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价值观

二、新闻价值观

新闻价值是新闻的核心所在，决定着一个事件是否能成为新闻。简单来说，新闻价值就是新闻记者用来衡量和取舍事件是否具有新闻性的标准，它具有一些稳定的和普遍的特征，如时效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和趣味性。但是，新闻价值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不存在普适性。一方面，新闻价值的衡量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什么样的事件具有新闻报道的价值存在不同的看法，并且，新闻从业人员和专家学者所提出的新闻价值观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媒体所遵循的新闻价值观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新闻价值的概念最早见诸于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是为了顺应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新闻商品化的潮流而产生的。由于新闻价值具有社会历史性，并且始终处于变化发展之中，所以直到如今西方新闻从业者和专家学者都没有给，也很难给“新闻价值”下一个严格的、科学的定义。正如美国新闻学者庞德所言:“编辑们虽然非常了解构成新闻价值的因素，但要对它下一个明确而有力的定义，仍感困难。”^[11]他们往往是根据一些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来评估某一事件是否具有新闻性。新闻价值似乎是一种冥冥之中存在着，但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抽象之物。既然对什么是新闻价值人们莫衷一是，那么我们就来通过美国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传播研究者，对构成新闻价值要素的代表性看法来揣摩一下什么是新闻价值。美国大部分媒体的私有制形式、受经济利益驱动的市场取向，以及满足和迎合受众口味的受众取向等特点，决定了构成美国新闻价值的一些基本要素。

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价值的理解往往是经验式和直觉式的。最著名的莫过于“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就是新闻”所反映的对新闻价值的个人经验性判断了。新闻传播研究者则试图通过对新闻报道样本的主题来概括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并以此作为标准来决定某个事件是否具有新闻性。美国学者庞德认为，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有四，即时效、距离、大小和重要性，其中重要性为最主要因素。^[12]视重要性为最主要要素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CBS晚间新闻的制片人萨朗特那里得到了回应:“我们的新闻价值标准必须以最高的职业要求来界定，也就是说，以重要性为依据，而不是仅仅考虑新闻的趣味性。”然而，重要性在美国媒体的市场化和受众取向的冲击下日渐式微，人们感兴趣的东西趋向多元化。麦尔文·曼切尔认为构成新闻价值的要素有影响、时间性、声望接近、冲突、异常、传播(正在被谈论的事件或社会问题)^[13]，而另一位美国学者华连的归纳则更为详细，他认为十大因素决定了新闻的价值:时间性、空间性、重要性、独特性、戏剧性、斗争性、离奇性、性的因素、情趣性、猎奇性。^[14]对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报道而言，又呈现出“娱乐化、本土化和亲近化”的三大趋势，即“硬新闻”比例下降，“软新闻”大幅上升;国际新闻下降，地方新闻大幅上升;重大新闻下降，而贴近平民生活的亲近新闻上升。^[15]遍览美国的大众媒体，甚至是一些高品位的严肃媒体也经常充斥着“星、腥、性”的新闻。

对国内新闻报道尚且如此，更遑论国际新闻报道了。美国受众对国际新闻的兴趣很低，根据普氏研究中心1996年对受众的调查报告，美国受众最感兴趣的话题依次为:犯罪、有关当地人物、事件、健康、体育、当地政府、科学、宗教、政治新闻、国际新闻，国际新闻位居榜尾。《纽约时报》的一名编辑麦克斯·弗兰克尔对美国人漠视国际新闻的态度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一片阴霾正笼罩在美国的心中，它使美国人忘记了在美国疆土以外还有另一个世界。三大电视网全都吃错药般将镜头对准美国国内的各种传闻和戏剧性事件。”^[16]所以，如果国际新闻要吸引美国受众眼球的话，除非要报道的事件充满着冲突性、戏剧性、猎奇性、独特性和负面性。

加尔通(Galtung)和鲁格(Ruge)以三项国际危机(刚果1960，古巴1960和塞浦路斯1964)的报道研究为基础，提出了衡量新闻价值的12项要素。^[17]他们的研究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被广泛用来作为确定国际新闻价值的参考标准。他们认为，一个事件满足这些标准越多，就越有可能被作为新闻来报道。这些标准是:

1.频率(frequency):日报需要每天的故事;

