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推销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20世纪末以来的美国，乔治·布什、比尔·克林顿、乔治·沃克·布什先后执政，分别实施了超越遏制战略和世界新秩序战略;参与和扩展战略;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战略和小布什主义。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直是这些战略的重要内容，只不过这三位总统提的不是“国际新秩序”，而是“世界新秩序”，两者实质相同，但前者和后者有区别，前者仅指的是“国家间关系”，后者“包括国内事务”。[19]
乔治·布什总统，执政4年(1989—1993年)。执政的前两年多，奉行超越遏制战略，在苏东剧变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打赢了两场战争(1989年底入侵巴拿马和1990年8月打败伊拉克);执政的后一年多，出台了“世界新秩序”战略。根据他那些涉及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不下50次的谈论，可以看出乔治·布什总统所设计的“世界新秩序”战略，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目标的双重性，和平与自由并提。和平，即制止侵略，和平解决争端，实现稳定，实现法治，实现繁荣;自由，即美国的自由，推广到全世界，促进各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第二，结构的双结合:美国领导的国际合作与“新集体安全机制”结合。第三，原则的两面性，既主张和平解决争端，一致反对侵略，减少并控制军火，公正对待各族人民，又强调“确保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这些原则的要害在于它仅仅局限于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上，而没有强调消除国际争端的根源。第四，做法上的双手段，既要依靠联盟、联合和联合国，又宣称要“明智地动用武力”[20]。海湾战争是“建立这种世界秩序的第一次尝试，它向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以后出现的暴君发出一个信号”[21]。
比尔·克林顿总统，执政8年(1993—2001年)，奉行参与和扩展战略。该战略有三大支柱:经济、安全和民主。它基本继承了乔治·布什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思想，但强调的重点不同:第一，强调充当“世界警察”。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毫不掩饰地说，海湾战争唤醒了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意识，当世界需要警察时，究竟谁会被召唤出来恢复和平呢?将是我们。第二，把“经济安全”上升到安全的第一位。以高科技为手段，保证“经济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第三，强调以美国为领导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这与历史上威尔逊的“集体安全”和罗斯福的“四警察”一脉相承。提升“北约”军事、政治的安全作用，不赞成欧洲再成立一个单一的、独立的军事机构附属于欧洲联盟。强推“北约”东扩计划。第四，谋求对美国有利的国际合作。与欧洲继续合作，但必须与美国的意愿一致;与俄罗斯建立合作关系，但主要在解决地区冲突、人权等问题上。与俄罗斯进行核谈判，促使俄罗斯逐步削减进攻性的战略核武器。让俄罗斯同意美国参与中、东欧事务;发展与中国的合作，但只能局限于地区性或专门领域。第五，强调实力外交。克林顿接受约瑟夫·奈的理论，认为在新形势下，实力的内涵已经扩大，它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是指军事力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准等;软实力是指“民主制度、自由市场体制和西方文明”。“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都要学会运用新的权力源泉——改善国际体系结构，推动相互依赖，发展共同文化价值来实现自己的目标。”[22]克林顿政府保持硬实力外交，加大软实力外交的力度，试图以美国式的制度、体制、道义、民主、文明来改造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世界。第六，强调必要的干预。出兵索马里、轰炸南斯拉夫，无视联合国，实行单边主义，危害国际秩序。
乔治·沃克·布什，是21世纪美国的第一位总统，在两届的任期中，继承了他父亲老布什和克林顿的“世界新秩序”的衣钵，但也显现了小布什的特色。
“9·11”事件发生前，小布什大搞单边主义。他一上台，就把克林顿政府的单边主义推上了新的高度。2001年12月13日，不顾俄罗斯的反对，美国单方面退出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导条约”[23]，为它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扫清了法律障碍。2001年3月28日，他公开否定《京都议定书》，实际上撕毁了他的前任与国际社会签署的该协议。[24]2001年7月，小布什政府正式要求参议院“无限期推迟”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25]2001年7月，全盘否定《禁止生物武器公约》[26]。小布什上台不到一年，就决心废除四项国际条约，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和强烈不满。英国报刊评论，“布什预告美国利己主义的到来”;德国报刊认为，美国“正走在通往流氓国家的道路上”[27]。
“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实行“先发制人战略”。该战略既是一个军事战略，也是一个外交战略。为谋求美国的绝对安全，决定加大军事投入，决心尽快建立“高、大、全”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提出“阻止”、“威慑”、“击败”、“放心”四位一体的防务战略，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声称美国核武器可以对付“紧迫的、现实的突发事件和危险”，甚至把“因台湾地位出现的军事对抗”都列为美国核打击的计划，把一些不听美国话的国家诬蔑为“无赖国家”、“邪恶中心”;组成反恐部队对阿富汗、伊拉克进行了“先发制人”的军事占领，组成了亲美政权，把萨达姆等人送上了“断头台”。但在国际上却出现了“反恐反恐，越反越恐”的尴尬局面。
小布什在第二任期开始后，实施“小布什主义”。由于阿富汗战争[28]，以及占领伊拉克，不仅没有捉住本·拉登，而且造成美军大量伤亡[29]，导致国内外反对之声猛增。小布什政府骑虎难下，不得不调整其全球战略。“小布什主义”[30]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在价值观念上，继续关注不同宗教、文化的冲突，对于美国的道德继续给予宗教般的维护，并且继续保持这样的信念，即西方文明受到了威胁，应以军事力量打击“邪恶国家”，以捍卫西方文明为名，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继续保持对所谓“极权主义”的关注，继续推行美国的民主理念，特别在俄罗斯周围大搞所谓“颜色革命”。第二，在单极问题上，继续坚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单边主义，不接受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主张，也不接受自由主义的多边主义主张，接受一些保守派学者所提出的加强说服和谋求合法性的建议。在对外关系中，采取一些行动改变美国形象，诸如派军队参与海啸救灾等。第三，继续强调动用军事力量的必要性，坚持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由于在伊拉克深陷泥潭，先发制人的做法有所收敛。美国目前已无力再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在战略上不情愿地接受了一些多边的做法，更多地以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诸如继续参与朝核六方会谈，以及通过其他方式对伊朗施压。