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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价值观研究邓希泉

时间:2022-03-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新生代一般会把社会重大变化融入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体系之中,又主要通过生活方式和青年文化得到直接凸显。到2008年,西欧后物质主义者在数量上已经略微超过物质主义者,美国的后物质主义者则是物质主义者的2倍。
“后”新价值观研究邓希泉_青年研究:新视野、新问题和新方法(2016—2020)

“90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烙上了明显社会发展特征的社会世代,是一个具有较强内在一致性和共同社会特征的社会群体。“90后”群体形成的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主要内涵的新价值观,是我国全方位形成工业社会和初步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产物,反映出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内在变迁逻辑,承载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作为全社会优先价值观生成发展的历史重任。

一、代际价值观变迁与“90后”新价值观的客观必然性

(一)代际更替与代际价值观变迁

任何社会成员在青少年时期总是受到所处时代的直接影响,都会不同程度地被刻上时代的烙印。每一个时代影响和造就具有本时代特征和本时代内涵的社会世代,年龄差异和时代特征差异共同造成代际差异明显的多代并存。新生代与中年代、老年代等多世代并存,是任何社会均存在的客观社会现实。新生代以新生活方式、新行为习惯、新青年文化等作为载体,从日常生活层面表现出新现象、新事物、新文化,为中年代、老年代所普遍直接感知并作出积极的或消极的回应和反馈,由此标志着新生代在社会结构中的全面生成。新生代的社会本质,就是新的年龄组群以相近的群体意识、相似的群体行为、共通的群体诉求、类似的社会期待进入到社会结构之中,并以相对稳固的社会群体方式采取社会行动和进行群体利益博弈。

新生代总会以或多或少的新特征与中年代、老年代相区别。新生代的新特征是该年龄群体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受到时代因素影响的直接反映,也是新时代特征的外在表征和直接代言。恩格斯在1841年出版的《伊默曼的〈回忆录〉》中指出:“伊默曼说,他在《回忆录》中描写的那个时代的性格主要是青年人的性格:青年人的基调响起来了,青年人的情绪表达出来了。这难道不是跟我们的时代所见到的完全一样吗?……我们的未来比任何时期都更多地取决于正在成长的一代,因为他们必须解决日益增长的矛盾。”[1]新生代是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社会产物。新生代社会地位的全面巩固,意味着社会结构中新社会群体的生成发展,意味着旧有社会结构中代际关系的新变化。

一个社会的优先价值观和社会主导价值观,会跟随社会变迁而发生改变;优先价值观和社会主导价值观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本质表现和内在原因。不断生成的新生代,总是处在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之中。新生代促进代际关系的变化,必然形成代际更替的社会结果。代际更替是任何社会都会发生的事情,是历史发展和人类承续的一种表现,又是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一种机制和动力。代际更替一般会带来或多或少的变化,社会变迁平缓时期代际更替的社会效应较弱;社会变迁剧烈时期代际更替的社会效应明显,经常带来代际之间的全方位变化。新价值观的产生和形成,与新社会成员处在价值观形成的人生阶段相重合。新生代一般会把社会重大变化融入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体系之中,又主要通过生活方式和青年文化得到直接凸显。因此,代际价值观变迁是代际更替的最深刻根源和最本质表现。

代际价值观变迁理论基于两个关键理论假设,一是匮乏假设,即社会成员一般倾向于赋予最紧迫的需求以最高的价值,使之成为自己价值观系统中的优先价值;二是社会化假设,即物质条件和优先价值观之间的关系难以实现同步变化,优先价值观变迁一般滞后于社会物质条件改变,优先价值观变迁主要通过代际更替即新生代进入社会前台而实现,也就是说,“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其未成年阶段的生活条件,并且价值观的转变主要是通过代际的人口更替实现的”。[2]从世界范围看,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或优先价值观的转变,基本上都是通过代际更替来实现的。

代际价值观变迁不仅是一种理论描述,更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准确反映。1970年,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对西欧六国价值观的研究显示,年轻群体和年老群体之间存在巨大的优先价值观差异,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在老年代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强调自主和自我表现的“后物质主义”则比例极低,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物质主义者是后物质主义者的12倍。从总体上看,物质主义者是后物质主义者的4倍;在美国,则是3倍。到2008年,西欧后物质主义者在数量上已经略微超过物质主义者,美国的后物质主义者则是物质主义者的2倍。[3]通过数次的代际更替,年老代群退出和新生代不断进入,实现了社会主导价值观和社会优先价值观在整体上的巨大变迁,从而完成代际价值观的全面变迁。

