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视野中的诗歌史理论建构

符号学视野中的诗歌史理论建构——评董迎春《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

孙德喜

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诗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带来了诗歌创作的转型；另一方面，与这种转型密切相关，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段，中国诗歌所呈现出的生态在现代社会具有多样性和代表性，可以作为一个世纪的切片供人考察和研究。因此，这一时段的诗歌史对于诗歌评论家和文学史来说是一座富矿，因而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常立（复旦大学）、秦艳贞（苏州大学）、陈龙（苏州大学）、霍俊明（首都师范大学）、李志元（北京师范大学）等人的博士论文都对80年代的诗歌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还有陈超的《中国先锋诗歌论》、罗振亚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周瓒的《透给诗歌的潜望镜》、一行的《词的伦理》、张桃洲的《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等论著也设专章讨论80年代的诗歌现象。尽管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新近出版的董迎春新著《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将这一时段的诗歌纳入符号学视野进行考察，从而为这一时段的诗歌史建立了新的理论。

“符号学就是研究各种类型化（非偶然的、个人的）传达方式（patterned communication）的理论。”⁽¹⁾符号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主要在西方，并且在这过程中形成了布拉格学派、俄国符号学派、结构主义的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董迎春深受符号学结构主义思潮的启发，将中国80年代的诗歌运行与发展纳入其符号学的视野，通过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话语，探究其“类型化的传达方式”。据此，董迎春将80年代诗歌视为一个整体文学场，而这个文学场“由不同的社会文本、文学文本等符号组成”。在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时，董迎春以海登·怀特的转义理论为学理基础，深入揭示这一时段诗歌运行的内在动力和基本特征。海登·怀特的转义理论是由维柯的话语转义理论发展来的。如果说维柯将隐喻、转喻（换喻）、提喻和反讽四种转义修辞与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相结合，以讨论人类的思维发展模式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之间过渡的必然性问题，那么海登·怀特则将这种转义理论运用到历史诗学方面来。这样，维柯与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理论既为董迎春的诗歌史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又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这样，董迎春的诗歌史研究显然不再停留于以往诗歌研究的作品论、诗人（作家）论、鉴赏论与一般的文学史论。这些研究当然是很必要的，然而它们未能有效地揭示诗歌史运行的内在动力及其机制，这就成为董迎春进一步开展诗歌研究的广阔空间。

20世纪80年代，在文学史意义上显然不同于时间的自然段。就中国诗歌史来说，80年代应该是从十年“文革”结束后开始的，从时间的自然段来说，则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期。如果从中国诗歌的精神脉动来说，则可以往前追溯到70年代初处于地下状态的白洋淀诗人群、贵州诗人群和北京诗人群。董迎春确定了文学史的“诗歌80年代”范围，进而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在这一文学史阶段，中国的诗坛上曾经出现了“朦胧诗”“第三代诗人”“女性诗歌”和“大诗写作”等诗人和诗歌形态。这些在当时非常引人注目的诗歌形态和诗人虽然并不是一个逻辑层面的概念，而且也不是简单的先后取代的关系，但是许多当代文学史教材就是以这种方式命名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诗歌现象的。而董迎春没有纠缠于这个问题，他只是以此从诗歌的命名问题上探讨其精神向度、美学特征、文化立场和诗歌观念，进而揭示出这些诗人、诗歌的话语形成机制。如果说朦胧诗是对1949年以来诗坛上盛行的颂歌与战歌的反叛，那么第三代诗人所代表的口语诗的出现则是对朦胧诗的英雄化和崇高化的叛逆。而且，第三代诗人在文化消费时代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作用下，出现了解构的倾向。在此基础上，董迎春将论述的重点放在80年代诗歌话语的形态特征与美学意义方面。他根据转义理论将其分为表现式隐喻、还原式转喻、综合式提喻和反讽四类，并分别以北岛、于坚、西川和伊沙四人为代表，讨论隐藏在其背后不同的意识形态意蕴——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虚无主义，从而将这四人所代表的诗歌创作归结为政治型写作、大众化消费型写作、综合的思想型写作和批判型写作。董迎春所作的这些归结可能会引起某种质疑，但是他的论述形成了严密的内在逻辑，他通过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得出了新的结论，并且澄清了诗歌史中的某些理论问题。

