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后土耳其的政党政治与政治变迁
一党制时代的结束
凯末尔主义与共和人民党统治的社会基础是新兴的官僚资产阶级。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的现代化实践主要局限于城市的范围，涉及乡村的改革举措甚少。凯末尔时代，约占总人口80%的乡村农民，生活境况以及卫生条件和教育水平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以现代化重要内容之一的电气化为例：1923—1943年，发电量增长10倍，然而电力供应仅仅覆盖城市地区；直到1953年，在全国约4万个自然村中，通电的自然村只有10个。另一方面，凯末尔时代，政府直接控制乡村和农民；宪兵和税吏遍布各地，成为农民憎恨的对象。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政策，不仅损害传统教界的既得利益，而且导致官方思想与民间信仰的严重对立，进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切断了连接国家与民众的重要纽带。二战期间，土耳其政府为保证必要的军费来源，实行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干预市场价格，增加税收，强化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导致城市民众特别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普遍不满。政府在二战期间征收农产品税和降低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导致乡村地主阶层的强烈反对。[200]在一党制的历史条件下，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直接表现为反对共和人民党统治地位的政治倾向。
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模式在于政府、共和人民党与凯末尔的三位一体。凯末尔作为克里斯玛式的统治者，具有不可替代的绝对权力。1938年凯末尔死后，克里斯玛式的政治人物不复存在，共和人民党内部发生裂变，政府、共和人民党与个人独裁三位一体的政治模式出现危机的征兆。二战期间，国际形势急剧恶化。土耳其尽管宣布中立，却始终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制约着共和人民党内部的裂变，一党制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二战结束之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土耳其内部的政治对立逐渐加剧，议会开始成为诸多政治群体角逐权力的重要舞台。
早在1944年11月，伊斯梅特·伊诺努在大国民议会发表演说，开始强调宪法赋予的议会权力，允诺实行民主政治和承认反对派政党的合法存在，旨在缓解日益加剧的国内矛盾，共和人民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垄断出现松弛的迹象。1945年5月，议会审议新的土地分配法案。审议期间，新的土地分配法案尽管得到总统伊斯梅特·伊诺努的支持，却在议会内部引发明显的分歧和尖锐的对立，土耳其政坛开始出现反对派的声音。[201]同年6月，共和人民党议员阿德南·门德列斯、凯拉勒·拜亚尔、拉菲克·科拉尔坦和福阿德·科普鲁卢向议会提交“四人备忘录”，要求执政党即共和人民党尊重1924年宪法规定的民主原则，保障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修改与民主原则不符的法律条文。“四人备忘录”尽管遭到共和人民党的拒绝，却在诸多社会阶层得到广泛的赞同。[202]福阿德·科普鲁卢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指责一党独裁背离民主制的政治原则，抨击共和人民党政府滥用权力，呼吁强化议会对于政府的制约功能。[203]7月，伊斯坦布尔的企业家努里·德米拉格创立战后第一个反对派政党国家发展党，主张实行自由主义和发展私人经济。[204]11月，伊斯梅特·伊诺努在议会表示，土耳其民主制的主要瑕疵是缺乏反对派政党，应当采用直接选举取代间接选举，废除限制自由和民主的若干法律条款，允许持不同政见者组建反对党。[205]伊斯梅特·伊诺努声称，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是发展我国政治生活的正当途径，而且也是促进民族福利和政治成熟的更带建设性的办法。我们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防止因政治上见解不同而形成同胞之间的彼此敌视”[206]。1946年1月，被共和人民党开除的议员阿德南·门德列斯、拉菲克·科拉尔坦、福阿德·科普鲁卢和辞去共和人民党议员职务的凯拉勒·拜亚尔创建民主党，强调政府控制港口、铁路、电力、水力、矿业和林业的必要性，同时反对国有企业的特权地位。[207]同年5月，共和人民党召开第六次大会，实行党内的民主化改革，废除党内领袖的终身制，规定共和人民党主席选举产生和任期4年的组织原则，同时宣布1946年7月举行议会选举，取消间接选举，实行直接选举。[208]