(二)“90后”的客观存在依据与代群体本质

世代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现实,世代的划分标准则是主观世界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抽象概括,对世代的界定就是对客观社会事实的一种理论描述。每一个世代都有包含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为主要内容的双重属性。年龄是划分不同“代”的最基本和最明显的标准,也是“代”的生理属性或自然属性的明显表征。传统的代际理论认为,“一代的持续时间有多种估算方法,许多人认为是15年,但大多数人认为30年左右”。[4]陈映芳在《“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一书中,把1919年至1990年代的中国青年划分为3代,分别是“年轻的激进主义者”(1920年代至1940年代)、“革命青年”(1949年—1976年)以及“‘青年’的解体”(1970后代末至1990年代初)[5],在代的持续时间上采取的是30年的界定方式。

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同时并存的多个世代所涵括的年龄段长度并不完全一致。一般说来,老年代所涵括的年龄段一般最长,中年代涵括的年龄段居中,青年代即新生代所涵括的年龄段相对较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青年代的群体社会特征变化较快、群体内部异质性较大,世代的共性特征的概括能力相对较弱。更重要的是,对新生代的年龄段划分会随着社会变迁、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工作目的不同而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等变化的速度越快、范围越广、力度越大,则所属时代的主要世代的社会属性在速度、广度和深度上的变化也越明显,世代形成的时空也越短[6],世代的年龄范围也会发生重大变化,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和实际需要来选取最为合适的划分依据和划分标准。

我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社会变迁进程进入加速区间。在社会结构全方位剧烈变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一个富有特色的发展规律,即每隔10年左右都发生了对全社会产生深度影响的社会重大事件,与此同时,每隔10年左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都会出现明显的台阶跃升,由此构建起以10年左右为时间区分的社会发展分期。这种以10年左右的社会发展分期,必然直接影响到新生代的年龄范围的界定和划分。从我国社会世代划分标准的学术传统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剧烈社会变迁与10年为一代的代际变化形成了紧密的互动关系,由此产生了“60后”、“70后”和“80后”的代际划分。沿袭代际划分的学术传统,“90后”自然成为新的世代群体,成为社会结构中的新生代,“90后”就自然而然地作为新生代的常用概念。

世代的社会特质,是世代的社会属性的突出特征,由所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等所决定,并随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而发生分化和变迁。同一个历史时期出生的社会成员,会具有较多的社会相似性,而会与其他历史时期出生的人却不那么相似。历史时期的影响,“能解释为什么同一个历史时期人,即所谓同龄群组,会非常相似,而与其他历史时期出生的人却不那么相似”[7]。作为个体总是被归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个体也总是通过主要的所属群体促进自我认同和自我定位。作为社会群体的“90后”代本质,就是社会结构以90后世代作为该年龄群组的首要社会角色进行定位。从“90后”群体的自我认同来看,当同龄群体认清同一社会事实、经历同一社会事件、内化相似的生命历程重大事件,形成相似的“层化”意识、群体意识或自我意识,就更有可能形成社会结构中的相似位置,从而构建起一个社会特征明显的社会群体。因此,“90后”以同龄群组的形式,作为一个特征鲜明的世代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实。从世代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综合来看,作为年龄群体的“90后”,主要是指一个同龄群组,描述的是一个以年龄为标志的社会群体,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出生,拥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和共同体验。“90后”成长的社会新特征,决定了“90后”新社会群体的新本质。同时,将“90后”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的社会特征的社会群体,既是社会类别化的结果,又是社会制度化的结果。“90后”作为代际更替的新生代,在社会变迁剧烈时期必然产生明显的代际价值观的整体变换。