第四，继续坚持对以色列的支持，为了解决中东问题，在巴勒斯坦已完成大选的情况下，调整中东政策，推动和谈，不改变继续把西方式民主强加给中东的做法。第五，对于强调国际制度、妨碍美国权力扩张的欧洲，特别是在小布什第一任期内给美国制造了麻烦的法国和德国，不接受一些新保守派所要求的那样坚持强硬态度，而是注重修复关系。对于经济地位日益上升的中国，以及在国内加强中央权力的俄罗斯，采取了一些新保守派所希望的强硬态度，但继续以合作为基调。对于拉美一些反美的国家，继续采取施压的态度。第六，对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基于新保守主义的立场极不愿与之打交道，但是不得不在很多事情上与之合作。事实上，在反恐、核不扩散、伊拉克重建以及许多国际问题上，美国都是离不开联合国的。第七，在宇宙空间大肆扩张，2007年8月公开的“百星计划”就是明证。[31]总之，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内，尽管新保守主义在理念上居主导地位，但实际政策却不完全依从新保守主义的设计。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只能说是一种带有强烈新保守主义色彩的，糅合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不同主张的东西。
如果把美国近20年的“世界新秩序论”进行概括，那就是:推行超级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其实质，实现“一球一制一式”(一个地球、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一个美国模式)的目标是其最大的愿望，美国意欲独霸世界乃至宇宙，是公开的秘密。
具体内容主要有八点:第一，美国有条件和必须充当未来世界新秩序的“领袖”与“灯塔”。第二，以美国为榜样，用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按美国的目标、模式建立一个“和平与安全、自由与法治”的世界新秩序，即美国式的单极世界，或者叫美国式的“一球一制”的世界。第三，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建立以美国军事力量为保障的国际安全结构。第四，在不削弱领导地位的前提下，与同盟国发展伙伴关系，“以公平地分担责任和义务”，也与其他国际力量相互配合，尽快消化苏联、东欧剧变后的成果，尽力压缩俄罗斯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第五，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促使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一些不听美国话的发展中国家，严格控制已经亲美的国家与地区。第六，重拳打击恐怖主义，并以此为良机巩固、扩展其全球战略。第七，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第八，利用高科技优势称霸宇宙空间。
美国要建立一家独霸的世界新秩序的主张，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超级修改版，名“新”实“旧”，遭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尤其遭到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也遭到美国的盟国以及俄罗斯的冷遇。正如法国前总理希拉克1991年6月27日在法兰西学院院士会议的讲话中所说，美国企图建立的世界新秩序，是要人们承认它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师，这不会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美国式的“单极世界”或“以美国为轴心的世界”是不会实现的。
(二)日本追求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20世纪末以来，日本政坛高频震荡，政府频繁更替，仅首相就换了十多位，执政最长的六年多，最短的仅两个多月。但他们对建立国际新秩序都有各自的阐述。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是1990年3月2日海部俊树首相在日本国会发表的《首相施政方针演说》，海部宣称，“世界正处在历史性变化之中”，日本“必须参与构筑国际新秩序，开展‘有理想的外交’”，并将“运用经济、技术力量和经验，积极参加旨在建立新秩序的国际努力”作为其施政的首要方针。这在战后历届内阁中尚属首次。海部明确表示:“我们谋求的新国际秩序是，第一，保障和平与安全;第二，尊重自由与民主主义;第三，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下确保人类生活理想的环境;第四，必须争取以对话协调为基础建立稳定的国际关系。”[32]1991年6月，日本政府咨询机构“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发表一份“中间报告”，题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指导思想)与具体改革事项》，其中强调，日本外交应以日本宪法前言中“自由与民主主义”、“和平主义”与“国际协调主义”等项原则为基础，作出以下努力:第一，为实现国际和平作贡献;第二，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秩序的形成与运作;第三，为市场经济巩固作贡献;第四，支援各国旨在民主化的改革努力和积极配合人权问题;第五，为解决地球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作贡献;第六，为人类共同财产——科学技术的发展作贡献。而政府开发援助则是表现国家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33]这是对海部关于国际新秩序目标的补充，显示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新秩序外交”的基本方向。
宫泽喜一，尽管他是自民党内护宪鸽派的代表人物，却在其首相任内做出了一个“创举”，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日本和东亚的政治路线图:受海湾战争的刺激，出台了海外派兵法(联合国维和法，即PKO法案)，战后首次把自卫队派到了柬埔寨，从而确立了后冷战时代日本国家战略的调整方向。
细川护煕政府对内政治上实行民主主义，经济上实行市场主义;对外支持联合国的活动，重视亚洲，发展日美关系，谋求两国经济一体化。
羽天孜认为日本绝对不会再成为军事大国，不过有可能成为政治大国。提到政治大国(它和军事大国不同的地方在于不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比如说，在伊拉克问题上，不能使用武力，而应该通过互相对话来解决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样的。羽田说:我认为当然是多极世界。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突出特点，就是信息发出点的多元化和信息接受的平等化，因此不可能出现由一个国家，哪怕是像美国那样的超级强国，来控制和独占全部信息的情况。在21世纪，至少日本、中国和欧洲联盟可以构成多极世界中的几个“极”，而相对于“一极世界”而言，构成世界范围内的“极”的数量越高，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就越有保障，世界的经济发展也就越具有理性，世界的民主趋势也就越不可逆转。而在这些“极”当中，日本与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将会日益凸现出来。日本与中国是多极世界中的两极。
村山富市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主张开展有日本特色的和平外交，强调国际关系中的“对话与协调”。坚持《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承认自卫队合法，力主日本在非军事领域内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在日本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主张“应在亚洲国家所普遍支持中自然求得解决”，强调“重视亚洲”的外交。
