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理论的传入与反思

绪论二：西方新闻理论的传入与反思

西方新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三次高潮，分别是戊戌维新、五四运动前后和改革开放以来。五四运动后西方新闻理论的命运大体形成三个三十年的格局，即三十年引进期、三十年空白期、三十年融合期。我国新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受西方新闻理论的影响颇深，在我国新闻理论从萌芽到自成体系的一百多年时间内，它的每一步足迹都与西方新闻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时紧时松，时强时弱，有时甚至表现为尖锐的对立，但二者如影随形，从未真正割断过。

一、沙漠上的建筑：西方新闻理论传入的发轫期

1.西方新闻理论的传入：发轫于“西力东渐”^[1]时期在华外报的兴起

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是西方新闻理论传入的第一个高潮期，它打开了中国学者睁眼看世界的一扇窗口。清末民初，政治腐败，国运衰微，看似铁桶一般牢不可破的泱泱大国，实则一盘散沙，腐朽没落，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许多学者和有志之士把视线投向了西方，于是开创了西方新闻理论传入中国的发轫时期。但由于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与西方新闻理论形成的社会条件大相径庭，西方新闻理论的引入注定水土不服，所以这时的西方新闻理论的传入，可以被认为是“沙漠上的建筑”。

1815年8月5日第一张中文外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创办之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和周边国家先后办起了《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1823.7）、《依泾杂说》（1827）、《天下新闻》（1828）、《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8）、《各国消息》（1838.10）等第一批中文报刊，在宣扬宗教教义的同时，也开始了西方新闻思想和新闻理念在华人中的传播。

这些报刊无一例外地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但同时也会宣传伦理道德，介绍各国情况及天文地理等科学文化知识，并在不声不响中带来了西方的办报经验和新闻理念。^[2]比如从办报实践来看，《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主办者马礼逊和米怜就极其重视研究华文读者的阅读心理，选择读者易于接受的表达形式，以提高传播效果；还注意尽量使文章写得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以适应华人的阅读能力。1827年11月马礼逊在英文报刊《广州记录报》上发表的《印刷自由论》，是传教士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点和天赋人权学说的发端。

1833年8月，德裔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办起了第一张在华中文外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办报思想明确，目标清晰。1833年12月，他在该报上刊载了《新闻纸略论》一文，全面论述了报纸的起源、新闻自由和当时一些主要国家的报刊出版情况。1835年12月，郭士立又在《中国丛报》第二卷上发表文章，在阐述他与华人打交道的基本原则时讲道：“编者采用摆事实的方法，让中国人确信，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这清楚地表明了郭士立的新闻思想和办报主张，比较系统地传递了西方的新闻理念。

西方传教士艰苦细致、坚忍不拔而卓有成效工作的结果，使西方新闻理念逐渐为华人社会所认识和接受，有效推进了西方新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2.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是中国第一位认识到报纸巨大信息传播功能的朝廷官员。1839年3月，林则徐受命赴广州禁止鸦片交易。初来乍到，人地两疏，加上“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因而认为“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于是下令搜集外人在广州、澳门等地出版的各种报刊，招募英文翻译，摘录翻译这些报刊上关于中国的时事报道、评论及中外贸易情况，尤其是涉及鸦片生产和西方各国对中国禁烟的反应的文章，以备参考。起初，译员们是“零星译出”，林则徐认为这样不便查阅、保存，便改为按时间顺序译出，分期装订，名为《澳门新闻纸》。

尽管这张报纸仅供有限的几位官员参阅，不向社会公开传播，但作为一份官办的情报汇集，《澳门新闻纸》刊载的内容十分广泛，对林则徐了解“夷情”，办理“夷务”，指导反侵略斗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客观上促使国人对源于西方的新闻传媒的巨大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此，林则徐被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称之为“是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在林则徐积极创办《澳门新闻纸》后不久，徐继畲也于1848年在福建印行了《瀛寰志略》，分别介绍各国概况，明确阐明其出版目的是为了使国人了解“海外诸国”的“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使国人不再“愚昧于外情”。《瀛寰志略》所登载的内容，多取自西人的口译材料和文献纪录，还有一部分译自当时西人所出的地图册、报纸。

