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进步
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政府长期奉行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强调工业优先的基本原则，农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二战结束后，土耳其政府的经济政策逐渐由国家主义转变为自由主义，强调农业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作用，优先考虑农民的利益，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通过政府购销而保持农产品的较高价格。50年代可谓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农业革命阶段，农业生产出现空前繁荣的状态。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民主党政府的相关政策，诸如增加农业的信贷投资、政府对于农产品实行价格保护、推广农业机械和开垦荒地，提供了土耳其农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农业银行以及各种信贷机构提供的农业贷款，1950年为8.1亿里拉，1955年增至28.56亿里拉，1960年达到47.56亿里拉。1950—1959年，主要农产品价格增长近一倍。农业领域的公共建设投资在全部公共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例，1950年为15.4%，1959年增至27.9%。[105]
战后土耳其农业的进步，首先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土耳其的耕地面积（包括播种地和休耕地），1948年为1390万公顷；1956年增至2245万公顷，1959年达到2294万公顷。[106]50年代的10年间，耕地面积共计增加930万公顷，增长幅度达到67%。[107]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土地利用形式出现明显的变化：1950—1960年，农田所占全国土地的比例从18.7%上升至29.9%，牧场所占全国土地的比例则从48.7%下降至36.9%。[108]
耕地面积扩大的直接原因，是拖拉机的推广使用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凯末尔时代，农民主要使用包括木犁和铁犁在内的传统农具耕种土地，耕作效率低下，农作物产量增长缓慢。1927年，21.1万农户使用铁犁，118.7万农户使用木犁。[109]1936年，土耳其全国仅有拖拉机961台；1948年，土耳其全国仅有拖拉机1756台，播种机6171台，联合收割机1291台。[110]自50年代起，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逐渐提高，农业机械投资的75%用于购置拖拉机，拖拉机的数量呈明显上升的趋势，1952年为31415台，1954年为37743台，1956年为43727台，1958年为42527台，1960年为42136台，1970年为105865台，1980年为435000台[111]；1990年为692454台，1997年达到775442台。[112]1955年，播种机为16600台，联合收割机为8600台。1960年，播种机为38270台，联合收割机为11130台。1965年，播种机为47880台，联合收割机为15340台。[113]1977年，播种机为14万台，联合收割机为2万台。[114]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直接表现为机耕面积的增加。1948年，耕地总面积为139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仅10万公顷，机耕面积不足耕地总面积的1%。1950年，耕地总面积为145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120万公顷，机耕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9%。1960年，耕地总面积为233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320万公顷，机耕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4%。1970年，耕地总面积为243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790万公顷，机耕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33%。1972年，耕地总面积为251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1020万公顷，机耕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40%。[115]
化学化和水利化亦是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1950年，化肥投入量为4.2万吨，施肥面积仅占全部播种面积的0.04%。1960年，化肥投入量为10.7万吨，施肥面积占全部播种面积的0.07%。至1975年，化肥投入量为370万吨，施肥面积在全部播种面积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4%。1950年，农药投入量为950吨。1960年，农药投入量为2. 3万吨。1975年，农药投入量达到6. 2万吨。1950年，农田灌溉面积为80万公顷，占全部耕地面积的0.6%。1960年，农田灌溉面积为117.7万公顷，占全部耕地面积的5.1%。至1975年，农田灌溉面积为223.2万公顷，在全部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达到9.5%。[116]1990年，农田灌溉面积增至390万公顷；1997年，农田灌溉面积达到455.5万公顷。[117]
耕地面积扩大和农业技术进步的结果，是农作物产量的明显提高。1955年以前，农作物的平均年增长率长期徘徊于1.5%。1955—1960年，农作物的平均年增长率增至3.9%。1960—1965年，农作物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4.5%。[118]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448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860万公顷，1990年达到942万公顷，小麦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387万吨增至1970年的1008万吨，1990年达到2000万吨；大麦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190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259万公顷，1990年达到332万公顷，大麦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205万吨增至1970年的325万吨，1990年达到730万吨；玉米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59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65万公顷，1990年下降为52万公顷，玉米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85万吨增至1970年的104万吨，1990年达到210万吨。