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拓荒为西方新闻理论的诞生打下基础

二、早期拓荒为西方新闻理论的诞生打下基础

1.文艺复兴运动的不朽贡献

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发源于意大利，是与意大利当时的政治情势密不可分的。从125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后，直到1494年法兰西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之前，意大利就大体上讲没有受到外国干涉。在意大利，有五个重要的城邦，它们是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教皇领地和那不勒斯。米兰在12、13世纪时就发起反抗封建制度的斗争，当时米兰最重要的财阀政治势力的代表是维斯孔提家族，这个家族统治米兰长达170年之久（1277—1447年）。从1494年起，米兰成为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交兵的战场，到1535年，米兰被查理五世兼并。

威尼斯则从来没有被蛮族征服过。由于这个传统，加上威尼斯的贸易又多半是和东方的贸易，使它得以独立于罗马的控制以外。但由于种种原因，威尼斯人感到有必要在意大利本土获得大片领地，于是免不了对邻近的城邦进行领土入侵，结果在14、15世纪与各方结下仇恨，终于在1509年被刚布雷同盟击败，直到被拿破仑剥夺独立。威尼斯的政治制度原本民主，逐渐变得不民主。1297年以后建成了一种排他性的寡头政治。作为政治权力基础的“大议会”的成员只能世袭，而且必须是名门望族。行政权属于“十人议会”，十人由大议会选举。邦中的正式元首“督治”（Doge）选任终身。“督治”名义上的权柄有限，但实际上他的势力通常具有决定性。

佛罗伦萨当年是世界上最文明进步的都市，它是文艺复兴的主要发祥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里面几乎所有的伟大名字，及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前期的以至某些后期的大师的名字，都和佛罗伦萨连在一起。从政治上看，13世纪时，在佛罗伦萨有三个对立争衡的阶级，它们是：贵族、豪商和平民。贵族大多是皇帝党，另外两个阶级是教皇党。皇帝党人在1266年最后败北，14世纪平民派又占了上风。然而斗争并没有带来稳定的民主政治，却促使一种希腊人所谓的“僭主制”逐渐抬头。梅狄奇家族终于成了佛罗伦萨的统治者，他们以民主派方面的政治牵线人起家。梅狄奇和他的孙子罗伦佐先后执掌佛罗伦萨大权，他们的地位都是仰赖财力得到的，他们不仅知道自己如何致富，还懂得怎样使佛罗伦萨富足，所以在这两人的治理下，佛罗伦萨城繁荣昌盛。

但是权力之争远未结束。无休止的权力之争，使得佛罗伦萨也和意大利其他部分一样，到1737年时，贫弱了下去。

教皇崇尚俗权，其欲望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极大扩张；但是，教皇们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那些方法（如伪造“君士坦丁赠赐”），却断送了教皇职位的宗教威信。

意大利南端归那不勒斯王国拥有。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原先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的特别私人王国，他创建了一种回教国式的君主专制，开明但是独裁，不给封建贵族容留半分权力，这自然会引起错综复杂的纷争。从1495年以后，有三个法兰西王力图征服那不勒斯，最后被阿拉贡的斐迪南收入囊中。法兰西人多次入侵意大利又多次被西班牙人战败，宗教改革从兴起到反反复复，不仅见证了文艺复兴的历程，同时也见证了文艺复兴最后的寿终正寝。

但是，文艺复兴运动在传播学上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首先，文艺复兴运动摧毁了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打碎了人为地强加给人类智力上的种种束缚。同时，文艺复兴运动恢复了对柏拉图的研究，因此要求人至少也得有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进行选择所必需的独立思考。文艺复兴促进了人们对这两个人的直接的真正认识，摆脱新柏拉图派和阿拉伯注释家的评注。更重要的是，文艺复兴运动鼓励这种习惯：把知识活动看成是乐趣洋溢的社会性活动，而不是只在保存某个前定的正统学说的遁世冥想。

文艺复兴不是民众性运动，它只是少数学者和艺术家的运动，这一运动受到了一些慷慨的文艺奖励者，特别是受到梅狄奇家族和崇尚人文主义的教皇们的赞助。假如当初没有这些奖励者，它取得的成功说不定会小得多。因此，对文艺复兴的理解也要防止绝对化。