以年龄为标准界定的社会群体,是青年所属的主要社会群体,是一种常见的制度安排,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对青年自我同一性的有效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90后”是延续“60后”、“70后”、“80后”的描述年代变化的学术继承,但又面临着代内群体异质性迅速强化而导致“90后”的群体认同度较低的问题。“90后”是代际更替和代际变迁中的新生代,相比“60后”、“70后”和“80后”,“90后”群体内部之间的异质性更强。因此,有一种看法主观将“90后”划分为95前和95后。客观来说,对以10年为一代的同龄群体进行概括,相比以5年作为一代的划分标准,肯定相对不周全,对该年龄群的多元性、多样性、丰富性和具体性的描述的损失更大。从政策视角看,在社会结构中明确青年代际,实质就是把青年作为个体在社会结构中具有相似位置,有着相似的共同诉求,面临相似的发展阶段,需要社会提供相似的支持以制定青年政策及其相应措施。为此,考虑到政策实施成本,青年政策涵盖对象不能太窄。正因如此,目前的代际划分仍坚持以10年为一代作为划分标准,主要是出于一种学术延续和政策效用等方面的综合考虑。与此同时,“90后”群体内部不断扩大的异质性,更有可能导致“90后”群体特征的概括能力相对较弱。“90后”群体特征越具体,对“90后”的外在表现和生活方式等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就越弱,“90后”对此的认同度就越差;“90后”群体特征越宏观越抽象,对“90后”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就越高,但又会导致缺乏具体内涵,同样会使“90后”缺乏有效认同。因此,对“90后”特征和“90后”新价值观等方面的概括,必须采取一种中观层次的路径。

(三)“90后”新价值观的历史必然性与判断参照

任何时代都会给青年群体赋予时代特征,社会变迁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决定青年群体时代特征变化的规模、大小和快慢。一个时代给正在成长的青年群体更多的重大社会事件、社会事实、公共事物,经历更多共同的社会变迁,给一代青年形成更多同样的生命历程重大事件,这一代青年的社会特征就必然更加明显。“大部分团体成员共同具有的个性结构,这种个性可以被称作社会个性。社会个性必然没有个人个性那么具体、那么特殊。”“社会个性则仅仅包括人的一部分特征,它们是团体大部分成员个性结构的基本核心,这种个性结构乃是团体共同的基本生活经验与共同的基本生活方式的产物。”[8]社会变迁给予社会成员的选择机会越多、选择空间越大,社会成员主体特征也更加多元,社会个性也越突出。从代的视角看,共同的优先价值观和主导价值观就是世代社会个性的直接表现,新生代新价值观就是新生代最鲜明的社会个性。

“90后”新价值观的形成,是中国社会结构内部的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和现实反映。从“90后”成长发展的社会结构特征看,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全新发展阶段,由此决定了“90后”时代属性的独特性。从主要的时代特征看,“90后”经历了我国GDP突破1万亿美元(2000年),从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到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6年)、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7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等巨大变迁,具有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新科技和新媒体成为生活必备要素、素质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进程中流动频繁、公民意识增长与自组织迅速发展、体制外就业创新创业以及压力剧增与成年初期凸显等代际特性[9]。“90后”新价值观的形成,是国际环境和国际价值观念深刻变化助推的结果。西方发达国家较早地完成了国家现代化的任务,其优先价值观也基本实现了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过渡。基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新生活方式、新文化观念、新行为习惯等,在经济互通、国家交流和文化交往中,逐渐传递到我国并为当代青少年最先吸纳和内化。在这种外部环境的促进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超越必然要求我国优先价值观的发展超越,“90后”新价值观的形成发展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90后”新价值观的参照系有三个,分别是内部参照、代际参照和时代参照。所谓内部参照,是指“90后”群体价值观体系的内部参照,即“90后”新价值观在价值观体系内的新变化和新发展,在此主要是指优先价值观的变化发展,以及“90后”内部亚群体在优先价值观形成程度的差异,即部分青年亚群体最先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作为本亚群体的优先价值观。所谓代际参照,即“90后”新价值观与“70后”、“80后”新价值观的异同。相比“70后”和“80后”,“90后”群体的多元性、多样性、多变性体现更加明显,更加关注自我。三是时代参照,即“90后”成长发展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存发展的时代环境,不同于“70后”的现代性初始阶段、“80后”的现代性蓬勃扩张阶段。英格尔哈特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对我国价值观进行了历史纵贯研究和与他国的对比研究,认为中国尚未进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阶段,2007年中国已经出现了优先价值观的代际转变迹象,青年人在淡化对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强调而日益重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10]就是说,全面进入社会前台的“90后”,揭开了中国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代际变迁的大幕。