1946年7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上首次由执政党和反对党共同参与，投票率为85%。[209]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赢得议会465个席位中的396个席位，民主党作为反对党赢得62个议会席位，独立候选人赢得7个席位。[210]根据民主党的说法，该党实际获得的席位是279个。共和人民党试图争取民主党加入内阁，作为自己的执政伙伴，遭到民主党的拒绝。[211]共和人民党庞大的分支机构和广泛的政治势力，特别是选举程序的缺陷，明显影响了1946年7月的选举结果。另一方面，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在基本纲领上并无本质的区别；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以及对于左翼势力的排斥，构成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共同的政治原则。反对共和人民党的诸多社会群体，成为支持民主党的主要政治力量。尽管如此，1946年7月的大选毕竟开辟了执政党与反对党角逐议会席位的先河，进而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民主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1947年1月，民主党召开第一次大会，发表自由宪章，肯定凯末尔在实现民族独立和改造社会方面的历史功绩，宣布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在1920年民族宪章的基础上完成凯末尔的未竟事业。[212]会议期间，民主党主席凯拉勒·拜亚尔明确提出著名的三项要求，即修改选举法、总统与执政党主席职位分离、废除违背宪法和民主原则的相关法律条款。[213]
1947年7月，伊斯梅特·伊诺努宣布，承认反对派政党的合法地位以及反对派政党与共和人民党的平等地位，赋予工人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伊斯梅特·伊诺努声称：“在一个多党制的国家里，总统应该置身于政党政治之上，应该是一个无党派的国家元首，并且对于各个政党都负有同样的义务。”[214]随后，伊斯梅特·伊诺努与共和人民党政府总理佩克尔、民主党主席凯拉勒·拜亚尔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政党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分离。[215]一党制的政党制度由此退出土耳其的历史舞台。
1946年，共和人民党政府起草新的五年计划，沿袭凯末尔时代的原则，继续实行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提交议会审议。民主党议员反对共和人民党的国家主义政策，要求限制政府对于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发展私人经济，少数激进的民主党议员甚至将国家主义比作法西斯主义的残余。1947年1月，伊斯坦布尔商人成立“伊斯坦布尔商人联合会”，批评国家主义阻碍经济进步，支持民主党的自由主义纲领。1947年11月，共和人民党政府修改新的五年计划，强调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争取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会和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强调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公路建设，同时拒绝了民主党关于出售国有企业的要求。[216]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的基本纲领进一步趋同。
1950年2月，议会修改选举法。同年5月，土耳其举行新一届的议会选举。1950年议会选举的突出特点在于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环境，首次实行选民的直接选举取代已往的间接选举，由司法机关取代行政机关监督选举程序，采用秘密投票和公开计票的原则。[217]在全国890万选民中，795万选民参加投票，投票率为89%。大选结果是，民主党获得424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53.3%，共和人民党获得318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9.7%；根据土耳其的选举制度，民主党获得议会487个席位中的408个席位，共和人民党获得议会69个席位，民族党获得1个席位，独立候选人获得9个席位。[218]
1950年民主党取代共和人民党而成为执政党的根本原因，在于诸多传统社会阶层与新兴社会群体的广泛支持。“农村豪门、农民、新兴商业阶级和旧宗教阶级，这些大概便是1950年支持民主党的最重要的分子。”[219]伊斯梅特·伊诺努结束了长达14年的总理生涯和长达12年的总统生涯，共和人民党失去执政党的地位而成为议会中占据少数席位的反对党。民主党的第一任主席凯拉勒·拜亚尔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拉菲克·科拉尔坦当选议长，阿德南·门德列斯以民主党新主席的身份出任内阁总理。[220]
自1876年至1950年，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先后经历14次议会选举，其中只有第二次宪政革命期间的1908年、1912年和1919年以及战后1946年、1950年五次选举出现多党竞选的局面，只有1950年的选举出现执政党向在野党移交权力的政治变动。“1950年的选举结果颇具戏剧性。作为共和国创立者的政党在选举中落败，反对党却以83.8%的选票获得选举的胜利”[221]。1950年的议会选举，可谓土耳其现代政治史的重要分水岭，标志着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深刻变革和政治民主化的长足进步。从1946年多党政治的合法化到1950年议会选举的民主化，在短短的四年时间中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政治领域的历史性转变，在发展中国家堪称绝无仅有。不同政党之间通过议会选举的形式实现权力的和平移交，成为此后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官方政治与民间政治趋于一致，民众的选择成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来源。
