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尔纳茨基与生物学
符号域概念的提出源于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圈概念。在《思维的世界》一书中，洛特曼曾4次提及这位学者的观点。(Лотман，1999:4，163，165～166，177～178)
洛特曼明确讲到，符号域是参照相应的生物圈概念而得名的，后者是维尔纳茨基提出的科学范畴，用来表示生物的有机综合的统一体。他指出，地球上的生命在一个特殊的、由它建立的时空连续统(5)(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временныйконтинуум)即生物圈中流动。生物圈是生物延续的条件，而符号域则是文化发展的条件。(参见Лотман，1999:165)维尔纳茨基认为:“生物圈有着一定的建构体系，对于发生在某体系内部的各类事件生物圈都有决定权……处于自然环境包围下的人，所有的生命有机体，所有有生命物体，都是生物圈在一定的时空坐标下发挥一定功能的产物。”(转引自Лотман，1999:166)同样，洛特曼认为，任何存在都有具体的时空，文化也不例外，形成于一定的时空中。符号域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多种符号系统产生、活动、发展的空间。
维尔纳茨基还谈道:“……生命的各个层面是互相紧密相连的。其中一个不能脱离另一个存在。存在于生命各个层面之间的这种永恒关系是地球上自有生命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的特定机制，它通行于所有地质发展的时期。”(同上)同样，洛特曼看重的也是符号域这一民族文化的载体中各个符号系统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紧密关系，它们错综复杂、彼此交织，组成文化的多种符号体系的综合体。
其次，洛特曼十分重视智能问题，根据现代脑科学对人脑非对称结构的分析(6)，他从生理机制上揭示了人类基本思维方式的存在和互动。洛特曼认为人类思维中最普遍的特点，就是离散型符号和浑成型符号俱存，从人脑的两半球到文化交际的结构，这种两极性都是符号组织的最基本形式，这是他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论证的观点。他说:“对符号机制相对的两极不对称的观察，意外地使我们想到人类大脑半球功能的不对称，就功能而言，个人的思维器官与文化的符号机制异质同晶，这开辟了新的科学前景。人文符号学和神经生理学的相互联系，对许多人而言都是出乎意料的，但却得到天才语言学家雅柯布森的热情支持，他把这一问题的反对者称为‘无头脑语言学’的捍卫者。”(Лотман，1999:3)当然，洛特曼对智能问题的兴趣，主要是受到控制论的影响，同时也是受到生物学的启迪，因为控制论之父维纳就是运用类比方法，揭示出人的智能活动和神经系统同技术装置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从而完成了生物学和物理学、无生命和有生命的综合，(参见冯毓云，2002:168)为人机对话扫清了障碍。
二、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
1937年，美籍奥地利人冯·贝塔朗菲提出将要创立一门称之为一般系统论的科学，他指出:“系统就是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要素)的总体(集)。”(转引自乐黛云，2003:227)系统论要求把事物作为某个系统的要素来研究。
系统是一个层层包容的整体，每一个层次通过对在它以下的各个层次的包容都可以组成一个系统，而对更高层次来说，它又可以成为一个要素。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整个系统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按一定方式较紧密、稳定地联系在一起;按一定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要素和整体必须具有新质;这一整体和周围环境发生联系，是特定环境的一个子系统。任何事物必属于某个系统，脱离这一系统必然落入另一系统。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它具有各个组成部分单独存在时并不具备的功能。系统论认为，具有内部结构的绝对封闭的系统是不存在的。系统的封闭性是相对的，系统内部各个成分之间、系统和其存在的环境之间经常以熵的形式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之间的交换。系统论把对象看做一个大系统，是多质、多量、多层次、多向度的复合整体结构，力图从中找出把各部分联结在一起、构成统一体的代码，正是这种代码才使符号具有意义。系统论自从出现以来，很快被提升为一般思维方法意义上的普遍系统论，开始向社会科学渗透。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就是把系统论引入科学研究的结果。
符号域思想正是坚持了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原则。洛特曼吸收了系统论的观点，把符号域看做是文化的各种语言组成的一个多层级(粗略分起来，有单个文本、文化门类的各种模式化体系、民族文化符号域三个层级)、有严整结构的大符号系统，民族文化符号域正是体现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这是把文化作为整体来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同时他把系统论思想应用于符号域结构的分析。他分析了文本作为符号域的基本要素和整体之间的关系:“文本是完整意义和整体功能的载体……在该意义上，文本可被视为文化的第一要素(基本单位)。文本和整体文化和其代码系统的关系表现在不同层面上，同一个信息可以是文本、文本的一部分或文本丛。因此，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可看做一个完整的文本，如同一个文本丛或‘1830年俄罗斯小说’这一统一文本的一部分。”(Лотман，2000:507～508)
洛特曼的这种系统论的思想在其早期进行结构诗学研究时已有体现，他把艺术作品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加以考察，他认为艺术作品:
是一个分层次的复合系统，由从低级到高级的各个层次所组成。每一个层次都可以有意义，每个层次上所有的要素都含有变量，这些变量都可以包含意义，这些意义除了词汇意义，还有历史、文化、美学、宗教等多层面的意义，不可能用单一的代码进行解读。可以说，在艺术文本的大系统中存在着无数的子系统，它们都对作品的意义发生作用，一系统可能存在于另一个或几个系统中，或相互关联、或相互排斥，对立统一于整个艺术文本中。(张杰、康澄，2004:72)
再以符号个性(如人)为例，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同时他又包含在更高层面的等级中，比如是家庭的成员之一，而家庭又是社会的细胞，这样，每一个要素都作为部分进入一个更为复杂的整体之中。“把个人转入更复杂的整体的过程，转入整体中更细碎的部分的过程，这二者是并行不悖的”。(Лотман， 2000:609)