2.临界(threshold):事件的规模或强度;

3.清晰性(unambiguity):事件是否能被容易地描述;

4.意义丰富(meaningfulness):与故事的文化邻近性;

5.共鸣性(consonance):人们期待发生的事件，例如足球比赛时的暴力，或想要发生的事件;

6.突发性(unexpectedness):事件的稀少性或珍稀性;

7.连续性(continuity):后续故事;

8.构成性(composition):报纸或新闻节目中故事的平衡性;

9.关于精英人群(reference to elite people);

10.关于精英国家(reference to elite nations);

11.人格化(personification):有关于或直接影响人们——人类兴趣;和

12.负面性(negativity):“如果事件有流血，它就越惹眼”。

这些国际新闻价值要素显得比较抽象和学术化，而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引用的一系列被BBC记者称之为McLurg's Law的国际新闻报道标准显得更为直观和幽默，但其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和种族偏见也表露无遗:

1000个非白种外国佬，50个法国人，1个英国人……

1个欧洲人值28个中国人，或2个威尔士矿工值1000个巴基斯坦人……

这是个对人们影响的问题。不久前的一天，一辆印度长途公共汽车翻车，约60到70人被淹死，我不理会这件事。但是，如果一架印度客机坠毁了那就值得一报了——它更刺激。^[18]

科林·斯帕克斯(Collin Sparks)结合英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进一步解释了上述标准。^[19]他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要到达一定的程度才有可能成为新闻。如果事件没有戏剧性，或没有太多人的伤亡，那么报道的几率就非常小，即便是罹难者数目惊人的中国矿难也很少成为英国媒体报道的新闻。并且，事件作为新闻报道的几率随着离英国距离的远近而减少或增加。例如，关于一个丢失的英国孩子的悲剧，单单是在《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上12个月里就刊登了262篇报道，而在同样的时间段里，只有16篇关于四川地震，其中有5篇还是关于抢救大熊猫的奇迹。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所在2000年所做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电视新闻大部分集中在冲突、战争、恐怖主义或灾难方面。在137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5个国家没有报道。在报道过的72国家中，有16个只是由于西方人的造访、野生动物事件、运动或怪异的故事发生(如环球旅行的热气球越过他们)。^[20]

作为国际新闻的新闻价值，还要受到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赫伯特·T.甘斯在《决定什么是新闻》一书认为，在判断美国的新闻价值中，有一些永恒的价值:民族优越感、利他的民主、负责任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现代主义、社会秩序和领导素质。^[21]甘斯对新闻价值的理解显然超越了新闻专业主义层面的新闻价值了，上升到从文化的深层结构去理解和评判新闻价值。美国文化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hhohn)认为，文化中有些部分是显型的，如服饰、食物、语言、建筑、科技成果等;有些部分是隐型的，如习俗、观念、信仰、世界观等，文化的显型部分往往要受制于深藏不露的隐型部分。大众媒介主要是通过各种可见、可闻的象征符号(语言、图像、声音等)来传递信息的，但是隐藏在深处的文化因素却无时无刻地对前者施加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力。美国是一个由清教徒建立的移民国家。17世纪初，一群清教徒为了躲避欧洲大陆的宗教迫害，扬帆出海，历经磨难来到北美洲。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是受到上帝神圣使命的差遣而来到这片荒蛮之地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山巅之城”(a city upon the hill)，作为引导全世界的灯塔。这种文化优越感始终伴随着美国的萌芽、形成、发展和扩张，而在短短的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迅速崛起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教育的超级大国更加强化了美利坚民族和文化的优越感。美国第一就是世界第一，其他民族和文化如果不是低劣的，至少是落后、不发达的。个人主义也伴随着国家的成长成为美国至高无上的价值观，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俨然成为全世界的楷模，资本主义的演进似乎造成了“历史的终结”。于是，所有与美国的意识形态相抵牾的就要受到口诛笔伐，甚至是刀兵相见。没有热战就要冷战，没有冷战就要发动文化“圣战”。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22]这种淡化意识形态的言论在《美国的涉华报道》大会的美方代表那里的表述是，“批评性评论通常是发生在中国的真实事件的结果，或者是美国多元观点碰撞的结果，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议题。”然而，从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对西藏“3·14”骚乱事件、北京奥运火炬在境外传递受到冲击以及新疆“7·5”骚乱的报道中，我们发现意识形态依然浸润着美国的国际新闻价值标准，依然制约着美国的对外新闻报道。

