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哲学最大的进步是提出了生活世界的问题。无论是胡塞尔、海德格尔，还是维特根斯坦、许茨、哈贝马斯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为什么他们要为生活世界而呼唤呢？因为他们普遍感到了社会生活的异化。西方社会是一个资本统治的社会，也就是说，物质财富的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最高生产或唯一生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有人都成为机器世界中的一个小螺丝钉，成为追逐财富的工具，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活被肢解了，人被边缘化了，人的全面的需求被财富化了，作为社会生活根基的生活世界被殖民化了，这是社会结构的颠倒。因此，出于对人的生存的关怀，西方有良知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生活世界问题，以纠正西方世界的片面发展。
针对金钱对人的统治，雅斯贝尔斯批判道：“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大工厂。在此过程中，人类已经并正在丧失其一切根基，人类成了地球上无家可归的人，他正在丧失传统的连续性。精神已被贬低到只是为实用功能而认识事实和进行训练。”[45]霍克海默也认为“人类已经被科学抛弃了……反过来人类为科学服务，并且作为外在于科学的某物从属于科学”[46]。马尔库塞则把这一现象归结为社会生活的单面性，他在《单面人》一书中把人的异化归结为人的工具化：“技术的解放力量——事物的工具化——成为解放的桎梏，这就是人的工具化。”[47]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也认为“人类行为变成了一种工具理性行为”[48]。在金钱和权力的统治下，生活世界殖民化了，人人成为财富增长的工具。施特劳斯则对人的精神异化作了深刻的揭示，认为除了财富，“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49]。人生失去了意义和方向，人变得不认识自己了。这种情况本质上是对社会生活单一化、金钱化的控诉和批判，是对人的全面需求满足的渴望和呼唤，历史再一次地要求我们回到马克思的生活世界和全面的社会生活——人的生活的全面性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性。而离开社会生活的全面性则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主要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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