在整体性、动态性、宏观性思维方式上，洛特曼的追求与东方传统暗合。中国有所谓“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庄子语，意指大的智慧宽容广纳，小的智慧务求精细的区分和取舍)，大知中包含着小知。季羡林先生说:“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而对这些细节之间的联系则缺乏宏观的概括……中国的东方的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合乎辩证法的精神。……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经快走到穷途末路了，它的对立面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季羡林、张光瞞，1997:56)东方思维的突出例子就是中国的易学，把一切自然现象和人事吉凶均纳入阴、阳两爻所组成的八卦系统和六十四卦系统，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整体宇宙观，易卦包罗万象，触类旁通，二仪中包含有乾元或太极之信息，而四象中则包含了二仪之信息，八卦中也包含了太极之信息，而卦爻之与单卦，单卦之于重卦，重卦之于六十四卦，这些均表明了部分中寓有整体，整体中寓有部分。而且八卦和六爻都不是静态结构，而是明显的动态结构。六爻从初爻至上爻，迭次排列，代表着事物由始到终的运动过程，八卦结构亦为一个周而复始的环形。这表明，一切自然系统都是在流转变化着。传统的中医理论也是中国人整体性的综合思维的典型例子。中医认为，人体是各个部分器官有机联系起来的一个整体，因此中医从来不进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孤立治疗，而是分虚实，讲辨症。中医还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五脏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辨证施治的整体观念迄今不衰。“从观念上看，中医是综合思维的产物，西医是分析思维的结果。”(关世杰，1995:111)西方分析的哲学思维来源颇多，其中之一正是受了“碎片式”方法论的影响。
在此我们有必要就统治西方达几百年的简单还原论赘言几句，因为透过分析可以发现，洛特曼的思想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叛离和突破。简单还原论认为，所有复杂对象均可分解为简单的部分，从简单的部分特征就可求知事物的整体性质，整体等于部分之和。勒内·笛卡儿(RenéDescartes，1596～1650)列出了四条必须遵守的规则:
第一条是: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
第二条是: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
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
第三条是: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
最后一条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有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笛卡儿，2000:16)
“其中第二条原则在西方科学和思想界的方法论上统治长达350多年之久，形成了被托夫勒称作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拆零技巧。这种拆零技巧也被称之为碎片式的方法论。”(刘文波、冯毓云，2002:274)它在整个西方近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已成为现代人思维中难以摆脱的基本模式。阿尔文·托夫勒在给《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的英文版所作的前言中说:“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细小的部分。……在新科学中，我们不仅习惯于把问题划分为许多细部，我们还常常用一种有用的技法把这些细部的每一个从其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与宇宙其余部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不去过问了。”(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2005:［前言］1)这种以部分之和的简单叠加来代替整体的线性思维方式，却因此而背离了真实世界，几乎正确的单称命题却得不出正确的全称命题。所以，尽管这种物质可分的分析方法对科学和哲学的繁荣曾经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却日益显示出它的局限性。这是机械论的一种表现，人们逐渐认识到，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耗散结构理论的诞生为先导，科学家们催生了被称之为科学第三次革命的“复杂科学”即系统自组织(7)理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和自然的新角度，“这种以非线性思维、整体思维、关系思维、过程思维为其主要特征的考察事物运动变化的方式，我们可称之为复杂系统探究方式或者说复杂性思维”。(彭新武，2003:9)它日渐形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在自然科学领域，对复杂性系统的认识往往借助于求解非线性方程(非线性常微分方程、非线性偏微分方程、非线性函数方程等)来实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线性方程的求解日益成为多个自然学科门类研究复杂性问题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方法，其应用领域包括物理学、生命科学、力学、地球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等等。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计算机已经能够对许多复杂现象进行处理。
米哈伊尔·洛特曼(8)(М.Ю.Лотман)也谈道:“莫斯科学派的路径是欧洲科学传统的研究路径，从简单到复杂。而对复杂的现象，我们不可能把握全部的复杂性，因为难以实现，所以把它分为简单的部分，一点点研究，最后再恢复成整体。这是17世纪理性主义、笛卡儿的原则。我父亲走的是另一个路径，当时人们称之为系统论的方法。系统论认为，面对复杂现象，与其分解开来一部分一部分地分析，不如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从整体研究开始，再进入局部，有时更为简要却不失准确。这就不是从简单到复杂，而是从整体到局部了。父亲同样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文学文本在某些方面比非文学文本不是更复杂而是更为简单了。”尤里·洛特曼认为，为了把复杂的事物拆零，必须使孤立部分具有这一复杂现象的所有特性，即它是代表这一现象的模式，进而外推出结论。但讲符号域时，就不能用笛卡儿的理论(指上面提到的第三条原则)了。(参见Лотман，1999:163)因为由信息发出者、信息接受者和联系他们的惟一通道组成的结构还无法运作，这一结构不可能孤立于符号空间这一背景之外，即这一复杂现象不能拆零来解释。交际的参与者均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形成了多语混杂的交流。如果参照相应的生物圈观点区分出符号域的话，那么就可看出，这个符号空间不是单个语言的总和，“而是这些语言在一定条件中存在和工作的条件，是位于语言之前和语言不断互动的。在这种情况下，语言是功能，是符号空间的凝聚，各个语言自身的语法均是清晰的，但这些语言之间的界限在符号现实中却是模糊的、彼此过渡的”。(同上，164)所以，洛特曼眼中的符号域并非是所有文化语言的简单叠加，并不是把符号域分解为单个语言就可窥见文化的全貌，它不适合用笛卡儿的拆零原则来研究。在对符号域问题的探寻中，洛特曼坚持了系统性、整体性、宏观性原则，可以说，这一思想正是复杂性思维在人文学科中的体现，是对碎片式方法论的叛离和突破。
控制论(cybernetics，кибернетика)孕育在自动控制、无线电通讯、电子技术、神经生理学、生物学、数理逻辑、计算机技术、统计力学、心理学等等多种学科的相互渗透中，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一门新的综合性的学科。控制论一词是从希腊文“舵手”借用来的，指的是感觉和机器方面的控制和通信，人工智能始终是其关注的焦点问题。控制论的研究对象是系统。所谓系统，是指由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各个部分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总体。它研究动物(包括人类)、自动机器和有机体的控制和通讯，将二者之中的某些控制机制加以类比，从而抓住一切通讯和控制系统所共有的特点，进行概括而形成的一门理论。这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信息变换过程，因而与控制论同时形成的信息论便成为控制论的基础。