[119]主要经济作物棉花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45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53万公顷，1997年达到72万公顷，棉花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12万吨增至1970年的40万吨，1997年达到83万吨；甜菜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5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12万公顷，1997年达到47万公顷，甜菜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89万吨增至1970年的425万吨，1997年达到1840万吨；烟草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13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33万公顷，1997年下降为29万公顷，烟草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9万吨增至1970年的15万吨，1997年达到29万吨。[120]
土耳其的耕地在全部国土面积中所占的比例，1960年为29.9%，1976年为31.0%。[121]换言之，60—70年代，耕地面积并未出现明显的增长趋势；此间农作物产量的增长，主要在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主要农作物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1925年为每公顷344公斤，1950年为每公顷865公斤，1960年为每公顷1097公斤，1980年为每公顷1829公斤，1997年为每公顷1997公斤；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1925年为每公顷437公斤，1950年为每公顷264公斤，1960年为每公顷283公斤，1980年为每公顷744公斤，1997年为每公顷1152公斤；甜菜的单位面积产量，1925年为每公顷1752公斤，1950年为每公顷16781公斤，1960年为每公顷21608公斤，1980年为每公顷25119公斤，1997年为每公顷39424公斤；烟草的单位面积产量，1925年为每公顷849公斤，1950年为每公顷785公斤，1960年为每公顷735公斤，1980年为每公顷1024公斤，1997年为每公顷988公斤。[122]另据资料统计，大麦的单位面积产量，1948年为每公顷1186公斤，1960年增至每公顷1304公斤，1975年达到每公顷1731公斤，1948—1975年单位面积产量增长超过50%；马铃薯的单位面积产量，1948年为每公顷6909公斤，1960年增至每公顷8750公斤，1975年达到每公顷13911公斤，1948—1975年单位面积产量增长超过100%。[123]
在耕地面积扩大、农业机械推广、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作物产量增长的基础之上，战后土耳其的农作物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经济作物的增长幅度加快，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随之提高。1950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为825万公顷，产量为780万吨，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为85万公顷，产量为180万吨。1960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为1300万公顷，产量为1520万吨，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为129万公顷，产量为650万吨；1970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为132万公顷，产量为159万吨，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为1320万公顷，产量为750万吨。粮食作物在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1950—1952年为44.64%，1973—1975年降至37.40%；相比之下，经济作物在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1950—1952年为17.38%，1976—1975年增至23.72%。根据相关的统计，土耳其农产品的市场化比率，1950年为33.5%，1960年达到46.7%，1970年增至64.6%。另据1970年的统计，土耳其谷物产品的市场化比率为32%，棉花、烟草、甜菜和茶的市场化比率超过99%。值得注意的是，地产的规模与农业市场化的程度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1970年，面积不足2公顷的地产，小麦和大麦的市场化比率平均为7.2%和5.2%；相比之下，面积超过100公顷的地产，小麦和大麦的市场化比率平均达到76.18%和64.50%。[124]尽管如此，随着从内向型经济模式到外向型经济模式的转变，包括棉花、烟草和干果在内的传统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呈明显下降的趋势。传统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1960年为76.0%，1980年下降为57.4%，1997年下降为8.8%。与此同时，工业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1960年为17.9%，1980年上升为36.0%，1997年上升为89.6%。[125]
乡村社会与土地改革
1945年，乡村人口占土耳其总人口的83%，分布在超过4万个村落之中。[126]1945年以后，土耳其经济社会领域的突出现象，是乡村人口增长速度的相对缓慢以及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下降。据统计，土耳其的乡村人口，1950年为1570万，占总人口的75.0%；1960年为1890万，占总人口的68.1%；1970年为2190万，占总人口的61.5%；1980年为2510万，占总人口的56.1%。[127]另一方面，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逐渐密切，农业进一步融入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乡村传统的封闭状态随之削弱。1968年，四分之三的村社与公路相连或毗邻公路。1960年，73%的村社建有学校；1968年，建有学校的村社增至88%；1972年，五年制学校取代三年制学校成为乡村学校的基本模式。1968年，约有一半的村社至少每周可以读一次报纸。收听广播的村民从1962年的19%增至1968年的40%，乡村的收音机数量从1965年的每千人28部增至1975年的每千人58部。1968年，约一半的村社设有医疗机构。[128]
经济的市场化无疑是现代化的基础层面，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与乡村社会的封闭状态则是制约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明显障碍。农业的发展与乡村社会的进步，导致农业与非农业的经济活动之间以及乡村与城市之间形成稳定和密切的经济联系，进而构成经济市场化的重要环节。在理论上，出租土地的地产主、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和租种土地的无地农民构成乡村社会的基本要素。然而，实际情况十分复杂。土地改革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地权分布与地产结构则直接影响土地改革的相关政策。
