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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方针上的分歧

时间:2022-09-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可是湖南省委却以为组织秋收暴动仅仅是为了造成响应南昌起义的军事势力,因此计划在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兵力,协同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湖南省委的计划被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否定并遭到了罗明纳兹的激烈批评。不久,中共中央发现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同意了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的意见获得了省委易礼容等的赞同。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又不同意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意见。

一、秋收起义方针上的分歧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当时的有关领导有诸多不同认识。

第一,对起义的目的看法不一致。

八七会议以后,中央派毛泽东到湖南组织秋收起义。因为湖南农民运动在全国、在南方各省中搞得最好。如果湖南秋收暴动成功对于南方以至全国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这时,南昌起义的枪声已经打响,3万起义大军抗击来自四面八方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攻和截击,如果湖南秋收暴动能应时而发,则可在更大地域范围内相互响应和声援。因此,八七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立即把湖南工作提出来加以讨论。

但会议从来自共产国际派驻湖南代表马也尔的报告中发现,中共湖南省委曲解了中央关于举行四省秋收暴动的意图。中央关于实行此次暴动的目的在于发动土地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而举行南昌起义在于“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不然则失掉暴动的意义”。可是湖南省委却以为组织秋收暴动仅仅是为了造成响应南昌起义的军事势力,因此计划在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兵力,协同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

湖南省委的计划被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否定并遭到了罗明纳兹的激烈批评。毛泽东也不同意湖南省委的计划,他说:

组织一师往广东是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扩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即《湘南运动大纲》——引者注),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毛泽东不只是赞同中央关于以湖南为基地,就地举行暴动,实行土地革命,而且再一次强调了在革命遭到挫折,在城市不能立足情况下“上山”以保存工农武装的思想。他的这一主张虽然在八七会议上提过,但似乎并未得到中央的重视;他在这次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出,似乎也还是没有引起政治局注意。

第二,打谁的旗帜?

会议作出决定,除了责成湖南省委执行中央秋收暴动的计划之外,还要求湖南的党组织仍利用国民党的名义开展活动,并改组湖南省委,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公达接替易礼容担任省委书记,指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长沙帮助改组湖南省委并组织秋收暴动。

毛泽东于8月12日离开武汉前往长沙,他深感此行任务的沉重。八七会议虽然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但具体的政策却并没有也来不及制定出来,还要在实践中去摸索。于是,毛泽东先到长沙城外清泰乡去调查,又找到从他家乡韶山到长沙的几个农民了解情况,并且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了解湖南民众对于时局的见解、敌我形势的变化以及民众的要求。自8月18日至20日的3天中,在连续召开的省委会议上和给中央的信中,毛泽东就打谁的旗帜、土地政策、暴动的区域和军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作出了新的决断,补充和完善了八七会议未曾解决的问题,有些地方纠正了中共中央对某些问题认识的偏差。

在毛泽东离开武汉之前,无论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是中共最高领导层,都把国民党视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以为在目前中共还必须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去发动革命。毛泽东本人也曾持有同样的观点。到达长沙经过调查以后,他不再这样看,认为现在应当抛弃国民党这面旗帜,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以与蒋介石、唐生智新军阀的国民党旗帜相对立。为了说服中央,毛泽东向中央坦诚写下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国民党的旗帜已成为新军阀的旗帜,只有共产党是人民的旗帜。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帜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失败。从前我们没有积极的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帜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

请看,这时毛泽东头脑何等清醒!立场何等分明!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说服中央,因为毛泽东想要改变的,正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以及许多省份的共产党机关所要保存的,所要坚持的。在中共中央看来,现在的国民党是许多共产党人与孙中山共同奋斗来之不易的一项重大成就。

8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湖南省委,严令遵照中央和国际电令,继续用国民党的旗帜举行秋收暴动。但湖南省委和毛泽东并没有接受中央的这项指令,在以后的暴动中,毅然地高高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红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久,中共中央发现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同意了毛泽东的观点。明确表示,下一步,中共组织的革命斗争和暴动,“无论如何说不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

第三,军事问题上的分歧。

毛泽东在到达湖南以后提出的另外一项使得中央不满意的主张,便是他曾在八七会议强调过的军事问题。在那时,中共中央强调了民众性的武装暴动,对于必不可少的军事力量却并不重视。毛泽东注意到了中央的这种偏向,因此他在长沙出席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特别指出了军事力量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他是这样阐述的:

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立政权。

当时,毛泽东对军事问题认识的如此深刻,如此正确!确实超出常人一筹!