控制是指为了维持系统稳定运行而进行的必不可少的调整或调节机制，是使一个系统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过程，信息反馈是控制得以实施的承担者和执行者，没有信息反馈，就不可能实现控制。对于绝大多数控制过程，人们是把可能性空间缩小到一定的范围，而不可能精确地缩小到某个惟一的状态。因此，文化作为一个复杂演变的过程，其内部弥漫着种种不确定性，其动态的发展是人类进行有方向的选择过程。
钱学森先生曾高度评价过控制论的产生，他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三大伟绩是相对论、量子论和控制论，也许可以称它们为三项科学革命，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三大飞跃。
米哈伊尔·洛特曼在“俄国文化讲座”上曾说:“控制论在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在苏联是被禁止的。大约50年代末，出版了维纳(Н.Венер)的几本书，还译出了埃什比(У.Р.Эшби)的《控制论概论》，从1961年起在苏联整个人文科学中成为非常重要的思想。”
控制论之父维纳揭示出人的智能活动和神经系统同技术装置之间具有相似性。前文我们已经提及，尤里·洛特曼非常关注智能问题。他把文化作为一种认知机制看做是集体的智能，是超个体的智能。在《文化作为集体智能以及人工智能问题》(Лотман，2000:557～567)一文中，他开篇就谈到文化符号学的研究成果对人工智能问题具有意义。他说:“把文化作为统一的符号机制进行观察，就会发现它是智能类型的客体。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集体记忆的特殊器官，是用新的语言产生新信息的机制，即产生新思想的机制。这些特性的总和使我们可以把文化看做是集体的智能。”(Лотман，2000:557)正是由于文化犹如一个民族的“大脑”，它保存着集体的记忆，才使得种种文化因素能够穿越时空，在不同的时期发挥着作用。文化所记忆的信息把过去、现在及未来紧密联系起来，具有泛时性，因此，文化不仅仅是信息的仓库，而且是这些信息再生的机制。
因此，洛特曼认为，作为集体智能的文化和个人智能之间具有某种平行性，而文化和人工智能之间同样具有平行性。而以前，集体智能和个人智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仅没有研究，而且是完全没人提过的问题。应当指出，相对个人智能，集体智能是第二位的，暗示着个人智能的存在。它们的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从功能而言，明显是异质同晶的。集体智能作为人工智能的样板，和个人智能相比，具有很多优势。任何一种追求智能性的机制，它生成的文本不会只表示单一不变的意义，即不是简单地恢复初始信息。(参见Лотман，2000:557～559)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认为，洛特曼的这一结论对于研究人工智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也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信息论作为一门科学的理论产生于上世纪40年代。关于信息概念的提出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奥地利物理学家波尔兹曼对熵的解释。波尔兹曼认为:“熵是关于物理系统状态的信息不定性的测度。”而从信息论的视角看，“信息与负熵等价”。熵成为混乱程度的测量标准，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熵会越来越大。要防止熵量增加，就必须突破隔离封闭的体系，不断增加信息量，不断与外界交换能量。“熵”概念已经逐渐渗透到人文科学的研究领域。
在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符号学界就尝试运用信息理论来解释文化现象。“信息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美国工程师、数学家香农的著作催生的，他研究了技术通道的信息传递，而这一理论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Лотман，1999:X)该理论的创立者之一、著名的俄罗斯数学家科尔玛戈罗夫(А.П.Колмогоров)很快发现了这一点，而洛特曼与这位学者有着学术上的交往。
香农(C.E.Shannon)给信息的定义是:“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维纳，1978:9)在信息论看来，“信息”指的是人们在适应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这种交换之所以有价值，就是由于它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越是罕见、无法预测、出现几率越小的信号所包含的信息量越大。香农的通讯系统模型是由信息源、编码、信道、噪声等一系列概念所构成的。信源指信息的发送者;编码指将信息转换成某种信号的过程;信道指信息传递的途径，信道容量具有一定的限制;噪声指干扰信息传输的一切因素;解码指把信号翻译成文字、图像等，使信号转变成最初传递的信息;信宿指最后信息的接受者。“信息可以用不同的编码方式转换成某种符号，通过一定的通道加以传递。信息源→编码器→传输通道→译码器→信宿(信息的归宿)，形成了信息流动的系统。”(乐黛云，1988:251)
洛特曼在《艺术文本的结构》一书中为符号学下定义说:“信息论在引申意义上即符号学，它不仅研究在一定集体中运用社会记号这类特殊情况，而且研究信息传播和存储的一切情况，因此，信息可被理解作相对于熵的组织性的度量。”(转引自李幼蒸，1999:590)洛特曼借鉴了信息论的成果，把文化视为集体保存和加工信息的机制，认为文化是由人所创造的、把熵转化为信息的最完善的一个机制，是应当存储并且传递信息的机制，与此同时又在不断地扩大着信息的规模。这说明，文化本身具有储存和传递非遗传性信息的功能，文化保存信息，为此不断编制最有效、最紧凑的方法，得到新的信息，对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把它们从一个符号系统传译到另外一个符号系统中，因此，信息在传递前后的变化过程，就成了洛特曼甚为关注的焦点。“传统信息论认为信息传递过程中，任何信息的变化都是有害的歪曲，其结果是在信息通道中产生了噪声，这个后果不是信息交流的理想模式，而是其技术上不完备的体现。”(Лотман，2000: 606)而在符号域内交际中的信息变化，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洛特曼首先研究了信息在静止的单通道下的整个传递过程:由思想(内容、信息)——语言的编码机制——文本——语言的解码机制——思想(内容、信息);理想的情况是信息内容既不发生质、也不发生量的变化:接受者对文本进行解码并接收到一如原来的初始信息。但是这样的信息，不是洛特曼所关注的，因为它们完全是按照既有规律、按照一定的算法推演出来的，所以不是新信息。单通道的结构(比如交通信号系统)在现实中存在，这种自足的单通道系统只是为了实现传递信息的功能(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待)，是传递最简单信号的可行机制(实现交通通畅的可行机制)。但它完全不能用来生成信息(因为不能对这一系统作出其他的阐释，这些符号的形式和内容之间是完全对等的)。“如果我们将文本T1从语言L1翻译到语言L2，出现的文本T2在逆向翻译时，得到了初始文本T1，那么我们将不把文本T2视做相对文本T1而言的新文本。”(Лотман，1999:15)这样的信息传递展示出一个可逆的过程，所以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得到的是同一个初始文本。