从1923年开始，土耳其共和国经历了缓慢的土地改革进程。土耳其政府曾经多次制定土地改革的相关政策，20年代和30年代以及1945年和1964年颁布的法律均提及土地改革，内容包括农业税的改革、瓦克夫地产的国有化、向移民以及部分无地农民有偿分配国有土地。1945年土地改革法颁布前，99.75%的乡村农户拥有土地不足50公顷，土地不足50公顷的农户占有全部耕地的86.34%；另一方面，土地超过50公顷的农户约6000户，占有全部耕地的13.66%。[129]
1945年5月，议会审议新的土地改革法案。根据新的土地改革法案，500哈（约合50公顷）的私人地产应向耕种土地的贫困农民出售；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分成制农民和佃户的份地应由20哈分割为5哈；政府向农民发放期限20年的无息贷款，用于购置土地和相关农具。[130]“据估计，大约占农村人口三分之一的将近五百万人，将从这些法律中得到好处，如果全部得以实现的话，那将是推行一项主要的革命，从而把土耳其变成为一个独立小农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国家”[131]。然而，该项法案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激烈抨击，被迫修改为向贫困农民出售的土地局限于国有土地，私人地产未被纳入土地改革的范围。[132]1950年，政府征购的地产规模起点由500哈提高为5000哈。到1951年，只有16.2万哈土地分给农民，其中只有3600哈属于私人地产[133]，仅3.3万户农民从国家获得土地。[134]
民主党尽管在40年代后期反对共和人民党制定的土地改革法案，却在1950—1960年执政期间推行土地改革；此间，31.2万户农民从国家获得土地。[135]1973年，议会通过新的土地改革法，计划将320万哈即全部耕地的11.5%纳入重新分配的范围，向54万户贫困农民提供耕地，其中83万哈来自私人地产的征购，其余来自国有土地的出售，同时规定私人合法地产的最高限额，即灌溉耕地（水浇地）不得超过30—100哈，非灌溉耕地（雨浇地）不得超过47—200哈，视不同地区而实行不同的标准。然而，上述诸多法律和政策大都只是一纸空文。至1977年宪法法院废止新土地改革法为止，只有1200户无地农民获得2.3万哈耕地。[136]土耳其共和国的大地产多数分布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东南部，主要采用传统的小生产和分成制租佃制；在西部的爱琴海沿岸、黑海沿岸和色雷斯地区，传统模式的大地产为数较少，中等地产居多，大都采用雇佣劳动和现代经营方式，具有商品经济的明显特征。[137]因此，土地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安纳托利亚东南部。
土耳其共和国乡村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小所有制的广泛存在和大地产数量的相对有限。1937年，地产不足2公顷的贫困农户约40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8.8%；地产2—5公顷的自耕农约30万户，占全部农户的27.7%；地产5—20公顷的富裕农户约27万户，占全部农户的26.3%；地产超过20公顷的大地产主约7万户，占全部农户的7.0%。1952年，地产不足2公顷的贫困农户约77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0.6%；地产2—5公顷的自耕农约80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1.5%；地产5—20公顷的富裕农户约81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2.2%；地产超过20公顷的大地产主约14万户，占全部农户的5.7%。1963年，地产不足2公顷的贫困农户约127万户，占全部农户的40.9%；地产2—5公顷的自耕农约86万户，占全部农户的27.8%；地产5—20公顷的富裕农户约85万户，占全部农户的27.5%；地产超过20公顷的大地产主约11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7%。[138]另据统计，1963年，地产不足10公顷的农户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37年为85.3%，1952年为82.0%，1963年为86.8%，1970年为89.8%。1963年，地产不足5公顷的贫困农户213万户，占农户总数的68.6%，占有全部耕地的25.0%；地产5公顷以上20公顷以下的中等农户85万，占农户总数的27.6%，占有全部耕地的42.0%；地产超过20公顷的富裕农户和大地产主11.5万，占农户总数的3.8%，占有全部耕地的33.0%。1970年，地产不足5公顷的贫困农户23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75.0%，占有全部耕地的31.3%；地产5公顷以上20公顷以下的中等农户67万，占农户总数的21.9%，占有全部耕地的47.5%；地产超过20公顷的富裕农户和大地产主9万，占农户总数的3.1%，占有全部耕地的21.2%。地产超过50公顷的大地产主，1952年占农户总数的1.5%，占有全部耕地的24.8%，1963年占农户总数的0.5%，占有全部耕地的13.2%，1970年占农户总数的0.4%，占有全部耕地的6.0%。[139]以上数字表明，中小地产的面积呈上升趋势，大地产主的数量和大地产的面积均呈下降的趋势。
1950—1981年，农户总数从2322391户增至5563110户，其中拥有土地的农户从1985645户增至3844861户，无地农户从336764户增至1718244户，无地农户所占的比例从14.5%上升为30.9%。换言之，1950—1981年，农户总数增长140%，拥有土地的农户增长94%，无地农户增长410%。[140]1973年，无地农户和地产不足1哈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5.8%，占有全部耕地的2.5%，地产1哈以上5哈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4.8%，占有全部耕地的18.8%，地产5哈以上20哈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4.4%，占有全部耕地的38.7%，地产超过20哈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7%，占有全部耕地的40.0%。[141]1991年，地产超过50哈的大地产主占农户总数的0.92%，占耕地总面积的17.1%；地产10—50哈的中等地产主占农户总数的14.04%，占耕地总面积的40.80%；地产不足10哈的小农占农户总数的84.86%，占耕地总面积的46.40%，其中地产超过1哈而不足10哈的小农占农户总数的68.96%，占耕地总面积的40.70%。[142]以上数字表明，20世纪后期，土耳其的地产分布依然呈分散的状态，中小地产占主导地位。
60年代土耳其乡村的突出现象，是地产不足2公顷的小农户大都将土地出租给地产超过5公顷的大地产主和中等地产主，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由大地产主和中等地产主集中经营，而小农户将地产出租以后往往移入城市抑或在乡村从事非农业性劳动，由此形成所有权与耕作权的分离。直至70年代，上述现象依然延续。[143]