2.美国早期的新闻自由与曾格案件

“曾格案件”是美国新闻史上关于争取新闻自由的著名案件，影响深远。美国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开始于此。

1733年，纽约发生着一场温和的革命，北美本土势力派主张要对殖民地事务享有更大的控制权，但其无法将自己的意见传播开来，当地仅有的一份报纸《纽约公报》（New York Cazette）由当地的一位印刷商威廉·布雷德福拥有，但他是个坚定的保皇派，并且被殖民地当局所控制，因此本土势力派急需媒介帮其作宣传。此时，正好布雷德福过去的一位学徒约翰·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在纽约开办了印刷厂。1733年秋，商界经过和曾格磋商，1733年11月5日，曾格的《纽约新闻周报》（New Yor.weekly Journal）创刊。

风格犀利的《纽约新闻周报》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殖民政府，受到公众的欢迎和好评，但却使得当局极为不满，总督威廉·科斯比爵士（Si.william Cosby）指控曾格“对政府进行无耻中伤和恶毒谩骂，试图煽动反政府情绪”，并命令其一手提拔的首席法官德兰西对曾格提出起诉。1734年11月17日（星期日）下午，曾格以“煽动闹事”罪名被捕。

审判于1735年8月4日开始。曾格的辩护问题吸引了费城一位80岁高龄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的关注，他主动要求做曾格的辩护律师。按照当时英国和北美的惯例，凡是对政府进行批评，不管内容是否真实，一律视为诽谤，若言论属实，其煽动作用更为明显，所以事实是比谎言更大的诽谤。汉密尔顿从两个方面对指控进行了反驳：首先它指出诽谤罪只有在言论不实时才成立，每个公民都有“陈述无可非议的事实真相的自由”，政府所谓诽谤的实质，正是那些人伤害和压迫在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激起人民的呐喊和控诉，然后再将人民的控诉作为新的压迫和起诉的根据。汉密尔顿义正词严地指出：“在宣布我的当事人是一个诽谤者之前，你还得做一些事情——你须说明：那些言论本身确实是诽谤性的！也就是说，是假的、恶毒的、煽动性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无罪的！”其次，汉密尔顿坚持陪审团不仅有权进行事实判断，还有权进行法律判断，裁决应由法庭和陪审团共同做出。最后陪审团不顾法官的阻挠，判曾格无罪。

汉密尔顿引用弥尔顿、沃尔温、利尔本等关于出版自由的言论，力促陪审团成员们作为一个自由人，根据自己的良心来行动——即：除非他们发现曾格刊登的言论本身确实是假的、恶意的和妨害治安的，否则就应裁定曾格无罪，因为这是涉及殖民地所有人民出版自由的重大的原则问题。

汉密尔顿充满感情地说：

“法庭，还有你们——陪审团的先生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无关紧要或是仅仅关系到个人的私事。你们再次审理的并不是这可怜的印刷上的事业，也不仅仅是纽约的事业。不是的！它的后果会影响到美洲大陆上生活在英国政府统治下的每个自由人！这是最重要的事业，是自由的事业。我毫不怀疑，你们今天的行为将不仅赢得你们同胞们的爱戴和尊敬，而且将为每一个宁要自由而不要奴役生活的人们所赞美和钦佩。因为你们挫败了暴政的企图，你们的公正、廉洁的裁决将奠定一个崇高的基础，保证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我们的朋友应享有的那样东西，即大自然和我们国家的法律赋予我们应有的权利：自由——这就是把事实真相讲出来、写出来，以揭露和反抗专断权利的自由和真理。”

汉密尔顿出色的辩护最终赢得了胜诉，陪审团成员一致作出“无罪”裁决，迫于法庭的气氛、群众的压力，法官被迫宣告曾格无罪、当庭释放。曾格遂成为美国新闻史上的英雄人物，而安德鲁·汉密尔顿也一起因为自由事业所作的这场著名答辩而名垂青史，为后人所崇敬景仰。

此后，宾夕法尼亚于1790年在州宪法中写下如下原则：事实真相可以作为辩护及陪审团有权就与案件有关的法律和事实做出裁决。纽约州到1805年接受此原则。英国1792年制定的《福克斯诽谤法》（Fox’s Libel Act）授予陪审团裁决权，而1843年制定的《坎贝尔勋爵法》（Lord Campbell’s Act）也承认，事实真相可作为辩护。