二、“90后”新价值观的内涵、表现与特征

(一)“90后”新价值观的内涵与本质

“90后”新价值观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既是对传统价值观的继承内化,又是从价值观方面对新生代在社会结构中的本质存在予以确认。“90后”新价值观,最显著地表现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价值内涵与价值准则的革新。“自我表现”、“主体意识”或“自主意识”,是“90后”的最凸显的群体特征,也是“90后”最本质的群体特征。“自我表现”是一种相对性的主体性张扬。这是发达国家进入丰裕社会后必然出现的优先价值观转换的社会发展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发展进步的体现。“自我表现价值观的兴起带来了广泛范围内的基本社会规范的代际转变,从与人类生存相关的文化规范到与追求个体幸福相关的规范。”[11]“自我表现”的内涵主要包括自由表达、参与决策、社会宽容、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强调社会主体的平等地位和作用发挥。社会价值观的优先价值观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转变,就是通过“90后”作为新世代进入社会结构的前台而凸显,并作为后物质主义的群体载体而得以实现。

“90后”新价值观是社会结构特征的直接结果,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90后”的成长环境,是我国全面告别短缺经济、物质产品和社会产品不断丰富、网络全方位全阶层全领域渗透普及、社会风险和成长风险全面增长等共同构建起来的。与此同时,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完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日益交织。这些时代特征强化了“90后”的时代独特性。同时,“90后”新价值观是青年成长新环境的直接结果,带有鲜明的发展空间新特征。当前,“90后”的青春期延长,学校教育时限增加,个体发展日益呈现为多维度、多方向、多进程,个体对自我发展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自我设计空间。更重要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就日益关注青年在青年发展决策中的参与作用,创造条件赋予青年更多的参与权和决定权,扩充的青年权力推动了青年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的明显增长。从政府和社会层面看,越来越多的省份和地方制定和实施青年发展规划,通过专业的社会工作来解决青年成长发展中的问题,使青年的成长环境日趋改善。青年新价值观实现了自我意识和集体意识对立统一,是“90后”多元多维多样的社会群体特征的直接表现。

(二)“90后”的新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首先表现为对自身民族身份和国民身份的认同。如果说,“60后”、“70后”的爱国主义,是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境下的基于自卑心理的民族奋发图强,“80后”、“90后”的爱国主义尤其是“90后”的爱国主义则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和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基础上基于民族自信的民族复兴,是自信的、理性的、面向世界的新爱国主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和2015年在全国范围内的两次调查结果(见表1),“90后”、“80后”的爱国热情比“70后”更加强烈。调查结果显示,有87.6%的青年以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其中,认为“非常自豪”的比例为48.2%,认为“比较自豪”的占39.4%。从“80后”和“90后”的代际比较看,认为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而感到自豪的“80后”的比例是88.1%,“90后”的比例则是87.3%。从统计意义上看,“80后”和“90后”在民族自豪感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2006年全国青年调查结果显示,青年中认为作为一名中国人值得骄傲的比例为85.5%。对民族自豪感的代际差异分析发现,“70后”和“80后”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明显差异。其中,“70后”中认为作为一名中国人值得骄傲的比例为83.7%,“80后”中的相应比例则为86.9%。对比前后相隔10年的两次调查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不同时代的青年总是怀有强烈的爱国情感,有超过八成将近九成的青年总是抱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二是“80后”比“70后”中拥有民族自豪感的比例更高并有明显的代际差异;从纵向对比看,“80后”中怀有民族自豪感的比例在不断提高;“80后”与“90后”中拥有民族自豪感比例差异不明显。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青年群体中拥有民族自豪感的比例不断提升,“80后”和“90后”比“70后”的爱国热情更为炽热。更重要的是,“90后”和“00后”自我意识的发展,正在经历从强调个体权利到强调集体权利的转变,“90后”和“00后”自我意识的发展不断完善,能够更好地处理自我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辩证统一。