桥本龙太郎在政治思想上坚持自民党现实主义的保守政治路线，对内致力于振兴和发展日本经济。在外交方面，桥本沿袭日本的既定路线和国策，开展“自立”外交。桥本重视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发挥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明确提出要使日本成为“为世界稳定与发展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主张日本要积极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派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在联合国这个大舞台上发挥“负责任的国际作用”。桥本一直强调要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并实现了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义，通过了日美安保新指针和《周边事态法》。但桥本同时重视与亚洲国家发展关系，重视中日关系，曾数次访华。桥本还在国会内发表演讲称:“全世界正在把关注的目光从日本投向中国，中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首相小渊惠三在参议院决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日本坚持“不开发、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和继续推行谋求政治大国的外交政策。
首相森喜朗在日本临时国会上所作的施政演说中，提出要建立“21世纪的日本外交”。为了迎接更加和平、持续繁荣的21世纪，日本必须以国际社会主要一员的觉悟去构想、去发言、去行动。他认为，日本要注视21世纪的国际社会，设定全球的坐标轴，以先见性和战略性积极而创造性地展开外交，使日本成为世界各国信赖的国家。日本要为与中国的面向21世纪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努力。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轴，而且越来越重要。将在与普京总统建立的信赖关系基础上，继续为缔结和平条约而竭尽全力。朝鲜半岛的形势在南北首脑会谈后继续出现向前发展的动向，日本政府将与美韩两国紧密携手，为东北亚新时代的到来而倾注全力。
2001年4月18日，小泉纯一郎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曾许诺说:“如果当上首相，不管遭到任何批判，都一定要参拜靖国神社。”之后，他分别于2001年8月13日、2002年4月21日、2003年1月14日、2004年1月1日、2005年10月17日、2006年8月15日六次参拜靖国神社，一再伤害曾遭到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破坏国际秩序。小泉纯一郎政府继续加强日美同盟，在北方领土问题上进行没有期限的外交谈判，拼命冲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把日本的防卫战略由“国内有事”扩展为“周边有事”，让日本的自卫队堂而皇之地以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名义大批地、频繁地走出国门等。
安倍晋三任首相后，迅速出访中、韩两国，并与中国领导人就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共识。但是，他一方面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却坚持强硬的保守路线，继续强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剑指”中国性质的日美军事同盟，大搞“价值观外交”[34]，妄图建立排除中国的“大亚洲”。安倍晋三在2007年8月22日访问印度时，不仅给印度大批贷款，而且在印度国会公开呼吁建立由民主制国家组成的“大亚洲”伙伴关系，并说“这一伙伴关系是一种联盟，我们拥有共同的根本价值观如自由、民主和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以及战略利益”。他表示:“如果日本和印度以这种方法联合起来，这个‘大亚洲’将逐渐演变成一张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大网，把美国和澳大利亚也包括在内。”就是没有提及中国。[35]
概括起来说，日本主张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主要包括:不赞成美国的单级独霸战略，主张建立一个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美、日、欧起主导作用的多极世界，谋求日本在国际新秩序中的政治大国地位，争做亚洲“主导性一国”，争当西方在政治上的“平等一员”;强调经济、技术力量对形成国际新秩序的决定作用;把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作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目标;主张联合国应发挥更大作用，但必须让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快速推进日本的军事实力和对周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积极参与美国的地区导弹防御系统，积极支持美国的反恐战略，极度热心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等。日本的国际新秩序构想和行动，实质是让富国主宰世界，用西方的价值观统治世界，以自己的实力和行动“主导”亚洲乃至世界。日本的国际新秩序的构想提出和实施后，在周边国家中基本没有市场，在世界上响应者也很少。
(三)欧洲联盟追求的国际新秩序
西欧国家众多，想在当今世界掌握话语权的国家不止一两个。欧盟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是:推进欧洲联盟的经济、政治、科技、安全一体化;核心内容是反对美国独霸天下，抢夺苏联、东欧剧变后的战略成果和争当世界集体一极;以欧安会的《新欧洲巴黎宪章》和欧共体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指导建立欧洲新秩序，并以其作为样板向全世界推广，建立起国际新秩序，西欧在其中变成平衡或支配的力量;全力推进欧洲联盟的东扩，与美国一起大搞“颜色革命”，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尽力打击恐怖主义，维护西欧的和平、安全和在亚非拉的既得利益。其实质是西方价值输出论，西方制度扩张论，资本主义经济决定论，大欧洲联合图强争极论。对这些主张和行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应冷淡，美国、俄罗斯对其中的许多方面也持不赞成态度。
