫切的现实政治意义，而且对当时中国城市文明主体的发育和培养，对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后开展以城市政治文明建设为龙头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因为：从当时中国城市的政治主体来说，它们也是有分野即一分为二的。作为上层统治集团（包括帝国主义者、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封建军阀、政客和一切依附于他们的汉奸、走狗，等等），虽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但他们是全民族的敌人，是反人民的凶恶敌人，是阻碍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主体和元凶。处于他们对立面并与之斗争的广大市民群众，虽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被城市反动政治主体所主宰，但他们是城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动力，他们为捍卫自身利益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城市政治文明发展的承载者与积极推动者。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把城市劳苦下层群众（特别是产业无产阶级）组织和发动起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因势利导地引导他们因地制宜地开展合法斗争；用深入细致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把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发动起来，千方百计地在上层爱国人士中间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实施“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35]的策略，在对反动营垒的政策中，利用敌人内部的每一个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从根本上说，就是在“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的白色恐怖中，对中国城市政治文明主体的培育和激发。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诸如在我们党的率领下，1932年上海各界人民支持驻沪19路军抗战；1935年发动的“12·9”运动；1936年以宋庆龄为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诞生； 1938年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而产生的国民参政会；1939～1940年“宪政运动”即中国人民要求制定宪法、实施宪政运动的发生；1939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1944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抗战后期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1946年），国统区学生掀起的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由的反美反蒋斗争风暴（1947年），等等，不但十分切近地配合和支持了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而且对往后新中国城市政治文明建设来说，都是极其优良的传统和宝贵的政治资源。

（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治文明在小城镇上艳阳高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设人类解放的发展战略，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6]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还作出了10个方面的具体构想。毛泽东用中国语言的表达习惯，把“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表述为“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在俄国，承载这个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文明核心价值理念的，是列宁通过“十月革命”所夺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在中国，开始只有毛泽东所开辟和强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政权。有了这个载体，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也就有了依托。因此，这个政治文明建设不但同中国革命道路相一致，而且还必须依靠革命特别是武装斗争的胜利来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治文明建设承担的历史任务极其艰巨：确保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催生人民民主专政新型国家的建立。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并战胜反革命武装，既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特点，也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优点。这个特点与优点的集中表现就是要有一支党领导下的坚强的人民军队；否则，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可是，共产党如何用革命理论去武装人民军队官兵的头脑，使他们初步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道理，正确解决为谁吃苦，为谁打仗的目的性问题，这又是人民军队建设的首要问题，不能不成为农村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也遭到过暂时的失败。1927年9月29日，他率所剩不到1 000人的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整编，史称“三湾改编”。其主要内容就是确立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并以党的组织建设来加强保证，即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班设党小组，连设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各级均设党代表，全军由毛泽东任书记的前委统一领导。为了消灭旧军队的雇佣制度而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在军队内部实施民主制度建设，即创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官兵平等的制度。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湘赣边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党和群众不得不一起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37]其中首要的是军队建设问题。毛泽东说边界红军的来源有六个方面，从成分上看也就是两种：一为工人、农民，二为游民无产者。边界红军的骨干是叶挺、贺龙旧部，前武昌政府警卫团，平江、浏阳起义的农民等，时下不过仅占部队总数的1/3。既然红军大部分是敌军俘虏即由雇佣军而来，所以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特别艰难。由于党的组织是奠定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所以，在党内反映出来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即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意识文明相抵触的意识形态，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从政治文明的主体性上来讨论，毛泽东说：“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38]有鉴如此，毛泽东于1929年12月，为红四军第9次党代表大会写下了著名的《决议》，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错误思想的具体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等），并在红四军中坚决地贯彻执行，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都肃清了。