表1

(三)“90后”新价值观的主要特征

第一,“90后”新价值观基于“80后”及其前青年世代的基础而成长发展,体现出承继性与创造性的统一。“各个阶段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转折点,并不是说在每一个转折点之前的发展阶段结束后就立即转入下一个阶段。所有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区间,在各个发展区间之间都存在过渡阶段,且每一个过渡阶段都遵循各自特定的模式,并会出现各自独特的难题。”[12]“90后”总是要继承“70后”和“80后”的主体特征,“90后”的新特征又总是在“70后”、“80后”青年群体中得到萌芽和发展。“90后”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70后”、“80后”在整体趋势上有较明显的变化,在整个“90后”中拥有该新价值观的人口比重有较明显增加,与前面的“70后”、“80后”青年世代尤其是中、老年世代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呈现为新价值观量的发展和质的飞跃的统一,新价值观在不同社会群体中比重的逐渐增大与新生代中具有相对明显的优势的统一。

第二,“90后”新价值观具有适应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特质,体现进步性与开拓性的统一。青春期的大多数特征都属于客观的社会事实,本身并不具有好的或坏的特性。这些青春期特征,可以说都是利弊参半,即具有往正反两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成人世界对青春期特征好坏的判断标准,直接决定了新生代特征的是好还是不好的属性。成人世界对这些特征进行好坏的界定后,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路径和载体传导给新生代青年和全社会。新生代青年对这些好坏的界定会有一个认同或否定、接受或抵抗、吸纳或偏离的过程。就“90后”新价值观来看,这既是一种历史发展规律在中国的再现,又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从社会效果方面也带来了以正能量为主导的积极效应。因此,“90后”新价值观具有适应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特质。“90后”新价值观更是从价值观层面拓展了社会发展的视野、内涵、路径和载体,开辟了社会发展的新空间、新内容和新方式。

第三,“90后”新价值观更有可能面临成人世界的批评和反对,体现抗争性与偏离性的统一。抗争性是新世代的本质属性,也是新价值观的本质属性,更是新世代与新价值观在共同历史际遇中实现有机结合的内在规定性。“90后”新价值观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带来价值观念革新的再一次价值观念革新。改革开放对旧的价值观念是依靠外部力量引发的颠覆性冲击,“90后”新价值观则是来自内部世代的生存发展,自然而然地自下而上地进行着温和的观念变革。“90后”新价值观的变革必然意味着对旧秩序、旧格局、旧习俗、旧观念在某些方面的创新和偏离,表现出旧价值观的偏离性特征。“90后”新价值观引发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是非标准等都会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深或浅地发生改变,总会引发中年代、老年代下意识的或有目的的批评和反对。“事实上,可能就没有一代成年人不会为了年轻人的性格和行为而抱怨的。”[13]卡尔·曼海姆指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一种新的代实体的反对者主要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由于自身在老一代中的‘位置’,而不能或不愿将自己同化于在他们当中产生的新实体。”[14]新生代走进历史舞台,总会给成人社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和冲击。人类对引发风险的事物更加关注,对那些给既有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生活方式造成较大影响的社会现象和事物保持警惕。中年代、老年代必然更加关注新生代带来的风险,一般就会从维持现存制度规则和社会秩序的需要来界定新生代的负面因素。“90后”新价值观的形成发展,在对旧价值观念进行偏离式革新的同时,亟需做好接受、抗击和应对中年代、老年代的反对和批评的各种准备。

三、“90后”新价值观的未来意蕴

(一)“90后”新价值观作为社会新品质的生成与发展

新生代的价值和作用,一般在两方面得到凸显。一方面是新生代传承人类创造以及现在世界中对未来世界持续发展有利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这是新生代价值和作用的基础方面,呈现为隐性状态,往往未能受到重视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另一方面是新生代通过抗争或偏离而表现出来的创新创造,以及由此对社会发展产生的促进作用。这是新生代价值和作用的关键方面,呈现为显性状态,但有时会受到误解甚至曲解。“90后”新价值观是适应社会发展新要素和新趋势的社会结果,本身就是社会新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90后”新价值观是社会新品质的重要内容。“90后”新价值观,是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直接社会表征,是社会发展的深刻机理通过新社会群体的革命性力量予以直接展现。“90后”新价值观本身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方面的新发展和新内涵,又通过具体的生活方式、青年文化和青年行为等表现出来,打造和构建新的社会品质。