(四)俄罗斯设计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重新立国。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总统后，内外交困。国内经济糟糕，政治反对派公开“叫劲”，分离主义猖獗;独联体各国争权夺利，原东欧地区的国家动荡不休;西方国家对苏联解体弹冠相庆的同时，口头承诺的大量援助不能兑现，外交上对俄罗斯实施挤压和渗透。但俄罗斯重新立国后有两个方面不容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恢复，“隔代”承继了沙皇俄国的众多“遗产”和实行了现今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直接继承了原苏联的世界第一的幅员辽阔的国土(1710万平方公里)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立国之初，叶利钦制定的俄罗斯内外战略和国际新秩序设想，总体是围绕上述情况，力求稳定，企盼和平，希望通过与西方的蜜月外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应该说，叶利钦最初对欧美是忠诚的。他以欧美宪法为典范，以西方观念为原则，[36]以俄罗斯的一往情深，全身心地扑向西方。然而，西方回报叶利钦的却是淡漠和欺骗。这种结果，使叶利钦大受刺激，加之他的总统地位逐步得到巩固和国内政局逐渐好转，叶利钦逐步调整了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与国际新秩序主张:20世纪末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冷战结束、两极体制消逝、多极化发展的深刻变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目标是世界的和平稳定、公正合理，反对美国的单极独霸，赞成世界的多极化发展;主张确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认为必须摒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或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对话协商促进建立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淡化全人类价值观，把俄罗斯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纠正单方面让步外交，实行大国复兴战略，使俄罗斯外交“永远符合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发挥世界突出政治一极的作用;把对西方的“一边倒”，先是改为“双头鹰”、后确立为“全方位”外交政策，围绕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特别俄罗斯大国复兴这一核心目标，与世界各主要力量建立平等、务实的伙伴关系;外交的重点依次为独联体、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为国内经济转轨、政局稳定创造国际有利条件，积极参与多边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机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重要国际事务中努力发挥应有的作用[37];强烈反对北约东扩，反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反对美国避开联合国大搞单边主义。
20世纪的最后一天，叶利钦出人意料地自动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实现了自己1993年的诺言:“我确实想创造一个政治家正常地、文明地、平静地离开政治生活的先例。”
普京在他的两届任期内，“对叶利钦的外交是良性的继承、巧妙的修正和大胆的突破。叶利钦最终在竞选总统的模式中实现了指定接班人的万全安排，推出一个政治上不亚于自己、在其它方面比自己更强的强手”[38]。普京的国际新秩序主张与俄罗斯外交战略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21世纪国际秩序态势、走向作出了新概括。普京认为当今世界正经历历史性的变革。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作为当前人类发展阶段的重要趋势，其发展进程存在不平衡和矛盾的现象。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大大加强。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中心任务是维护全人类和平、稳定和安全，在平等、维护主权、互相尊重、互利和确保子孙后代发展前景的条件下实现全面协调发展。人类拥有共同实现上述目标的机遇，也面临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贫富差距、环境恶化、传染病、有组织跨国犯罪、贩毒等诸多全球性挑战。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将是复杂而漫长的。
第二，对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实现途径提出了新建议。普京认为只有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为基础，在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下，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世界各国应严格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应充分保障各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和平等发展的权利。必须和平解决分歧与争端，不采取单边行动，不采取强迫政策，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主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以多边集体为基础通过对话和协商决定。国际社会应彻底摒弃对抗和结盟的思维，不寻求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和主导权，不将国家划分为领导型和从属型。
第三，为优化国际政治秩序的机制、架构增添了新内容。普京认为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联合国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成为制定和执行国际法基本准则的核心。区域一体化是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特征。建立在地区开放、平等合作和不针对其他国家基础上的多边区域组织在国际新秩序形成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架构。呼吁和平利用外空，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为此应制定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件。面对新威胁和新挑战，必须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以及相关材料的扩散。应在国际法框架内，通过政治、外交和国际合作解决扩散问题。促进落实以《联合国宪章》和其他相关国际法准则为基础，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应对新威胁和新挑战的全球系统的倡议。应在新的安全架构内，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探索切断恐怖主义资金来源和社会根基的途径，根除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应坚决谴责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对人权的粗暴侵犯。必须防止恐怖主义组织获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39]