多党制的政治实践
50年代，伴随着普选制的完善与多党制的政治实践，总统权力逐渐削弱，议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舞台。1950年大选之后的议会，其人员构成与凯末尔时代存在明显的区别。新议会的成员更加年轻，与所在的选区联系更加密切；更多的议员不具有官僚和军人的政治背景，因而更加富于民间色彩抑或非政府倾向。另一方面，国家、政党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50年代发生明显的变化。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政府机构与共和人民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处于重合的状态，共和人民党成为国家控制社会的政治工具。1950年民主党执政以后，国家、政党与社会之间的传统模式遭到否定，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逐渐分离。
民主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前，可谓民众意志的代言人和民主政治的象征。1950年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后，安卡拉的教界人士曾经表示：“感谢安拉让我们从共和人民党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民主党议员亦公开宣称：“凯末尔是象征独立的总统，伊诺努是象征独裁的总统，而拜亚尔是象征自由的总统。”民主党内阁的建立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阿德南·门德列斯领导的民主党内阁被视作代表民众意志的第一届政府。[222]然而，民主党在取代共和人民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排斥政治异己的专制倾向逐渐显现，其对于共和人民党的限制程度甚至超过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对于民主党的限制程度。1950年的议会选举无疑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重要分水岭，然而，民主党执政时期，土耳其的民主政治在诸多方面仍有待成熟，甚至出现逆向的变化。不可将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之间的权力角逐简单归结为民主与专制的抗争。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抑或历史条件下，在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进程中，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所扮演的角色经历了变化的过程。此类现象在中东诸多国家普遍存在。因此，研究政党政治，不仅需要分析其社会基础和政治纲领，更需要分析该政党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特别是由非法组织转变为合法组织以及由反对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实践。
民主党执政期间，其与共和人民党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的状态。民主党自称是民众意志的代言人，负有实现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同时希望共和人民党成为顺从自己的合作伙伴。共和人民党作为凯末尔主义的象征，长期以来在官僚和军队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尽管丧失执政的地位，仍然不失为土耳其政坛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加之拥有雄厚的财力支撑，构成挑战民主党执政地位的潜在威胁。1951年，民主党政府取缔共和人民党的重要外围组织“人民园地”和“人民之家”。1953年，民主党控制的议会通过决议，将共和人民党以及“人民园地”和“人民之家”的财产收归政府，旨在打击共和人民党的势力和削弱共和人民党作为反对党的政治影响。[223]
50年代前期是土耳其经济的繁荣时期，也是民主党执政的黄金时期。民主党政府强调农业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优先考虑农民的利益，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高价收购农产品，积极推广农业机械。[224]民主党政府推行的政策促进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产值增长迅速，农民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农业的巨大进步换来了农民对于民主党政府的广泛支持，经济政策的成功保证了民主党在新一届议会选举中的胜利。1954年5月举行大选，登记选民1026万人，投票者910万人，投票率达到88.6%。大选的结果是，民主党获得515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56.6%，超过1950年大选时获得的53.3%的选票，共和人民党获得316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4.8%，少于1950年大选时获得的39.9%的选票。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从420个增至505个，共和人民党的议会席位从63个降至31个。[225]此外，奥斯曼·布鲁克帕希领导的民族党获得4.8%的选票和5个议会席位。[226]
