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新闻价值观的反思

二、对西方新闻价值观的反思

尽管新闻价值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具有一定的普世性，但新闻价值观必然具有各自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它是特定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下的产物。正是这种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导致西方和非洲对新闻价值的不同理解，从而呈现出对新闻信息选择的差异性。西方媒体要找对读者有新闻价值的内容，新闻价值不仅指内容的充实，更多指对大众来说这个故事新鲜刺激，具有人情味。至于选择的新闻信息是否有利于政治发展、社会稳定，那是次要的。也就是说西方媒体并没有必然义务为政府、为国家服务。相反，它以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揭露国家、政府之弊端，追逐自己的商业利益为己任。因为它的文化核心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权利与利益。与之相反，非洲国家一般认为媒体批评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强调新闻传播为社会发展服务。非洲国家希望西方对非洲的批评更多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因此，就西方的新闻价值观来说，非洲国家很少出现在西方传媒上，也许是好事。非洲要在西方媒体天天曝光，那肯定没什么好事。恐怖袭击、灾荒、战乱、艾滋病，哪件是好事？所以有时不被记录的历史，反而成为最为自然、平稳发展的历史。但处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非洲不被主宰话语权的西方媒体注意，又将面临被国际社会忽视的边缘化命运。所以从这点来看，非洲又不能不接受西方的负面关注。

西方媒体坚持关注负面新闻事件的价值取向也给自己带来苦恼，尤其是在涉及政治选举时。如在2006年11月美国国会选举时期，美国主流媒体对伊拉克暴力事件和美军不断伤亡的报道就影响到美国两党国会议员选情。自2003年美国布什政府推翻萨达姆，企图把伊拉克确立为中东的民主国家样板以来，美国媒体从伊拉克不断发回的负面影像报道，终于让美国政府尝到了片面报道和媒体偏见的苦果。

2006年10月30日，《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总编莫蒂默·朱克曼在该刊发表一篇题为《影像专制》的文章，呼吁美国媒体更为全面、公正、平衡地报道发生在伊拉克的故事，而不是只关注暴力事件和美军死亡等。莫蒂默·朱克曼指出，恐怖分子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明白，影像能够如何放大他们的信息。文章说美国媒体关于伊拉克死亡和毁灭的影像似乎无尽无穷，它们目前正影响着政府的议事日程，影响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格局，最终可能迫使政府就何时以及如何从伊拉克撤军作出决定。当然，最近的暴力事件骇人听闻，但它不应该模糊这样的事实：伊拉克大部分地区局势相对平和，许多地方的重建工作正取得进展，例如基础设施和学校的建设。许多记者深受冲突和戏剧性吸引，并不认为他们应该提供背景或反映决策者承受的各种道德压力。但是，在集中力量报道美国士兵被炸死，很少提及美军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他们无疑正在扭曲伊拉克的现实。

莫蒂默·朱克曼认为，暴力事件并不是伊拉克唯一的故事。应该做些什么来矫正平衡——不让政策简单地受到如此之多负面影像的煽情力量的驱动。为此，他认为决策者必须像对作战行动那样，对正面报道进行周密部署。这不是一个宣传的问题，这是在展现现实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很容易被电视网络忽视。在危险的战争地区，记者们需要帮助才能报道种种令读者感兴趣的故事：在萨达姆统治期间失去亲人的家庭，恢复了生机的村庄，重建工作，校园内令人激动的进展。对影像报道必须像对战场上的战术一样，进行全面的策划。这将需要全新的方法。^[9]莫蒂默·朱克曼的潜台词是，由于电视新闻记者倾向于关注具有煽情力量的负面影像，很容易忽视现实的另一面，所以他们需要政府或军队指导、引导甚至强制才能去报道正面积极的故事。这就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总编莫蒂默·朱克曼给美国政府开出的纠正西方新闻价值观偏颇性的药方。

当恐怖分子领悟西方媒体关于新闻价值含义的真谛，并制造适合西方媒体新闻价值的事件来迎合西方媒体、达成自己目的的时候，美国终于有主流媒体的负责人开始反思它们固守的新闻价值取向；当美国媒体对伊拉克负面事情的报道影响到国内选情的时候，美国终于有媒体的负责人肯承认媒体关于事物负面形象的报道扭曲了事物的本来面貌，并建议决策者要“对正面报道进行周密部署”，给予的理由是“这不是一个宣传的问题，这是在展现现实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很容易被电视网络忽视”。

应该说这种分析是很客观的，也是认识事物正确的方法。问题在于，美国媒体在报道非洲的战乱、灾荒、疾病等负面新闻时也是无穷无尽，为何不能用一分为二的思维审视这种手法给非洲国家带来的伤害？为何非洲媒体报道非洲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提高、非盟致力于区域稳定和发展的新闻报道就被西方媒体视为宣传，而不是对现实另一面的展示？事实上，西方媒体根据它们自己所定义的新闻价值观来选择新闻信息，不仅窒息了本国公众了解事实真相的可能，影响国内民主进程，也扭曲了其他国家的形象，阻碍了其他国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