第四，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新调整。俄罗斯是地跨欧亚的“欧洲国家”，却也在朝着更加独立的“欧亚国家”缓慢过渡;是“世界大国”却孕育着对“世界强国”的追求;是高举“自由民主旗帜”的国家却又不被西方认可;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因种种原因只能被列入中等收入和“较发达国家”的行列;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地缘环境和国际影响受到挤压。这种定位，是俄现实条件和地位的真实写照。俄罗斯未来不会收缩为一个“地区大国”，它要守住“世界大国”的实质地位，并朝着“世界强国”的目标迈进。为此，在外交政策上进行新调整:一是高举“民主自由”旗子，崇尚西方，尊重东方，走适合自己的路，是俄对外政策和策略的基本趋向之一。二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大潮，寻找立足点。普京呼吁，为了在全球竞争条件下立足，“俄必须比别的国家发展更快，要在增长的速度、商品和服务质量，以及教育、科技和文化水平方面都要超过别人，这关系到俄经济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在迅速变化的国际条件下俄罗斯的国际地位”[40]。三是突出战略重点，保持东、西、南三大方向相对平衡，即主要在东西方之间寻求平衡与协调，同时注意对俄南部周边地区施加重要影响力，利用与独联体国家的特殊关系和合作机制优势，平衡和协调与东、西、南三方其他国家间的关系，从中取得最大利益和好处。四是在战略收缩与适度进攻中求发展。不把独联体其他国家视为与西方对抗的“战略缓冲带”，而视其为“战略合作带”。把俄罗斯南部“恐怖高发带”变成“友好合作带”。肯定俄与欧盟及北约间的合作成果，但指出“俄与北约发展关系时必须考虑到北约成员国内部关于北约发展模式和前景的争论尚未结束，北约的地理性扩大缺乏合理的依据”[41]。表明俄对北约化较量为合作的意愿。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趋于强硬:反对伊拉克战争;在俄罗斯最大私人能源企业尤科斯问题的处理上，坚决不理会西方的呼吁，把涉嫌经济犯罪的董事长霍特尔科夫斯基打入监狱;2007年，俄将先进的核打击力量公开亮相，宣布战略轰炸机与航空母舰重新巡航、游弋。俄的强硬态度以及对美欧的抗衡，与普京要“实现军事现代化”有关[42]，以及为了反击美欧对俄的咄咄相逼。但“别以为美俄在死磕”[43]，他们不会走向老路。普京在慕尼黑讲话中痛快淋漓地表达了对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体系的不满和愤怒之后不久，在八国峰会上，他又出其不意地提出了愿意和美国合作，共同使用阿塞拜疆战略基地的建议，令对手跌破眼镜。俄罗斯目前的力量无法同美国全面抗衡，但是它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时间作为切入点(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焦头烂额之时)，拉开同美国正式较量的架势，美国拿它没有办法，俄罗斯反而赢得了敢作敢为的大国名声，俄罗斯迫切需要这种声望，以确保它的战略利益，特别是战略空间和能源利益不会受到美国的侵犯，这正是普京的过人之处。[44]这是普京上台时确定的“外交三原则”——内部目标高于外部目标、坚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外交活动的“经济性”的细化与扩展。
总之，概括俄罗斯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主张，主要有八点内容:第一，反对单极独霸，赞赏多极格局。摒弃“超级大国”的冲动，安心扮演好“世界大国”的角色，同时争取“世界强国”地位，即“当代世界有影响的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正如普京所说:“即使就所处位置和面积大小来说，俄罗斯也是一个全球性大国。”[45]第二，选择资本主义制度，高举“民主自由”旗子，崇尚西方，尊重东方，走适合自己的路，以此影响世界。第三，以经济复兴为中心，以国家稳定为大局，以军事现代化为目标，奉行全方位外交政策，提升综合国力，以此优化国际秩序。第四，赞成以公认的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事务、国家关系，建立新型的安全架构，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但均要以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为根本。第五，平衡和协调与东、西、南三方其他国家间的关系，从中取得最大利益和好处。重视与独联体、欧盟、美国、中国、印度等的协作、合作。第六，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方式对付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离主义、“颜色革命”，维护国内稳定和周边安全，并以此为良机巩固、扩展其全球利益。第七，提升俄罗斯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为俄罗斯国家利益服务。第八，利用高科技优势与美国等争夺宇宙空间和北极权益。
(五)发展中国家主张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发展中国家是最早在世界上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
二战后，最早提出打破国际旧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思想的，是阿根廷的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他认为，世界经济旧秩序是由发达资本主义这个“中心”和发展中国家这个“外围”构成的。“中心”剥削“外围”，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总根源。使“中心”与“外围”相互平等是当务之急，如订立国际协定以稳定初级产品价格、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对发展中国家实行单方面关税优惠等。1949年该理论公之于世后，在世界上引起较大影响，被誉为“普雷维什命题”。该命题虽没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概念，但思想内容已很明确、具体。
1964年，“七十七国集团”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大会上，首先提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同年10月，第二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宣言指出:“所有国家都有责任为迅速建立一种新的和公正的经济秩序贡献力量。”1973年，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所通过的《经济宣言》，第一次提出“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个概念。2974年，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七十七国集团”的推动下，由其起草并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行动纲领》和《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等，形成了指导发展中国家进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共同纲领。
这个共同纲领，包括三项内容:第一，改变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不平等基础上形成的旧的国际分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分工，改变世界经济中的生产、消费和贸易格局;第二，保证发展中国家对其资源的开发实行有效的控制，根据主权原则限制和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第三，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无权地位，为此必须改革现有的一些国际机构的体制和规章，使发展中国家能更充分地、有效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决策过程。
20世纪70年代末，“七十七国集团”又提出对世界经济体系，包括对生产、贸易、货币体系进行根本性结构改革的主张。要求发达国家把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可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和工艺，建立原料和燃料的“下游工业”，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单纯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格局。
可见，在此以前，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的经济形势严峻，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合理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和主张占主导面。当然，其中也有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内容，但相比之下影响较小。
