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强化西方新闻理论的研究

绪论一：应该强化西方新闻理论的研究

2003年，我国报刊开始试行“市场化道路”^[1]。同年，广播电视总局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实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和播出分离，允许社会力量参与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

2011年3月9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在谈到未来五年新闻出版业改革的方向时，强调要着重抓好五项改革任务：一是加快推进已转企改制企业间的重组联合步伐，真正组建起一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航空母舰”；二是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确保实现健康、持续的发展；三是加快推进非时政类报刊的改革，这是2011年的一项重点任务，2011年将首先基本完成党政机关所办报刊、大型传媒集团所办子报子刊和企业所办报刊的转企改制任务；四是加快推进党报党刊发行体制改革，建立起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发行体系；五是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出版传媒业融资的渠道，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上市，推动一些企业实施跨国兼并、联合、重组，支持他们到境外去办报、办刊、办社、办厂。

走市场化道路，对于我国新闻界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如何摆脱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如何按市场需要来配置传媒资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课题。在认真研究我国多年来媒介发展的正反经验的同时，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把眼光投向西方，希望从其发展的历史轨迹中获得一些启示。

客观地说，大众传播媒介是从西方社会里诞生的，新闻理论也发源于西方世界。要把握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建立科学严谨的新闻传播理论体系和健康有序的传媒运行机制，就不能不对西方的新闻媒介结构和西方新闻理论的发展轨迹进行认真的考察，从中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作为发展我国新闻传媒市场的借鉴。

一

对于传播媒介的认识，我们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今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媒介的社会价值和地位，重新评价媒介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个组织和公民，都不能离开媒介而生活，媒介已如同布帛粟菽一样不可须臾离开，已经具有了直接影响和决定人们生活的力量，并“难以用物理的方法来计算”^[2]。正如罗杰·菲德勒所说：“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革命之中，对此再也不能有任何怀疑了。这是一场全球规模的革命，而且，它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展。”^[3]“在未来世界中，社会生活和媒介之间彼此实际上是难以区分。”^[4]

媒介形态的任何变化，都推动着媒介理论的发展；而媒介理论的每一个进步，自然也会对社会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

在我国，系统研究西方新闻理论的时间并不长。但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随着我国加入WTO，随着人们走向世界的机会大大增加，特别是“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事和SARS病魔的突然袭来对我国新闻传媒构成强烈冲击的时候，人们对西方世界了解的愿望日益强烈了，大家又一次地深感有认真研究西方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的必要，希望能够借鉴其中科学合理的成分，来改造我国新闻传播与现实需要不相适应的状况。这使得研究西方新闻理论的任务更显迫切。

所谓西方新闻理论，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第一，西方新闻理论是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

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新闻理论，是按照政治学标准来划分的，是把它放在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所创立的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相对的地位来立论的，而不仅仅是指产生于西方或在西方发挥主导作用的新闻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社会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但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却不能划入西方新闻理论的范畴；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从地理上来说，无疑属于东方，但它们国家的主流新闻思想很明显与西方新闻理论一脉相承，理所当然地应该划入西方新闻理论的范畴。

西方新闻理论，是世界多极新闻理论中的一极，而不是它的全部。要认识西方新闻理论的本质，就必须把它放在世界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进行比较分析，弄清其来龙去脉、结构体系，及其发生作用的机制。

西方新闻理论，自然是用来解释和阐明西方媒介运行规律的；而西方的新闻报道，从本质上讲又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因此，学习西方新闻理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客观分析西方新闻理论的优劣得失，是非曲直，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要轻易否定，而是要力求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以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第二，西方新闻理论是西方新闻实践的思想成果，又对西方新闻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西方新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把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时期出现在欧洲的“哲学上的自由主义”^[5]看做是西方近现代新闻理论的发端，那么，西方新闻理论从诞生到今天至少已经有了近四百年的历史。在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它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理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艰苦探索，是对西方新闻实践的理性概括，并随着新闻实践的不断进步而逐步完善的理论体系。

同其他科学一样，西方新闻理论一旦形成，就对西方的新闻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西方新闻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现象都可以从其理论中找到解释。