50年代中叶开始，土耳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1950—1955年，财政赤字额增长8倍。1950—1958年，里拉与美元的兑换比率由2.8：1上升为10：1，通货膨胀率由3%上升为20%。1960年，外债高达15亿美元，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227]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社会不满的加剧，民主党政府的支持率随之下降。1950年以前共和人民党执政期间，民主党挑战共和人民党执政地位的主要手段是自由主义的竞选纲领。然而，5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社会不满的加剧，民主党政府逐渐放弃自由主义政策，趋向于极权主义的政治立场，不断强化对于社会和民众的控制，直至形成阿德南·门德列斯的独裁统治，民主化进程出现逆转的趋势。1955年9月，民主党政府与英国及希腊谈判解决塞浦路斯的未来政治地位，土耳其民众举行一系列的抗议活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地出现骚乱，政府宣布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三大城市实行军事管制。同年12月，反对阿德南·门德列斯独裁统治的部分议员宣布脱离民主党，成立自由党。此后，自由党与共和人民党、民族党共同构成议会内部的反对党。[228]1956年夏，阿德南·门德列斯援引1940年的《国家安全法》，控制市场物价和物资供应，强化新闻管制，取缔政治集会，民主党政府的极权主义倾向进一步加强。[229]1956年8月，共和人民党总书记卡希姆·古里克遭到监禁。1957年4月，工会联盟遭到取缔。同年7月，民族党领导人奥斯曼·布鲁克帕希被司法机构逮捕。民主党政府的高压政策导致反对派政党的联合趋势；议会反对党共和人民党、自由党和民族党试图建立竞选联盟，共同挑战民主党的执政地位。1957年9月初，福阿德·科普鲁鲁宣布退出民主党，加入反对派阵营。来自反对派的巨大压力，迫使民主党政府决定提前举行大选。与此同时，民主党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不同政党建立竞选联盟。[230]
1957年9月底，土耳其举行大选。登记选民1210万人，投票者934万人，投票率仅为77.15%，低于1950年89.06%的投票率和1954年88.75%的投票率。[231]民主党尽管再次获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却丧失了原有的绝对优势，仅获得437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47.3%，赢得424个议会席位。相比之下，反对党呈上升趋势，共和人民党获得375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40.6%，赢得178个议会席位，自由党获得3.8%的选票和4个议会席位，共和民族党获得7.2%的选票和4个议会席位。[232]
50年代后期，阿德南·门德列斯的独裁统治导致军方的强烈不满。1957 年12月，9名军官涉嫌反对政府，在伊斯坦布尔遭到逮捕，民主党政府与军方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恶化的征兆。[233]“1959—1960年政府针对反对派所采取的镇压性手段，仅仅是企图遏止要求变革的不断高涨的潮流的绝望挣扎。”[234]1959年5月，共和人民党议员与民主党议员在议会发生激烈冲突。1960年4月，民主党控制的议会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政治反对派，共和人民党议员旋即退出议会，以示抗议。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学生举行示威，反对民主党的一党制专政，民主党政府随后宣布在这两座城市实现军事管制。[235]同年5月，军方发动政变，占领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政府机构，解散议会，逮捕包括阿德南·门德列斯在内的民主党官员，宣布成立由38名军官组成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作为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机构，推举前陆军司令杰马尔·古尔赛勒出任国家元首、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236]6月，由发动政变的军官控制的国家统一委员会指定法学教授拟定新宪法草案，阐述军事政变和政权更替的法律基础，宣布民主党政府违背宪法。9月，民主党遭到取缔。[237]1961年1月，国家统一委员会解除政治活动禁令，允许政党参与选举，进而召开292人组成的制宪会议，邀请诸多政党和社会各界的代表参加制宪会议。1961年7月，举行新宪法的全民公决，635万人支持，支持率为61.7%，393万人反对，反对率为38.3%，另有241万人弃权，新宪法获得通过。[238]
