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变与不变

世界秩序问题一直是个核心问题。不仅像基辛格博士这样的国际政治大师在研究，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外交人士也在研究。围绕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走向的核心问题，派生出当代世界学和未来学的许多热门课题与众多专著。各种观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尽相同，切入的角度和结论也不一样，但似乎是对秩序主导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秩序本身的关心，甚至远远超过对当前紧迫的经济问题、气候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关心。因为这毕竟关系到如何看待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如何预测未来和估价大国关系包括最重要的中美关系问题，并不奇怪。但是，这里也存在几个基本问题，就是说，当前的变化是否反映和危及了世界秩序，是世界秩序大厦将倾，还是在世界秩序大厦里活动的人群发生了混扰，或者说，世界秩序究竟有没有变化?会不会变化?如果变化了，变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而要弄清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的内涵

什么是世界秩序，目前并没有确切的定义。但世界秩序应当有明确的基本含义和构成要素。这些基本含义和构成要素有广泛的、终极的，也有具体的、阶段的，构成要素也应当有核心的和从属的。世界秩序中最为广泛的含义是和平与发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因此也就有了世界政治秩序和世界经济秩序的相互联系又有不同侧重的范畴。不讲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言必称冲突与抵消，这是一种迷失。世界秩序的具体含义，是与和平发展的广泛终极含义直接相关的，与此相应的安全问题、减贫问题、气候问题、反恐问题甚至战争带来的难民问题，以及当前出现的货币危机等等，如何协调一致地去应对去解决，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而要达到这个目标，至少要有平等互利的行为动机，要有国际间民主协商的稳定有效机制。这似乎是秩序目标和秩序行为有联系和区分的一个认知关键。如果把秩序目标和秩序方法混为一谈，甚至把谁来主导当成是世界秩序本身，也就适得其反。这就好比警察是监控社会治安秩序的，但把警察本身的存在当作是秩序，那无疑是本末倒置。

世界秩序也有历史演变性，古代和近代与现代的秩序概念不一样，对世界概念的理解也完全不同。现代世界秩序应当是什么样子，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演变之中。如果说，目前的世界秩序是终极的，没有丝毫进步与进化的可能，这恐怕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一切与秩序有关的战略选择都是方法的选择和优劣比较，是关于治理的一种大学问。

对于世界秩序，美国的老政治家和著名学者《大棋局》的作者布热津斯基有这样的观点，后冷战时期在2014年就结束了。为什么他说后冷战时期在2014年结束了?是世界的秩序又回到了冷战时代，还是什么别的?冷战时期的标准对手是美国与苏联。苏联核心版图继承者俄罗斯是不是又开始了新的冷战?似乎是，似乎又不是。难道是冷战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开始发生了?似乎是，似乎也不是。他看到了一种新的趋势和新的现象。这个新的趋势和现象就是，世界处在“两个国家间的冷战向两个国家参与的更复杂的世界秩序缓慢过渡的时期”。在他看来，冷战结束是确定的事实，时间短暂的后冷战时代也开始结束了，只是新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目前处在过渡之中。他说的两个国家先是美国与俄罗斯，后是美国和崛起中的中国。强调的是“参与”而不是“冷战”和“后冷战”。也就是说，世界秩序状态不再像从前谁的“一言九鼎”那么简单，而是多元话语权中的“复杂过渡”。虽然他有意无意地把世界秩序简化为美中关系，并不准确，但中美都具有大国的特征，用来说事儿，人们还是明白其中含义的。总之，是在这个多元发展特征十分明显的时代，美中两国的竞合关系与冷战时期不同，也与单极化的后冷战时代不同。“两国都认识到，不应过度地重视意识形态，而应相互作出妥协。”美中两国避免发生冲突的状况符合两国的利益。布热津斯基针对俄乌问题引起的美俄冲突，再次提出“乌克兰芬兰化的主张”。他说，美国并没有进入像越南战争后的“败走时代”，“但由于全球力量的再分配，美国已然不是唯一的霸权国家。这是世界的真相。美国必须认识到世界已经变得极其复杂的事实。”

“世界已经变得极其复杂”，用更明确的语言来诠释，是多元中呈现的“复杂”。记得新加坡前外长杨文明这样说过，要把新的世界秩序看作是一个拥有两个太阳的太阳系。也有新加坡学者用“2G”来表述，其实这也未必是中国追求的世界秩序真相，一定要强调中美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只是因为它们是具有更多影响力的大国。与其比作两个太阳的太阳系和“2G”，莫如说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利益平衡格局。

