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追求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

二、发展中国家追求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

南北方国家关于信息传播方面的冲突比当代任何关于地球资源不公平分配的争端都更为棘手，因为它已经深入到西方社会的文化中。发达国家的受众已经条件反射地看待非发展中国家，即它们处于被开发、需要赞助和被扭曲的状态。国际新闻流向总体的扭曲和不平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引发了国际传播领域最大争论之一——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大争论：质疑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媒介中的形象，提出了在国际范围内信息传播不平衡和新闻传播渠道被政府和企业集中控制的相关问题。它尤为关注跨国信息传播的客观性、信息资源的不平等性、信息的文化和商业价值与新闻传播的公正性。

国际新闻传播领域信息流通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引起广泛关注。1953年，国际新闻协会（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对这种“不平衡”现象进行了调查。与此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最有影响的国际组织之一，率先开始对国际新闻传播进行系统研究，以期改变国际新闻传播中垂直的、单向的传播局面，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交流。到20世纪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携起手来，对中心国家主宰国际新闻传播的现状说“不”，要求建立更公平、更公正、双向的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首先是南方国家，包括所有的非洲国家，要求彻底审视当前的国际传播体系，它们要求世界传播体系反应人类种族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因为信息作用日益突出，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突尼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马士摩迪（Mustapha Masmoudi曾任突尼斯新闻部长，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成员）认为，“信息传播不平衡的形势很自然地促使发展中国家希望彻底审视现在的国际传播体系……它的首要目的是积极推动改革并进而建立一种对整个人类共同体更为公正、更为有利的新的信息传播秩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两次研究——1953年的《新闻的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3年），1980年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0年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提供证据支持这种指控，即国际信息传播被西方少数全球媒体垄断巨头所支配，它们财务和技术上的优势导致这样一种局势，即非洲人与非非洲人通过坐落在非洲之外的通讯社过滤后的新闻来了解非洲的现实，主要是路透社和法新社，它们控制了93%的流向非洲的新闻。这两个研究结果在博伊德—巴雷特和楚书（Boyd-Barrett,Thussu）1992编的《全球新闻中的反流动》（Contra-Flow in Global News）中得到详细描述和分析。博伊德—巴雷特和楚书评估了国际和地区“新闻交换机制”的效果（如泛非通讯社、非洲国家电台和电视联合组织），认为这种机制创造了一种对新闻主导、新闻收集和传播的反平衡。但是西方有人认为，“泛非通讯社并没有成为西方读者和编辑一个可信的新闻源，部分是因为参与这个组织的国际通讯社经常作为宣传喉舌为政府服务。”^[4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在国际新闻传播领域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成为国际社会讨论该领域诸多议题的公开论坛。从1969年的蒙特利尔会议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众传播与社会的专家组在其令人感到厌烦而又能揭示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需要知道的是，当前的信息自由流动通常事实上是‘单向的’，而不是真正的信息交流。”1976年，建立NWICO的决定在内罗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19次联合大会上一致通过，随后第31届联合国大会确定了以下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促进发展中国家国家传播体系的发展；详细制定关于大众媒体在国际领域中的作用的指导性原则；形成民主化重构国际信息体系的观念。

NWICO的倡导者们普遍认为，作为旧时代殖民主义的孑遗和延续，现存的国际传播秩序维持并强化了国与国之间业已存在的不平等。因为这种传播结构当中暗含的逻辑还构建了南方对北方的依赖模式，该模式给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一个公平、合理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必须建立起来以取代现有的旧秩序。1976年通过的“圣荷西会议宣言”(San Jose Conference Declaration)和1978年通过的“大众媒体宣言”检讨了全球新闻传播“不平衡”和“不平等”现象，阐述了传媒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重要作用，呼吁以“平衡的、双向的传播”取代在“新闻自由”口号掩盖下实际上“单向的、不平等的”新闻传播。各发展中国家有权指定官方通讯社抵制和取代西方通讯社消息的自由流通。国外有学者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8年的《大众媒介宣言》在建立国际传播秩序方面是一个里程碑，应该被看做是麦克布莱德报告的重要先行者。^[48]

怎样才能建立起NWICO呢？教科文组织于1977年成立了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爱尔兰政治家熊·麦克布莱德领导的“研究传播问题国际委员会”，对此进行专门探讨。经过两年多努力，于1980年出版了委员会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主要结论为：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形态等的不同，各国传播系统自然会有差异，因此，应支持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展新闻事业，把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诚如当时的教科文组织负责人密伯所说：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旨在使世界各地不同的声音传播出去，被更多的地方收听，而非只有大国的声音才被听闻，从而增进各国的相互了解与沟通，促进世界和平。^[49]

教科文组织关于国际信息传播的两个重要宣言和一个报告，对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之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在宣言和报告中，国际传播不公正、不平衡问题得到很好的呈现，但是要实现这些要求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首先，建立NWICO的完成过程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其次，建立NWICO的决定中的审查制度和媒体义务条款过于模糊不清，而且在许多地方，建立NWICO被视为纯粹是南方国家精英的单方面观点。也就是说，建立NWICO的决定不能反应南方国家民众的观点和关注。尽管对国际传播中信息流向不平衡、不公正的关注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些关注只能通过草根的教育积极主动性和民主的程序得到处理或解决——如果卷入争论的各方所作承诺是真实的。发达国家迅速抓住这些漏洞，从而使关于建立世纪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毫无价值。美国总统里根强调，“我们不允许在‘世界信息新秩序’的幌子下，试图控制媒体并提升审查制度。”对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借口，即它们担心建立NWICO对它们“对国际传播体系的霸权性、垄断性所有和控制以及信息传播模式形成破坏和颠覆”。1984年和1985年美国和英国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然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罢工”。由于这两个国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大的财政支持者，它们的退出削弱了该组织的政治和财政力量。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它在支持建立NWICO的积极性上也就勉为其难，建立NWICO的运动几乎处于偃旗息鼓的状态。

应该认识到，国际传播中的不平衡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然后才是一个信息交流问题。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致力于实现的一个目标，它们认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可以形成一个更加均衡的国际贸易体制，进而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去殖民化。而信息和传播的去殖民化则是政治经济新秩序确立的逻辑结果。然而，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显然也是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运动的一个目标，而且它们在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发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立必须同时进行，两者可以相互促进。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本可从“一个新的、更加公正有效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中”获益，但是南北方国家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在冷战期间变成了冷战政治的一个“泥潭”（quag-mire）。在某些方面，NWICO被冷战中的两个超级大国劫持，成为它们争夺霸权的筹码，不管是新秩序还是旧秩序。因此，NWICO成了美苏争霸的牺牲品，殖民体系以一种新的形态还在广泛存在着，致力于建立NWICO的斗争在两个霸权国家的主宰下，并没有进一步解放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传播和文化领域几乎没有变化。

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强愿望大多被抑制，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有关，因为它们受到外在势力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系统攻击。这些攻击由美国和英国在联合国体系内外发起，还源于西方跨国媒体集团，因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倡导的国际传播重组对它们形成很大冲击。在联合国内部，与“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相符的有激进的媒体民主化可能的项目被单纯强调为第三世界媒体工作者提供西方技术与专业技能培训的发展项目所代替。同时，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不再挑战西方传媒对传播技术和跨国信息流动的独占性支配，转而赞成与全球媒体的统治性势力协商它们与本国和本地区的关系。^[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