毛泽东的意见获得了省委易礼容等的赞同。于是湖南省委向中央报告,决定在暴动中以工农本身的武装为主力,另调两个团的兵力予以军事上的支持。

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又不同意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意见。尽管中共中央在此之前也曾主张南昌起义部队与秋收暴动相配合,以军事力量支持农民斗争。可是中共中央此时已经改变了以前的意见,不再主张以军事力量为农民暴动的支柱与后盾。中央认为,军事斗争与农民暴动是两种不同概念的斗争形式,以为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群众力量,军队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辅助力量。这就严重忽视了军事力量在中国革命中,特别是在暴动时期和苏维埃建设时期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对于湖南省委8月19日提出的上述主张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湖南省委调动军队参与暴动的计划是“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

随后,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再次批评军事力量的暴动“是一种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

第四,暴动区域上的分歧。

中央同毛泽东及湖南省委在秋收暴动一些重大方针上的分歧,并不止这些。湖南省委还不顾中共中央的反对,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决然改变了中央确定的暴动区域,从而使得分歧更加深化。毛泽东与中央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一点,就是实行全省范围的总暴动还是量力而行有选择地在重点地区举行暴动,毛泽东选择的是后者。

八七会议作出的《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确定了“尽可能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总暴动”的计划。而中共中央确定在湖南实行以湘南暴动为发端的全省暴动,以及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是这项总暴动计划的一部分。

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派往湖南组织秋收暴动的特派员,离开武汉前往长沙的时候也认为这项计划是正确的。就是在8月18日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向中央发出的报告中,仍然是发动全省各地总暴动的计划,与中央原先的设想所不同的,只是因为湘南与长沙之间被唐生智、许克祥之间的战争所隔绝,加之原先在湘南占据汝城的广东、湘南农民的失败,所以改为以长沙为暴动发起点,同时发动湘南、湘西的暴动。

可是,中央批评湖南省委只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其他各地的暴动,放弃湘南计划,并且不去积极组织长沙、湘潭、浏阳、醴陵等其余一些县份的暴动。8月23日,中央又下达“分区准备全省的总暴动”的指令。

新的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感到中央关于全省总暴动的命令难以违抗,决定按照中央的指令,把全省划为四个暴动区域,即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以衡阳为中心的湘南,以常德为中心的湘西,以宝庆为中心的湘西南。试图说服省委委员们接受这项计划,但是没有成功。省委多数同志认为,目前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很难在全省发起总暴动,只能缩小暴动范围,举行在湘中地区以长沙为中心,发动周围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个县的暴动。

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极力坚持这项缩小暴动范围的主张,并且得到了易礼容、夏明翰等其他省委委员的支持。作为书记的彭公达服从省委大多数成员的意见。彭公达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决定泽东到浏、平的农军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

经过反复争议和讨论,最后8月30日决定缩小暴动范围的计划。直到这一天,湖南省委才形成了一致的意见。然而这些意见在许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军事问题和暴动区域问题上,完全违背了中共中央的命令。中共湖南省委坦率地向中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夺取长沙与秋收暴动在革命的整个意义上说,是发展土地革命,长沙暴动与秋收暴动是一回事”。中央则认为“此间是军事冒险,令将长沙暴动计划取消,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湖南省委还指出:中央以为“此间专注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

同一天,湖南省委决定,毛泽东立即前往安源去组织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并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同时组成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组织各县力量策应。彭公达则亲自前往武汉,向中共中央送交省委致中央的信,并向中央当面解释省委的意见的原委。

中共中央立刻召集特别会议听取彭公达的汇报,讨论湖南秋收暴动问题。结果,彭公达受到严重的指责并被“当面警告其军事投机的错误”。彭公达勉强接受了中央的批评。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认为湖南省委以图借军事力量实行暴动和放弃湘南是一大错误,必须立即遵照中央计划举行暴动,丝毫“不许犹疑”。中央还指出:“关于政权、国民党和没收土地诸问题,中央认为你们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在此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之后回到长沙的半个多月当中,经过反复调查,从实际中提出的关于抛弃国民党旗帜、没收大中地主和小地主土地、缩小暴动区域以集中力量于湘中等主张,遭到了中央的否定。

然而,当彭公达带着中共中央9月5日的上述指令于同日回到长沙的时候,毛泽东已到达安源,并作好了发动起义的准备。在一些做法没有得到中共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实施了。

历史又给了毛泽东一次机遇,又对他进行了一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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