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财富》杂志发布的年度全球500强企业中，全球有5家传媒企业入围，无一例外是美、法、德等西方国家的企业；而同年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竟然没有一家传媒企业上榜[52]。两相对比可以看出中国传媒企业与国外同行的差距。目前我国媒体数量众多，规模庞大，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却是凤毛麟角，所播发的报道被国际媒体引用和转载的极少。这种情况与中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迫切需求并不相称。国内学者对国际传播领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和失衡，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际传播形势一般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如赵雅文等就对西方六大传媒集团相对全球媒体的绝对优势、全球传媒业出现“霸权”与“孤岛”、信息流向的失衡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揭示[53]。国内一些业内人士对世界一流传媒集团与中国传媒企业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了世界一流传媒集团的共性，认识到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使一些著名国际媒体公司实行跨地区和跨国界经营战略，实现经营方式由单一经营新闻向跨媒体、跨行业的多元化拓展，而业务单一、条块分割严重、产业集中度低、产权单一、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等是中国传媒企业的主要劣势和不足。尤其是在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和金融危机尚在发展演变的情况下，中国做大做强传媒企业、提高国际传播能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54]。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由“一般参与者”到“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转换，中国的声音也经历了从“失语”到“谋求话语权”的变化，而这几年世界正在走进由金融危机导致的国际传播秩序调整期。周庆安等学者认为，中国在这样的时期既面对挑战也面对机遇，特别是中国抓住了从传统的话语权强势地区独享话语权到世界各国分享话语权的机会，有意识加强了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的步伐，引起国际社会关注[55]。吴瑛等认为，在英语霸权和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中，中国目前的国际传播和国际舆论引导能力与其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和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并不相称。中国在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上应该从国家利益和安全角度出发，增强议程设置意识，抢占国际舆论先机，尤其要注意引导发展中国家的舆论，疏导有损中国形象的负面舆论，大力实施中国媒体(包括外语和汉语媒体)“走出去”战略，尤其要提高英语媒体的传播效果，真正打入西方媒体市场，有效影响国际舆论；同时找准西方存在舆论分化的焦点问题，以此为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突破口[56]。
也有学者认为包括对外报道在内的国际新闻传播既是一种传播活动，也是国际交往活动，对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影响深远，对促进国际合作和了解，维护世界和平，负有重大责任。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应该在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确保新闻自由流通和新闻新秩序建立在更加广泛、更加平衡地传递新闻的基础上，打破噶尔滕(Galtung)提出的中心－边缘结构论(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57]。
在国际传播秩序的特点研究方面，中国学者认为理想化国际传播秩序应该具有三个特点，即来源多样性、流动均衡性及内容可靠性[58]。中国的国际传播的目标就是提高中国传媒信息生产加工能力和传播覆盖能力，让世界更多听到中国的声音，增强媒体产业在世界上的公信力和竞争力，成为制衡国际舆论、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重要力量。
互联网的优势是许多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它不仅改变了世界信息传播的传统模式，也使国际传播领域的竞争、国际舆论的争夺更加激烈。中国学者认识到充分利用新技术后发优势，拓展传播渠道，创建中国自己的全球传播网络对实现国际传播能力赶超的重要意义。同时，传媒科技在空前改变人类传播方式的同时，也在法律、道德、伦理等方面给人们带来了很多观念困惑。比如互联网作为天然的国际传播工具，它的传播边界、传播自由和秩序等问题正在引起人们的思考。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上的全球性调控体系的建立势在必行，要使追究任何一国能访问到的WEB站点成为国际公法的赋权，逐步建立完善网上信息传播秩序，以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59]。
在建立合理的国际新闻体系和世界新闻传播秩序方面，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相似的问题、任务，但是不少中国学者在面对东西方在国际传播领域中信息流量的巨大差距时，显得较为务实，强调中国应该从自身的实际境遇和特点出发，进一步提高新闻的开放性，改善媒体的国际形象，以取得良好传播效果。一些学者认为，在信息时代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技术，不断完善本国的传播体系，并采取积极参与的策略应对全球化趋势和共建合理的国际新闻体系，同时从经济技术资源等方面，吸纳西方国家的有效成分，广泛地发展本国的新闻传播事业[60]。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