有了一支坚不可摧的人民军队的保卫和支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意识文明就具备了制度化、法律化的条件，这就是党领导革命根据地人民普遍地建立起各级“苏维埃”（意为会议或代表会议）政权（它所控制的区域称之为“苏区”，有“省苏”、“县苏”、“区苏”、“市苏”、“乡苏”、等）。截止1930年，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河南、安徽、浙江等省份，已建立大大小小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共十几块，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7万多人，地方武装近3万人，枪约6万多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大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大法，是苏区各级政府制定一切法律、法令、方针、政策的最高依据。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这个民主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的基础上统一中国，有系统地节制资本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宪法大纲还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大会选举毛泽东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同时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主席。^[39]1934年1月，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两年来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当前的任务，具体讨论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红军建设和经济建设等重大问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在形式上标志着“一国两制”的产生，即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两个根本性质不同的政权的对立和斗争；从实质上说，它标志着古老的封建政治文明已经在中国一部分地区完全转型，已为崭新的政治文明的过渡形式——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所取代，这是一件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伟大事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实践，为1949年建国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总体构架，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推动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发展。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虽然更名为敌后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大块抗日根据地政府则称边区政府），但新民主主义的实质未变，且实现的方式更加灵活多样，民主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广泛。1940年，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即《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其中说：“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有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40]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1/3，以容纳多方面的进步力量，有利于团结各抗日的阶级、阶层。党领导下的抗日敌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为建国后的多党合作、民主建政，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经过8年抗战，我们党领导敌后军民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19块，包括西北、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面积达9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标准：“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为，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41]这就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已经有占中国总人口1/4（相当于当时全欧洲人口的1/6）的中国人民，已经生活在新型政治文明光照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了。在95万平方公里的新社会领域里，小城市和集镇点缀其间，出现了四五十个、七八十个甚至上百个城镇联成一片的盛况。日寇投降后两周以内，新四军、八路军随即“收复大小59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175个”^[42]。不论古今中外，城市总是一定地区生产力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社会组织相对复杂、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开放的社区，因而成为一定地区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中心，在其辐射力与吸引力的交互作用下，推动自身与周围地区的发展。从土地革命到抗战胜利这十七八年之间，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城镇发展成绩很大，城镇政治文明建设是相当地有特色的。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城镇是一番什么景象呢？请看毛泽东调查的一个典型吧。1930年5月，他趁在江西吉安县召开“陂头会议”的时机，用10多天时间对地处赣粤闽交界的寻乌县，作了一次他所经历的“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43]在这个调查材料中，毛泽东着重调查了寻乌城的情况。寻乌县共12万人口，其政治区划分为7区（包括4厢12堡），其中城区分东西南北4厢，为全县的政治中心。毛泽东列出“寻乌城是什么”这个专题，查明该城所经营的商品与职业，其大类有23项，仅经营的杂货（又称作所谓“洋货”）就达131种。寻乌城共2684人（占全县总人口2.2%），其职业与社会成分的分布为：（1）农民（1620人，占城区人口60%）；（2）手工业者（297人，占11%）；（3）游民（270人，占10%）；（4）娼妓（162人，占6%）；（5）商人（135人，占5%）；（6）政府机关（100人，占4%）；（7）地主（78人，占3%）；（8）宗教徒（22人，占1%弱）。这个城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占到了71%，可见它是一个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体的城镇。从回顾寻乌城历史变迁的角度观察，毛泽东十分感慨地说：“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怎么不值得我们注意呢，还有，寻乌城至今还是一个不定期的店铺变易和定期的圩场交易并行着的地方，它约有2700人口，一道坚城的内外，表现它那寂寞的情调，除非到一、四、七的圩期，才临时地热闹几小时，这不又是一件很好的资料吗？”^[44]社会调查深化了毛泽东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他要求根据地各级干部“尤其是乡和市这一级的同志”，必须充分认识城镇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才能更好、更坚决地贯彻“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正确方针。^[45]

位于陕北高原、延水之滨的延安城，1937～1947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被中外革命人士尊称为革命圣地。关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革命根据地的城市政治文明建设的状况，我们可以从（美）埃德加·斯诺、（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英）G.史坦因、（美）爱泼斯坦、（中）范长江、（中）赵超构等中外名记者，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冲破重重阻力到延安采访所写的大量文章中，作一点概括性了解。

——从农业文明根基上建立起来的粗糙而未成熟的城市，提供了延安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

延安原是一座边防古城，近代为肤施县的城关镇，1940年遭敌机轰炸被毁。延安是人们在它的南门外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区，所有建筑都是匆忙完工，因而粗糙、简单，但很适用。“商店的货物似乎很丰盛，但只限于日用品的若干种，窗橱的装饰，纯粹是摇鼓担式的老手法。”“市面上最可注意的，是打铁铺之多，在300家门面中，打铁铺至少要占50家。即在深夜，我们还可以看见熊熊的炉火映着赤膊的铁匠紧张工作。这一点可以充分表现延安还是十足的农业都市。”^[46]作为具有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政治中心的延安，只有4万多居民，其中党中央、边区政府的机关工作人员和驻军人口就达到3万多。在自然条件极差、生产力很落后加上敌人严密封锁的边区，抗战部队和各级工作人员靠边区人民缴纳的皇粮国税，显然是无法供养的。因此，必须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所以，在延安“每个工作人员在种地、纺纱、捻毛线三者之中，必有一种。每天11小时的工作，7小时办公，2小时生产，2小时学习是极普遍的。一星期中，除星期日外，延安街道上的行人真是寥寥可数。”（工人每天也工作10小时）^[47]隶属延安管辖的南泥湾，是359旅部队的生产基地。他们以连队为单位组织生产，共开荒20多万亩，还承办了纺织、肥料、制盐、制粉等工厂和运输队，其农副产品除了保证自给之外，还有上交政府的任务。

