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符号学

在当今的传播辩论中，舆论界依然与早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1962）理论的应变性纠缠不清，这远不是一个清晰的研究概念。如今将其纳入皮尔斯实用（Pragmaticism）主义和符号学研究，不仅可以把它从哈贝马斯的特定语境中分离出来，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舆论的意义。我们所探讨的理论是根据不同的自在意义起源来解释舆论，就此而言，符号学跨越了意义理论的两个层次。尽管对自在意义较强理论的质疑已被认可，符号学仍有潜力去提出意义的具体表现。

要在强理论和弱理论（两个可厌的选项）之间做出选择，这一要求听来是矛盾的，仿佛这需要两类理论相互排斥。像卢曼的机能主义这样的较强理论需要解释一切且将其建立在一些根本前提下。弱理论沉湎于平庸的现实主义，假定社会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客观现实，我们在其中歪曲了许多规则，并在假想中制定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多经验主义理论根基是薄弱的。这些理论既不假装领会社会复杂意义性质，又不伪称仅有实际效用；甚至即使它们组合成一个整体也无法称之为对社会运转的理论性洞悉。这种对“宏大理论”的蔑视模糊了对客体特异性认识的缺失，因为它们将乏味的现实主义称作“中级理论”。符号学必然使双方失望。为与批判现实主义保持一致，符号学不能牵扯进无论是经验一方还是普遍性一方中的任何一方。从符号学角度而言，强理论在解释一切事物的总体性时就显得解释过多。更糟的是，人们早已知道这些理论的一切，以至于难以使之令人惊喜（在这种情境下我们会遇到“系统再入”——卢曼系统理论的准则）。相反的是，弱理论摒弃了冒险进行真正解释的努力，而选择将解释隐藏在普遍性背后，作为一个不同于事实真理的属性或者仅是经历事件的真实性。这种“覆盖理论”正如假想一样，伪称解释从事实中“自行”产生。但它是无法从那里产生的，因为事实恰恰只是未加工事实。因此，这些对事实的神奇解释源自于未加考量的“可靠”常识。像自然法则一样真正的假说，不会混淆它们法则的特性而称其为合逻辑的（即非事实）。结果是普遍性和真实性的关系乞求一个解释，这个解释需通过充分详细的思考过程，不能简单地被假定（如强理论中）或是被挪用（如经验论中）。

我们对舆论界的符号学研究表明它在这两方均出现了矛盾。就波普尔的实证哲学批判理性主义（阿多诺，1969；阿多诺，佩兰，和亚尔科，2005）的意义而言，经验论研究着重指向针对部分问题的实验，例如新闻调查、媒体丑闻、“道德恐慌”、民意调查等。我们的第一个步骤是把舆论作为一种目的论意义类型，虽然经验论认为这没有必要，甚至看作是毫无意义的总体性问题。但如果应用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准则，这并不指向本质主义的社会总体理论。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依据舆论目的论的伪造总体性来探讨相关要点，从中我们必须潜在地假装掌握“一切”。我们会展示古代剧院里公共意义形成模式的起源，其戏剧的文字逻辑性在18世纪公众舆论刚刚产生后，被再次利用到公共表演的评判之中。我们有必要在下一个章节运用卢曼的媒体理论来重新探讨这个基于社会总体性上的社会认知问题。

用符号学的方法使舆论形成概念（例）的根据是对普遍性和具体经验的认知相互作用的形式反映。社会也是个没有例外的认知客体。在具体地操纵公众舆论方面，人们对社会普遍性的需求就会显现出来。在其他情况下，实际行为被分析为认知行为。而在舆论研究中，我们关注他人行为。更确切地说，是自我的行为指向他人的行为。换言之，我的解读归因于我自己的本意。

在普遍性和真实性关系中，符号扮演着中心角色。这是符号学对社会科学的一大关键且独特的贡献。但这也预设了符号综合概念的成就。因此，它排除了符号可以被当作物（因此是事实）的可能性。不幸的是，这是许多所谓的“符号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