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随之兴起，译书译报成为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举措，这在客观上也为西方新闻思想传入国内提供了条件。1848年9月，魏源受林则徐之托，完成了《海国图志》50卷的编撰工作，并且明确提出了“立夷馆”、“翻夷书”、“刺夷事”、“探阅新闻纸”、做到“夷情备采”，从而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系列主张，这是西方新闻理念传入内地后形成的第一个重要思想成果。

3.洪仁玕：完整构想中国新闻事业第一人

真正把新闻事业和国家政权相联系、从政权需要出发来设计和建构新闻体制的，当首推太平天国的洪仁玕。洪仁玕曾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及新闻思想作过深入研究，后受洪秀全之托，“总理朝政”。为了救天朝于危难之际，确保“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洪仁玕特地写了《资政新篇》（实际上是治国纲领）呈送洪秀全，提出了“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的著名主张，他认为，欲求“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暗柜也”。他主张“兴新闻官”（即记者）收集全国新近发生的各种事实，“以资圣鉴”，新闻官的“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从而使“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他主张新闻“只需实写，勿着一字浮文”，他要求新闻官（记者）应该由“性品诚实不阿”的人来担当，对那些沉没书札银信及伪造新闻者，“轻则罚，重则罪”。哪怕“朝廷考察若探未实者”，只要“注明‘有某人来说，未知是否，俟后报明’字样，则不得责之”。毫无疑问，洪仁玕是从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出发而系统考察西方新闻理论的第一人，也是系统思考和完整构想我国新闻体制第一人。

4.学者们的探索与思考

中国学人早期对新闻学的了解有两个来源，一是日本，二是美国，而且这个时期主要来源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经过20余年励精图治，走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用了200年时间才完成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路程。日本的经验使中国知识分子如梦初醒。他们立即东渡扶桑，实地学习和考察，期待在中国实行维新改革。中国学人既从日本直接借鉴政治体制改革和现代经济发展的丰富经验，又以日本为“二传手”学习欧美现代新闻学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本土的落地、萌芽、根植与繁衍。^[3]

在从日本间接引进西方新闻思想和新闻理论的过程中，有三类知识分子做出了积极贡献。第一类是官派或自费去日本留学的读书人，如吴玉章、任白涛、胡政之、张季鸾、戴季陶、黄远生等；第二类是被迫政治流亡日本，在那里接受教育或自学成才，并在迫害略有放松的情况下回国投入新闻工作的，如梁启超、章炳麟、邵飘萍、于右任等；第三类是到日本打工谋生，顺便在那里为报刊撰写文章，逐渐成为报刊活动家的学人，如郑贯公等。他们利用日本较为宽松的出版自由环境，学习日本报业经验，了解西方新闻学理念，并将其以各种方式带入中国这一古老的国度。^[4]

最早传入中国的新闻学著作是日本学者松本君平撰写的《新闻学》。《新闻学》大约成书于1898年前后，正式出版于1899年，4年之后即1903年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译成中文出版。松本君平在这本书的“序论”中写道：“吾人试环游欧美文明之邦，莫不惊叹其新闻之势力，出人意外。于舆论则为先导者，于公议则为制造家，于国民则为役使之将帅，挟三寸管作全国之主动力。今日之新闻，几如日用之饮食水火，为文明国民一日不可缺之物矣。”^[5]松本君平的朋友在为《新闻学》作的序中也指出：“君侧之权衰，移于政府矣；政府之权衰，移于议会矣；议会之权衰，移于新闻纸矣。君侧政府议会衰而新闻纸起，今之新闻纸殆古之《春秋》欤。”^[6]

松本君平的《新闻学》“至论新闻、发行之术，详密周到，巨细无遗。观此乃可知古今大局与新闻记者之位置焉”，所以出版之后，尤其是中文版推广之后，很快受到我国新闻界普遍重视。“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一再引用书中的一些观点来阐述自己的办报思想。”^[7]另一部较有影响的新闻学译著是美国人休曼（Edwin L.Shumon）的《实用新闻学》，1913年由上海广学会翻译出版。

20世纪20年代初，《泰晤士报》社长北岩、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等相继来华访问和讲学，美国学者开乐凯的《新闻学撮要》、安杰尔的《新闻事业与社会组织》也分别被戈公振、张友松翻译出版，西方自由主义新闻学观点、理论进一步在中国传播，对中国新闻学研究产生着一定的影响。^[8]