曾格案件确立了一项原则，即对政府官员进行批评的权利是新闻自由的支柱之一，这一原则对我们今天关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学说是至关重要的。从心理方面看，曾格案件确实促进了这一效果的实现：从1735年后，再未出现殖民地法庭以煽动性诽谤罪审判印刷商的案例。虽然也有印刷商被法律机关或政府认为犯了蔑视法律罪，但当局并未再进行过一次类似审判，民意显示出了它的力量。曾格案件作为后来事件的前奏无愧于它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

汉密尔顿辩护中提及的两项原则，即“每个公民都有陈述无可非议的事实真相的自由”和“陪审团不仅有权进行事实判断，还有权进行法律判断”，半个世纪后被美国政府制定的诽谤法案采纳。而曾格案件是殖民地人民争取新闻自由的第一次重大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美国的新闻事业》中说，曾格案件的广大意义到后来变得明显了，因为它是这种感觉的开端：人们觉得英国制定的法律，除非得到殖民地人民的同意，是不能适用于美洲英国殖民地的，这种革命性的观念后来在美洲各人民领袖的言论和写作中都有所表现。

3.《纽约太阳报》的贡献

欧美早年的报刊都经历了一个称为党报时期的阶段，由于党报原本就是为了维护集团利益而出现的，所以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无中生有、添油加醋、造谣生事、相互攻讦、不讲信用的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在公民心目中威信丧尽，日渐步入没落，为公民所抛弃。不过，当西方报刊最终脱离政治团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角色出现的时候，顿时表现出勃勃生机，并迅速赢得广大公众的欢迎和信赖。当本杰明·戴于1833年9月创办的《纽约太阳报》以一美分的价格面世时，立即对长期被奉为经典的“政党报刊”和“贵族报刊”理论形成巨大冲击。它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在大量刊登法庭审讯、灾难事故、谋杀案件和其他耸人听闻的消息而很少刊登政治新闻和评论时，便最终找到了大众传媒和广大公众的最佳结合点。公众对这类报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仅两年时间（到1885年），该报发行量就从1000份剧增到30000份，成为当时世界新闻界的一个奇迹。初版于1954年的《美国新闻史》高度评价了该报的实践和主张的示范作用，它说：“《太阳报》及其许多仿效者证明，如果以轻松活泼的方式将新闻发表出来，那么，新闻就是很有价值的商品。”^[3]

当然，这类报纸也有不好的一面，如为了扩大发行量，不惜使用大号字煽情标题，经常对不重要的新闻加以渲染、夸张，整个报纸版面给人以耸人听闻的虚假感；滥用照片，甚至偷窃和伪造照片；采用种种欺骗手法，如捏造访问和新闻报道，制作歪曲性标题，报道假科学、假学术；星期日增刊登载彩色滑稽连环画和肤浅的文章；标榜同情“受压迫者”，发动运动为民请命。通过这些手法，使报纸的作用从宣传时代进入了鼓动时代。

4.普利策和赫斯特

约瑟夫·普利策（J.Pulitzer，1847—1911）是一个雇佣军人，在军队就表现出杰出的新闻才能。退伍后，他义无反顾地投入新闻事业，并卓有成效。1883年，普利策买下《世界报》（Th.world），开始了他的报业人生。他注重用严肃的社论抨击时弊，反映民情，提倡改革；又采用煽情主义和耸人听闻的手法，大量刊登社会新闻、警事新闻来吸引读者。赫斯特于1896年1月出版《纽约新闻报》，他从《世界报》挖来原班人马，与《世界报》同时出版《摩根小巷》“黄孩儿”连环画，讽喻世俗人情，弘扬煽情主义，时称“黄色新闻”。

普利策的成就远在赫斯特之上，他以其卓越的才能对美国乃至西方新闻理论的确立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普利策出身于匈牙利的一个小康之家，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1864年应募来美从军，参加过当时的南北战争，退役后做过各种杂工，业余时间自学英语、法律、新闻写作，1868年被德文报纸《西方邮报》聘为记者，从此开始报业生涯。他以“工作、工作、工作，思考、思考、思考”为座右铭，靠顽强拼搏的精神和特殊的采访本领，为报界所赏识。1869年1月被选为密苏里州议会的共和党议员。