1924年颁布的所谓第一共和国宪法，首次确定共和制的基本政治制度，强调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原则，赋予公民广泛的法律自由和政治自由，议会构成共和制和民主政治的外在形式。然而，在凯末尔时代，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之间不尽吻合，而是存在明显的差异，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共和人民党的权力垄断。1937年，凯末尔主义的六项原则作为共和人民党的基本纲领被列入宪法。50年代民主党执政期间，公民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变化，多党制的政党制度助长着政治舞台的多元化倾向。政治生活的进步，导致修改宪法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的客观需要。1961年颁布的宪法，一方面沿袭1924年宪法的政治框架和凯末尔主义六项原则规定的基本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强调权力的平衡与国家机构的制约原则，明确规定立法权属于议会而行政权属于总统和内阁。[239]选举程序不受政府干预，由独立于政府的最高选举委员会和地方选举委员会监督实施。议会根据政党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数量分配议员席位，总统与政党分离的原则成为1961年宪法区别于1924年宪法的显著特征。[240]
根据1961年宪法，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会实行两院制，议会下院包括450名议员，议员产生于直接选举，按照各省的选民人数分配名额，任期4年；议会上院包括选举产生的150名议员和总统任命的15名议员，任期6年，每2年改选其中的三分之一。[241]议会上院有权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否决议会下院决议，旨在强化议会内部的权力制约。[242]新宪法规定，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7年，不得连选连任；总统当选以后，须脱离原有政党和军籍，终止议员资格；总理由大选中获多数票的政党领袖担任，内阁对议会负责；议会的正副议长由议员选举产生，不得参与政党活动。[243]议会选举由最高选举委员会和地方选举委员会实施监督，政府不得干预选举程序。[244]根据新宪法，设立独立行使司法权力的宪法法院，负责裁决议会通过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原则，同时确认大学的自主地位、新闻媒体的独立地位和社会舆论的充分自由，充分保障公民权利。[245]新宪法还规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领导，成员包括武装部队参谋总长为首的军方将领和政府总理以及相关的内阁部长，掌管国家的安全事务。与1924年宪法相比，1961年宪法赋予民众更多的政治自由，左翼势力和右翼势力在政治舞台取得平等的地位。此外，1961年宪法规定土地改革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诸项内容，承认工人享有结社权和罢工权，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制定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计划，旨在克服民主党执政时期国民经济的混乱状况。“1961年宪法创造了土耳其共和国前所未有、即使在当代世界亦不多见的民主和法律框架，旨在限制国家权力的膨胀和促进公民社会的繁荣。”[246]
1960年的军事政变和其后两年间的军人统治，是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阶段。军人的干预并未导致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中断和独裁政权的建立，亦未改变战后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方向，而是构成进一步否定凯末尔时代绝对主义传统和一党制政治模式的重要杠杆。军人政权在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主要贡献，在于颁布1961年宪法、实行两院制议会和设立宪法法院。1961年宪法的制定和实施以及议会的改组和宪法法院的设立，标志着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长足发展，政党制度进一步成熟，多党制的政治生活空前繁荣。政党政治的多元化，特别是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的分庭抗礼，成为60年代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
1961年10月，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共有14个政党参加竞选。登记选民1291万人，投票者1052万人，投票率为81%。共和人民党获得372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6.7%，赢得议会下院173个席位，在民主党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正义党获得353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4.8%，赢得议会下院158个席位，在自由党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新土耳其党获得139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13.7%，赢得议会下院65个席位，持保守立场的民族党获得142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14%，赢得议会下院54个席位。议会上院的议员按照一省一席的多数票制产生，共和人民党获得议会上院36席，正义党获得议会上院70席，新土耳其党获得议会上院28席，民族党获得议会上院16席。杰马尔·古尔赛勒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国家统一委员会成员成为议会上院的终身议员。[247]1961年的议会选举结果表明，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的继承者正义党之间的角逐依然主导土耳其的政治舞台。新宪法赋予的政治自由并未导致右翼政党和伊斯兰政党的兴起，左翼的土耳其工人党亦未获得进入议会的足够选票。[248]1962 年11月13日，杰马尔·古尔赛勒宣布解散国家统一委员会，结束军方对于国家的控制，土耳其由此进入第二共和国时期。