与同时期的埃及、伊朗、伊拉克相比，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是未曾经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土耳其乡村的地权分布与地产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小农经济在土耳其乡村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出现的问题是，土地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即土地改革是否构成实现农业生产发展和乡村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在理论上，土地改革的经济根源，在于特定的地权分布与地产结构，即小农经济的普遍衰落与大地产的广泛发展；高度发达的极权政治，则是土地改革得以实践的前提条件。埃及、伊朗和伊拉克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发生于纳赛尔时代、巴列维时代和复兴党统治时期；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既是否定乡村社会的传统模式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环节，亦是极权政治自城市向乡村广泛延伸的历史形式。换言之，埃及、伊朗和伊拉克的大规模土地改革与地权分布的严重不平等状态以及极权政治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与埃及、伊朗、伊拉克相比，土耳其乡村的贫富分化程度较低，亦未形成高度发达的极权政治，土地改革的相关政策和历史进程独具特色。
工业化的长足进步
自共和国建立开始，工业化构成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础，工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经历明显的发展过程。20年代和30年代初，土耳其工业基础薄弱，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据统计，土耳其的工业企业，1927年为470家，1930年为1255家，1932年为1473家，且私营企业居多，规模较小，技术落后，集中于食品加工、纺织和采矿业等传统部门。凯末尔时代后期，国家主义成为发展工业的主要举措。至1950年，建立起数以百计的国有企业，雇用工人约7.6万，其中食品加工业、纺织业和重工业各占三分之一。据统计，1930年，土耳其年产纺织品0. 4万米，水泥7.3万吨，糖1.3万吨；1940年，土耳其年产纺织品4.7万米，水泥28.4万吨，糖9.5万吨，铁0. 8万吨；1950年，土耳其年产纺织品10万米，水泥30万吨，糖13.7万吨，铁5.9万吨。[144]
二战以后，土耳其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是发展进口替代型工业，强调发展民族工业。政府采取的举措，包括工业品价格补贴、工业减税、限制进口、对欧美工业品征收高关税以及控制汇率，旨在消除外国工业品对于本国工业品的竞争。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重要形式，是建立合资企业，由外资提供技术和原材料，本国提供资金和劳动力。伊斯坦布尔以及伊兹密尔和阿达纳成为土耳其主要的工业中心。进入70年代，工业品基本自给，农矿产品出口国际市场。
自50年代开始，工业化长足进步，工业品产量迅速增长，现代工业部门趋于成熟。1950—1960年，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一倍；1962—1973年，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三倍；1973—1977年，工业生产总值增长50%。出口工业品从1960年的13%增至1975年的35%。[145]1962—1978年，钢铁年产量从45万吨增至295万吨，拖拉机年产量从2574台增至15000台，汽车年产量从3051辆增至79061辆，水泥年产量从232万吨增至1529万吨，玻璃年产量从2.2万吨增至16万吨，化肥年产量从16.4万吨增至261.6万吨，毛纺织品年产量从2100万米增至5600万米，棉纺织品年产量从53300万米增至133700万米。[146]
土耳其的能源严重依赖于石油。70年代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上涨，对于土耳其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导致严重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70年代初，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为20%，1979年升至90%。[147]1979年，土耳其政府以减少进口限制、削减补助金，提高物价和削减政府开支作为条件，从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获得18亿美元的贷款。进入80年代，土耳其政府放弃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发展模式，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鼓励私人经济，扩大市场经济，建立自由经济区，寻求国际市场，外向型的经济模式逐渐成熟。
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初，土耳其政府曾经两度推行自由主义和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均因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支付失衡和财政赤字而宣告失败。此外的大部分时期，内向型进口替代和政府干预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模式构成土耳其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自80年代初开始，土耳其逐渐放弃市场保护政策和政府干预政策，实施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贬值货币，提升利率，冻结工资，吸引国外投资，鼓励出口，放宽进出口贸易和货币限制，提高出口竞争力，旨在缓解贸易赤字、改善支付平衡和抑制通货膨胀。[148]与此同时，政府致力于改造国有企业。1981年，38家大型国有企业，16家盈利，22家亏损。自1984年起，政府取消国有企业享有的优惠和补贴政策，实行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的公平竞争，发售国有企业的证券和股票，取消私人投资的限制，扩大私人投资领域。[149]
8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导致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出口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1977—1979年仅为3.8%，1983—1986年上升为13.6%。1981—198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1%。[150]相比之下，1980—1987年，出口额年均增长22%；1979—1988年，出口额从23亿美元增至117亿美元。[151]1980—1985年，进口额年均增长16%。1980—1986年，进口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5%增至21%。1979—1987年，出口额从23亿美元增至102亿美元。[152]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出口商品结构经历明显的变化；工业品出口额呈持续上升的趋势，构成80年代外向型经济长足发展的突出现象。1979年，农产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60%；1988年，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20%。[153]工业品的出口额，1963年为620万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7%，1973年为22150万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6.8%，1980年增至78200万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6.9%，1987年达到672490万美元，占出口总额的66%。1980—1985年，工业品出口额年均增长44%，纺织品、皮革制品、化工制品、钢铁是增长幅度较快的出口产品；1980—1986年，纺织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例从15%增至25%。[154]