对于文学思潮的命名，我们常常以为那不过是大家的约定俗成，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但是这些貌似随意的命名，其实隐含着当时文化语境下人们对于诗歌现象的深刻认知和理解，进而得到专家学者的极大认同与认可。董迎春通过对80年代诗歌的命名来探讨、考察命名话语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就拿朦胧诗来说，看起来似乎是章明的那篇题为《令人气闷的“朦胧”》⁽²⁾，表现出对于当时诗坛上出现的某些诗歌的困惑与不解，觉得这些诗难以读懂，于是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诗让他感到“朦胧”和“气闷”。虽然章明是一位诗评家，而且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诗刊》上面，然而这篇文章并不具有学术性，所谈的不过是他的一点感触而已。可是，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这么一点感触，竟然无意中带出了一个文学现象的命名:“从这个命名过程来看，‘朦胧诗’一词来源于章明的文章，但实际上这是一次集体命名，是人们对章明文章中说法的一次借用。从这个命名的效果来看，这个名词确实抓住了当时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的诗歌诗意的基本特征，具有很强的概括性。”⁽³⁾董迎春对于朦胧诗问题的讨论不在于这个命名的形成过程，而是着力于这一命名与其政治型写作的密切关系。他将朦胧诗的出现放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大历史的文化语境中来考察，突出其对当时政治的反抗与叛逆的特性，“对意识形态的强大的解构力量”以及隐喻性思维特征。而对于这些特征的强调和突出，不仅是对这一诗群整体的把握，而且从文学史的高度揭示出其出现的价值和意义。与此同时，董迎春注意到朦胧诗命名的“混杂性”所产生的某些负面影响——产生争议，并且影响到后来诗人的写作，反映出某种政治分明对文学的潜移默化的干预与影响，同时也隐匿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书写的逻辑。

相对于朦胧诗，“第三代诗”的情况要复杂一些，董迎春没有停留在这个庞大模糊的概念上，而是将其进一步分为“口语写作”与“后朦胧诗”两大类，同时还指出了这两者之间的“交合”关系。董迎春之所以作这样的区分，是以其“消费型写作”和“思想性写作”的特性为根据的。如果说朦胧诗的出现是对当时政治的反抗和叛逆，那么第三代诗，特别是“口语写作”的出现则是外省诗歌的崛起对京城政治意识和中心意识的疏离，并且以日常生活的趣味写作取代政治型写作，从而将诗歌从精英推向了平民。从“口语写作”这里，董迎春同样发现了一种“反叛”，然而这种“反叛”与先前的对抗和冲突不同，更突出的是疏远和转移。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命名的讨论，董迎春所要做的就是在整体上把握这个时段诗歌的面貌，从而将他的论述向史的高度推进。

