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这里的分化性社会是相对于总体性社会而言的，如果将总体性社会概念界定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3个权力中心的高度重合、国家与社会重合、国家对权力和资源的完全垄断的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分化性社会就是指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经济与行政、行政与法律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初步分离，市场参与资源的配置的非同质性社会。[10]
在分化性社会中，像云南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基本上被置于发展的困境之中。1949—1978年间国家配置社会资源的原则——国家行政权力支配下的调拨关系发生转变[11]，致使云南在社会分化中处于更为落后的位置，因为，社会分化不仅使企业、个人、社会组织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与中央相对的地方也开始成为利益主体。其实，伴随改革进行的经济管理权力的下放，使中央与地方财政逐渐分开，各地方被要求加强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地方不能完全依靠中央，而中央也不能任意调拨各地方的资源、分配各地方的利益，于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无偿调拨关系转而成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双方都要按照市场的交换原则才能使用对方的资源，这种关系原则在各省地方之间更需要遵守。在这种情况下，云南省只能依靠自有条件来实现经济的发展，而不能无条件依靠国家无偿调拨资源和经费来平衡云南的财政收支。
云南城镇工业规模很小而且极为落后，广大农村的经济水平极低，适合种植的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滇东北地区生态恶化严重，人口膨胀，垦殖过度，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难以保障；滇西北地区山高谷深，交通不便，民族聚集，有的少数民族是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开放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旧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加之这些地区生活资源贫乏，生存环境恶劣，文化教育落后，原始生产方式和小农生产方式并存，生产力水平较低，许多少数民族至今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之中；滇东南地区岩溶地貌发育且干旱缺水；滇西南地区资源丰富，但交通不便；滇中地区基础设施稍好，但产业结构不合理。总的说来，少数民族集聚山区，社会发育迟缓，基本处于粗放的传统农耕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不从事规模性商品交换活动，自然经济观念根深蒂固，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温饱线以下，到20世纪末，云南低收入人口和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居全国首位，这种状况既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又影响了云南自力更生的能力。
在这样的条件下参与市场竞争，其劣势是非常明显的。随着改革的深化，云南在技术条件、经济实力方面的劣势越来越明显，资本缺乏、人力资源严重缺失（高水平人才）、技术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种种不利因素，逐渐使云南更进一步退居为发达地区的原材料初加工车间和产品返销的市场，云南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剪刀差”越来越大，社会不平衡性日益加大。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最为突出，贫困地区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较深，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滞后，市场主体发育缓慢，市场体系不健全，习惯于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领导方式和生产方式，缺乏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的经营观念，开拓市场和开发资源的能力不足，制约了当地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根据“五普”资料，2000年云南省总人口为4235.9万，其中，城镇人口为989.62万，占总人口的23.36%；乡村人口为3246.26万，占总人口的76.64%。同一年，全国总人口为 126583万，其中，城镇人口为 45844万，占总人口的36.22%；乡村人口为80739万，占总人口的63.78%，云南省的城镇人口比全国低12.86个百分点，乡村人口比全国高8.86个百分点；云南贫困地区（即73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城镇化率仅为12.05%，与全省同类地区城镇化水平23.36%相比，少11.31个百分点，仅相当于云南省平均水平的一半，比全国城市化水平低24.17个百分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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