第三，西方新闻理论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涵盖了从传者到受众、从实务到法规、从运作到效果等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理论表述，而不是个别的论断和提法。因此，在阐述西方新闻理论时不能对其作断章取义或为我所用的解释。

第四，西方新闻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理论体系，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所谓纯粹的西方新闻理论模式。罗素说：“教会威信宣称自己的论断绝对确实，万年更改不了；科学的论断却是在概然性的基础上，按尝试的方式提出来的，认为随时难免要修正。”^[6]西方新闻理论正是这样的一个不断进行着“尝试”和“修正”的理论体系。

从本书中，我们将看到，从早期出现的集权主义理论到源于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理论，再到20世纪40—50年代社会责任理论的最终形成，西方新闻理论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进程之中，并根据实践的需要随时进行着理论的优化和提纯，并大体遵循着满足社会需要、服务公共大众、促进社会进步的总体原则。

第五，西方新闻理论从来就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势，各种提法众说纷纭，难以用一种学说统领。一般新闻理论书籍只能对西方新闻理论的总体趋势和各种流派进行描述，尽可能系统地介绍在西方起主导作用的、被广泛认可的、代表西方新闻理论精髓的理论体系，而不能面面俱到，一一介绍或评价。

二

中国接触、了解、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汉代。

西汉以来，在漫漫历史的长河中，我国本土的儒道文化不断地同外来的佛教文化发生接触、碰撞、冲突、交流与融会，这些外来文化不仅最终被中国文化所慢慢改造与同化，同时也为我国本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促进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不是积极主动地吸收外来文化中合理的因素，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就无法开口说话了。比如今天使用频率很高的“世界”、“时间”、“空间”、“干部”等词，有的来自佛教，有的来自日本。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事例无以数计，如乐器中的琵琶、胡琴，哲学中的逻辑、推理，科学中的元素、方程，教育中的学校、班级等，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大量引入，则更是世人皆知、无人不晓。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各种文化交融的产物。

其实，文化的意义就在于它具有可传播性、可交流性和可融合性。一个文化永不枯竭的生命原动力，就在于它能在保持自身特质的基础上，充分从外来文化中吸取营养，使自身更加丰富多彩，个性鲜明，充满活力，光彩照人。

西方新闻理论是一种文化。过去，由于我们对西方新闻传媒和西方新闻理论缺乏了解，甚至无意去了解，使得我们与西方新闻传媒和西方新闻理论之间的隔膜越来越大，形成一种互不认同、互相排斥和互相冲突的局面和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人类宝贵的智力资源，延缓了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进程。如今人们对它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要求改变这种反常状况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地球村”、“全球传播”等新概念应运而生，并迅速得到全世界的认同。

三

文化的主体无疑应该是大众文化。所谓大众文化，就是将人类的生活方式视为一个文化整体，这一整体具有从物质到精神的文化两极，即通常所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过，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还存在着影响甚至决定这两个文明的中介因素。也就是说，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还有一个被称为制度文明的东西，在两个文明之间起着关键的联系作用。只有通过基于制度文明之上的社会调控，展现物质文明的物质生产与体现精神文明的精神生产，才有可能正常进行，从而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合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文化具有器物层、制度层、心理层等三个层面，还具有与之相对应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三个构成因素。从社会发展的纵向来看，文化所展示的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历史性发展，成为人类生活方式的纵向延伸，形成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从社会发展的横向来看，文明所展示的是人类生活方式的现实性发展，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横向显现，形成了具有时期性质的原始文明、渔猎文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因此，文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文明的积累性成果，而文明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文化的阶段性成果。而任何文化和文明的成果，都与当时的制度密切相关。

早在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社会现代化的世界大趋势，阐明了其大文化史观：在器物层上，现代大工业替代了工场手工业，推动着世界性市场的形成；在制度层上，适应自由竞争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保障着各民族之间进行从物质产品到精神产品的交换；在心理层上，与固定而古老的社会关系相关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将被消除，促进着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阂和对立的消失。^[7]

从新闻事业在各国发展的不同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一个国家新闻事业的生成与发展，与这个国家的文化转型保持着同步性；而文化转型的发生，又与文化交流的现实存在不可分离。

