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与“自然秩序”

斯密的一生都是生活在18世纪的。在欧洲，这个世纪被称为“理性时代”，也被称为“启蒙时代”，斯密本人也被称为苏格兰的启蒙先哲之一。

在这个世纪，尽管技术领域的大变革还没有来到，但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气象学和化学也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显微镜的发明及其在微生物研究中被广泛应用。这些研究促使人们相信，一切社会现象都有其规律性。最初，这个规律性是以“自然秩序”的面貌出现的。

自然秩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然状态。到18世纪末期，崇拜“高贵的野蛮人”也成了一种流行的倾向。自然秩序似乎还沾染了一种浪漫的色彩。“自然秩序”是上帝为了人类的幸福而赋予的一种至高无上的秩序。人们的第一项责任就是要了解它，第二项责任就是让自己的生活与它完全符合。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自然秩序和自然规律的信仰，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突出特点。自然的，也是必然的经济规律，是超脱于人类意志之外的。在这些规律的作用下，人类可能走向光明的前景，也可能步入末路穷途。尽管无法改变这些规律本身，但经济学家的责任就在于探索这些永恒的规律，犹如物理学家探索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一样。在斯密构建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体系中，自由竞争对于产业的作用，犹如太阳之于自然界；由“自利”驱动的看不见的手，则犹如牛顿力学中的万有引力；而解除社会私人身上除法律约束之外的所有枷锁，则是让社会发展这只银色鸽子得以在天空中翱翔的翅膀。

此外，斯密的经济学脱胎于他自己所教授的“道德哲学”。“道德哲学”指的是与“自然哲学”相对的社会科学。当时，道德哲学是大学课程中普遍开设的一个学科，它主要由自然神学、自然伦理学、自然法学以及政策学构成，而经济学和财政学都属于政策学。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一个较大的有系统的整体上分割出来的一个部分。

斯密生活在“通识年代”的末期。当时，随着“道德哲学”材料的不断增加，其内部各学科已越来越多地掌握在专家的手中。政治经济学这门新学科，就是这样在旧体系的崩塌中诞生的。尽管它确实还比较朴实、简单，尚未来得及把许多新生事物完全考虑进去，但它作为一个体系的兀然而出，确实当得起经济史学家的溢美之词。应该知道，始创一门新的科学，树立新目标和新理想，定下一个框架，留待别人填补，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此后，在专注自己领域的同时，专家们不可避免地在忽略其他学科的同时，也忽略了总的指导原则。《国富论》就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成了经济学这个专门学科形成的标志，斯密本人也成了它的创始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