其次,“90后”新价值观是社会新品质的发展动力。新价值观的载体和领域往往是被批评、被贴负面标签的方面。但这些方面往往为成人世界的经验、认知等所限制而缺乏深厚的现实基础、知识基础和经验基础,由此引起成人世界的疑惑、不安甚至恐惧,倾向于采取防御性的力图将潜在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但正是在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激烈碰撞,引起全社会的聚焦和反思,并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进行重点突破,由此为社会新品质的生成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再次,“90后”新价值观是社会新品质的成长载体。新生代主要以抗争方式来确认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新价值观也必须是在旧价值观的抗争中确认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地位,新价值观尤其需要依托新兴社会群体进入社会结构的同时将自身也融入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新世代的新价值观既是新生代进行社会抗争、确认自身社会地位、凸显本群体社会价值的重要方式,又是新世代形成新的社会品质、推动社会进步、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保持新生代新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的抗争性、抵抗性和斗争性,这是保持新生代、新价值观对于社会发挥革新意义和创新作用的必然要求。

(二)“90后”及其新价值观的历史局限

任何一个世代都会受到发展环境的约束而显现出该世代的历史局限。受制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处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不平衡状态向发展相对平衡状态等社会发展状况,“90后”有其不可避免的代际局限。从历史方位来看,“90后”的代际局限,主要是以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新一代“00后”作为比较的对象。从时代特征来看,“90后”代际的历史方位,是现代性全面展现和后现代性萌芽兴起的时代,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不断走向国际前列的过程,是互联网全面嵌入生活的时代;“00后”则是后工业社会及其特性全面展现的一代,是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走向伯仲之间的一代,是互联网全面创新的一代,将与“90后”在这些方面出现相对明显的区别,意味着“00后”将在“90后”发展的基础上跃上新的发展阶段。“90后”曾经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方面,很有可能在“00后”新特征的辉映下而成为一种历史的回忆。

“90后”新价值观的代际局限,会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来,主要局限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90后”新价值观具有不完全性和不彻底性。“90后”群体中生成的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新价值观,是作为一种新的趋势展现出来,是相比中年代和老年代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明显差异,尚未成为“90后”群体中一种占据绝对多数的主导优先价值观。同时,“90后”新价值观只是处在发展的初期,既与旧价值观仍具有相当强的关联性,又在新价值观的内涵发展上未能充分展开。

第二,“90后”新价值观具有非均衡性和非主导性。从绝对数量上看,“90后”新价值观尚未成为“90后”群体的一致选择,仍然只是“90后”的少数亚群体和部分“90后”的优先价值观。从亚群体的差异看,“90后”新价值观存在城乡、阶层、文化程度、职业等方面的明显差异,不同青年亚群体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认同度和践行率不一,城市青年、社会阶层上层青年、文化程度较高青年、职业声望较高的青年群体中对新价值观的认同度和践行率较高。在那些基本形成新价值观的“90后”人群中,把新价值观作为一种自觉选择的并不占绝对多数,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是一种自发选择或从众行为。

第三,“90后”新价值观具有过渡性和阶段性。“90后”是全社会优先价值观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开始转变的社会载体。“90后”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还只是作为全社会优先价值观的萌芽和个别方面的突破,还需要“00后”及其后青年群体的不断巩固,才能在全社会成为占据绝对优势的优先价值观。

总之,“90后”新价值观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90后”注重个体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从人的主体性发展进程来看,就是一种主体性的回归。这既是现代社会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尊重,也是对我国以前的个体意识和自我意识被压抑或压制问题的纠正并逐步改善。这种纠正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完成,仍然在改进的路上。也就是说,“90后”一代还没有完成个体意识和主体意识充分觉醒和张扬的要求,“90后”及其后青年的独立意识、主体意识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涵的增长并不是终点,“00后”及其后的新生代将会延续这个历史使命,不断地将后物质主义等新的优先价值观不断推向前进。