5.民国初年的报刊活动与对西方新闻思想的关注

辛亥革命时期的报人包括于右任、詹大悲等，他们对报刊的理解基本上是秉持西方新闻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于右任先后办过多种报纸，所谓“竖三民”即《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仅从报纸的刊名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报刊主张，而他办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培育吾国民独立之思想”，这正是西方新闻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但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尽管建立之初新闻事业曾经一度繁荣，而且《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但这种繁荣由于缺乏必要的根基，因此仅是昙花一现，随后备受袁世凯的强权摧残，言论自由几乎丧失殆尽，靠言论吃饭的政论家被渐次逐出市场，报业走向凋敝和衰落，数量锐减，内容转向风花雪月，鸳鸯蝴蝶派和格调低下的文艺小报盛极一时。

期间，西方新闻思想在国内也曾有过一度的繁荣，这是在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后，经过革命的洗礼，清朝政府的诸多新闻法规被废止，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精神也有所增强，在“咸与共和”口号的鼓舞下，一时“昌言无忌”，新闻事业迅速发展。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急匆匆颁布《民国暂行报律》，“与报界约法三章”：不注册不准发行；不得有损共和国体；报道失实要更正，否则将“酌量科罪”。在社会一片反对声中，3月9日孙中山发布《大总统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称：内务部所布《民国暂行报律》三章，未经参议院决议，应作无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又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是西方新闻思想第一次渗透到我国的法律制度之中。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促进了新闻事业的发展，也大大提升了报界和记者的社会地位，一时报纸特别是严肃大报被普遍认为是“舆论之母”、“舆论代表”，是“四万万众共有之舆论机关”，记者被称为“不冠之皇帝，不开庭之最高法官”，应该担当起“监督政府，指导国民”的历史责任。各地军政当局也表现出一种尊重言论自由、重视报纸舆论的姿态，四川军政府还在其颁布的《独立协定》中明文规定：“巡警不得干涉报馆。”这一时期是西方新闻思想和新闻理论引入中国最为耀眼的一刻，只可惜好景不长。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言论自由总是和政治动荡相联系的。民国初期，在“政党政治”观念的影响下，党派林立，政局混乱，300多个政党都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咸与共和”，其实就是假借言论自由的名义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一些报社老板也混迹其间，趋炎附势，助纣为虐，甘愿做党派犬马，为其张目传声，制造舆论，甚至进行人身攻击，造谣诬蔑；言论自由自此滑入歧途，声名江河日下。真所谓“播下的是龙钟，收获的是跳蚤”。

言论自由的滥用和质变，给了当局整肃新闻一个很好的口实。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又下令取消国会，5月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开始实行专制独裁统治。随后，他又颁发“尊崇孔圣”的通令，开始了对报纸大规模的或收买、或镇压、或管制的行动，肆意摧残新闻事业。西方新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受到严重阻碍。在袁世凯实行独裁统治时，也不乏一些文人继续为“新闻自由”奔走呼号，四处宣扬西方新闻思想。如黄远生主张报纸应“主持政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在新闻报道中要“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绝不可“逞异悬谈”，他认为“有所为报者，文明机关之一也”，“作报人之人，亦即文明人也”。这些言论，都可以在西方新闻理论中找到源头。

邵飘萍更是西方新闻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之所以“唯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就是因为他对新闻事业的巨大作用有独到的认识，他坚信新闻事业是“社会公共机关”，是“国民舆论的代表”，记者是“社会之公人”，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居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面对独裁统治，他抱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斫”的坚定信念，驰骋新闻界十余年，1926年4月26日为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年仅41岁。

二、北大新闻研究会成立是系统接受西方新闻理论的标志

1.北大新闻研究会的成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五四运动是西方新闻理论传入的第二个高潮期。中国尽管“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以上文明历史的国度，两千年前就有了关于传播的概念，关于传播活动的评价，关于传播技巧与传播思想的论述”^[9]，但却一直未能在传播理论与实践上有所建树。追根溯源，那就是历代统治集团以孔孟之道为武器，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禁锢了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

五四时期系统而全面介绍西方新闻理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功不可没。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10]，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从思想启蒙入手，发动了一场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这给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一次大解放，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开始流行。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不久，陈独秀应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迁至北大出版。随后，《每周评论》、《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等刊物创立，一批学生刊物如《国民》、《新潮》等也先后出现，《晨报》、《京报》、《国民公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亦顺应历史潮流，结成宣传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

