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域理论的诞生背景

第二节　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模式:符号域理论的诞生背景

20世纪是科学腾飞的世纪，科学技术的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猛烈冲击着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由于自然科学的这种纵深发展，人们不断从中发现各领域、各物类之间的共性，因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出现了整一化的趋势，正如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M.K.E.L.Planck)在《世界物理图景的统一性》一书中所作的精辟分析:“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割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转引自武杰，2004:12)在基本粒子世界里，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找到了共同语言;在天体运行和音符的旋律之间，天文学家和艺术家对规律性和和谐性达成了共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其次，哲学、科学、艺术同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形态，同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从大文化的角度看，它们有着某种相通性，理应相互借鉴和渗透，比如人文科学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从直觉观察到合理的抽象，从粗糙的联想到严格推理，从运用较大思维单位到运用较小思维单位等”。(李幼蒸，1996:485)因而当代人的共同心愿就是走向科学与人文的融通，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升华必须是在这二者的相互促进中得以实现。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种合理、适度的融通，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融通，我们并不主张“自然科学万能论”。

但是现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隔膜，也同样并非夸张之词，甚至是大学生中的通病。正如卢嘉锡先生说的:“在所有的由专业分工带来的隔阂中，人文与科技的隔阂是最深的。搞理工的不知道莎士比亚，搞文的不知道牛顿，在当今之世，并非无稽之谈。”还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就发起过“科玄论战”。时至今日，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依然是一个热门话题，它们之间的融通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因此，我们认为，洛特曼作为人文学者，却一贯关注和钻研自然科学的新进展，自觉敏锐地迎着历史潮流，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合理有度地结合起来，这在寻求融通的呼声日高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但同时要强调的是，符号域思想并未因此失去本学科的特质，它鲜明地把人文关怀提到了首位，符号域首先是“人”活动的空间。因此，我们有必要把符号域思想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科学与人文两种传统的关系下来考察。

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文化模式，早在古代就已经显露分化的萌芽，这尤其表现在古代哲学探寻从“专注自然”到“专注人事”的“中心转移”，并由此开辟了文化意义的两种传统。(参见肖峰，2001:7)如丹皮尔在《科学史》中指出的:“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雅典学派兴起以后，形而上学就代替了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希腊人对于自己的心灵作用入了迷，于是就不再去研究自然，而把目光转向自身。”(丹皮尔，1975:10)这样的转向，从一方面而言，深化了人对自然的认识，从另一方面而言，限制了人对外部自然界的认识。这成为科学与人文各自分流发展所必然形成的局限。

在古希腊哲学的发展中，苏格拉底以前的早期著名哲学家们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和关注焦点，那就是“世界的本源”问题。他们几乎都相信有一种或几种世界的本源存在着，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它(们)产生、衍变出来的，而人凭借自己的认识能力(主要是理性)，是可以把这个本源找出来的，因此，各个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世界本源说”，如:泰勒斯的“水本源说”、阿拉克西米尼的“气本源说”、赫拉克利特的“火本源说”、毕达哥拉斯的“数本源说”、阿拉克萨哥拉的“种子说”，其中最高成就首推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说”。这些学说虽然还算不上真正的科学认识，但可以说是科学的萌芽，为我们今天的科学奠定了基础。(参见肖峰，2001:10～12)而从智者派的领袖普罗泰戈拉开始，哲学重心逐渐发生了转向，由以自然为对象转向人文认识方式。可以说，是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创了哲学在科学传统和人文传统上的分野，当然，他们之后的哲人，并非都集中到人文传统，依然有很多偏重科学理性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不过，“这一过程的发生从此宣告了两种哲学文化传统、两种认识态度、两种对世界的观照尺度的并存”。(肖峰，2001: 12～13)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现代形态的人文模式，同时也兴起了科学模式。当人文主义和新科学运动同样贯穿着理性精神时，人文和科学两大视野形成了黄金般的“联姻”。比如，达·芬奇是画家、雕塑家、工程师、建筑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而且在每一个学科里他都达到了当时巅峰的水平。到15世纪下半叶以后，近代自然科学逐渐发展起来。作为“近代科学的始祖”，培根表现出对科学文化的极大偏重;到了笛卡儿那里，则从推崇理性的“理智主义”角度发展了“科学崇拜”的思想。从此，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文化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到了19世纪中期，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形成了一股将科学文化推向极端的科学主义思潮，但同时也回响着其他的声音，这就是人文学者对它的反对。(参见肖峰，2001:14～32)这样，这两股思潮形成了对峙，力量彼消此长，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在2004年召开的中国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先生由《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谈到了“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从而妨碍了科学思想的发展。尽管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遭到很多视保卫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学者的反驳，但它毕竟给我们以启示:那就是人文学科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因此我们认为，人文和科学适度的融通，是指方法论上的融通，是思维方式的融通，而不只是要在人文学科中应用数学统计方法或者化学反应式。

我们以非常粗略、简要的线条，勾勒出了科学和人文传统的关联。但已经可以看出，自然科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从今天的眼光去观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普里戈金就曾经做出过这样精辟的推断:“人类的历程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西方科学诞生在17世纪的文化环境中，而当前西方科学的发展已经在这个文化环境的外面打开了自然与社会通信的渠道。我们相信，科学今天携带着更为不同的文化传统所接受的普适的信息。”(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1987:30)这样，随着20世纪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学⁽⁴⁾等等的相继问世，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自然科学研究“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从精确走向模糊;从因果性走向偶然性;从确定走向不确定;从可逆性走向不可逆性;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从定域走向场论;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宋健，1994:48)而这一切也带动了人文社会科学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人们逐渐寻找出一种更好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了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