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秩序到自然秩序

公共的学术空间当然要有公共的争论，而成为学者们争论焦点的东西，首先不是所谓的“自然”，而恰恰是可复制的文本。关于自然的经验是私人的，只有当这些经验被整理成文本后，才变成公共的东西。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在15、16世纪，学者们首先关注的，与其说是寻找“自然秩序”，不如说是建立“文本秩序”。

例如近代欧洲的“动物学”和“植物学”的先驱者——瑞士学者康拉德·格斯纳（公元1516年—1565年）——恰好也是“目录学之父”。格斯纳狂热地追求图书的编目和系统化，他致力于编纂一部《图书总目》，收罗印刷术兴起一百年来出版的一切著作^[8]。

他后来又撰写了《动物志》和《植物志》，但与其说格斯纳热衷于研究动物和植物，不如说他的兴趣始终还是在于文本的编纂，《动物志》和《植物志》都是对其他文本资料整理汇编而成。

图8.5.1　格斯纳《动物志》中的两页

由于各种古代文本在传抄过程中总有许多错漏，而不同的文本往往又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说法，那么究竟该以谁为准呢？显然，为了更好地建立“文本秩序”，人们还需要做许多文本之外的工作。

因此当时许多“实地调查”的要求，其实是由出版商、编辑和翻译发起的。

图8.5.2　格斯纳《植物志》中的一页

例如法国学者皮埃尔·贝隆（公元1517年—1564年） 想要把希腊化时期的《药物志》和《植物志》翻译成法语，但他发现很难辨别古书中提到的动植物究竟是哪些。然后他想到既然希腊化时期的核心区域在中东，不如去那里实地考察。于是他在王室的赞助下去了中东，最终编写出影响较大的动物学和植物学著作（图8.5.3）。当然这些著作就不再只是对古代作品的翻译了。

图8.5.3　皮埃尔·贝隆著作中展示鸟骨与人骨的对比

任何时代都不会缺少热爱自然的旅行者，或着迷于新奇事物的冒险家，但直到印刷时代，“自然研究”才得以发展壮大。人们从文本出发，诉诸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