蔡元培至关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将刚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学成归来的徐宝璜聘为教授。徐宝璜在美国学习经济学和新闻学，归国时23岁，蔡元培将他聘到北大后，请他开设了新闻学课程，系统介绍欧美新闻概况及理论，并于1918年10月14日正式组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蔡元培亲任会长，徐宝璜任研究会主任，聘请著名记者邵飘萍为研究会导师。

1919年2月19日，“新闻研究会”改组为“新闻学研究会”，其宗旨也由“输灌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新简章对会内组织、活动、会费等作了新规定；蔡元培、徐宝璜分别被推选为正、副会长。4月20日，会刊《新闻周刊》出版。同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蔡元培以会长名义发表了训词，还亲自为会员颁发了听讲证书。

1919年12月6日，徐宝璜在研究会的讲稿《新闻学大意》正式出版并更名为《新闻学》。这是我国第一部由国人撰写的新闻学理论专著，也是系统介绍西方新闻思想的开山之作。蔡元培亲自校阅书稿并作序说，作者“根据往日所得之学理，而证以近今所见之事实，参稽互证，为此《新闻学》一篇，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邵飘萍在新闻研究会的讲稿也于1923年出版，取名为《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新闻采访工作的专著。

在西方漫长的封建社会，极权主义同样一直占主导地位。无论是柏拉图的国家目标论、马基雅弗利的国家安全论、霍布斯的国家主权论还是黑格尔的国家意志论，无不强调对公众言论的监控和对意识形态的管制。在统治者和他们的代言人看来，普通公众根本不应享有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现代新闻思想在西方出现，是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民主自由”和社会契约等现代观念紧密联系的，它既是现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也是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的重要载体，是对集权思想和集权理论的反叛。

在西方民主理念深入人心，社会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所发展，但整个社会依然处于小农经济的状态之中，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近代报刊出现的两个基本前提——资本主义的大市场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尚未出现，长期经受封建统治压迫而变得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的国民对民主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现代权利完全陌生，毫无要求。特别是清朝末年，封建统治集团对社会的控制铁桶一般，残酷的文字狱、连坐制和自下而上的举报体制，使得人民群众噤若寒蝉，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中国的战败使在华外报的发展有了可能。从1815年到1925年，外国人在华创办或发行的报刊多达48种。^[11]台湾学者李瞻先生在谈到这些报纸的意义时指出：“外报本为外人在华传教、经商之媒介，唯至鸦片战争前后，我国朝野对当时之世界，仍属懵懵懂懂。故外报入侵后，对我国社会及国人之观念，均有重大深远之影响。”^[12]

外报在内地多个城市出版发行，带来了西方较为成熟的新闻思想和新闻理念。一批中文报刊先后问世，影响较大的如《万国公报》，名义为教会报纸，但它对传教并无兴趣，而是把“推广各国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作为宗旨，因此获得当时寻求救国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赏识，特别是它先后发表李佳白的《改政急便条义》、《新命论》，林乐知的《中西关系论略》、《文学兴国策序》，甘霖的《中国变新策》，李提摩太的《醒华博议》、《新政策》等文章，大大提升了人们对报纸独特作用的认识，连光绪皇帝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万国公报》的某些主张。

此后，《字林西报》、《上海新报》、《申江新报》、《新闻报》等外报在上海陆续开办，带来了西方近代报刊的进步观念和先进技术，激励了国人的办报热情。一批民报也悄然出现，《昭文新报》（1873）、上海《汇报》（1874）、香港《环球日报》（1874）、《上海新报》（1876）、《广州广报》（1886）等都是当时洞悉世界的学人所办，这也成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的一个重要背景和动力。戊戌维新和五四运动是中国新闻业发展的两次高潮，也是西方新闻理论传入中国的两次高潮，特别是五四时期开创了国人对西方新闻理论中国化解释的传统。

之所以把北大新闻研究会的成立看做是西方新闻理论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一个标志，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它把过去文人个人对西方新闻理论的关注提升到了组织的层面，个人行为变成了组织行为。第二，它汇集了当时最有影响的新闻学者和新闻实践工作者，为中国学人深入研究西方新闻理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第三，它不再是简单地介绍西方的新闻思想和新闻理论，或者仅仅是翻译西方新闻学著作，而是有了系统的研究、讲学和作品问世，特别是徐宝璜的《新闻学》和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已经在西方新闻理论基础上深深地印上了中国学者的思想烙印。