在旧式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党和边区政府还引导农民组织变工队，通过生产组织的简单变革就增加了生产，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具有现代经济萌芽性质的合作社经济也出现了。“延安的南区合作社是典型的合作社之一，它最初从骡马大店开始，现在则经营着20多项业务，发展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去。生产、消费、运输、农贷、移民、经理公款、代收税金、婚丧贷款，几乎无所不包。”^[48]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分政府、部队和机关学校大部门的公营经济。在公营工厂中，其工人除了是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人之外，华侨也很多。华侨工人中不乏“有周游过世界的一些人、环行世界的轮船上的老水手、其他区域兵工厂的机械师、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欧洲来的中国工人”，等等。^[49]正是生产方式中这些新的因素影响和作用，它就像潜入夜晚的春风，“润物细无声”地改变延安和边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为新型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人和人之间新型关系的建立，在头脑中催生了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等价值观念，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意识文明的制度化提供了基础。

延安的党、政、军、民、学各个机关工作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的走到了一起。为了实现抗日救国，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争取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这个目的，毛泽东把“彻底地为人民利益而工作”作为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建党建军的宗旨，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准则。他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个座右铭不仅成了人们自觉的道德规范要求；更是表达共产党人政治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领导机关对一切从事党、政、军、民、学各种各样工作的干部实施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等价值观念教育，进行现代政治文明启蒙、努力提高抗日民主政治主体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到延安采访的中外著名记者，对延安所发生的一切都有兴趣，而对延安的民主与人权却最为关注。他们在无拘无束的采访中，以其锐利的眼光发现了这个“一穷二白”的边区竟然充满活力、朝气勃勃。43天的所见所闻终于揭开了秘密，这就是一切抗日阶级、阶层的民众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并把一切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共同目标下，不分民族、党派、信仰、经历、地位和身份，都自由自在地生活、勤奋努力地工作，人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的亲密同志关系，出现了一种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和谐政治局面。我国的名记者赵超构先生发现，延安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这“是不是党和政府有意造成的？”但是，深入的采访他相信了人们的回答：“大家的思想的确是差不多。至于差不多的理由，则由于大家对事实的认识一致，对党的政策的理解一致。”^[50]在延安人群中，不仅有许许多多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而且还有一些闻名中外的大知识分子，像历史学家范文澜、吕振羽，作家成仿吾、丁玲、陈学昭，诗人萧三、艾青，音乐家冼星海，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周扬、艾思奇、何其芳等著名人物。这些大知识分子都向赵先生一行保证，说他们生活得很满意，无拘束，十分自在。他们还说，我们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我们觉得，动不动就抬出外国人名字来吓人，是可耻的。”^[51]赵先生一行对此回答十分惊异，因为“在我们想象之中，边区一定是共产理论像洪水一样泛滥的世界。然而不然，马列主义固然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因为现在边区马列主义已经按照毛泽东所提的口号化妆过，那便是‘马列主义民族化’。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小如变工队、秧歌队、合作社，大如新民主主义，我们都可发现，是马列理论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外衣综合品。在边区，开口马克思，闭口列宁，是要被笑为落伍的表现的，‘打倒洋教条主义’是他们整风运动之一点，毛泽东给共产党员的教训，是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之中播种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52]边区的理论创新精神和自由、民主气息，不仅使这些革命者生活惬意；而且爱国的地主等所谓的剥削者也感觉很自由。爱泼斯坦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个年轻的地主，对以往那种脱离生产不作任何贡献的生活感到羞耻，便积极地把卖了土地的钱投资于纺线厂，并对他说：“土地不论是否为我所有，总是可以生产的，现在我可以用这笔钱来增加国家所需要的生产总量。”^[53]这种人生价值观念的“颠倒”，不能仅仅看作是边区政府实施德政的结果，而且它还透露出现代民主理性对人的思维的穿透力，表现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成功。至于普普通通的农民获得民主权利以后，更是感到新旧社会两重天。美国的名记者怀特先生对延安的人民民主印象很深，他从接触的大量事实中作了一个这样的推理：“你可以请来一个曾经被踢被打被欺负、而其父亲传给他过去受压迫的记忆的农民，然后，你拿他当人看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去选举当地的政府和治安机关，让他自己去表决减租，让他自己去选举军队和民兵，假如你做了这些，你就已经给了他以社会的权利，他就愿意为社会和给予他权利的党而战。”^[54]怀特先生在这里讲的人权与民主，是现代政治意识文明的核心理念。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一般工农群众，可能在理论上难以把民主与人权的含义表达清楚；但是他从切身利益的感受中能明明白白地认识到这些价值的真谛。一旦他获得了这些认识，他就会成为一个勇敢而有觉悟的战士，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不可战胜的秘密就在这里。

