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一、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集团，中国与非洲发展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对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促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或者说是南北关系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体体现为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包括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政治独立后所提出的重要国际理念，但在进入21世纪之前都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和发展，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与国际体系的加速转型、特别是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相结合，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进入了新的阶段，使得中国和非洲站到了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的前沿阵地上，为新秩序的建立和中非双方在其中的战略地位提升都作出了贡献。

随着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独立，为维护自身主权和独立，反对国际剥削、掠夺和控制，促进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标。1964年10月召开的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首先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随后77国集团的部长级会议也强调建立新秩序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主张。在不结盟国家和77国集团的积极推动下，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标志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政府坚决主张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1953年年底，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1974年，邓小平在第六次特别联大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第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起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第二，国际经济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共同管理。第三，世界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基础上。第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应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第五，国际社会应更多地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等。自从邓小平1974年在特别联大上提出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在不断充实、发展、演变并日臻完善。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进入转型期，不同国际秩序观的交锋日趋激烈，中国也在不断为自身的国际秩序观注入新鲜内容，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一道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中非合作论坛创立后的一系列努力中。例如，2000年首届中非合作论坛便指出，现行国际体系中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不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不利于南方国家的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使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国际决策进程；中非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密切磋商，对巩固发展中国家间的团结，进一步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00]2006年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也写道：“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共同致力于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建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101]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也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致力于稳定、发展和振兴，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大贡献。”^[102]

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中非双方更加认识到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强化中非双方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非双方都认为：“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与调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衰退，并引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而复杂的演变。”因此，加强中非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103]在2011年西方国家对西亚北非地区的干涉背景下，2012年7月召开的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指出，中非双方“对当前一些地区局势动荡深感不安，重申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主张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解决危机和争端，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安全观，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在国际事务中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双方呼吁，进一步密切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充分照顾彼此合理关切和诉求，加强协调和相互支持，合力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04]

中非双方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政治新秩序方面，其核心是联合国改革。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社会对于改革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支持对安理会进行必要的合理改革，目的是提高安理会的权威和效率。安理会是负责国际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机构，所以安理会改革需要联合国会员国通过耐心、深入的讨论共同做出决定。但中国特别强调，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首先应该考虑非洲，任何改革方案都应通过广泛的民主讨论，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取得共识。^[105]历届中非合作论坛都就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特别是联合国的改革表达了中非双方共同努力的愿望。

在2000年召开的首届中非合作论坛后发表的《北京宣言》，双方认为：“尊重和加强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首要作用，积极推动联合国及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经济及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应得到加强，以充分体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原则；在此方面，呼吁承认非洲在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合国体系各专门组织和机构中应有的合法地位。”^[106]而其《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也强调，中非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体系、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领域的合作与磋商，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部长们同意为改革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而努力，安理会应具有地域代表性。我们呼吁承认非洲在联合国安理会及其各专门组织和机构中应有的合法地位。”^[107]

在2003年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年至2006年）》指出，由于“全球和平与安全面临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尚未根本改变”，中非双方同意，“加强在多边领域的协调与相互支持。中国重申，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站在非洲国家一边，支持非洲联盟的建议和立场”，双方“决心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不断加强双方在联合国系统、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他国际场合的磋商与实质性合作。”^[108]

在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双方“主张联合国以及其他各类多边体系进行改革，更好地服务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主张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作用，充分发挥联合国大会的职能，更加重视发展问题；主张优先增加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各机构的代表性和充分参与”。^[109]为具体落实上述主张，中非双方“同意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建立中非外长级定期政治对话机制。在每届论坛部长级会议次年，中非双方外长在出席联合国大会之际在纽约举行政治磋商，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强调要：“共同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通过改革提高联合国的权威和效率，主张改革应坚持民主协商，有利于维护会员国团结并充分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安理会改革应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代表性，应通过充分和深入讨论，达成协商一致。”^[110]

在2009年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中非双方呼吁：“为有效应对各类挑战和威胁，各国应根据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原则，加强沟通，彼此尊重，相互支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努力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与共同繁荣。”因此，“有必要通过改革并优先增加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各机构的代表性来加强联合国作用”。^[111]

