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符号学的理论基础

一门新学科的创建，首要面临的问题是理论架构，这是一门学科完备性和有效性的框架，这是本讲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传播符号学与传播学和符号学的关联性，首先需要追问的是：传播符号学理论建构的来源，到底是应当向传播学借力，还是以符号学为根基。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我们在第一讲指出：传播符号学属于符号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并且传播符号学的研究特征具有更多“人文”和“思辨”属性，符号学恰恰能够提供这样一种理论根基。事实上，在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中，尽管经验的研究一直居于主流，但是在其背后，也间断出现了传播学研究的符号学流派，典型的如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美国实用主义等。传播符号学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文本意义分析，为此必须向符号学借力。本讲主要分析三位符号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并且将他们的符号学理论用作传播符号学的理论基础。首先是索绪尔，作为符号学的奠基人，尽管索绪尔提出的符号学四对概念是基于语言学的，但是在今天的研究背景下，却是基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广义语言学”，即任何传播文化的构成元素都离不开语言，或者是文字语言，或者是图像语言，或者是数字语言，总体来说，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为研究社会文化传播现象提供了一种基本的二元意义观。其次是美国人皮尔斯，他的符号学理论是三元的，与索绪尔相比，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具有更多的开放性，他提出的解释项对于传播研究意义重大，把文本意义的确立者放在符号接收者一边，这对于传播学研究中的受众中心思维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启示。其三是罗兰·巴尔特，可以说，巴尔特是最关注大众传播现象的符号学家，他一方面复活了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另一方面对之进行改造，提出符号的“隐含义”，这个概念非常适合分析大众传播现象中的“现代神话”。需要说明的是，除了上述三位符号学家之外，还有许多符号学家的理论可以用于分析社会中的传播现象，限于篇幅，我们在后面的内容中会详细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