2.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悲怆结局

西方新闻理论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曾受到马克思、列宁的高度评价；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对西方新闻理论的研究还存在种种缺失和不足，许多学人包括大学生对西方新闻理论缺乏兴趣，知之甚少，无意探究，甚至本能地抵制，严重地影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借鉴，不利于我们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所谓西方新闻理论，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新闻理论，是按照政治学标准来划分的，而不仅仅是指产生于西方或在西方发挥主导作用的新闻理论。第二，西方新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凝聚了无数理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艰苦探索，是对西方新闻实践的理性概括，并随着新闻实践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完善。第三，西方新闻理论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涵盖了从传者到受众、从实务到法规、从运作到效果等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理论表述，而不是个别的论断和提法。第四，西方新闻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理论体系，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所谓纯粹的西方新闻理论模式。第五，西方新闻理论从来就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各种提法众说纷纭，难以用一种学说统领。

可惜的是，长期以来未能深刻认识西方新闻理论的这些特性，在对于西方新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上走过的是一条曲折而坎坷的道路。五四前后，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一批新闻研究团体先后出现，中国人自撰的新闻学著作也相继出版，“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办报思想开始形成，但在军阀混战、外族欺侮的年代，这些主张只能是泡影。1919年5月9日，因不满于军阀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和对民主科学的摧残，蔡元培愤然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离京出走；同年8月12日，邵飘萍为逃避军阀追捕流亡海外，徐宝璜又出任了民国大学校长，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就此收官。但它开创的研究西方新闻理论的学术风气和将新闻教育引入大学课堂的传统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三、党报理论的兴起与西方新闻理论的式微

1927年至1949年的20余年，是中国革命风起云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并严重激化的20年，形成了共产党、国民党两大主要政治营垒和若干政治势力。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各种新闻思想、新闻理论并存，大都以政治需要为转移来构建各自的学理基石和理论框架，以专业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新闻理论渐渐淡出社会主流力量的视野，逐步走向式微。

1.以党报理论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新闻理论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观点尤其是列宁的报刊思想和苏联党报经验被系统地介绍到国内。因为党的创始人大多是从办报纸开始的，他们深深懂得新闻蕴含的巨大力量，因此共产党始终特别重视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强调报刊必须服从党的事业，并尝试建立自己的新闻理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由此萌芽。

1922年2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上发表演讲，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新闻事业的一些问题。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写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阐述了新闻工作“用事实说话”的基本原则。瞿秋白、恽代英等分别发表文章，论述报刊在革命斗争中的任务和作用，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办报思想。1926年，《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即《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被译成中文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列宁关于“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著名论断迅速成为中国共产党报刊工作的指导原则，对党的新闻事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上海和苏区相继创办了报刊和通讯社，在宣传战线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在不断探索中发展。1930年8月15日，《红旗日报》发表题为《我们的任务》的发刊词，第一次提出“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主张。该发刊词指出，党报既是党的“机关报”，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帝反国民党的“喉舌”。这是关于报刊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较早阐述。1931年10月，进步新闻工作者发起成立“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左联报纸《文艺新闻》上办《集纳》副刊（后扩版为《集纳批判》），尝试建立无产阶级新闻学，但未能如愿。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先后在延安和国统区创办了《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延安人民广播电台。1942年至1945年，《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文章，阐述党报的性质和作用、党与党报的关系、新闻的本源、新闻的真实性、党的新闻工作作风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至此基本定型并走向成熟。

1942年3月16日，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指出必须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首次把“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概括为党报的四大品质，强调《解放日报》不仅要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要成为天下人的报，即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报。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陆定一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阐明新闻的本源是“物质的东西”，是“事实”，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新闻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回答了“新闻如何才能真实”这一关键问题，代表了当时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最高成就。解放战争时期，以《晋绥日报》反“客里空”为契机，重点对虚假新闻进行揭露批判，重申“新闻要真实”这一本质要求。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发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0月2日，刘少奇发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毛泽东、刘少奇的谈话，丰富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为党的新闻工作从农村转向城市，从革命战争阶段转向国家建设阶段确立了原则。

以党报理论为核心的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形成和成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有力地指导、规定着党和新中国新闻工作的实践，至此，我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与西方新闻理论彻底分道扬镳。