新闻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的通约性，例如中美双方都认同作为新闻的事件应该具有及时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和人情味。^[23]但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使中美两国不可能拥有同样的新闻价值观。中国讲究“和谐”的文化理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集体主义的主导价值观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都与美国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体现在中国的新闻价值观中。总的说来，中国媒体更加注重社会效应，如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弘扬积极向上的典型人物和事迹;而美国则强调媒体的经济效益、受众的知情权和反应。即使对那些双方都认同的新闻价值要素，各自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例如，双方对显著性和重要性的看法就有较大的差异。1997年由于发生了许多与关于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如江泽民主席访美、香港回归和政治献金案等，为此，美国电视新闻中对中国的报道达242分钟，而1996年，对中国的报道仅为64分钟。尽管如此，这也只与美国黑人橄榄球明星O.J.辛普森“杀妻”案的民事审判的报道时间大致相同。当然，中美双方的新闻价值观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变化不仅体现在各自的历时变化上，也体现在相互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共时变化上。例如，中国吸取了“非典”事件中的经验和教训，强调媒体对突发性事件向受众的告知权。

从美国的新闻价值观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新闻从业人员个人直觉式、经验式的新闻价值标准，还是新闻传播研究者基于新闻报道样本归纳出来的新闻价值标准，恐怕都很难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有一条原则是大家都必须遵守的，那就是筛选什么样的事件作为新闻主要取决于受众。这一点在“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大会的总结报告里得到了印证，“西方与会者反复强调记者无须对促进稳定的中美关系负责。他们坚持记者的职责就是‘报道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只对受众负责，而不对任何政府或国家间友谊负责”。受众感兴趣的又往往是那些负面性、冲突性事件。根据这种新闻价值观，我们就不难理解中方与会者为什么抱怨最多的是美国涉华报道的不平衡性，他们对中国近二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基本上视而不见。有中国与会者指出:

美国媒体把中国描绘成一个专制、残忍的独裁形象，就像监狱一样，而没有报道中国各个领域的进步以保持新闻报道的平衡性……有好几位与会者相信美国记者试图证明美国政府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而一切问题都在中国一边。他们认为，即使没有妖魔化中国的阴谋，媒体一贯在人权和西藏问题上大做文章把中国比喻成监狱的报道也有同样的后果。他们觉得美国记者要的就是喜剧效果，而且也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有的与会者还批评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没有运用广泛的新闻来源，而是把他们的固有成见加于报道中，经常使用一些只反映一面之词的模糊或未指明的新闻源……一名与会者指出中国有1亿人信奉五大宗教，而美国的报道只聚焦于“地下教堂”，片面给中国的宗教政策贴上“独裁者”和“集权主义”的标签……西方媒体把香港回归描绘成民主香港被共产党接管，而不是香港结束殖民统治并回归祖国怀抱……一位中国与会者指出……美国媒体似乎过分地关注人权、少数民族地区(如西藏)的混乱、持不同政见者和出售武器等问题。

美国媒体将对涉华报道的负面性和不平衡性仅仅归结为美国媒体的受众取向，这是不完全、不客观的，有避重就轻之嫌，因为它掩盖了媒体背后的意识形态、经济制衡和权力关系的博弈。对此，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与经济学家、媒体分析学家赫尔曼在他们合著的《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们认为美国媒体遵循着一种特殊的宣传模式，并总结归纳了五大新闻过滤器(filters):

(1)规模、传媒机构日益集中的所有权和财富以及大众传媒机构的唯利是图;(2)作为大众传媒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告;(3)对政府、商业公司、信息源的依赖以及由权力机构和上述信息源资助和认可的专家依赖;(4)把“炮轰”作为惩戒媒体的手段;(5)把反共作为国教和控制机制。这五个过滤器相互作用、相互加强，使大公司和政府的精英“达成精英的共识、制造出民主认同的表象，并在普通民众中制造了混淆、误解和冷漠，以便精英的规划得以前行。^[24]

议程设置理论就是对这些“过滤器”进行批评分析的理论，也正因为这些“过滤器”的存在，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也与话语偏见的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