在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政治层面之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与经济层面之国家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表现为同步的倾向。然而，由于在一党制时代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相对有限，国有化程度较低，私人经济长期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多党制取代一党制的过程中并未出现明显的和大规模的非国有化运动。所有制的混合结构，即私人经济与国有经济的长期并存，构成土耳其共和国工业化进程的突出特征。另一方面，多党制时期，国有资本经历了与国内私人资本以及外国资本融合的过程，进而在国有经济领域形成一定程度的混合所有制。不仅如此，私人经济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其在工业领域的投资存在诸多局限；相比之下，国有经济资金雄厚，技术先进，尽管在体制上存在种种弊端，却在推动工业化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冶金和化工领域独占鳌头，进而与私人经济长期并存。
50年代，土耳其政府强调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工业领域。1954年，土耳其政府颁布外国投资法即第6224号法令，向外国投资者提供诸多的优惠条件，吸引外国投资者。来自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投资者接踵而至，现代工业部门成为外国投资者首选的投资领域。尽管如此，在50年代的土耳其，国有经济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国有企业大都属于基础工业和采矿业，规模庞大，私人资本无力收购亦难以控制。[155]
在土耳其，铁路构成国有经济的重要形式，而公路则与私人经济密切相关抑或更具民间色彩。凯末尔时代，政府投资的重要领域是铁路建设，联结城市和工业中心是铁路运输的主要内容。相比之下，公路建设进展缓慢，乡村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农产品的运输受到严重的制约。二战以后，私人经济成分明显扩大，铁路建设趋于停顿，公路建设成为发展交通运输的主要形式。1940—1960年，铁路仅从7381公里增至7895公里，而公路则从41582公里增至61542公里。[156]
1961年颁布的宪法，强调发展私人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共同发展，强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有机结合，强调国家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自60年代开始，土耳其政府连续制定1963—1967年、1968—1972年和1973—1977年三个五年计划，加强经济领域的宏观控制。国有经济的投资领域，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冶金和化工等资金和技术密集的大型企业。私人经济的投资领域，主要是诸如食品加工和纺织业等日常消费品生产领域的中小企业。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初期，政府强调私人经济。私营企业主要分布于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沿岸，国有企业则分布于安纳托利亚内陆地区。在30—40年代的国家主义时期，政府致力于发展国有经济，私人经济的发展相对缓慢。实行国家主义和发展国有经济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工业化、民族化、官僚化和极权化。二战以后，私人经济逐渐发展。超过10人的私人企业，1951年为660家，1953年增至1159家，1960年达到5284家；与此同时，上述私人企业雇用工人的平均数从25人增至33人。[157]自60年代开始，土耳其政府采取多项积极措施，包括对于投资新兴产业者的减税政策和进口设备的关税优惠政策、进口工业品的高额关税以及低息贷款，鼓励发展私人工业，私人企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私人企业的产值急剧增长，私人企业的产业结构结构出现相应的变化。
据相关资料统计，1950年，共有国有企业103家，固定资本占制造业全部固定资本的54.4%，雇用劳动力7.6万人，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58.3%；私人企业2515家，固定资本占制造业全部固定资本的45.6%，雇用劳动力8.7万人，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1.7%。1954年，共有国有企业146家，固定资本占制造业全部固定资本的59.4%，雇用劳动力8.6万人，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50.5%；私人企业3704家，固定资本占制造业全部固定资本的40.6%，雇用劳动力13.1万人，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9.5%。1958年，共有国有企业195家，固定资本占制造业全部固定资本的57%，雇用劳动力11.8万人，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5%；私人企业4926家，固定资本占制造业全部固定资本的43%，雇用劳动力17.3万人，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55%。[158]1950年，国有企业平均雇用劳动力738人，私人企业平均雇用劳动力40人；1976年，国有企业平均雇用劳动力640人，私人企业平均雇用劳动力83人。[159]
1963—1967年，政府投资占工业企业投资总额的32.7%，私人投资占工业企业投资总额的67.3%；1973—1977年，政府投资占工业企业投资总额的43.4%，私人投资占工业企业投资总额的56.6%。1963年，国有企业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占52.7%，私人企业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占47.3%；1977年，国有企业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占29.7%，私人企业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占70.3%。1975年，在食品与烟草行业，国有企业的产值占48%，私人企业的产值占52%；在纺织业，国有企业的产值占15%，私人企业的产值占85%；在石油与化工行业，国有企业的产值占58%，私人企业的产值占42%；在冶金行业，国有企业的产值占9%，私人企业的产值占51%；在机械制造业，国有企业的产值占12%，私人企业的产值占88%。[160]另据资料统计，1973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34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251亿里拉，占投资总额的46.8%，私人投资293亿里拉，占投资总额的53.2%；1980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8640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4820亿里拉，占投资总额的55.8%，私人投资3820亿里拉，占投资总额的44.2%；1985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5547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32284亿里拉，占投资总额的58.1%，私人投资23257亿里拉，占投资总额的41.9%；1988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255240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116410亿里拉，占投资总额的47.5%，私人投资128830亿里拉，占投资总额的52.5%。[161]