正如郝明工博士所说：“各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可行程度，与各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现实水平之间，具有着两种相关性：第一，在文化转型的现实水平差距不大的状态之中，文化交流一般呈现为双向互补的现实运动，因此西欧国家新闻事业在出现时间上的差异也就相应地缩小，彼此之间的时间差以十年为计算单位；第二，在文化转型的现实水平差距较大的状态之中，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单向影响的现实运动，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的新闻事业在出现时间上的差异由此而相应增大，彼此之间的时间差以世纪为计算单位。”^[8]

由于文化转型水平的高低不平衡，在高位文化与低位文化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位势差。正是这一位势差在文化交流中表现出的“水往低处流”式的单向影响特征，导致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从最初被称为“欧化”到后来被称为“西化”的说法的一再出现。事实上，只要承认东方国家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滞后，就不得不承认西方国家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领先。东方文化的转型，从根本上看，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既不可能全盘西化，也不可能脱离世界独立完成。

许多年来，我们对于西方新闻理论，一直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立场和态度：一种意见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体现，是资产阶级欺骗和愚弄人民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因而主张全盘否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方新闻理论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是医治西方各种现代社会病的灵丹妙药，主张全盘接受，或者叫做“全盘西化”。

今天看来，这两种看法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四

作为普通读者，很长一个时期来，基本上没有机会了解西方传媒的真实情况，更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新闻理论。就是专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和以新闻理论研究为职业的人，他们所接触的西方新闻理论也多为一鳞半爪的“语录”、断章取义的“引用”和有意无意进行篡改过的“节译”。

新闻学，首先是由外国传教士传来中国的。但国人在确认办报有利于推行富国强兵这一中国发展的政治主张的同时，更是强化了报纸作为舆论工具的功能，用其来自上而下地发挥政治影响。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主要以“对外报在华的垄断地位表示了强烈的不满”^[9]的认识为基础，表现为对外报垄断的抗争。在这样的大的政治背景下，系统引进西方新闻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国对于西方新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坎坷的道路。20世纪初，我国出现了第一批攻读新闻学的留学生，西方新闻学著作被陆续翻译出版，在北京、上海等地，大学中的新闻研究团体先后出现，中国人自撰的新闻学著作也相继出版，“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办报思想开始形成。但在军阀混战、外族欺侮的年代，这些主张只能是泡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把眼光投向了苏联，翻译苏联的著作，采用苏联的教材，出现了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倾向。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特别是其后连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理论的研究备受摧残，国人更是无缘接触西方新闻理论的新成果。

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新闻事业才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各地新闻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相继成立，高等院校的新闻院、系逐渐恢复或建立，新闻学研究日渐活跃。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西方新闻理论方面的著述也陆续被译成汉文在国内出版，大大拓展了我国新闻界和新闻理论界的国际视野，也大大丰富了我国高校新闻专业教学的内容，受到普遍欢迎。

但是，从总体上说，我们对于西方新闻理论的注意和研究还是不够的，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和探索。

五

西方新闻理论是否能够及时进入中国人民的视野，应不应该了解、学习甚至借鉴西方新闻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学术观点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尊重学科发展历史、是否尊重学术研究规范甚至是否能够正确对待人类思想成果的问题。无论是从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文化影响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文化影响的角度来看，西方新闻理论之所以能够进入国人的理论研究视野，既与中外文化交流中个人关注直接相关，也与新中国文化背景中存在着台湾、香港等区域文化现象间接相关，前者显示出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影响得以发生所必需的社会开放的广阔，后者展示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化影响得以发生所必需的社会现代化的深入。

毫无疑问，社会现代化程度与社会开放水平之间呈现着一种正相关：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社会开放水平相应的也越高，反之则越低。但是，在社会开放程度的大小与社会现代化的快慢之间，所表现的只是一种或然性。也就是说，社会开放程度不过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充足条件，社会开放程度的大小，仅仅是社会现代化快慢的一个可能因素，而不是唯一的并具有决定性的现实因素。^[10]

社会开放的一个后果，就是外来文化可能对本土文化产生冲击。外来文化强势越明显，对本土文化构成冲击的可能性就越大。以“新闻自由”这一口号为例，就可以看到不同文化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不同表现。