普利策买下纽约《世界报》后，立马在发刊词中表明了他的办报理念，他宣称：要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经营管理方法，使《世界报》以新的宗旨、方针、信息和兴趣面向读者。他指出，在日趋发达的大都市里，应当有这样一种报纸，不仅报价低廉、内容丰富、篇幅巨大，而且是真正民主的，它将站在人民一边，不依赖财富势力，它将揭露一切欺骗与无耻行为，反对一切公共弊端，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在报业经营活动中明确要求他手下的记者采访“与众不同的、有特色的、戏剧性的、浪漫的、动人心魄的、独一无二的、奇妙的、幽默的、别出心裁的”题材^[4]，鼓励人们实践资产阶级的新闻价值理论，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普利策从两个方面加强对该报的影响力：第一，注重严肃的言论和报道，不断揭露贪污行为，攻击不正当财富的拥有者，提倡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改革。在社论中还提出过为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十大纲领”：征收奢侈品税；征收巨额收入税；征收垄断企业税；向特权公司征税；严惩贪官污吏；严惩在选举中左右雇员选票的雇主；改革文官制度；征收遗产税等。《世界报》的发刊词和“十大纲领”引起了人们对它的注意和尊敬。第二，该报能迅速打开局面的原因还在于，大量刊登刺激性报道，采用煽情主义和耸人听闻的手段扩展销路。但同时他意识到自己喜爱有声有色的故事和新闻，难免会助长编辑、记者们添油加醋的作风，因此他命令在城市版编辑部的墙上贴了一幅标语：“精确，精确，再精确！”虚报数字的记者会遭到斥责和罚款，甚至辞退。

美国新闻史学者莫特把普利策的办报特点归结为六项：（1）以国内外重大新闻为骨干，添加大量轻松的、有刺激性的新闻，增加读者对报纸的兴趣；（2）借发起全国性运动之机，提高报纸的声誉，如为筹建纽约港自由女神像台座发起的募捐活动；（3）高质量的社论版，有力地论述、倡导、支持新闻栏倡导的社会改革运动；（4）篇幅大，报价低；（5）率先使用插图（木刻图画）；（6）重视报纸的推广工作，用各种奖励办法扩大销路。

普利策十分重视对编辑记者的专业训练，他在遗嘱中宣布捐赠250万美元用来作为建立新闻学院的费用。遗憾的是，当1912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落成时，他却与世长辞了。他还留下50万美元设立“普利策奖”。奖项有优秀的文学、历史、音乐和新闻作品，其中以新闻奖的比例最大，影响也最深远。最初评选对象是5项，后增至14项，包括：为公众服务成绩优秀奖、地方新闻报道奖、全国新闻报道奖、国际新闻报道奖、社论写作奖、漫画创作奖、摄影作品奖等。“普利策奖”被认为是美国新闻界最荣耀的奖赏，已成为美国新闻界众望所归的最高荣誉。

威廉·蓝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4.29—1951.8.14），美国报业大王、企业家，赫斯特国际集团（Hearst Corporation）的创始人。赫斯特是一位在新闻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他在20世纪初掀起的黄色新闻浪潮，对后来的新闻传媒产生了深远影响。

赫斯特出生于1863年4月29日，从小就对报纸有浓厚兴趣。1885年，赫斯特进入哈佛学院，担任幽默杂志《讽刺文》（Lampoon）的经理，潜心钻研过报纸的煽情手法，还前往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当过一个假期的见习记者。

1895年，赫斯特以750万美元卖掉了阿纳康达铜矿的家产，并携带之前《考察家报》所获得的利润，前往纽约，从麦克莱恩手中买下了由普利策的哥哥创办的《晨报》，并改名为《纽约日报》（New York Journal），开始大量刊登耸人听闻的新闻和引人入胜的内幕，尤其致力于凶杀暴力方面的报道。

为了与普利策《纽约世界报》一拼高下，赫斯特利用《考察家报》在《纽约世界报》大厦租用的办公室，私下里出高价收买《纽约世界报》星期刊的员工，包括连环画“黄孩子”的作者奥特考尔特。结果一天之内，《纽约世界报》星期刊的员工全员倒戈，投入赫斯特门下。普利策忙用赫斯特所出高价将他们重新请回。不料赫斯特又出更高的价钱，终于把这批普利策精心挑选的骨干全部挖走。除了向普利策的编辑部门发动突然袭击外，赫斯特还请来在旧金山的旧部，包括钱柏林、麦克尤恩、达文波特、安妮·劳里。他还用金钱收买达纳《太阳报》的名记者朱利安·拉尔夫、理查德·哈定·戴维斯和爱德华·汤森。作家斯蒂芬·克兰等也成了赫斯特的雇员。