2.国民党三民主义新闻理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完成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国民政府成立后，很快形成以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为核心的全国新闻事业网。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曾许诺保障新闻言论自由，但实际上施行的仍然是“以党治报”的新闻统治政策。“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效法法西斯“国家至上”原则，进行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新闻建设”，实行所谓“科学的新闻统治”，取缔异己报刊，按法西斯主义改造新闻业。在此背景下，国民党治下的新闻学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理论建树。

抗日战争中后期，国民党政府所辖西南地区相对平静，蒋介石和一些国民党报人开始对新闻事业的性质、作用和经营管理等进行研讨，形成了三民主义新闻学理论。

1940年，蒋介石在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上先后做了题为《今日新闻界之责任》和《怎样作一个现代新闻记者》的两次讲话，他说，新闻事业和新闻记者在“抗战建国”的事业中负有重任，是国家的“喉舌”和民众的“导师”。他提出迅速、确实、面向经济建设是党报新闻言论应遵循的方针，新闻工作者应具“唯救国救世之抱负，兴日新又新之兴趣”的职业道德。此前，1939年9月30日，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马星野在《青年中国》创刊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三民主义的新闻事业建设》，详尽论述了新闻与民族、民权、民生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三民主义新闻思想”这一概念。马星野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新闻事业和苏联式新闻事业都不符合我国国情，中国应建立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新闻事业。

自此，西方新闻理论被全面放弃，代之而起的是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新闻理论”。

四、西方新闻理论的空白期与重回学者视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把眼光投向了苏联，出现了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倾向。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其后连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理论的研究备受摧残，国人无缘接触西方新闻理论的新成果。

同时，毛泽东新闻思想逐渐形成体系，成为我国新闻工作的最高准则和评价依据，新闻学与政治学达到了有史以来最为紧密的融合。根据复旦大学顾潜教授的研究，毛泽东新闻思想主要包括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报纸的基本功能是用来做宣传、报纸要坚持党性原则、报纸要发挥组织者的作用、报纸对敌对分子要实行舆论一律、要坚持政治家办报等几个方面。这一时期，刘少奇的新闻思想也趋于成熟，他的主要新闻思想包括：真实是新闻的力量所在，是党的政策生命力所系；报纸要反映人民的呼声；新闻工作要反对片面化、绝对化，不能报喜不报忧；要有以世界为参照系的开放视野。^[13]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认识，尽管各有强调的侧重点，但显然他们都没有接受和采纳西方新闻思想。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直接介入对新闻学的学术界定，造成了西方新闻学理论研究的长期空白。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新闻媒体，我国新闻事业彻底异化，新闻学研究园地百花凋零，一片荒芜。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新闻类图书只出版过20余种，且大多是新闻单位内部编印的业务书籍，没有什么理论价值。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新闻界通过拨乱反正，重新步入正轨。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新闻研究所（现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随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中央媒体和部分地方媒体、地方社科院都相继成立了新闻研究机构，进行新闻学理论研究和新闻志的编纂工作。新闻学研究机构的恢复和设立，形成了一批专业的新闻学研究人员队伍。

改革开放带来西方新闻理论传入我国的第三次高潮，大批西方新闻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诸多国内学者的论著和学术论文先后出版和发表，各种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大加强，有力推动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深入，也有力促使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西方传播学的介绍和本土化，我国逐渐从单一媒介、一种声音走向多种媒介、多种声音，媒介格局不断向多类型、多层次转变，新闻的多重功能得到重新确认，灾难报道、批评性报道等传统禁区一个个被打破，媒介的准入退出机制正式起步，传播学研究注重受众调查、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也被引介到我国新闻学研究上来。1982年6月至8月，由北京新闻学会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人民日报社、工人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等新闻单位组成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对北京市居民读报、听广播、看电视的情况进行了首次抽样调查。随后几年，我国新闻单位和研究机构又进行了多次全国规模的受众调查，并写出了调查报告。现在，我国新闻学研究已形成了问卷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内容分析等定量分析与比较研究、综合研究、逻辑推理等定性分析并重的较完善的研究方法。

五、关于五四以来西方新闻理论研究路径的反思

黑格尔说：“科学，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14]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和创立，从逻辑上看，是纯粹的“西化”过程。但在强大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面前，这个过程却几乎表现为完全的“东化”。尽管任白涛、张季鸾等人曾经努力维护西方新闻理论的纯正性，但在强大的传统文化的裹挟和政治局势的左右下，丝毫也不能改变这种“东化”的进程。