50年代，土耳其的政治生活具有两党制的浓厚色彩；在1950年、1954年和1957年的议会选举中，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分享超过90%的选票和98%的议会席位，阿德南·门德列斯领导的民主党作为议会多数党长期垄断内阁职位。相比之下，1961—1977年，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的继承者正义党尽管依旧构成最重要的两大政党，然而其政治影响力无疑呈下降的趋势，在此间5次选举中仅获得73%的选票和80%的议会席位。[249]与此同时，诸多小党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上升，进而与两大政党组建联合政府和分享内阁职位。选举政治的完善，提供了政党政治长足进步和多党制政党政治日渐成熟的基本框架。
1961—1965年，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多党联合政府的建立和内阁的频繁更替。1961年议会选举之后，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组成联合政府，伊斯梅特·伊诺努出任总理。1962年6月，正义党退出联合政府，共和人民党与另外两个议会政党即新土耳其党和民族党组建新的联合政府。1963年12月初，共和人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垮台，伊斯梅特·伊诺努辞职，正义党组阁，拉吉卜·古姆斯帕拉出任内阁总理。12月底，正义党内阁垮台，共和人民党重新执政。1965年10月举行大选，登记选民1368万人，投票者975万人，投票率为71.3%。正义党获得492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52.9%，赢得议会下院450个席位中的240个席位，共和人民党获得268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28.7%，赢得议会下院134个席位，民族党获得58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6.3%，赢得议会下院31个席位，新土耳其党获得35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7%，赢得议会下院19个席位，土耳其工人党获得28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赢得议会下院14个席位。[250]1965—1969年，正义党作为议会多数党单独组阁；土耳其政坛继20—40年代的共和人民党和50年代的民主党时代之后，进入正义党的时代。1969年大选，登记选民1479万人，投票者952万人，投票率为64.3%。正义党获得423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46.5%，赢得议会下院256个席位，共和人民党获得249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27.4%，赢得议会下院143个席位，信任党获得60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6.6%，赢得议会下院15个席位，新土耳其党获得20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2.2%，赢得议会下院6个席位，土耳其工人党获得24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2.7%，赢得议会下院2个席位，民族党获得29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2%，赢得议会下院6个席位。[251]正义党作为议会多数党再次单独组阁。1965—1971年，正义党成为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力量，正义党领袖苏莱曼·德米雷尔长期担任内阁总理，土耳其政坛此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土耳其政党政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末期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期间和凯末尔时代，政党政治对于土耳其的政治生活产生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自二战结束后，多党制的议会选举标志着土耳其的政党政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23—1950年，共和人民党是土耳其唯一合法的执政党。共和人民党的裂变，开启了战后土耳其多党制政党政治的先河。
50年代，土耳其的政党政治表现为两党制的政党模式，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分别作为执政党和反对党长期处于分庭抗礼的局面。1950年、1954年和1957年的三次大选中，民主党和共和人民党获得超过90%的选票，占据98%的议会席位。然而，50年代的民主党作为执政党长期垄断国家权力，排斥政治异己，日渐独裁，具有非民主化的明显倾向。1960年的军人政变具有否定民主党之权力垄断和政治独裁的积极作用，可谓推动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历史杠杆。第二共和国时期，政党政治构成诸多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分享国家权力的基本形式。尽管如此，60—70年代，土耳其的政党政治依然具有两党制的浓厚色彩，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主导政坛。1961—1977年的5次大选中，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作为土耳其政坛的两大政党，平均获得73%的选票，平均占据议会下院80%的席位。[252]1961—1965年可谓共和人民党执政时代，1965—1971年则是正义党执政时代。1971年的军人政变，宣告正义党执政时代的结束。