但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人工语才可能做到这样。比如交通信号或者旗语，因为它们属于自足的单通道系统，只是为了实现传递信息的功能，是传递最简单信号的可行机制，是一种可逆的过程，“红灯——停，绿灯——行”，在交通信号这一系统中，反之亦然，但它们完全不能用来生成新信息。而文化语言的多相性，使得我们在信息传递中，在转码和译码的时候，出现了信息传递的不可逆过程，哪怕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使用的是同一套代码，他们得到的依然是两个文本，甚至多个文本。因此，把唐诗转换为白话文时，诗味索然，其原因是诗歌独特的审美信息已经缺损。所以把信息的传递过程放入符号域来考察时，展示出的是更为复杂的、动态变化中的传递过程。“甚至可以确信，当交际双方运用同一种自然语(英语、俄语、爱沙尼亚语等等)时也不能保证代码的一致性，因为还要求语言经验的统一和记忆规模的一致，还得加上对规范、语言鉴别和语用的认识是共同的。如果加上文化传统(文化的符号记忆)，加上该传统面向集体的某个成员时，他所带有的不可避免的个性的影响，那么就很清楚:在现实中，信息传送者和接受者的代码只是相对的一致。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初始文本和接受文本相对的一致。”(Лотман，1999:13～14)由于人与人之间具有符号个性的差异，“个性可以被解释为……一组不同的代码”。(Лотман2000:554)由于交际双方各方面知识储备(经验、传统、对语言所指及语用的认识等)不同，即使同处一民族文化中，运用同一语言也难以达到代码的完全一致。随着发信人和收信人个性结构越复杂，组成个人意识内容的代码越有个性，就越不可能认为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发出者借助某套代码对信息编码，而接受者的解码意识中只有这套编码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发达的符号系统的任何理解，只能是部分的、近似的。正是由于这种相对性，才产生了新文本，文本的信息出现了缺损或者增生，从而体现了文本的创新机制。
符号域的中心和边缘、内部和外部都在不断变化着，相互进行着信息的交换。鉴于此，洛特曼把符号域内的活动比做太阳爆发，这种活动和太阳黑子的爆发是一样不可预测的，其激发状态的中心不在固定位置，总是变化不定的，不断地把能量散播到原来相对平静的区域。巨大能力的释放是这种不断爆发、沸腾的结果，“而符号域释放的能量是信息的能量，思维的能量”。(Лотман，1999:205)
三、普里戈金和耗散结构理论
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爆发的问题。“爆发”是指耗散结构系统所发生的突变，其中偶然性因素具有很大作用。洛特曼在看待爆发过程的问题上，显示出对其信息特性的兴趣，伊万诺夫说:“正是在这一点上，洛特曼和普里戈金尤其接近。”(Лотман，1999:X)洛特曼在莫斯科大学的最后一次讲座上，阐述了文化爆发的普遍模式。在回答有关普里戈金的问题时，他说这位学者的著作是才华横溢的。我们由此看得出洛特曼对普里戈金推崇有加。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引用了伊万诺夫的看法，普里戈金的著作给了洛特曼以很大影响。洛特曼在著作中多次提到普里戈金的研究，如“普里戈金在研究了物理和化学的不可逆过程后，得出结论，这些结论看来对于所有动态过程都具有普遍理论涵义。普里戈金区分了在平衡和不平衡情况下进行的过程。在平衡情况下发生的过程进行得很平稳，因果关系主宰，给出可逆(对称)的轨道，可以按照走过的路径预测未走的路径。不平衡情况的特点是:在动态轨道上出现——按照普里戈金的术语而言——分叉点(9)，就是在这些点上，有着相同的概率，分流出两个(或几个)分叉，而这些分叉将往何处去，无从预测。在这些条件下，偶然性这一次要因素(影响过程的将来流向)的作用大大提高。在因果关系机制中引进偶然要素是普里戈金的一个贡献。它废除了世界图景的机械化”。(Лотман，2000:644)所谓机械化的世界图景，就是建立在机械论纲领基础上的牛顿经典力学所描绘的图景:“在把人驱逐出以后的自然是一个本质上缺乏生命活力的物质实体世界，具有广延、形状、惯性等数量化特征，并且在同样可以用数学描述的力的作用下作范围无限而形式单一的机械运动。”(彭新武，2003:3)它构成了科学和哲学思维中的力学世界观，或称机械论范式。
在《思维的世界》一书中，洛特曼也多次引用普里戈金的看法，如:
1.在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发现，象征显现出创作过程中的浓缩的程序。情节之后的发展——仅仅是把其中隐藏的潜能展开。这是深层的编码机制，类似某种“文本的基因”。然而，同一个初始的象征可以在不同的情节中展开，这种展开的过程具有不可逆性和不可预测性，展示出创作过程本质上的不对称。引用普里戈金的术语，可以确定创作灵感的时刻就如同强烈的不平衡现象，排除了发展的可预见性。(Лотман，1999:145)
2.伊·普里戈金在观察不可逆过程时，划分出不同的动态模式。在区分平衡与不平衡结构时，普里戈金指出，在离我们很近的空间中，动态过程以不同形式演化着:……平衡态定律具有很高的一致性:这些定律是普适的。至于谈到近平衡态的物质的表现时，那它的特性就是“重复性”。
在平衡态下进行的动力学过程，是按照确定曲线完成的。然而，随着离熵的平衡点越远，运动就越接近阈值，其中过程的可预测方向被破坏(普里戈金称这些点为分叉点)。在这些点上，过程达到了临界状态，对将来单义的预测变得不可能。以后的发展就如同从几个相同概率的选择元中，选择其一。(Лотман，1999:321)
3.这里我们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在该书的开始，作者提及伊萨克·柏林的话，它把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不同，就是一方是对重复的事情感兴趣，而另一方是对独一无二的事件感兴趣。但他们之后都注意到，“在从平衡态到强烈的非平衡态的转变中，我们由重复和共性走向了独一无二和有特征性”。(Лотман，1999:322)
“分叉”、“分叉点”、“自组织”是耗散结构中常常提及的概念。这就是说，宇宙总是朝着时间之矢不可逆的方向，从无序到有序，从混沌到平衡，生生不息地自组织演化着。而“非平衡(即物质和能量的流)可能成为有序的源泉”。(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1987:28)
洛特曼考察文化发展与文化创新的机制时，在文化文本的交际过程中，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如:对称与不对称，平衡与不平衡，可逆与不可逆，可预测与不可预测，逻辑的必然性与发展的偶然性等等，于是与普里戈金的理论产生共鸣。为了具体展现这种学理的对话和交融，有必要把耗散结构理论做些说明。1969年，普里戈金在一次“理论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耗散结构理论。这一理论指出:“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不管是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经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乱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由于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或能量才能维持，因此称之为‘耗散结构’。”(伊·普里戈金，1986:252～253)因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不仅具有内部的熵产生，还有外部的伴随着能量或物质的流动、转化而与环境之间的熵交换，它是通过耗散能量来保持自身结构的，小的不稳定性和涨落导致不可逆的分叉，从而增加了可能行为的复杂性。系统的有序和无序的转变与对称性破缺相联系，对称性的高低成为有序程度的标志。完全无序的状态，具有最高的对称性，系统每发生一次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就要发生一次对称性破缺。