1970年，国有企业占企业总数的5.26%，私人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4.73%；国有企业雇佣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36.8%，私人企业雇佣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63.2%；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4.3%，私人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45.7%。1980年，国有企业占企业总数的4.68%，私人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5.31%；国有企业雇佣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36.5%，私人企业雇佣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63.5%；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40.4%，私人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9.6%。1990年，国有企业占企业总数的4.62%，私人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5.37%；国有企业雇佣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24.4%，私人企业雇佣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75.6%；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31.3%，私人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8.7%。1993年，国有企业占企业总数的3.84%，私人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6.15%；国有企业雇佣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21.8%，私人企业雇佣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78.2%；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5.6%，私人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4.4%。[162]
以上数字表明，二战以后，国有与私有混合型的经济结构长期并存，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平分秋色；国有企业数量较少而规模较大，私人企业数量较多而规模较小；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在固定资本与工人数量之间的比例方面明显不同，国有企业技术设备含量较高而私人企业劳动力含量较高；国有企业在资金、技术和生产规模方面占据优势，私人企业的生产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则高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率较低，私人企业的投入产出率较高；国有企业的规模及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呈逐渐下降的趋势，私人企业的规模及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尽管如此，国有企业依然在土耳其工业生产领域长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产业结构的转变与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土耳其共和国初建之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凯末尔时代，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工业化进程的启动。30年代，政府强调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和工业优先的经济政策，工业成为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着力发展基础工业；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农业产值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并非由于政府的投资和生产条件的改善。1930—193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5%，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163]1923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9.8%，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5.8%，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41.7%。1940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7%，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22.3%，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4%。[164]1950年，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7.3%；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为16.5%。[165]1935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81.8%，非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18.2%；1950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85.7%，非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14.3%。[166]以上数字表明，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的产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变化。