第一，从新闻传播活动的职业化的角度来看新闻自由，就存在宪法直接保障、专门法保障和政策保障等多种形式。实践证明，美英等国的宪法保障无疑显示出更大的保障力度，而采取政策保障方式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人治的色彩。从根本上说，新闻自由是同人治背道而驰的。常常是立法主张新闻自由的国家要求开放，而通过政策调控的国家则反对开放，形成难以弥合的对立。

第二，从新闻传播活动的大众化的角度来看，是否容许新闻传播活动面向全社会，是否容许个人自由地表达意愿，呈现着垂直传播与水平传播两种类型及诸多变体。开放度高的社会，传播相对自由，在传播活动中各方地位对等，信息流动的量度和幅度由市场来调节；在较为封闭的国家中，社会精英传播活动的自由度高，社会下层公民在传播活动中一般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开展横向的或者是逆向的传播，信息流动呈现出从上到下的纵向特征。

第三，从传播活动的市场化角度来看，开放的国家任由传播的市场选择，媒介既可能在市场中越做越大，也可能在激烈竞争中自生自灭。而封闭国家多把媒介当做工具，因而不惜采取拨款扶植的办法——其结果，是媒介虽有生存保障，却不可能做大做强。

从新闻事业和新闻自由的关系来看，二者无疑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新闻事业自由发展的现实性有多大，新闻自由实现的可能性就有多大。所以，新闻事业的自由发展成为新闻自由的前提和保证。

新闻工作机构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社会大众意志应该得到何种程度的反映，究竟如何引导社会公众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看待新闻产业的价值及其实现方式，人类的新闻自由和新闻事业的自由究竟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这些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早认识，早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案；迟认识，找到方案的时间就无疑会向后推；不认识，就永无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

六

学习、了解、研究和借鉴西方新闻理论，在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学习西方新闻理论，重点是找出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说，纵观美国报业发展之路，有多方面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诸如报纸内容的扩张，版面设计的革新，发行方式的多样化，分类广告的组织，报业资源的重组与合理分布，报纸间的兼并，报业集团的成长，报业的跨媒体扩张，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广泛采用，等等。^[11]

西方传媒的迅速发展，西方新闻理论的形成、发展和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不是靠几个“聪明人”关在家里想出来的，也绝不是某些人（按一般的说法，主要是指资产阶级政客）恶意操纵的结果，它是西方世界世世代代社会实践和理性思考的成果，饱含着人类对理想世界的追求，经受了历史的洗礼，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塞进了唯心主义的成分和资产阶级的偏见，但也有不少思想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有些思想成为人类世代追求的目标。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西方新闻理论的思想成果，应积极地学习和借鉴其中的科学成分，为加快我国新闻改革的步伐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实际上，西方日渐成熟的报刊理论，把西方的传媒推向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也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步前进，有人甚至认为美国不仅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建立在传媒力量上的国家。^[12]美国时刻在努力用传媒力量影响世界，而它自己又深刻地被传媒力量影响着。人们看到，试图影响美国的人们，也总是必须首先影响美国的传媒，通过传媒传递对自己有利的声音。英国报人马丁·沃克说，在各国大使馆里、政府办公室里、电视新闻编辑室里和全世界的其他报馆里，人们热切地阅读这12张报纸^[13]……人们阅读这些报纸部分是因为它保持着提供新闻的传统作用（尽管电子宣传工具的反应时间比较快）；部分是因为它们致力于提供很大一部分的国际新闻……部分是因为它们的观点和社论，人们认为这些报纸在某些带有根本性的重要方面反映了官方（即使不是政府）在它们赖以建立的社会里所关心的事情和提出的主张；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生活在公共社会中的人，都在谈这些报纸，它们是它们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家庭杂志，反映了人们每日共有的经验。“华盛顿的最高决策者没有一个不是在一天的开始先读《纽约时报》的……《华盛顿邮报》就是因为从总统到所有的华盛顿官员天天早晨阅读而变得重要起来。”^[14]

