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沟通理论诞生的背景

11.1.2　政治沟通理论诞生的背景

政治沟通既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主题，又是一种研究政治问题的特殊视角。广义的政治沟通是指传递政治信息、交换政治思想的全部活动；狭义的政治沟通是政治体系在输入输出过程中政治信息的交换和转换。政治沟通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是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发展的共同产物。

具体来说，政治沟通理论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1940年所做的一项社会调查即《政治信息传播是如何影响选民投票意向的调查》为开端。1944年拉扎斯菲尔德发表了题为《人民的选择》(1944)和《选举》(1945)两篇研究报告。研究表明：大多数选民早在竞选宣传之前就已作出了怎样投票的决定，只有约5%的人由于宣传改变了投票的意向，而这批人之所以中途“变节”，竞选宣传仅是间接影响力，其直接影响力来源于亲戚、朋友、团体等“意见领袖”。在这一时期做政治沟通研究的还有拉斯韦尔和李普曼。拉斯韦尔提出了一种沟通模式：“谁、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了什么，产生了什么效果?”李普曼则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大众传媒对公众选举态度的影响。^[4]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政治沟通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媒介与非政治沟通渠道的关系，媒介在竞选中对投票者的影响，统治者所运用的宣传技巧对竞选成败的关系”等问题上，这些研究为后来的政治沟通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政治沟通研究开始迅速发展，逐渐成熟并开始分化，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途径及研究领域。第一种途径是以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以及传播学等方面的知识为基础，研究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化、政治演说、竞选言行、大众传媒和政治心理等问题，后来发展成政治沟通理论中的政治传播学。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康弗斯的《语言渠道与党派态度的稳定性》(1962)，尤劳的《政治中的劝说行为》(1963)，拉斯韦尔的《政治的语言：语义的定量分析》(1964)，罗森堡的《政治观点和投票行为》(1966)，麦金尼斯的《1968：总统的销售》(1968)以及任乔克的《洗脑：熟悉产生一切》(1970)等。

第二种途径被称为信息控制论，是依据信息论、控制论与系统轮的原理，研究政治系统信息的流动过程和反馈过程，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政治沟通理论的创始人哈佛大学的多伊奇教授，其代表作是1963年发表的《政府的神经》。在多伊奇看来，政治系统与其他系统相似，都是通过信息的获取、传送、处理和利用而实现自我维持的目标，而政治学者若要对政治系统作深入的分析，就必须充分考虑到沟通的作用。事实上，控制论构成了整个政治沟通理论的基础，或者可以说政治沟通理论是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控制论是美国著名数学家维纳创立的一门关于沟通与控制的科学。这是一门以数学为纽带，把研究自动调节、通信工程、计算机和计算技术以及生物科学中的神经生理学和病理学等学科共同关心的共性问题联系起来而形成的边缘学科。

1947年10月，维纳写出划时代的著作《控制论》，1948年出版后，立即风行世界。维纳揭示了机器中的通信和控制机能与人的神经、感觉机能的共同规律；为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科学方法；它从多方面突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有力地促进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和当代哲学观念的一系列变革。对于控制论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维纳认为：社会科学的存在，是基于把社会集团视为一个组织，而不是一个乌合之众以对待之的能力。沟通是凝结组织的水泥，唯有沟通，才能使一个集团一起思想，一起观察，一起行动。

同时，维纳也是信息论的创始人，正如维纳所说，信息和控制是不可分的，控制和沟通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信息论是控制论的基础。在控制论和信息论诞生后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就陆续发展了不同学科的控制论，包括工程控制论、神经控制论、经济控制论以及社会控制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控制论即政治沟通理论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