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的社会与分异的空间

7.4　分化的社会与分异的空间

新制度经济学者认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即利益格局转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管制权力的放松或分散化，实际上就是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过程。市场化、全球化的影响绝不是仅仅停留于经济组织领域，而且造成了中国城市中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如果说传统上社会主义城市是缺乏城市性的（Szelenyi，1996），传统的社会主义城市更是一个政治礼仪的场所（吴缚龙，2006），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是一个以单位制为细胞的整体均质空间，那么，市场化与全球化的作用则带来了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迅速分化:多种经济体制的并存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平均分配机制，城市居民的经济结构发生分化；住房体制的改革和私有化打破了传统的单位制社区，造成了城市住区的社会分异；合法的以及体制外收入的巨大差异，造成了不同社会阶层成员间实际收入的巨大落差，消费需求的差异性刺激了城市中各种消费空间的兴起；户籍制度的放开使得乡村居民在巨大的比较收益差距的现实面前，选择了向城市源源不断地大规模迁徙，由此导致了城市内非正规居民与非正规就业的大量出现，弱势群体聚居的空间如马赛克一样镶嵌于城市的特定地域，形成了许多“问题空间”，等等。总之，转型期的中国城市正塑造着一个日益分化的社会和分异的空间，社会空间的隔离和冲突愈来愈明显、尖锐，这正在引起学术界与政府的强烈关注。

然而，尽管改革开放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已经造就了庞大的城市人口，分化的社会阶层造就了城市中光怪陆离的生活和多样化的消费空间，但是正如许多社会研究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城市中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也就难以对“市民利益”、“公众利益”实现真正的保护。经济转型期的城市发展过程可描述为产权的重新界定和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再分配过程，转型期中国城市中强劲的全球化、市场化力量与微弱的市民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是两股完全不对称的力量，它们却共同塑造着新的城市景观。因此，我们虽然已经不会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去强调建设一个“生产性的城市”以取代“消费性的城市”，但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空间却更多地让资本（而不是它的广大市民）在说话:在沿海的许多城市，大量的“全球制造车间”占据了城市用地比例的主体，象征着金融资本聚集的摩天大楼和CBD已经用“市场的力量”将贫困的城市居民驱赶到了城市的边缘，城市中各种流光溢彩的消费空间主要是为“先富裕起来”的社会成员而准备，而所谓的“社会公平”价值观在城市空间重构中体现得却是那么苍白。我们不能否认，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城市资本的积累，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为代价的，为经济增长作出不可磨灭贡献而被忽略的巨大社会资本，并没有在财富的再分配中得到有效的补偿。

显然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现在中国的政府和研究者都已经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和谐社会”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这样的一种矛盾。社会的分异在相当程度上是资本作用的结果，然而，修复社会的隙痕和减少空间分异的负面效应，却不能简单地依靠“资本弥补”的作用，逐步从体制环境上去培育一个健康的市民社会，将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