应当看到，破解这种过渡的“复杂性”，必须找到一把打开对世界秩序变化认知的锁钥，那就是世界秩序根本目标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主动参与数量质量带来的均势而非秩序本身，变化的是运转程序而非核心内容秩序。换言之，变化的是实现秩序的治理手段而非秩序本身。

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角色

中国无意于挑战世界秩序，因为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追求。中国更无意挑战美国，中国所做的一切，都像一切正常国家一样，维护自己的主权和核心利益，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关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世界经济共同发展。她所要求改变的，只是现行世界秩序运转程序中的不合理也不符合多数国家愿望的“霸权”因素，希望在改革中逐步消除这些并不能有效支持正常秩序运行甚至适得其反的东西。

2016年初，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发表一篇文章《中国的超级大国命运中的美元与美分》说，中国的崛起催生了一些诸如西方世纪的终结和全球新秩序诞生的书籍，但也有不同的分析，如中国会不会统治世界的争辩与论说。从更客观的评论视角来看，这些命题本身就有些自问自答，在炒作一种并不存在的假设。有一些还是变着方法唱衰中国。但唱衰中国就能唱兴美国吗?其中也有一些瑕瑜互见的论说，有一定的客观性，认为中国正在崛起，既与中国正在发展的事实不矛盾，也与中国“统治世界”这样一个“伪命题”扯不上。他们注意到，一些媒体炒作学者沈大伟的《不完全大国》一书之后，又开始谈论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孔诰烽的《为什么中国不会统治世界》。孔诰烽的观点与从不同角度唱衰中国的书籍观点并不完全一样，他分析了有关中国发展走向的几个“美国看法”，一是中国将谋求挑战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二是2008年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三是中国正在挑战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四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正逆转全球不平等现象。孔诰烽认为，前三个看法并没有现实依据，比如中国并没有挑战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它是市场化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正逆转全球不平等现象这一点，“听起来真实可靠”。但他的主要论据不一定会永久正确，那就是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和“美元陷阱”。孔诰烽认为，中国购买美国债券并用美元结算大多数对外贸易，使得美元得以长久稳居全球主导地位，这个“美元陷阱”决定了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美元确乎是美国霸权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一点在目前世界金融体制中还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而剧烈的变化也会带来全球经济的紊乱，但解铃者往往是系铃者，美元的真正霸权其实来自对石油资源的捆绑，或者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石油美元”的出现。油价如果继续下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美元的命运其实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出现“石油美元”的空心化，与别人的意愿并不相干。

“美国看法”其实只是一些人的视角，不一定全错，但肯定不会全对。对于学术讨论，只要不在主观上有偏见，讨论总比不讨论强许多。关键是决策指挥者想怎么干。

基辛格在2015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讲，对于中国在世界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现在无人能够作答，但是每个人又都清楚，必须确定中国角色。世界秩序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没有任何国家愿意通过武力而非和平方式解决纠纷。“习近平主席把国际挑战定义为，创立一种可使潜在敌人成为合作伙伴的体系。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多，这代人承载的一个独特任务就是实现这个目标。”他还说，“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一种世界秩序，可以让所有国家都参与到创建国际秩序中来”，“现在我们处在一个独特的时期，革命性的变化接连不断。回顾历史，欧洲曾统治世界长达两百多年，并形成一个适用于其自身的独特体系”，“但问题是，世界没有其他地区或国家能按完全相同的方式组织起来”。“问题何在?归根结底，所有国家最后都要参与世界秩序的构建。但我认为，关键一点还是中美两国必须达成一致。这对中美两国来说都很艰难，因为两国的历史如此不同，各自的制度又是如此独特”，要想弥合两国间的差距并不容易。“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要理解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同时中国人要理解的是，美国人也在学习。有时他们能将一些战略思维应用到新事物上，但有时也会遇到问题。世界上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比如气候变化、网络问题以及足以摧毁整个人类的核武器威胁等，我们应当把应对这些问题变成共同使命。”“虽然彼此之间可能存在分歧，但我们必须永远牢记目标何在。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世界秩序，但必须要有这样一个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也称国际秩序，与其对应的是区域秩序。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提出，对于什么是世界秩序和区域秩序，目前是美国说了算，一旦美国认为其他国家偏离了其定义的国际或区域秩序，就将之视为是在挑战现存国际或区域秩序，不是施压打压就是制裁，这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面要发出重新构建和完善国际秩序的声音，同时要运用自己的理念和能力如“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先行构建区域秩序。中国至少可以做三个方面的事情，一是继续在现存国际秩序内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并不是现存国际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国无意把激进的变革引入现存国际秩序，而是要在内部和其他国家共享国际空间”。二是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秩序话语权，清晰地阐述中国这些新的区域秩序与现存国际秩序的补充关系，就像亚投行不是取代世界银行与亚开行而是合作伙伴一样。三是中国要与美国的传统盟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从而化解美国的阻力。从亚投行的创始和发展来看，中国是可以用更开放更多元的方法和途径实现这一点的。亚投行一开始遭到美国和日本的强烈抵制，但随着英国的加入，其他西方国家也纷纷加入，从而迫使美国、日本转变态度或不能再反对。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重视从欧盟国家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入手促成美国态度的转变，这些国家与中国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同时也没有很大的掌控国际秩序的“野心”，它们最关心的是世界经济的走向和国内的发展，它们也不会放弃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一带一路”创造了市场发展机会，非常容易形成一种共同发展的呼应，而共同发展则是任何一种秩序的基石。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并没有谁要刻意去改变世界秩序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需要改变的是世界秩序中的话语权结构，而这是符合美国提倡的民主价值观的。话语权也不单单是一个比谁的话分量重，而是集思广益，重在建设，至少会是所谓“兼明偏暗”。明秩序与暗秩序哪个更是世界需要的秩序状态，这是一个最明白不过的道理。