——开中国政治发展历史之先河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是边区城市政治民主化、法制化建设的根本依据。

毛泽东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55]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国情的新民主主义。”^[56]我们为什么不能要旧式的、像现在英、法、美等国的民主政治呢？原因就在于它“实际上都是吃人的政治”。^[57]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非常好，但是中国现在还没有条件实行，只有等到将来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因此，现在的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58]“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根据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基本原则，边区政治权力机构为各级“参议会”，其政权组织形式为各级行政委员会。在政权机关中，其人员分配按“三三制”原则，但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这个“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59]边区各地各级政府坚决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要求，给到延安采访的中外记者以强烈的印象。（美）爱泼斯坦先生对边区民主建设的评价是：“村选是直到边区参议会为止整个制度的基础，由边区参议会选举政府。这真正代表了中国的一种革命。”这种革命既革掉了地主阶级“独占着最高权力，以及军事的统治”；也从政治上经济上解放了“贫农或佃农，村议会和主席常从这些人中选出（虽然有时候声望较好的地主仍然当选）。”在人民民主政权的管理下，“村里没有警察，由自卫队来执行任务，自卫队是村民自己的武装团体，有一个公选的队长，受制于民选的村政府。”^[60]对于黑暗的旧中国来说，边区基层的这种祥和景象，也许就是古代中国人所向往的世外桃源吧！边区政府工作人员的内部关系怎么样呢？美国记者1945年1月为《民族》杂志写了一篇评论《1945年的延安》，文中对延安市参议会的人员结构作了透露：“47个议员中有17个是共产党员。17人中之一，是日本共产党人某君……在非共产党员议员中，21个是无党人士，5个是国民党员，2个是基督教徒，1个是天主教教徒。”他要求读者注意毛泽东先生在对大会演讲政治合作的问题时所作的强调：“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及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派，应该一律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61]内部的民主团结、上下一心，这就造成了一个模范的精简、廉洁、高效的为人民服务的边区政府。

依法治政，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延安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延安造就了新的女性，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成为中外记者眼中的一个亮点。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且经过了长征考验的黄克功，在抗大第六队任队长时，对陕北公学女生刘茜逼婚不成，便开枪将其打死。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即时写信给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和抚恤。”^[62]

由于党政机关特别是各级领导带头守法、执法，在法制的保证下，延安及各个边区民主建设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面对这种进步和发展，中外记者中也有人担心。例如，怀特先生就吐露了这样的看法：“这种共产党的民主领导，是否可能在战后，在那政治可能腐败的大城市里以及有着完整组织的富有的善辩的反对党派的地方实现，还得等将来决定。”^[63]赵超构先生在其《延安一月》的结束语中也写道：“据我看来，边区究竟还是小范围的试验，同时过去几年的边区都在闭关状态之中，目前即有所成功，在公平竞争的场合，是否能有永久的保证，也还是问题。”^[64]

【注释】

[1]冯天瑜，陈锋：《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3]章开沅：《辛亥革命辞典·序言》，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4页。

[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6页。

[6]《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8页。

[7]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页。

[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7页。

[10]王承仁：《中国近代八十年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页。

[11]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6页。

[12]中国政协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页。

[13]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14]《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3页。

[15]［苏］阿·穆·卡里姆斯基：《社会生物主义》，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16]《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7页。

[1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8页。

[1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19]《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页。

[20]《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3页。

[21]《毛泽东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2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3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64页。

[2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4页。

[26]《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75～976页。

[27]《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页。

[28]《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4页。

[29]《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0页。

[30]《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6页。

[31]朱铁臻：《中国城市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3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21页。

[33]《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89页。

[34]《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90页。

[35]《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2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72页。

[37]《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2页。

[38]《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3页。

[39]王桧林：《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40]《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99页。

[41]《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43页。

[4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50页。

[43]《毛泽东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

[44]《毛泽东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

[45]《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9页。

[46]尹均生：《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47]尹均生：《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48]尹均生：《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49]尹均生：《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50]尹均生：《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51]尹均生：《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52]尹均生：《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53]尹均生：《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54]尹均生：《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

[55]《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00页。

[56]《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01页。

[57]《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04页。

[58]《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01页。

[59]《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01页。

[60]尹均生：《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61]尹均生：《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62]《毛泽东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

[63]尹均生：《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64]尹均生：《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