在这种研究路径的支配下，我国对于西方新闻理论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缺点和不足：

1.强调新闻的政治属性，忽略新闻的商业属性

由于孙中山以暴力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思想主流，把鼓吹民族民主革命作为报纸的首要任务也就在所难免了。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大都陷入“唤起民众，救国救民”的氛围之中，而在中国本无传统的报纸及其学问的研究，更是非常自然地被纳入政治斗争的范畴。清政府一败涂地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在把眼光投向西方的同时，也定下了向西方学习的基调：那就是希望借助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国社会，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由于对西方学术给予特别关注的往往是那些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读书人，学术研究的政治化就顺理成章。西方新闻理论中的“新闻自由”、“民主政治”、“社会瞭望者”等思想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而党报理论却被广泛接受。此外，强调政治属性，忽略商业属性，还出于我国悠久的“重农抑商”的儒学传统。

学术研究政治化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直接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于苏联报刊理论的生吞活剥，最后形成新闻无学的社会偏见，至今难以肃清。

2.强调报纸的党派属性，否定报纸的公益作用

学术研究，本应探讨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对现实存在做学理分析，但我国新闻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踏上实用主义的不归路，魏源的“放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洪仁玕的“通上下信息，收民众公议，监督百官忠诚清心”，王韬的“议论时政，沟通上下，唤起民众，卫国攘夷”，康有为的“开风声，开知识”，梁启超的“去塞求通”，严复的“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谭嗣同的“兴民权”，无不都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从当时利益集团的实际需要出发，对报纸作主观主义的解释和为我所用的开发，研究目的非常现实，毫不掩饰。

3.强调新闻活动的精英化，忽视新闻活动的大众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新闻理论抱着漠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存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本能的拒斥。新闻学学科特点被忽视，学术研究受限制，长期被定格在政治学范围之内任由人们随心所欲地定义和为我所用地解释。

哈贝马斯说，传播沟通是一切主体存在的前提，是任何具体主体存在的基本方式；传播沟通是“自我”与“他我”之间不断转换的过程，也是“自我”与“他我”理解的过程和意义在“主体之间”生成的过程。因此，有效的传播沟通必须遵守四项原则，即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当性。可领会性对应于“教化”、“灌输”，指“主体”应该以“理解”为向导，主动去获得关于信息意义的认识，而非任何外力的“强加”；真实性对应于客观世界，是各种事态的总和，不能虚构和放大，也不能刻意隐瞒；真诚性对应于自我世界，是说话者自己的感受和体验的总和，反对虚伪和逢迎；正当性对应于社会世界，是各种规则的总和，所有社会主体都平等地遵守，不存在规则之外的行为。这种有效性认定与各种“中心主义”或曰“精英主义”造成的权势认定有着根本的不同：在主体间性的“沟通”中，有效性是靠传播沟通双方或多方共同决定的；而在“中心性”的传播模式中，其实并没有“沟通”，而只有“灌输”、“教化”甚至是“强加”。

几千年来，人类解决矛盾冲突主要依靠武力和暴力。媒介诞生后，才有了通过对话和讨论来解决它们的可能。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媒介完全有能力“推动实现全球人民，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国籍，都享有平等与尊严”^[15]。借助传播媒介，全球共享的体验会帮助人们超越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异，最终走向“真正的相互信任与理解”，实现社会的长久和谐。^[16]

【注释】

[1]吴廷俊教授在《中国新闻史新修》中，将传统的“西学东渐”说法改为“西力东渐”，这种说法更为准确。

[2]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3]童兵：《东渡扶桑求学对中国新闻学发展的意义》，《新闻界》2005年第6期，第16页。

[4]童兵：《东渡扶桑求学对中国新闻学发展的意义》，《新闻界》2005年第6期，第16～17页。

[5]［日］松本君平：《新闻学》，选自《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6]［日］松本君平：《新闻学》，选自《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7]［日］松本君平：《新闻学》，选自《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

[8]陈建云：《20世界中国新闻学研究》，选自丁淦林、方厚枢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新闻学、传播学、出版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9]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总序。

[10]第二卷开始更名为《新青年》。

[11]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12]李瞻：《世界新闻史》，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6年版，第948页。

[13]参阅顾潜著：《中西方新闻传播：冲突、交融、共存》，第四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0页。

[15]［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认同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16]［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认同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