对于诗歌语言的研究成为董迎春这部论著的重点。董迎春的这部论著除了导论和结语外，共有四章，其中讨论20世纪80年代诗歌语言问题的就有两章（《石头的转义》和《80年代诗歌“走向反讽”》）。如果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诗歌则是语言的仪式。然而在许多人那里，对诗歌语言的讨论仍然停留在风格和修辞的层面上，当然也有一些人试图从语义方面介入，以便探索诗歌文本所蕴含着的精微的思想情感。这些诗歌语言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种精细的文本分析，而且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然而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语言哲学的兴起不相匹配。随着语言哲学讨论的深入，我们的语言观念显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言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表达工具，而是人类精神存在的方式和“文化的代码”⁽⁴⁾。这为文学语言，特别是诗歌语言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董迎春是否了解西方语言哲学的崛起，我们并不清楚，但是他对诗歌研究的符号学视角，显然已经体现了新的语言观。本来，西方的符号学理论，特别是其中的俄国形式主义，建立的就是语言诗学。因此，他能够撇开以往对诗歌语言的风格论和修辞论研究的传统路径，着力于80年代中国诗歌的话语方式问题。话语（discourse）所讨论的已经不再是一般的语言问题，而是言语问题，即研究言说者、言说方式、言说语调及语境等问题。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诗人的话语研究，“剖析其诗歌话语转义背后相异的意识形态意蕴”。在《走向反讽叙事》中，董迎春通过对北岛诗歌文本的考察，抓住了北岛的“隐喻式思维”，论证北岛诗歌的启蒙话语的具体操作策略——以晦涩和陌生化的隐喻“对当时浅显、直白的新民歌体与激昂无畏的集体颂歌的反拨与自觉疏离”。如果说北岛的诗歌语言策略是晦涩和陌生化的隐喻，那么后来的诗人于坚则拒绝和摈弃隐喻，他以口语的形式写作，意在解构宏大叙事，颠覆传统史诗观念，目的在于推动诗歌从精英走向平民，从象牙塔走向日常生活。而以口语形式写作诗歌，在拒绝隐喻乃至文化之后，稍有不慎就可能让诗歌流于平庸而失去诗性。董迎春敏锐地发现这一问题，找到了于坚等口语诗人的诗歌成立的基石——语感。何为“语感”？董迎春解释道:“语言与生命同构的自动。它既体现为诗歌创作时的一种呼吸节奏，也可以呈现出创作主体的精神动态。”于坚等口语诗人对语感的强调和重视是对“以语义为主导话语的偏离与反叛”。到了西川这里，董迎春以提喻概括其诗歌语言，突出了西川既与市场消费话语保持距离，又对政治话语采取自觉疏离的态度，进而点出西川走向纯诗的写作。从伊沙的诗歌创作来看，许多人很容易将其与于坚的解构与颠覆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联系确实有其依据。但是他们在话语方式上毕竟是有差异的，如果将他们作对比，我们觉得伊沙更走向激进，他以反讽的姿态表现出强烈的反抗。从伊沙这里，董迎春看到的是诗歌语言的狂欢。

如果说董迎春在这本著作第二章中讨论的是80年代诗歌的话语问题，那么在第三章中则进一步结合具体的诗歌文本讨论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的诗学理论，进而分别将其上升到形式论、机械论、有机论和语境论的高度来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这四种诗歌话语的转义理论。

通过对这一时段诗歌的符号学考察，董迎春提出了重写文学（诗歌）史的问题。对重写文学史的问题，早在1988年前后学界就曾进行了热烈讨论，那主要是针对此前数十年极“左”政治对文学史写作的严重扭曲而言的。如今，董迎春再度提出重写文学（诗歌）史，显然不是对于20多年前的那场讨论的机械重复，而是在通过对80年代诗歌的考察和研究后发现了现行诗歌史叙述:“存在着许多纠缠不清的认知和评价问题”。比如关于朦胧诗的排列问题就有争论，主要问题是不少诗人身兼学者，那么在文学史建构中显然存在着诗人“自己来操办一切”⁽⁵⁾的问题。现在通过史料的挖掘与现场的还原以及宏观的文学史视角的审视，这个问题得到基本解决，那么重写诗歌史的条件基本成熟。另一方面，对作为语言最高仪式的诗歌的历史虽然可以作多种视角的文学史叙述，但是从根本上说应该是对诗歌语言演变的描述。因此，董迎春的这部著作就是对于一个时段诗歌史的重写。

作者简介:

孙德喜，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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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9页。

(2)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第8期。

(3)孙德喜:《对文学命名的反思》，《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4辑），巴蜀书社，2007年，第76页。

(4)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5)陈东东:《片面的看法》，《标准》，1996年第1期（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