随着民主党时代的结束，共和人民党重新登上土耳其的政治舞台。始建于1923年的共和人民党，直至40年代末期以前具有明显的极权倾向，是凯末尔主义得以付诸实践的政治工具。自50年代开始，在多党制的历史条件下，共和人民党的思想纲领和内部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从强调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转变为倡导民主政治和私人经济，激进的政治倾向随之逐渐让位于温和的政治色彩。[253]进入60年代，共和人民党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土地改革，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鼓励私人经济，增加投资，限制进口，保护民族工业，实行矿产和石油资源的国有化，强调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同时保持自二战结束后形成的与西方世界的同盟关系。[254]60年代前期，共和人民党在土耳其政坛占据主导地位，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主张发展混合经济，实行公平税制和土地改革，完善工人的社会保险，旨在争取中下层民众的支持。60年代中期，布伦特·埃杰维特倡导的中左立场成为共和人民党的政治纲领；共和人民党俨然是土耳其政坛之中左翼政治势力的象征，区别于正义党的中右翼政治形象。1966年10月，共和人民党举行第十八次大会，布伦特·埃杰维特当选共和人民党总书记。1972年5月，伊斯梅特·伊诺努辞职，布伦特·埃杰维特当选共和人民党主席。[255]60年代后期，共和人民党丧失在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地位，1965年和1969年两次议会选举中均落后于代表中右翼政治势力的正义党。1973年，共和人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再度胜出，获得33%的选票和议会下院185个席位，成为议会的多数党。[256]
作为正义党前身的民主党，其政治纲领与共和人民党并无根本的区别。在多党制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作为主宰土耳其政坛的两大主要政党，分别属于中右翼与中左翼政治派别，均表现为相对温和的政治倾向。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的交替执政，体现了多党制时代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温和色彩。1950年民主党赢得议会选举的首要原因在于农民的支持。民主党在执政期间亦采取相应的倾斜政策，实行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增加清真寺数量，恢复宗教广播和宗教学校，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增加乡村的资金投入，发展乡村道路和公共设施，进口农业机械，保障农产品的价格。民主党内阁因此被时人称作“乡村的政治机器”[257]。5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党政府财政赤字加剧，外债大幅上升，进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引发民众的广泛不满。50年代末，民主党倾向于极权政治，极力削弱军人、官僚和知识分子，促使后者倒向共和人民党一方。1960 年9月，民主党遭到取缔。1961年2月，民主党的支持者创建正义党。1962年12月，正义党召开第一次大会，前武装部队参谋总长拉吉卜·古姆斯帕拉当选主席。[258]1964年12月，正义党召开第二次大会，苏莱曼·德米雷尔当选主席。[259]正义党系城市工商业者与乡村地主以及宗教界的政治联盟，沿袭民主党的政治传统，强调自由主义政策，鼓励发展私人经济和吸引外国投资，主张削减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扩大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在政府垄断的经济部门推动非国有化的进程，降低税收，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包括教育和卫生在内的社会福利事业，具有中间偏右的倾向和伊斯兰教的色彩。[260]在1961年大选中，正义党获得35%的选票。1965年大选中，正义党获得52.8%的选票。1969年，正义党获得46.5%的选票。1973年，正义党获得29.8%的选票。1977年，正义党获得36.9%的选票。1965年和1969年，正义党连续两次赢得议会选举，成为议会的多数党。[261]1977年，正义党再次赢得大选，获得36.9%的选票和议会下院189个席位，成为土耳其的第一大政党。[262]