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也认为，“中国从未想推翻现有国际秩序”。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斯温在其《2008—2009年之后的中国全球治理观并无多大不同》一文中提出的主要根据是:中国获益于现有体系，中国的全球治理观里有六个体现国际观的建设性主题，中国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重改革”。中国获益于现有体系并不错，但中国更关心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中国的获益包含在各国共同发展之中。他归纳的中国全球治理观里的六个主题:一是强化全球秩序中正义、公平、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二是改革而不是推翻全球治理体系的目的是管控一系列日益具有挑战性的全球问题;三是要求保护和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秩序中的利益;四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石必须是“主权平等原则”;五是这种“主权平等原则”也要体现在国家行为的新领域如“网络领域”;六是推动开放经济体系的扩大并促进“对保护主义的抵制”。他的分析基本抓住了实质。他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建立“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在改革”的肯定评价，认为在2008—2009年之前及之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强调“国家主权原则”和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权利和影响力，是一以贯之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希望以真正的替代机构来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现有经济机构，希望以一个重商主义的、排他性的国际经济关系网络来取代现有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希望破坏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制度，甚至希望排斥人权在评估国家行为时的作用。”他在文章中说，全球治理是指在“全球性政府的情况下，全球事务在民族国家及非国家参与者之间得到治理的方式”，这主要指一整套以促进开放贸易和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以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和社会援助等为中心的价值观、制度与过程。那种所谓中国要推翻现有国际秩序的论点“几乎找不到任何支持”。

世界秩序不再需要霸权

对于世界秩序的问题，美国人关心的程度要比中国人大得多，因此也是美国朝野上下的舆论焦点之一。比较乐观的声音是当前世界秩序并没有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陷入了危机。因为，“二战”后形成的机构框架没有变化，保证世界正常运转的国际机构陆续建立，联合国及联合国安理会、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即世界贸易组织乃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在继续发挥作用。正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所说的，在“二战”之后的60年里，国际风云急剧变幻，冷战开始，然后结束;美国的单极力量崛起，然后衰落;如今，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扩张其实力和影响力。然而，在经历这几十年的变革之后，由机构、“同盟”和合作伙伴关系组成的全球体系依然保留下来。事实上，国与国之间的制度化合作——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在过去20年里得到深化。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几十年里，关于美国的世界秩序终结的著作多到可以装满一家小型图书馆，但是在当前国际秩序中最显著的特征是“自由霸权秩序”。“自由霸权秩序”概念是伊肯伯里教授自己定义的，虽然强调了“自由”的性质，但“自由”与“霸权”一结合，这个世界秩序就变了味。“霸权”而且是“自由霸权”，那岂不是如同“市霸”或者拳坛霸主一样的概念吗?这好像是说，你孔武你就来霸，这在市场上也行不通，遑论是未来世界秩序所需要的。至少，这不是现有多边机构尤其是联合国的定义。世界秩序需要更多的国家共同维护，世界秩序需要影响力和协调力，并不需要霸权。但他在讨论当前所谓秩序“危机”时同时使用了“自由国际秩序”的概念，认为“或许存在一种权力的危机，但并非深层次原则的危机。自由国际秩序是围绕着开放，至少是松散的基于规则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开放指的是，各个国家可以畅行无阻地接触自己的社会能力，是进行货物、资本和思想的交流和交换的能力。基于规则的关系指的是，根据一般原则和制度建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区别于那些围绕着区域性集团、实力范围或是帝国区域所建立的关系”。他还说，“今天的斗争是关于话语权的斗争，是关于谁能坐在桌前，是关于如何重新组织权力平台”，“这场斗争在地区和国际机构中正全面展开。中国和其他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正寻求在现有多边机构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同时努力构建以发展为导向的新机构。形形色色的旧机构和新机构处于竞争之中，但这场斗争并非对立的现代化模式之间的斗争，并不寻求修改关于秩序的意识形态”。