随着国际体系转型的加速，中非双方在2012年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上主张“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推动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12]“主张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重申有必要对联合国进行改革，重申应解决非洲国家遭受的历史不公，优先增加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各机构的代表性”。为实现这一目标，中非双方将“进一步密切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充分照顾彼此合理关切和诉求，加强协调和相互支持，合力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13]

中非合作在21世纪头十余年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的努力，可以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侧重点和推动力度略有不同。在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之前，即前三届论坛上，中非双方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吁相对更为笼统，原因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中国和非洲自身的经济实力还相对弱小、同时中非关系本身的发展也未引起充分的国际重视。例如，在首届中非合作论坛上，有关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措辞相对空泛，双方同意“在多边经济贸易体制改革和有关规则的制定中，协调立场、增强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谈判能力，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共同努力”。^[114]由此而来的，这一时期中非双方对于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的具体措施也不够宏观，关注点相对较少且较小。例如，在2003年第二届论坛上，尽管也强调要加强在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他国际场合的磋商和实质性合作，但具体措施仅有两项：一是坚定支持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洲国家的入世努力；二是呼吁联合国采取实际措施确保“消除贫穷世界团结基金”迅速开展运作。^[115]到2006年，中非有关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具体措施有了新的发展，尽管仍延续了前期的强调重点，但有了相当大的拓展：一是承诺加强协调与配合，推动尽早恢复多哈回合谈判并取得平衡的、有分量的、可以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切实推动作用的一揽子成果。推动有关谈判充分考虑发展中成员的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落实针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使他们能够充分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并从中切实受益。二是意识到非洲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推动国际社会积极营造有利于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切实落实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的成果，继续加强联合国在发展领域的作用，推动建立公平、合理、有效的千年发展目标进展评估框架，监督和促进国际合作和发展承诺的落实。^[116]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中非双方对于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的努力有了明显的提升，最为明显地体现在新近两届论坛的宣言和行动计划上。2009年在沙姆沙伊赫召开的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指出，世界经济衰退和全球性问题增生导致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这将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经济产生严重的冲击，因此“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尤其要关注并继续努力减轻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发达国家为此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兑现在援助、减债、促进和增加投资、市场开放和准入、帮助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最为核心的是要“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推动其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117]更为具体地，非洲应在“所有涉及世界经济安排中有充分代表性”，应“强调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机制应更加平衡，以保证非洲的代表性得到公正体现”。由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增加了困难，特别是非洲国家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尽快兑现援助、减债等承诺，并继续增加援助和投资，特别是帮助非洲国家克服困难，尽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而有关气候变化应对和多哈发展议程谈判等，都“必须真正解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关切”，包括“不能因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减少对非洲发展问题的关注”，国际贸易谈判“也要解决弱小经济体的特殊关切，帮助其全面融入多边贸易体制”。^[118]

2012年召开的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蔓延深化、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表示担忧”，主张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南北发展失衡是影响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重要原因，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切实加大投入，支持和帮助非洲国家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二是虑及可持续发展领域执行力不足的状况，国际社会应展现寻求共识的政治诚意和承诺，就后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框架的实施计划达成一致，并敦促发达国家兑现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援助承诺；三是公平、合理、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对于巩固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有关各方应展现政治诚意，克服困难和障碍，在维护多哈授权、锁定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加紧推进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发展回合谈判，充分照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利益和关切；四是应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减贫职能，缩小南北差距。^[119]

当然，中国和非洲国家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的努力并不仅限于中非双方关系或中非合作论坛这一机制平台之内。事实上，中国与非洲国家在诸多国际平台上就此展开合作，如77国集团（G77）、金砖国家首脑会议（BRICS）、20国集团（G20）、联合国（UN）等。例如，200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八国集团与五国领导人对话会上提出要深化南北对话，建立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他指出，加强南北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是当今世界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国应该在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灵活务实的基础上开展南北对话，在互利互惠、取长补短中实现共赢。他高度评价这次对话会议，同时认为这种对话应该着眼于逐步推动建立长期、全面的新型南北合作伙伴关系。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久拖不决和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及其所带来的非洲发展水平提升，中非合作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将取得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