普利策没有善罢甘休，他先将赫斯特及其部属赶出《纽约世界报》大厦，收回租给他们的办公室。接着在法院控告《纽约日报》侵犯《纽约世界报》版权。最后，为了与赫斯特较量，普利策又雇用一名画家乔治·B.卢克斯（George B.Luks），继续主持《星期日世界报》的“黄孩子”专栏。于是，纽约就上演了一出“黄孩子”的“双包案”。为了争夺读者，两家报纸都以“黄孩子”为旗号，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竞赛：两家竞相刊登“黄孩子”大幅广告，两报推销员到处张贴“黄孩子”的招贴画，戏院里上演了“黄孩子”的歌剧。一时间“黄孩子”铺天盖地，笼罩在纽约上空。“黄色新闻”也由此得名，“黄孩子”这个漫画主角也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着普利策《纽约世界报》和赫斯特《纽约日报》竞相追求的那种高度耸人听闻的煽情作风。

20世纪初，赫斯特除了原有的《旧金山考察家报》、《纽约美国人报》（改名后的《纽约新闻报》）、《纽约新晚报》之外，又创办或购买了《芝加哥美国人报》、《考察家报》、《洛杉矶考察家报》、《波士顿美国人报》、《每人广告报》、《记录报》、《佐治亚人报》、《旧金山呼声报》等8家报纸，形成一个集团经营的报系。

1898年，赫斯特为与《纽约世界报》竞争，大量通过煽情主义手法，责难西班牙并鼓吹美国宣战的舆论，迫使威廉·麦金莱总统在西班牙已与古巴调停的情况下，发动美西战争。

赫斯特的一生都与黄色新闻结下不解之缘。说到黄色新闻的由来与发展，总要涉及赫斯特其人，赫斯特被称为黄色新闻大王，他的名字成为黄色新闻同义语。赫斯特在业界臭名昭著，历史上恶评如潮，但无论如何评价其人和黄色新闻，赫斯特在美国乃至全球新闻传媒史上的显赫地位已经确立无疑，对于新闻传媒事业，赫斯特和他所掀起的黄色新闻浪潮始终是美国和世界传媒绕不过去的事实。

5.奥克斯和《纽约时报》

阿道夫·奥克斯（A.S.Ochs，1858—1935）出生于辛辛那提德国犹太移民家庭，从小在印刷所当学徒。1878年他买下一家地方小报，办得颇为成功。1896年，当《纽约时报》由于创始人去世陷入经营危机时，奥克斯勇敢地接管了该报。他与股东达成协议，如果他能在四年内使报纸恢复元气，该报将由他控制。

他的挽救计划是：出版一份新闻全面、社论稳健、供不喜欢过分强调性材料和特写的读者阅读的报纸。他在接手时的办报宣言“我的殷切目标”中说：《纽约时报》要用简明动人的方式、用文明社会中的慎重语言来提供所有的新闻；即使不能比其他可靠途径更快地提供新闻，也要一样快；要不偏不倚、无私无畏地提供新闻，不论涉及什么政党、派别或利益；要使《纽约时报》的版面成为研讨一切与大众有关的重大问题的论坛，并为此目的而邀请各种不同见解的人参加明智的讨论。他的报上不刊登连环漫画，把“刊载一切适于刊载的新闻”刊登在每日头版报眼上，以“本报不会玷污早餐餐巾”为广告，树立庄重、严肃的报纸形象。《纽约时报》的特稿很有特色，报道每天的地产交易情况，增加美洲金融评论，专设刊登法院案件和记录的专栏、书评专页，报道重点放在政府新闻上。详细刊载政府文件、重要演说、外交协定，并有以评述为主的星期日增刊。这些措施极大地迎合了读者的口味，满足了读者的要求，使《纽约时报》在读者中的威信迅速提高，并迅速确立了该报在美国传媒界的领头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