这样，普里戈金把时间的不可逆观念引入了物理和化学研究，他指出，在自然界中大量存在的是参有时间因素的不可逆的不平衡态。如一滴墨水滴在清水中，浓度高的向浓度低的扩散，逐渐融合，再要回复原样，是不可能的，它的变化呈现宏观上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性。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以自组织形式来实现的进化过程就是在具备了“开放性、远离平衡态、非线性相互作用、正反馈机制和涨落等诸多条件的前提下进行的，缺少任何一个条件系统都难以产生新的有序结构”。(武杰，2004:315)自组织是耗散结构的运作机制，这说明非平衡不是转瞬即逝的现象，而是系统演化更基本的现象，平衡仅仅是非平衡现象的特例。耗散结构理论研究的是一个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从混沌向有序转化的共同机制和规律。这意味着我们的世界，甚至整个宇宙不再是牛顿的经典力学所认为那样，是一个确定的、线性的、单质的、静止的、可逆的、稳定的平衡系统，而是一个不确定的、非线性的、运动的、不可逆的、非稳定的非平衡态系统，这一系统不断地演化，伴随而来的是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支不可逆的时间之矢“没有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相反，它强调把人类嵌入变化的宇宙之中”。(伊·普里戈金，1986:214)
这一理论是“演化的物理学”，描述的是一个演化中生机勃勃的世界，不再是“存在的物理学”，它不仅可以应用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领域，而且还成为描述社会系统的方法。普里戈金的工作被视为改变科学本身的一个杠杆，是迫使人们重新考察科学的目标、方法、认识论、世界观的一个杠杆。是可以作为当今科学的历史性转折的一个标志，一个任何有识之士都不能忽略的标志，(参见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2005:［前言］3)因而受到了不同学科学者的广泛重视。
洛特曼融会了这一理论，对文化的动态变化、新文本的生成等等问题做出了深刻的阐释。他认为，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看，“文化不是静止的均匀平衡机制，而是二分结构，即有序的结构对无序的结构的侵入，同样，无序的结构也在侵蚀有序的结构。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某一种趋势可能占据上风。文化域中来自外部的文本增加，有时是文化发展的有力的刺激因素”。(Лотман，2000:506)的确，来自外部的文本为民族文化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条件和动力，没有外来文本和本民族文化的接触和碰撞，文化的内在发展就无从谈起。今天，中国的小说有可能用欧洲的主要语言出版，而欧洲的小说也摆在了我们的书店里。文学、哲学等各类书籍的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使得每个国家都有可能不断地接触其他国家的文本，用世界的文化来滋养自身的文化，同样也用它自身独特的文本丰富着世界文化。自我复杂化、自我发展是文化的规律。因此文化应当同时表现出稳定性和动态性的特征。
洛特曼在分析文化动态变化的性质时，提出人类的历史如同重复了一个不可预测的结构，他说:“在某些临界点上，动态过程获得了不可预测性，但随之而来的稳定过程则保留了很高的可预测性。”(Лотман，2000:648)此处的“点”就是指的分叉点，文化渐进的发展和爆发的发展总是交替地进行着，同时在文化的不同领域内这种发展状态也是不均衡的，“比如，在科学的某些领域，爆发式的发展可以和在其他日常领域中的爆发式的发展，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时间上和因果上的关系。在艺术的爆发状态下，在政治领域中可能是稳定的状态。然而有时，在特别的爆发时期，它们彼此之间语言上有联系，在趋势上可能影响所有的动态进程”。(同上，649)文化的这种动态变化，自然反映在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符号域内，因而在非稳定的、非平衡态的系统——民族文化符号域内不断生成新的文本。
洛特曼认为，文化作为超个性的统一体和低层次的超个性统一体(如蚂蚁窝)的不同之处在于，符号个性(指交际中的个人)虽然作为部分进入整体，但依然具有完整性，因此，各个部分之间不是自动重复的性质;人和人之间的交际是对话，彼此有着不同的编码系统，所以每一次都暗示着符号的碰撞和运动。这样，内部丰富的冲突，保证了文化作为集体智能的灵活性和动态性。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符号域理论描绘的就是一个在动态变化中的文化体系，在一个民族文化符号域内部，各种文本互动着，生成动态中的平衡;而在两个或多个符号域之间，更是有着文本从外部进入内部系统的运动。如俄罗斯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是信息流的互动，是思维的互动，这种互动是以文本作为文化载体而实现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形式现代化这一进程中，就可以看到俄国文学文本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如鲁迅就接受了不少俄国作家的艺术感染，其中最重要的是果戈理、契诃夫和安德列耶夫。有学者指出，果戈理和鲁迅的同名小说《狂人日记》在作品体裁(日记体小说)、人物设置(狂人形象)、表现手法(反语讽刺，借物喻人)和结局处理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在鲁迅小说中我们可以见到契诃夫那种在浓缩的篇幅中透视人类的灵魂，在平常的现象中发掘深刻的哲理的特点。而鲁迅小说中现实与象征手法的交融、冷峻悲郁笔法的运用又是和安德列耶夫的影响有关联。(参见杨乃乔，2002:258)鲁迅先生在吸收了这些作家的影响上，逐渐建立起一种看似平淡、实则深刻的含蓄风格，为中国现代文学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
同时我们可以窥见，民族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流转变化着，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基于其载体符号域是一种非稳定的非平衡态系统。“文化的每一个类型和自组织的机制一样，具有自我紊乱机制。这些机制的相互紧张作用，在动态平衡中，使文化得以正常运作。偏重于一方，将导致僵化，而偏重于另一方，则就会导致系统的瓦解。”(Лотман，2000:458)这说明了文化中的自组织机制，即它自行产生组织性的行为，它不断和外界发生交换和互动，自行调整结构，它永远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
我们可以把保存和传递人类经验的整个系统(即符号域)视为某个同心系统，在其中心有着最醒目和连续的(可以说是最具结构性的)结构。靠近边缘的地带，则结构性不那么明显。这种内部的一定程度的无序性、不完全的组织性，恰给人类文化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内部张力和动态性，而相对来说结构更整齐的系统则不具备这样的内容。由此我们推断，正是符号域中心与边缘的不对称性——不同的结构性质，才保障了文化的动态变化。
“我们把产生于不可逆过程(据普里戈金的观点)的文本，即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文本，称之为新文本。”(Лотман，2000:640)比如俄罗斯人心目中的《易经》(10)，这个中国文化的独特载体，作为一个文本，进入到俄罗斯的民族文化符号域内，已经经过了翻译、阐释的过程，不再是原貌原味，再次反馈到我们中国人的视角中时，便和我们所理解的《易经》大相径庭了。我们甚至会诧异:这还是《易经》吗?因为这两个文本之间产生了对称上的“破缺”(普里戈金的术语)。俄罗斯人眼中的《易经》，可以称之为一个“新文本”。因为它在出入中俄这两个文化符号域的过程中，即在翻译和阐释中，产生了不可逆的、独特的、无法预测的变形，这是一种思想生成的过程。如洛特曼所指出的:“思维的生成在文化的所有结构层面上发生着。这个过程指的是某些从外部进入系统的文本的变化过程，它们在进入和离开系统运动时，其特殊的、不可预测的变形。”(Лотман，2000: 640)