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这种局面有较大改观。虽然仍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作为主要的任务，但已开始注意加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呼吁和两者的相互结合，如主张加强南南合作和通过南北对话改善发展中国家状况等。90年代以来，主张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行为和强权政治，特别是反对一两个或少数几个大国控制世界事务，建立一个和平、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呼声日高。印度总统文卡塔拉曼1991年2月25日在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说:“发展中国家需要和平，因为它们正面临一项历史性任务——消除殖民主义痕迹，发展本国经济，因此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很有必要。它将是民主的、真正多边的、建立在公平与公正基础上的国际秩序。”1991年4月2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在接见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也强调，新的国际秩序“只有建立在法律、正义和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并产生效果”。
随着两极格局的结束，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愿望更加强烈。在以后历届的联合国大会上，发展中国家不断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大家纷纷表示，持久的国际新秩序只能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来实现，而不能靠一个超级大国发号施令;建立国际新秩序不只是一个国家的责任，而是不管南方或北方、东方或西方等各国的责任。发展中国家要求在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基础上，而不是大国主宰世界的实力地位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
总之，发展中国家所希望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其主要内容是:主张改变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不平等基础上形成的旧的国际分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分工;改变世界经济中的生产、消费和贸易格局，保证发展中国家对其资源的开发实行有效的控制，并根据主权原则限制和监督跨国公司活动;加强南南合作，特别是推动区域一体化，积极参与南北合作，促使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无权地位，使发展中国家能更充分、有效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决策过程;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和在联合国的发言权;主张政治与经济新秩序协调推进。
(六)中国主张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中国主张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四代领导集体的发展过程。
毛泽东对国际新秩序的概念虽然没有进行过明确的概括，但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特征、实质、走向等问题的分析匠心独具。关于战后国际秩序，毛泽东从不同的角度做过大量的分析。他在1960年5月27日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46]“冷战共处”之说，不仅精练地指明了战后国际旧秩序的整体态势和运行机制，而且指出了战后国际旧秩序的实质是以反对共产主义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为支撑的冷战战略在其中作祟。对“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冷战共处”之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冷战共处”是国际旧秩序，“和平共处”是国际新秩序;国际旧秩序仍然猖獗，国际新秩序方兴未艾，破“旧”立“新”的任务还很艰巨。但毛泽东并没有为此感到悲观失望，他说，冷战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它可能转化为热战，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所以，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向好的方面做转化工作，美国制造紧张局势，就制造出更多反对它的人，使这些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这正在动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47]
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关于该问题的思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一套主张。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全面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他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2974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48]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起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49]拉吉夫·甘地赞同邓小平的建议，中印两国当时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称:“双方强调，经过历史检验最具有生命力的是由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搞好国与国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也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指导原则。”[50]
邓小平不仅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最好原则，而且认为该原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和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他指出，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苏东剧变后，他更强调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并主张要反复讲，要有所作为，要积极推动。
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关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国际政治新秩序要相互结合、同时推进等一整套主张，是理论上的重要创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受到世界的普遍赞誉或支持。