(三)“90后”对“00后”及后续青年群体的历史责任

新生代在社会结构中确定稳固地位的同时,意味着新生代的社会角色和社会期望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转换,由完全意义上的新生代转变为新生代为主、成年代为辅的新社会角色。从这个意义上看,“90后”的社会地位正在起变化。一是“90后”已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新生代,已开始具有成年代的初始特征。“90后”的社会结构地位日趋稳固,正全面楔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结构加大对“90后”的吸纳力度与融入进程。“90后”曾经是被定义者,是作为社会弱者而存在。随着“90后”不断进入社会结构之中并日渐掌握更多的社会权力,尽管还处在权力的边缘地带,但已经成为掌握社会权力的既得利益群体的一部分,尤其是逐渐具有对“00后”的定义权,即对代际冲突的主导权;二是“90后”内部正在发生明显分化。“90后”初期的青年正在进入青春后期和成年初显期,少数人开始进入社会结构的核心地带。部分“90后”进入社会阶层的顶层而成为既得利益者,部分“90后”仍处在社会底层或仍以弱势群体的社会结构地位进行社会抗争,“90后”群体不断增强的异质性无疑会弱化90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抗争和博弈能力;三是“90后”正在成为“00后”这个完全意义上的新生代的直接抗争对象。“00后”初期的人正在进入青春初期,表明“00后”开始成为社会结构中的新的世代,代替“90后”成为社会结构中的最新力量。“任何两个连续的代总是与不同的内部和外部的对手作斗争。老一代与他们内部或外部的对手斗争,他们的情感和观念甚至他们的思想概念和范畴都由其对立面所决定;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种对立已不复存在,他们的首要目标已是另一个对手。”[15]“00后”很快要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的社会抗争对象主要是“90后”,有可能与“90后”进行明显的代际切割,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抗争,由此对“90后”产生明显的社会影响。“90后”将要面对甚至对抗的不再只是成人世界,还有新兴人类“00后”。“90后”和“00后”的代际关系,到底是以冲突为主还是以合作为主,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90后”的态度、方式和策略。

从代际发展的历史经验看,新世代总是把最主要的抗争力量集中在相邻的上一个世代,总是在偏离或切割上一个世代或证明上一个世代的不足的基础上,确认新的世代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相邻的两个世代尤其是正在经历新生代到成年代转换的新世代、与初步形成并进入社会结构的新新世代之间,彼此的代际冲突最为明显。这种以代际冲突为主的代际更替和代际变迁模式,从结果上看,虽然通过代际冲突确实促进了社会发展,但是极大地浪费了通过代际合作促进社会发展的更多、更好、更大的代际正能量。“每一代人都在某些确定的领域为日后进步提供了可能性。”[16]这种可能性,如果通过代际合作而非代际冲突发展路径,就更有可能实现,实现的效率会更高、效果会更好。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作为优先价值观,在我国的发展虽然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规律,但在发展速度、覆盖规模、社会效应、发展代价等方面都有巨大的作用空间。这就需要开拓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90后”,采取以代际和谐和代际合作的代际发展模式,而不是传统的代际冲突模式来对待“00后”及其后的青年世代。“90后”肩负着代际和谐和新价值观发展的历史责任,需要形成和践行全新的代际和谐发展理念。在“90后”和“00后”的代际关系上,“90后”要主动积极为“00后”开辟新价值观塑造的协调氛围和有效路径,为“00后”及其后的青年世代完成我国优先价值观的全面更新变迁的历史重任而开辟新的发展路径,最终与“00后”及其后的青年世代,持续地自觉肩负起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及其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更新价值观的发展重任。

【本文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6年度规划课题“社会变迁背景下中国青年价值观30年承继与嬗变研究(中国青年发展蓝皮书2016—2017)”(课题编号:2016GH001)和2015年度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国家财政专项资金课题“共青团在构建健康网络环境中作用研究”的子课题四:“共青团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研究”(课题编号:ZD201502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5).

[2]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M].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中文版序”):3.

[3]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M].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中文版序”):2,8.

[4]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M].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4. [5]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83234.

[6]邓希泉,邹宇春.现代化进程中的“代”与“代沟”[J].中国青年研究,2002(6):3739.

[7]伯克.伯克毕生发展心理学:从0岁到青少年(第4版)[M].陈会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0.

[8]埃里希·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惧[M].许合平,朱士群,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197.

[9]安国启,邓希泉.新世纪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002010)[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211.

[10]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M].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中文版序”)8,9.

[11]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M].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中文版序”)9.

[12]理查德·勒纳,劳伦斯·斯坦伯格.青少年心理学手册(第三版)[第2卷(中)][M].张文新,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38.

[13]劳伦斯·斯滕伯格.青春期——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和健康成长[M].戴俊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203.

[14]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M].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81.

[15]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M].徐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68.

[16]克洛迪娜·阿蒂亚东福.代际社会学[M].管震湖,译.北京:华龄出版社,1993:18.

[1] 邓希泉,男,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青年理论、青年现象、青年政策、青年问题和共青团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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