由此，洛特曼深入到对创造性思维的探索，透过对文化创新机制的研究，他断言，创造性思维的行为总是一种交际行为，即交流。创造性思维不可能在完全孤立的、单结构(失去内在交换的潜力)、静止的系统中产生。所以，只有在开放的、非平衡的系统中，才可能产生新思维。
四、拓扑学
拓扑学是几何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基础是‘部分’(part)和‘整体’(whole)之间的关系，或者换句话说，是被‘包含在内’(being-included-in)的概念。同这些概念密切联系的是‘点’(point)的‘围绕’(surrounding)的概念”。(库而特·勒温，1997: 84)因此，拓扑学是关于点和图形中基本特征关系的学科，认为这些图形中的基本特征在图形被弯曲得丧失原来形状时仍能够保持不变。
例如，不管多长的曲线，它可以是闭合或非闭合的。若曲线是闭合的，则它可以“缠绕”得很复杂。两条以上的闭曲线可以相互套起很多形式，立体及它们的表面可以是有“孔洞”的，在不割裂、不破坏空洞的情况下，它们允许做任意的伸缩及变形。这种变形不会增加或者减少孔洞数量，就叫做它的“拓扑性质”。一个橡皮圈，任凭我们把它拉长、扭转，只要不把它弄断，那么它永远是一个圈。拉长使它长度发生改变，扭转使它形状发生改变，然而在拓扑学上只注意“它永远有一个圈”。因而，从拓扑学的观点看，一个圆盘和一个三角形是等价的，立方体和球体，也没有什么可区别的，因为假如这些东西是用橡皮泥做的话，前者很容易捏成后者，并且在受捏形变的过程中不发生撕裂和粘连。所以，前者有什么在无粘连连续形变下保持不变的性质，后者也会具有同样的性质，它们之间具有相同的拓扑结构，可称之为拓扑等价:“人们能够把下列事实作为拓扑等价的标准:通过一个连续变换的过程，有可能把这些区域的任何一个变为任何其他一个，而没有改变区域内的连通关系，即使它伸展或弯曲而不至于分裂。”(库而特·勒温，1997:85)
区域(如果通过一条完全位于区域内的道路，区域的每一个点能够和其他的每一个区域点相连通，那么称之为“连通”区域)、边界来自拓扑学的概念，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的运动被称为“位移”。拓扑学是用非数量方式所表示的空间关系来研究空间变换。
洛特曼利用一系列空间概念作为文化描写的工具语言(或元语言)的成分，其根源来自拓扑学的方法，因此这并非是一个人眼能够看见的空间，而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空间。在给学生菲阿尔柯娃(Л.Л.Фиалкова)的信中，他指出:“现代符号学中存在着两种对空间截然不同的理解……巴赫金从物理学(相对论)出发，把空间和时间视为同一个序列的现象(这可能发源于康德)。而我们……则是从数学(拓扑学)角度来理解空间的:该意义上的空间是彼此间存在连续性关系的各个客体(点)的集合。在该意义上可以说语义空间、装饰空间、伦理空间、时间范畴的空间、甚至物质空间的空间。从这一角度看，空间就是一种普适的模式化语言(языкмоделирования)。”(Лотман，1997a:720)
洛特曼在《文化的类型描写的元语言》(Лотман，2000:462～484)一文中，提出自己的设想:“我们尝试在空间结构基础上，建立文化描写的元语言，尤其是利用拓扑结构(这是数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图形在同胚变形后不变的特性)。我们的想法是:对图形和轨迹拓扑性质的描述结构，可以用做文化类型研究的元语言。”在《文化的类型学研究》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达:“……而是创造出一个新的元语言。如:塔尔图的研究者们近来尝试使用拓扑学(研究不间断空间的一种理论)的某些概念作为文化类型描写的元语言。”(Лотман，2000:451)当然，我们已经提及符号域是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符号域思想亦可称之为文化描述的一种元语言，而拓扑学的空间概念，作为洛特曼对符号域空间表述的核心概念，可以算做这一元语言中的重要成素。
洛特曼之所以倚重拓扑学，看重的就是其对恒量的研究，它所揭示的是诸多表面各异的功能和空间形态下掩盖着的一致性和集合性。这样，当我们在面对杂乱纷繁的文化文本(11)时，就可以抽丝剥茧，分门别类，找出各个子系统的恒量文本，最终得出属于该文化类型的所有文本的恒量，(参见Лотман，2000:465)进而推断整体文化的恒量。这就如同拆房子，拆掉许多房子的砖瓦，只保留房子的“框架”，然后对房子的“框架”进行比较分类，进而找出这一类的模式，最终得出整体建筑的模式。此处的恒量已经不是具有具体形态的“框架”，而是一种抽象的模式，它可以算作文化恒量的表达层。而文化恒量在内容层面究竟涵盖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深入而具体考察论证的。我们认为，不同类型文化之间在思想精神上的相通点，就是整体文化的恒量，而文化语言及系统的独特性，就是拓扑变形的结果。用于文化类型研究，拓扑方法暗示着类型之间的共性共相，各个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拓扑等价关系，这种方法论的突破无疑有助于破除欧洲文化中心论。
在《思维的世界》一书中，洛特曼引用了著名数学家亚历山大罗夫(А.Д.Александров)的话:“在研究拓扑学的性质时，我们有可能要思考只具有这种性质的客体的抽象总和的问题。这种总和被称为拓扑抽象空间。”(Лотман，1999:205)因而，凡是具有不间断的要素组成同一特征，则该特征可称为空间，这样，我们可以用非空间的语言概念来表述空间:如:以对比方式(天与地、人间与地狱)、以道德观念(如正义与邪恶)、以“远与近”区分自己所不了解的、疏远的抑或了解的、亲近的，如此形成伦理空间、神话空间等。因此，在洛特曼的眼中，符号空间是建立宇宙空间模式的手段，空间的模式化复原了现实世界的空间面貌。所以，符号空间和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拓扑等价的关系。
在这种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洛特曼把空间概念作为文化类型描写的元语言的重要组成要素，反映的是文化对于现实的认知功能和评价功能。他认为，文化是一种追求智能性的机制，“……这个机制在某固定的环节中，也不会按照单义的、命中注定的方式展开，即它在某个方面发生连续变形后，而后转换回最初的样子，也不会恢复为初始状态”。(Лотман，2000:559)由此我们引申，相同的母题在不同的文学体裁中产生许多变形，形成相同的拓扑结构，但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阐释。由于互文性，文本形成一个意义自由变化的开放空间。
著名的英国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其代表作《通天塔: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1975)中，也对由互文性而引起的文化拓扑结构做了精彩的论述，西方诗歌、戏剧、小说、音乐、绘画、宗教中反映出的文化连贯性，归根结底，都深深依赖于对古代希腊、古罗马和古希伯来篇章中的“恒常源泉的不同选择”。比如欧里庇德斯(Euripides)所著的《希波吕托斯》中马车遇疯牛和巨浪而颠覆的片断与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在《伊莱克特拉》中英雄死于马车事故的情节(12)相仿，而塞内加(Seneca)的悲剧也是对欧里庇德斯作品变异(modulation)的结果。拉辛的作品则比欧里庇德斯和塞内加的更简练，且做了一些重要变动，而这些作品之间的血脉因果联系却一目了然，上述几位作家的作品可视为相同主题上的变异。从拓扑学的视角观察，文化就是恒量按时间顺序的翻译和变形的过程，由此，斯坦纳认为:文化的核心就是由直译、释意、模仿(mimesis)、模拟(pastiche)到相同主题的变异。文化正是在不断翻译前人的经典作品中呈螺旋轨迹前进的。文化中最初的固定模式产生出很多无法用同一标准衡量的局部变量和形态——无数的“拓扑结构”，但最初的模式的集合似乎只包含数量有限的几个单元。(参见廖七一等编著，2004:71～123)斯坦纳和洛特曼的观点可以互为印证，但着重点各有不同。斯坦纳从翻译角度研究文学阐释学，拓扑结构似乎成为一个相对宏观的概念;而洛特曼则是更为微观的研究，具体到文化文本的空间拓扑模式;还以各种文本(如莎士比亚的喜剧)为例，详细分析了文化的神话生成中心机制的拓扑结构，分析了神话元素在投射到线性时间轴上的变形。(参见Лотман，1999:207～224)