自50年代起，土耳其的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下降，产业结构随之改变。根据土耳其政府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即1963—196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农业投资预计占投资总额的17.7%，实际占投资总额的13.9%，工业投资预计占投资总额的16.9%，实际占投资总额的占20.4%。根据第四个五年计划即1968—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农业投资预计占投资总额的15.2%，实际占投资总额的11.1%，工业投资预计占投资总额的22.4%，实际占投资总额的占26.8%。根据第五个五年计划即1973—197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农业投资预计占投资总额的11.7%，实际占投资总额的11.8%，工业投资预计占投资总额的31.1%，实际占投资总额的占28.2%。[167]第三个五年计划即1963—1967年期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3.7%，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0.6%。第四个五年计划即1968—1972年期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3.6%，工业年均增长率为9.9%。第五个五年计划即1973—1977年期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3.3%%，工业年均增长率为9.9%。[168]
1950—1960年，农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5.4%，工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8.3%，服务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6.7%。1960—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为6.2%。其中，在60年代，农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2.0%，工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0.5%，服务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6.7%；至70年代，农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3.8%，工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7.6%，服务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7.5%。[169]1963—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4%，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2.6%，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0.4%；1971—197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4.3%，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0.1%。198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1%，其中农业产值增长率为3.6%，工业产值增长率为5.5%。[170]1960—1978年，农业产值从268亿里拉增至450亿里拉，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37.9%下降为21.4%；工业产值从112亿里拉增至535亿里拉，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5.9%上升为25.5%；服务业产值从303亿里拉增至1040亿里拉，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42.7%上升为49.6%。[171]1980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21.1%，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下降为30.2%，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45.6%；1987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7.1%，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6.5%，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44.8%。[172]1997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7%，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0%。[173]以上数字表明，自50年代起，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非农业经济部门的迅速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幅度明显超过农业的增长幅度。；至70年代后期，工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在国内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均已超过农业产值。[174]
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标志是劳动力分布状态的变化。1950—1973年，农业劳动力年均增长0.75%，工业劳动力年均增长4.07%。其中，1950—1963年，农业劳动力年均增长1.44%，工业劳动力年均增长3.88%；1963—1968年，农业劳动力年均增长0.22%，工业劳动力年均增长3.73%；1968—1973年，农业劳动力年均增长—0.52%，工业劳动力年均增长4.91%。[175]1950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85.7%，工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7.4%。1960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74.9%，工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上升至9.6%。[176]1976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59%，工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上升至13%。[177]1980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57.6%，工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上升至15.9%。[178]
