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与秩序

“怕出乱子”，往往是不改革的最大借口。当前一些部门和地方，该改的不改，甚至不作为，往往与这个因素直接相关。要想成功推进新一轮改革，首先必须处理好变革与秩序的关系，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在古今中外的改革史上，由于变革失败而造成人心惶惶，甚至天下大乱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在剧烈的大变革时期，保持社会平稳、有序的情形也不鲜见。众所周知，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通过重新界定权利、充分激活市场合约，通过确立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协调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超级国家公司模式。在这个变革过程中，社会并没有发生大的波折与震荡，经济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中国也因此成长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

下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会异常艰难、逼仄，甚至充满对立、冲突，具有很大的风险和变数。田国强等学者认为，改革重中之重的任务是，必须同时解决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并以此解决好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然而，由于社会的板结和社会阶层严重分化，造成了极大的社会矛盾和脆弱的社会心态，让当前的改革陷入两难境地。究其深层原因，一是经过30多年单一的经济改革，中国已形成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是当前许多弊端特别是社会不公的根源，但由于他们掌握很大的话语权，成为全方位改革的最大阻力。二是单兵突进的经济改革，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公平缺失，广大弱势群体和低收入阶层被剥夺感增加，从而很难在全社会达成改革共识，也很难平衡好分权和集权的关系。

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渐进式变革策略，至今仍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特别是“先试点、再推广”的思路，在本轮改革中不仅被广泛运用，而且使用得越来越频密。同时，试点的功能从单一试验转变为综合试验，试点的规模更大、层级更高，甚至呈现出跨区域化的态势。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其战略使命是，顺应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主动对接国际规则，主动以开放倒逼改革，进而引领整个经济棋局之“势”。2014年12月，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28项试点经验，同时明确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新设立3个自贸试验区。2016年8月，中央又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增设7个自贸试验区。从“一花独放”到“百花齐放”，这场关乎政府职能定位和观念变革的试验，正在更广阔的疆域和更久远的未来，让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抢得先机、赢得主动。

不过，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进式变革的弊端，已越来越凸显出来。国际经验表明，在以渐进式改革实现转型的国家中，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更容易陷入“转型陷阱”。而且，对于有些改革，只强调渐进、不大刀阔斧，是根本改不动的。以公车改革为例，由于既得利益阻碍，过去一直推不动。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改革往往成为不改革的借口。萨缪尔·亨廷顿将改革方式分为两种：闪电战和费边主义。闪电战，即“尽可能把所有的目标公之于众，然后尽可能逐个实现，以图尽可能有所收获”。费边主义，即“藏而不露的战略，隐匿自己的目标，把改革目标分开实现，一事一办”。正如亨廷顿所言，“在大多数备受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和纷争的国家中，改革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将费边主义与闪电战术配合起来使用”。面对众多的社会问题和繁重的改革任务，将这两种变革方式结合起来无疑是最佳之选。

需要注意的是，变革的时机非常重要。“圣人之于事，似缓而急，似迟而速，以待时。”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改革时机，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这就需要超强的判断力和果敢的决断力，需要综合考量社会承受力和改革力度。如果错过了变革的最佳时机，改革一旦病入膏肓，就很可能无法挽救。例如1988年春，邓小平开始推进价格改革。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所以在中国又被称为“价格闯关”。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关口”，波兰等原先的苏东国家，就在这项改革上出了大问题。尽管如此，邓小平以及他的同事们，仍对“价格闯关”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当然，1988年那一波“闯关”并没有成功，全国一度发生了大规模的抢购和挤兑。主要的教训是，在货币太多的情况下，放开价格就把隐性的通胀变成显性的通胀，群众无法接受。不过，邓小平并没有因此就把价格改革当作“不能再碰的禁区”。他耐心地等待了几年，直到把超发的货币收拢得差不多时，于1992年再次推动“价格闯关”改革。1993年，改革终于取得了决定性成果，连最厉害的粮食价格都放开了。此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12]。

表8—1　社会承受力与改革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