洛特曼认为，神话如同不断重复的圆形，是循环性的，和大自然的循环过程是共时的:或和四季变化一致，或和昼夜相合，或和星历现象重叠。在被投射到线性时间的历史意识轴上时，受到很大的变形:它被转变为言语文本，获得了离散性，因为它被不等值地翻译为非神话即约定的语言。同样，这种神话元素在许多叙事文本中均有体现，其最明显的结果是出现一模一样的成对人物，如莎士比亚、陀斯妥耶夫斯基、20世纪的小说(《克里木·萨姆金》中的孪生人物系统)等，都有着这样一种趋势:给主人公提供和他一样的人物，有时还给他提供多种人物构成的聚合体。这些人物不同，但彼此相似，组成情节建构中的拓扑机制，其实质是一个人物的不同名字。在莎士比亚《错误的喜剧》(13)中我们接触到一个正方形:两个孪生主人公，他们的仆人也是孪生子。
图1
洛特曼认为，线形文本中以上四个人物在被译回到循环系统时，应当“转回”为一个人物，一方面孪生子是等同的，另一方面一对是滑稽面孔，一对是“高贵的”面孔，实质可认为是一个人物的双重面孔。出现一模一样的成对人物是一系列彼此等值的名字被分裂的结果，它成为以后的情节语言，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思想艺术模式中对它进行各种阐释，进而形成人物复杂的性格系统。
而莎士比亚的另一部著名喜剧《皆大欢喜》(14)中，这种现象形成了颇为错综复杂的情节。
该喜剧里的人物都分裂为明显等值的一对对，在(有条件地)译回到循环时间的时候，他们最终转变为一个面孔。两个人物把持着这个名册:公爵兄弟俩，一个住在“森林”里，另一个攫取了他的政权，执掌在自己的手中。在“宫廷里”和“森林里”的人物基本属于互为补充:其中之一从森林移到宫廷，必然引起另一个立刻向反方向移动。他们同时处于同一环境是不可能的，彼此有着不相容的空间特性。移向“森林”及返回——是一般的死亡和复活的神话(而后是童话)公式，显然，在神话空间中这些成对的孪生人物组成了一个原型形象。
把公爵兄弟俩的对照放到另一层面上，就复制出罗兰·德·鲍埃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奥列弗和奥兰多的对照，这种对照彼此是同拓扑的。如那位篡权的公爵一般，奥列弗也是一个篡位者，篡夺了弟弟的位置，还把他赶到森林里去(在该喜剧文本中，弗莱德里克和奥列弗之间的平行对照表现得很明显)。区分“宫廷”和“森林”的是一道边界，越过它便是神话中的重生情节，因此，这两个坏蛋在越过了这个边界后，马上变成了品德高尚的好人:
……弗莱德里克公爵因为听见每天有才智之士投奔到这林中，故此兴起大军，亲自统率，预备前来捉拿他的兄长，把他杀死除害。他到了这座树林的边界，遇见了一位高年的修道士，交谈之下，悔悟前非，便即停止进兵;同时看破红尘，把他的权位归还给他的被放逐的兄长，一同流亡在外的诸人的土地，也都归还原主。(《莎士比亚全集》(三)，朱生豪译，1978:198～199)
奥列弗也是如此，他也发生了如此变化:
那是从前的我，不是现在的我。我现在感到很幸福，已经变了个新的人了，因此我可以不惭愧地告诉你们我从前的为人。(同上，182)
这样，我们得出了一个正方形，在这里人物处于同一个水平线——同一个主人公在其情节运动(在情节展开为线形时)的不同时刻，他们也处于同一垂直线——成为一个人物的不同投影。
图2
形象的平行对比并不仅限于此:女性人物显然也是主人公们的化身，这是两个公爵的女儿——罗瑟琳和西莉娅，她们在被转换回情节的循环形式时，显然会作为主人公的另一名字进入统一的中心形象。在该层级上，基本情节的划分受到转换——两个姑娘躲入“森林”(一个是被赶，另一个是自愿)，但同时她们也受到变形:更换衣服(罗瑟琳还变化性别，换上男子的衣服)和变换名字(罗瑟琳变成盖尼米德，西莉娅改成爱莲娜)——这是神话中转变为新形象的典型细节。
图3
新的等值系统始于错综复杂的爱情，奥兰多爱上罗瑟琳，奥列弗爱上西莉娅，而牧女菲絆爱上罗瑟琳假扮的盖尼米德，牧人西尔维斯爱着菲絆，小丑试金石爱上村姑奥德蕾，而乡下人威廉爱着奥德蕾，最后是奥兰多与罗瑟琳、奥列弗与西莉娅、西尔维斯与菲絆、试金石与奥德蕾终成眷属: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明晰的平行对比系统，同时盖尼米德的双重属性——小伙子—姑娘(用他模棱两可的名字强调了这一点，她自己也对西莉娅说:“你以为我打扮得像个男人，就会在精神上也穿起男装吗?”)(《莎士比亚全集》(三)，朱生豪译，1978:150)——建立起新的神话中同一关系的基础，于是在整部喜剧中，出现了一片滑稽的混乱。
图6
所有这些一对对人物在不同层面上明显重复着同一个情形、同一个关系类型，互相复制着，彼此成为同拓扑结构。甚至给小丑试金石也配了一个更低俗的对应人物——乡下傻瓜威廉。“奥列弗—西莉娅”是“奥兰多—罗瑟琳”(在不变的系统中前者变为弗莱德里克，而后者简化为他被驱逐的兄弟)的低层次重复体，“盖尼米德—菲絆—菲絆—西尔维斯”正方形是所有这些人中最低的形式，而“试金石—奥德蕾—奥德蕾—威廉”正方形和第二种的关系也是如此。这样，这些处于不同空间层面的人物，成为在更高层面的恒定人物的变体，结果喜剧中这些重要的人物在环形空间中简化为一个形象。
在整部喜剧中，有一个人物和所有人物处于对立面——杰奎斯，一个忧郁的人。他是惟一被排除在错综复杂的情节之外的人，没有和老公爵一起从森林返回，而是留在那个空间中，和已自愿放逐的弗莱德里克呆在一起。他具有最鲜明的性格:他一直是对位于森林之外的人类世界做出批评的人。尽管“宫廷”、“森林”组成了不对称类型空间——“阳间—阴间”(神话中)、“现实世界—理想童话世界”(莎士比亚作品中)，为了赋予艺术空间方针性，杰奎斯类型的人物是必需的。他没有与在情节空间中运动的人物合流，而是成为拟人空间范畴的化身，体现出一个世界对待另一个世界的关系。他是惟一没有越过“宫廷”、“森林”两个世界边界的人。
随着神话文本的线性展开，其神话思维的古老结构在现代意识中逐渐失去了内容性。变得完全可以与语言的语法范畴相媲美，成为组成文本中大的叙述模块的句法基础。同时叙述的神话过程第二次复活，它们滋生出许多新的涵义，时常让我们有意无意地转向神话。因此，在现代叙事文本中，象征意义的来源往往是神话，只是我们远未意识到。
在洛特曼对符号域的空间结构的阐释中，可以明显看出拓扑学的应用。符号域可大致分为中心与边缘区域，中心区域用拓扑学的术语说，是一个连通区域，而边缘不是连通区域;由此出现把中心与边缘区分开的边界。文本在符号域空间中的运动，可以视做拓扑学上的一种“位移”。不过我们也应指出，洛特曼主要运用了拓扑学的一些基本术语去进行纯粹定性的空间分析，还不是真正数学意义上的拓扑学。因此，没有一条拓扑学定理可以直接给出文化描写的解释，自然科学毕竟不是万能的。
需要注意的是，对洛特曼的符号域空间结构，可以从不同层面来阐释。从空间的模式化角度看，是受到拓扑学的影响，洛特曼希冀找出文化的恒量文本模式;而如果把中心与边缘的不平衡放到整个开放系统的动态视角下考察，则是受到普里戈金耗散结构理论的影响。
context(语境或指涉)
message(信息或话语)
(说话人)addresser—addressee(受话人或话语对象)
contact(接触或通讯渠道)
code(代码或语规)
这一模式，不仅关涉语言模式，而且涵盖其他表意系统或符号系统。它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谈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信息需要说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接触，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交流的所得，相当一部分来自语境、代码和接触手段。(参见王铭玉，2004:157～158)而洛特曼更进一步提出，这一模式只有放入符号域内观察才有意义，因为说话者和受话者处于符号域的影响之下。它们与文本的关系各自不同，从说话者的角度而言，文本任何时候都是未竟之作，需要进一步加工。而对受话者来说，文本业已成形。说话者通过某种手段表达想象中的象征性文本，并通过变形将这些文本传递出去。而受话者在接受文本时，将自己的个性、文化记忆和联想带入对文本的解读中，文本获得了补充的意义维度。受话者在阐释解读的过程中，自身的符号系统也悄然改变着。所有这些符号个体形成了整体的民族文化符号域。
Вначаледевятка.