伊肯伯里教授也认识到，世界秩序是世界的，并不再仅仅是美国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自由国家秩序仍有未来，但不再仅仅是一个美国秩序”，而是一种“更为宽泛的关系体系”。“该体系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所有这些特征，赋予了现代国际体系异乎寻常的适应、发展、融合与完善的能力。”他也正确地注意到:“开放为贸易、资本、技术交流和知识的转让创造了机会，多边规则为各国在全球层面以更为平等的立足点运作创造了工具，并且为正在崛起的国家和正在衰退的西方国家提供了相同的保护。”他认为，这是一种组织世界的方式，“并不是某种文化、文明或是霸权的产物”。当前正在发生的全球权力转移和形形色色的新型国际问题——全球变暖、流行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失败国家正在给现有的国际规则和机构施压，“如果这个世界想要走出泥沼继续前进，那么也需要我们携起手来齐头并进”。

伊肯伯里教授的分析基本是中肯的，也具有明晰的逻辑线，为什么美国的一些当政者包括一部分学人不能够正视呢?如果说是基于策略，倒也罢了。说到底，还是那个霸权思想在作怪。人们看到，不仅是另一种无中生有的所谓中国正在利用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损害世界秩序的声音，不时地在出现，甚至一个遏华反华的“准军事联盟”轮廓也在模糊中渐次清晰起来。奥巴马政府不理会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主张的“国家主权原则”，借着中国在自己的领土领海主权范围内实施自己的建设计划，尝试着再次升级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一开始的“不选边站”到明确地“选边站”，又从“选边站”发展到亲自组织军事“围堵”，又是轰炸机又是航母，又是借用基地又是“联合巡航”，还要借着朝核危机部署“萨德”什么的，一付备战的样子。甚至，美国的五角大楼借媒体扬言，美军“抗衡中俄新战略开始形成”。什么新战略呢?就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2015年提出的那个“第三次抵消战略”，也就是说，包括战略核威慑在内的军事技术的研发和运用。尽管他们说这仅会“争取5年到10年的时间”，但“威慑”和围堵的“八卦阵”是摆开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美国说法”的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好像不能完全解释得通。因为真要乱了套，首先危及的就是世界秩序的两大根本目标和平与发展。那么还有一种解释，重返亚太和亚洲再平衡是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就提出来的。他在任期内做了四件事:一是国内想方设法提高就业率，基本做到了;二是撺掇着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较劲，一直到现在没有结果，搞得欧盟俄罗斯两败俱伤近乎平手;三是从中东拔出脚来，搞起“平衡”，任你“伊斯兰国”闹得再凶就是死也不派地面部队，结果是拖得时间越长，难民潮越猛，也让欧盟招架不住;四是重返亚太，五年里搞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再就是上演军事重返亚太的连台本戏，管它将来会不会是夹生饭，局面由后继者去收拾。反正付出的成本不大，还能扩大驻军，稳住老伙计，多拉几个新伙伴，只要能够形成“政治遗产”，为什么不做呢?

奥巴马需要的是美国的全球霸权。以至于有人把美国的军事甚至国防部长选任当成政治秩序的化身，也有人把美元当成经济秩序的核心，还有人把无所不在的霸权当成是所有秩序的稳定器。结果，人们看到，目前世界并不安宁并不稳定，缺少共同繁荣发展的长效机制尤其是平等、自由，国际民主也还是言大于行，至少是大多数国家缺少话语权，只能在非友即敌的选择中确定自己的行为走向，这无疑是秩序的悲哀。人们看到，中东的乱局还没有结束，有人又想挑起其他地区的紧张，世界经济还没出现根本好转，有人又要雪上加霜，这样的秩序状态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理想中的世界秩序状态。

仅仅是这些吗?似乎还不够，于是又有人揭底，是不是落入了那个“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