江泽民对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始终给予高度的关注。依据毛泽东、邓小平的一系列论断，他提出了许多新主张，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第一，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新要求与新目标。江泽民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要从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的共同利益，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51]应该保障各国享有主权平等和内政不受干涉的权利，保障各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保障各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保障各个民族和各种文明共同发展的权利。[52]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53]江泽民指出，我们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54]。
江泽民这些精辟系统的阐述，除了政治新秩序外，还包括安全以及文化领域中的新秩序，第一次提出了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第二，针对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新特点、新走向，具体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新内容与新方针。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要内容有六点:各国应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友好合作，和睦相处;任何国家都不应谋求霸权，操纵国际事务，不得推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的讨论和解决;各国有权根据各自的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不应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互相尊重国家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原则，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侵犯或吞并他国领土;国家之间发生争端应当通过和平方式合理解决，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内容有五点:各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各国有权对本国资源及其开发实行有效控制;各国都有权参与处理国际经济事务;发达国家应尊重和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在提供援助时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加强南北对话和合作，在商品、贸易、资金、债务、货币、金融等重要国际经济领域作出必要的调整和改革。[55]
第三，面对21世纪新的国际形势，提出了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新安全观和新途径。江泽民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
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56]各国的安全是相互依存的，再强大的国家，离开国际合作也难以有真正的安全。裁军的目的在于增进安全，而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裁军不应成为强国控制弱国的工具，更不应该成为少数国家优化军备、进而谋求单方面安全优势的手段。只裁别人的，不裁自己的，边裁边扩，甚至为了所谓自身安全而牺牲他国安全;或者只要求别国严格履约，自己却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为所欲为。这种搞双重标准的做法是对国际裁军努力的嘲弄，有悖于裁军的根本宗旨和目标。[57]
第四，针对当今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的猖獗，提出了对国际秩序进行破“旧”立“新”的新方略与新思路。江泽民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新思路:首先，任何国家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内政，更不能恃强凌弱，侵略、欺负和颠覆别的国家。其次，中国始终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再次，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也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反对恐怖主义是江泽民全新的思想。恐怖主义由来已久，冷战结束后呈上升趋势，“9·11”事件发生后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共十六大报告专门就此阐述了我们的立场和主张:其一，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既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也反对国家恐怖主义;既反对针对美国和发达国家的恐怖主义，也反对针对其他国家的恐怖主义;既反对针对军事、安全目标的恐怖主义，更反对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既反对恐怖袭击，也反对用恐怖袭击进行报复和伤及无辜平民。其二，要加强国际合作。恐怖主义往往是跨国犯罪，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打击恐怖主义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对待恐怖主义问题不能搞双重标准，必须有正确共同的认识，才有可能有效合作。其三，标本兼治，防范和打击相互结合。加强防范是基础，打击是重要手段。防范的有效途径是进行合作，合作可采取交流情报、信息共享、相互支持、联合行动等方式。打击要狠、准、稳，不能为了自身的利益胡乱打击。只有把防范和打击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恐怖分子的可乘之机。其四，恐怖主义有违历史潮流，它是人类的公害，是当今世界不安定的现实原因。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国际新秩序必须反对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不是制约霸权主义的力量和因素，反而会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横行霸道提供借口和可乘之机。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不满的因素，有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情绪的反应，有因南北差距扩大、贫困国家和地区社会动荡引发的矛盾冲突所致，又有冷战后突出的民族、宗教、领土矛盾和冲突得不到解决的原因等。恐怖主义要打击，但要制止恐怖主义的猖獗，必须努力消除上述产生恐怖主义的一系列根源。