奥斯曼帝国末期，人口增长处于停滞状态：战争的频繁、局势的动荡、边界的改变和人口的移动，构成导致人口增长速度缓慢的重要因素。奥斯曼帝国末期的1900年，生活在小亚细亚半岛及色雷斯的人口为1396万；相比之下，1927年土耳其共和国的总人口仅为1365万。[179]此后20年间，土耳其共和国的人口增长尽管呈上升趋势，然而增长幅度有限。另一方面，1927年，乡村人口共计1140万，规模超过万人的城市人口共计220万，规模超过万人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6.4%；1950年，乡村人口共计1710万，规模超过万人的城市人口共计390万，规模超过万人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8.5%。[180]此间，乡村人口年均增长1.7‰，城市人口年均增长2.4‰[181]；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差无几，城市化水平低于同时期的中东国家埃及和伊朗。
自50年代以后，土耳其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50年的2100万增至1970年的3485万，1990年达到5610万。[182]市场经济的成长密切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导致人口分布的相应变化，工业化的长足进步加速了土耳其的城市化进程。尽管政府在战后实行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和大幅度增加农业投资，50年代仍然出现乡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明显趋势，约150万人离开土地，其中60万人移入四个最大的城市。1950年以前，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1950年以后，移入城市的乡村人口大都转化为常驻居民。[183]
伴随人口的增长、产业结构的改变和工业化的长足进步，土耳其的城市化程度迅速提高。1950年，土耳其总人口为2094.7万，其中城市人口为524.4万，占总人口的25.0%；1960年，土耳其总人口为2775.5万，其中城市人口为886万，占总人口的31.9%；1970年，土耳其总人口为3660.5万，其中城市人口为1369.1万，占总人口的38.5%；1980年，土耳其总人口为4473.7万，其中城市人口为1964.5万，占总人口的43.9%；1984年，土耳其总人口为4881.2万，其中城市人口为2260万，占总人口的46.3%。[184]1997年，城市人口在土耳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达到65%。[185]
1950年，土耳其总人口的年增长率为1.7‰，城市人口年增长率为2.7‰；1965年，土耳其总人口的年增长率为2.7‰，城市人口年增长率为6‰；1975年，土耳其总人口的年增长率为2.5‰，城市人口年增长率为6‰。[186]另据统计，1950—1975年，土耳其人口年均增长率2.7‰。[187]此间，尽管乡村人口出生率高于城市40%，然而乡村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1.3‰，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6.0‰[188]，其中规模超过10万人的大城市人口年均增长7.4‰。[189]大量乡村人口移入城市，无疑是城市人口增长速度高于乡村人口增长速度的直接原因。据统计，1970年，超过60%的城市人口，其出生地系其他省份，属于外来移民。
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突出表现，是城市规模的扩大。20年代，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只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40年代，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亦只有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安卡拉，另有人口5—10万的城市6个，人口2.5—5万的城市21个。1955年，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增至6座，人口5—10万的城市增至11座，人口2.5—5万的城市增至26座。1960年，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增至9个，人口5—10万的城市增至18个，人口2.5—5万的城市增至30个。[190]1940年，城市的平均规模为3.3万人；1975年，城市的平均规模达到5.7万人。[191]1950—1980年，规模超过10万人的城市从5座增至29座；1980年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三大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36%，其余规模超过10万人的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27%。[192]安卡拉的人口由1950年的29万增至1970年的124万，1990年达到256万。伊斯坦布尔的人口由1950年的98万增至1970年的214万，1990年达到622万。伊兹密尔的人口由1950年的23万增至1970年的52万，1990年达到176万。阿达纳的人口由1950年的12万增至1970年的35万，1990年达到92万。[193]1997年，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达到10个，其中伊斯坦布尔900万人，安卡拉360万人，伊兹密尔310万人，布尔萨190万人，阿达纳160万人。[194]土耳其的大城市主要分布于西部经济发达的色雷斯、马尔马拉、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意味着土耳其的人口分布自中东部高原内陆农业地区向西部工业地区及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阿达纳诸多大城市的人口移动。相比之下，黑海沿岸和安纳托利亚东部及东南部的贫困地区没有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16个城市中只有5个城市人口在10万至20万之间。[195]
作为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化长足进步的历史结果，城市化导致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塑造着崭新的社会阶层。一方面，现代产业工人逐渐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另一方面，乡村移民居住的棚户区逐年扩大，城市贫困人口急剧膨胀。城市的棚户区房屋，1945年约1万处，棚户区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1.4%；1950年约10万处，棚户区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12.8%。[196]1969年，棚户区的人口占安卡拉城市居民的65%，占伊斯坦布尔和阿达纳城市居民的45%，占伊兹密尔、厄尔祖鲁姆和萨姆松城市居民的35%。[197]1975年，城市的棚户区房屋达到80万处，棚户区的人口超过400万，占城市总人口的26.6%。[198]在安卡拉，棚户区目前已经占据整个市区面积的二分之一。[199]城市社会日趋尖锐的贫富对立，加之传统秩序的崩坏导致从乡村移入城市的下层民众处于无助的状态，以及严重的失业现象，提供了激进势力和极端倾向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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