Нырнувшийдракон.—Недействуй.
Наверхудевятка.
Возгордившийсядракон.—Будетраскаяние.
我们尝试把这段俄文再翻译回中文:初九。
潜入的龙。——不要行动。
上九。
骄傲的龙。——将要后悔。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悔”字，俄文并未体现出原意，“在易学中‘悔’主要不是表示‘后悔’，而是有其特定的意义:‘艰难’、‘麻烦’、‘困境’。”(王立业主编，2006:326)
【注释】
(1)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国外符号学的研究中，借用信息论中的code(код)概念，也可翻译为密码(译为信码的也很多——笔者注)，以此表示所讨论的对象不限于语言学。代码就是保证语言记号或非语言记号在记号体系中发挥作用的规则或限制性规定的总体。信息交流是借助代码才得以实现的。(参见布洛克曼，2003:3)所以说，代码必须是所有参加交流过程的人都能理解的，代码被公认具有约定的性质。
(2)1958年，雅柯布森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语言学与诗学》一文，提出了语言行为之六面及其六功能的模式，它实际上是一个符号学模式:
(3)维尔纳茨基是著名的博物学家和人文思想家，地球化学、生物地球化学、放射地质学的创始人，提出了生物圈的学说。他生于哈尔科夫，1885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数理系。1898～1911年担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后为表示对沙皇政府反动政策的抗议，离开莫斯科大学。1912年成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后来一直担任苏联科学院生物地球化学实验室负责人。
(4)混沌(译自英文Chaos)的原意是指无序和混乱的状态。科学家给混沌下的定义是:混沌是指发生在确定性系统中的貌似随机的不规则运动，一个确定性理论描述的系统，其行为却表现为不确定性——不可重复性、不可预测性，这就是混沌现象。进一步研究表明，混沌是非线性动力系统的固有特性，是非线性系统普遍存在的现象。混沌学的任务就是寻求混沌现象的规律，加以处理和应用。
(5)简言之，连续统就是连续、渐变的统一体，是指人们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在时间上连续不断、空间上紧密关联、性质上相互交融的统合整体。它在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中均有运用。如在物理学中，它可以设想成为不考虑位置和速度的离散存在质点的统计集合，即统计连续化的结果，也可以设想成为实际上不是由离散存在的成分所组成的，确实是整体连续的介质。后来，连续统逐渐被运用到人文社会学科中，如经济学、语言学等。
(6)科学家们通过试验认定，大脑左右两半球各自承担了不同的思维功能。洛特曼采用了尼古拉恩科在《大脑的功能性非对称现象和塑型艺术的特质》(塔尔图大学学报:635期，1983年)中列举的试验作为例子。(Лотман，2000:590)
(7)“自组织”是这样定义的:“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这里的‘特定’一词是指，那种结构和功能并非外界强加给系统的，而且外界是以非特定的方式作用于系统的。”(哈肯，1988:29)
(8)米哈伊尔·洛特曼是尤里·洛特曼的儿子，也是一位著名的符号学家。2005年5月，“俄国文化讲座”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他应邀作了两次报告，下面的引文是他报告中的内容。
(9)分叉点:有的译作分支点，同样，“分叉”也可译作分支，分叉是复杂系统进化的突变性质。
(10)《易经》在俄罗斯已经有好几个译本。尹城教授在《符号翻译理论与文化对比研究》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易经》俄译本的几个例子。《易经》第一卦:乾。初九和上九的爻辞。初九:潜龙，勿用。上九:亢龙，有悔。这一卦初爻象征潜伏着的龙，还不能发挥作用。比喻在潜伏时期，应当隐忍待机，不可轻举妄动。上爻指龙已经飞得过高，必将有难。比喻居高思危，过分追求满足必然会陷入困厄，防盛极而衰，应当节制。(参见王立业主编，2006:325～326)我们只列举一段俄语译文:
(11)这是符号域的基本组成要素，从拓扑学角度出发，这些文化文本就如同各个点，符号域就是这些存在着连续关系的各个点的集合。
(12)“情节”一词(源自法文sujet)指称的是文学作品中所再现的事件链，也就是在其时空变化之中的、在彼此更迭的情景与环境之中的人物的生活。由作家所描写出来的事件(与人物一道)是作品物象世界的基础。情节是戏剧类、叙事类和抒情类体裁的组织建构因素。(哈利泽夫，2006: 274)
(13)该剧讲述了两对兄弟失散、重逢的故事。一对是大小安提福勒斯兄弟，是叙拉古商人伊勤和爱米利娅的孪生子，另一对是夫妇二人收养的大小德洛米奥孪生兄弟，分别侍奉大小安提福勒斯，是他们的仆人。但一家人由于风暴，失散多年，在以弗所重逢，由于彼此不知道，被人认错，发生了一系列可笑的事情，结局是一家团圆。
(14)该剧发生的地点是三个:奥列弗宅旁庭园，篡位者的宫廷，亚登森林。已故的罗兰爵士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奥列弗没有按照父亲的遗嘱好好地照顾小儿子奥兰多，于是后者准备拿着属于自己的遗产离开哥哥，奥列弗为了不让奥兰多得到遗产，安排他和大公爵的拳师查尔斯比武。大公爵被自己的弟弟取代了爵位，他的女儿罗瑟琳却因为和新公爵的女儿西莉娅要好而留了下来。罗瑟琳和西莉娅去观看了比武，胜利的奥兰多爱上了罗瑟琳，罗瑟琳也对他抱有好感。弗莱德里克放逐了罗瑟琳，西莉娅决定和她一起走，她们带着小丑试金石去亚登森林投奔被放逐的大公爵。在森林里，罗瑟琳和奥兰多相遇并且相爱了。奥列弗被弗莱德里克拿去了所有的田产，也来到了森林，大公爵收留了他，他和自己的弟弟冰释前嫌并且和西莉娅相爱。弗莱德里克本是发兵，想捉拿兄长，来到森林的边界，遇见高人，他看破红尘，把他的权归还给兄长，最后奥列弗拿回了自己的田产，奥兰多继承了大公爵的爵位和财产，有情人终成眷属，故事的结局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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