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对中国主张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第一，倡导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胡锦涛说，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不仅新的建设无以推进，而且以往的发展成果也会因战乱而毁灭。无论对于小国弱国还是大国强国，战争和冲突都是灾难。因此，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在保障全球安全的国际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宗旨和原则，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经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必须得到切实遵循。安理会作为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专门机构，其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权威必须得到切实维护。
应该鼓励和支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共同反对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径，反对强行干涉一国内政，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应该加强反恐合作，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消除根源，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应该按照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防止核扩散，积极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第二，倡导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胡锦涛指出，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事关消除全球安全威胁的根源。没有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世界难享太平。经济全球化应该使各国特别是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受益，而不应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
应该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完善国际金融体制，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健康有序的贸易环境和稳定高效的金融环境;应该加强全球能源对话和合作，共同维护能源安全和能源市场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充足、安全、经济、清洁的能源环境;应该积极促进和保障人权，努力普及全民教育，实现男女平等，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使人人享有平等追求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权利。
发达国家应该为实现全球普遍、协调、均衡发展承担更多责任，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转让技术，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推动发展，广泛开展“南南合作”，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中国将尽自己所能，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第三，倡导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胡锦涛说，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
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各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58]
第四，中国以身作则，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胡锦涛指出，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按照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全方位开展对外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59]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加国际事务，履行国际义务，同各国一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繁荣。[60]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上述思想进行了新的发展。明确提出:“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61]
总之，概括中国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主张，主要有八点内容:第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推进世界政治多极化，以和平、稳定、公正、合理、和谐为目标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第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因为这五项原则符合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一致，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最具有生命力，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第三，承认世界的多样性，推进多边主义，力主共同努力，使世界更加美好。各国政治上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第四，通过正确途径，采取集体安全方式反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势力等。第五，中国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为中心，以国家稳定为大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以此优化国际秩序。第六，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总政策，按照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全方位开展对外工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不放弃武力”的基本方针，完成我国和平统一的神圣使命，推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繁荣。第七，充分肯定、发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第八，建议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国际政治新秩序要相互结合，同时推进，中国要有所作为。
中国的主张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进步和发展，尤其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要求和主张，所以，世界舆论反响积极、强烈，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赞同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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