西方早年的政党报纸并没有这样的社会影响。它们无不强调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报道倾向，这同这些报纸在理论上是作为政党的喉舌而存在是分不开的。举凡西方国家政党报纸，无不站在政党与党派的立场上，公开捍卫自己这一派的利益，为自己政党的政治与经济口号呐喊，毫不犹豫、不遗余力地攻击对方的主张与政策。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党报的任务，“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15]。

当西方报业进入廉价报纸时期后，报纸的社会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变。最早的四家廉价报纸^[16]首先以超然于阶级和政党为标榜，同政党报纸明显地区别开来，并得到市民的广泛欢迎。显然，这主要是得力于这一时期的报刊思想和新闻理论有了重大的调整，人们对报纸的社会作用及其本质有了新的认识。

西方新闻理论强调消息和意见分开。为了显示报纸的公正，西方报纸还盛行“社论版对页”的做法。“在社论版对面刊登（公众）意见和评论，已成为报刊用以刊登不同意见的流行做法”^[17]，“社论版的一部分版面刊登‘读者来信’，是民主程序的一部分，是把复杂的和专门性的问题提炼成为比较简单的道德和常识问题。人民不应该只是旁观民主程序，而应当参加进去。‘人民论坛’就是这一民主程序的一个重要部分”^[18]。

西方新闻理论还把满足读者需要作为新闻工作重要的指导思想，作为评价新闻传播效益的根本标志。“读者需要论”，既是新闻传媒最重要的实务指导原则，又是新闻传播学的重要理论依据。

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大传媒大国。人们都知道美国的媒介发展迅猛是依靠美国经济带动的结果，却往往忽视美国媒介对美国经济乃至政治、军事的巨大影响和促进作用。

对西方的新闻理论，是完全拒之于门外，还是认真研究，合理吸收，科学采用，所带来的结果，无疑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一分为二地分析和评价西方新闻理论，既不全盘否定，也不全盘肯定，而是以平等的心态去认识它、了解它，以科学的精神去评价它，以对人类进步极端负责任的态度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多样化的前提下促进融合，在一体化的总趋势下发展多样化，使世界新闻事业这一“上帝赐予的恩物”^[19]真正造福于世界，造福于人类。

西方新闻理论，头绪繁多，众说纷纭，要了解其真实面貌，需要全面考察其媒介发展历史、运行现状与各种理论阐述，才能准确把握其要义，而不至于被繁茂芜杂的各种学说所迷惑。因此，本书在结构体系上就形成两个部分，上篇为“西方新闻理论的历史演进”，主要回顾西方新闻理论发展轨迹，并尽可能探索其内在规律；下篇为“西方新闻理论的现代框架”，介绍西方新闻理论的体系结构和方方面面，使读者对其有一个总体把握和正确认识，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注释】

[1]见《南方周末》2003年8月21日第1版《中国启动最大报刊改革》。

[2]［美］约翰·特贝尔，萨拉·迈尔斯·瓦茨著：《从华盛顿到里根》中文版前言，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美］罗杰·菲德勒著：《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4]［美］罗杰·菲德勒著：《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

[5]［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24页。

[6]［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页。

[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270页。

[8]郝明工著：《无冕国度的对舞——中外新闻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9]参阅钟沛璋、钱辛波、宁树藩：《新闻学》，中国百科网，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sort05251／sort0542／2007／20070731156673＿3.html。

[10]参阅郝明工：《无冕国度的对舞——中外新闻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4页。

[11]喻国明：《走进美国大报·序一·来自美国报业现场的最新报告》，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2]陆小华：《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中文版序》，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13]它们是：英国的《泰晤士报》，法国的《世界报》，联邦德国的《世界报》，意大利的《晚邮报》，苏联的《真理报》，日本的《朝日新闻》，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加拿大多伦多的《环球日报》，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时代报》，南非的《兰德每日邮报》。另外，英国的《卫报》也极端重要，极受欢迎。

[14]马丁·沃克：《报纸的力量》，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0页。

[16]它们是《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报》、《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纽约每日时报》。

[17]《时代》周刊，1974年9月9日，第40页。

[18]《时代》周刊，1974年9月9日，第40页。

[19]《大公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