1970年2月，正义党出现分裂，以内切梅廷·埃尔巴坎为首的部分议员脱离正义党，创建民族秩序党。1971年5月，宪法法院取缔民族秩序党。1972年10月，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在原民族秩序党的基础上创建救国党。救国党作为“沉默的穆斯林多数”的政党和民族秩序党的翻版，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持右翼政治立场，倡导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强调弘扬伊斯兰教与推动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同步性和内在逻辑联系，主张社会公正和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反对土耳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强调限制外资企业以保护民族经济，强调限制大企业主以保护小规模的地方工业。救国党与苏菲派努尔库教团和纳格什班迪教团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支持者来自相对落后的内陆省区和宗教氛围浓厚的社会群体。[263]1973年的议会选举中，救国党赢得12%的选票和议会下院48个席位，进而成为土耳其议会的第三大党。[264]1977年的议会选举中，救国党获得的选票从12%下降为8.6%，所占有的议会下院席位从48个减少为24个。[265]
民族党系民主党内部的反对派势力于1948年创建的政党，持右翼保守的政治立场，1953年由于反对凯末尔主义而被取缔。民族党于1954年改称共和民族党，继而与农民党合并，改称共和农民民族党，领导人是奥斯曼·布鲁克帕希。[266]1962年6月，包括奥斯曼·布鲁克帕希在内的29名议员脱离共和农民民族党，重建民族党。[267]民族党尽管在1965年大选中只获得不足2.2%的选票，却是其后15年中在土耳其政坛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力量。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于1964年加入民族党，1965年当选民族党主席，进而将民族党改造成具有战斗性和暴力色彩的右翼政党。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于1967年在“九盏灯”一文中阐述了民族党的意识形态，即民族主义、理想主义、道德、社会责任、科学思想、争取自由、保护农民、发展、工业化。1969年，民族党在阿达纳召开大会，正式更名为民族行动党，进而放弃世俗的传统，强调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的民族遗产，将伊斯兰教作为扩大民众动员的政治工具。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宣称：“我们作为土耳其人，犹如（中亚的）腾格里山；我们作为穆斯林，犹如（麦加附近的）希拉山，土耳其和伊斯兰教是我们的原则。”[268]1969—1974年，民族行动党游离于政坛的边缘地带。1969年，民族行动党首次参加议会竞选，获得3.2%的选票和议会下院1个席位。1973年，民族行动党再次参加议会竞选，获得3.4%的选票和议会下院3个席位。1975年，民族行动党与正义党、救国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其政治影响逐渐扩大。1977年，民族行动党获得6.4%的选票和议会下院16个席位。[269]
新土耳其党创建于1961年2月，包括领导人埃克莱姆·阿里坎在内的核心成员大都来自始建于1957年的自由党。新土耳其党强调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反对国家主义和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私人经济、鼓励国外投资和扩大自由贸易，支持石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270]
土耳其最早出现的左翼政党，是土耳其社会主义党。土耳其社会主义党具有明显的亲苏倾向，主张产业工人的革命，曾经被土耳其政府取缔。60年代，最具影响的左翼激进政党是土耳其工人党。土耳其工人党于1961年由左翼知识分子创建，主要活动区域是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领导人是穆罕默德·阿里·艾伊巴尔。土耳其工人党是60年代土耳其政坛中具有合法地位的左翼政党，代表产业工人的利益，在知识分子中亦有一定的影响，强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倡导土地改革，主张工业、矿产业和石油的国有化，主张土耳其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独立地位和摆脱美国的控制。[271]然而，在土耳其工人党内部，亦存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严重分歧。1965年大选时，土耳其工人党在许多地区建立起分支机构，赢得3%的选票和议会下议院15个席位。在1969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土耳其工人党赢得2.7%的选票和议会下院2个席位。[272]1971年，土耳其宪法法院宣布取缔土耳其工人党，理由是该党阴谋颠覆国家。随后，土耳其工人党领导人遭到逮捕和囚禁。[273]
尽管正义党承袭民主党的政治传统，然而苏莱曼·德米雷尔政府与阿德南·门德列斯政府在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极权和独裁的倾向明显削弱。1961年宪法强调司法独立，增设宪法法院，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体制进一步完善，新闻媒体和大学获得自治的地位，政府权力处于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制约之下。然而，进入70年代，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内阁面临诸多的压力和挑战，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上升，政局动荡。1971年3月，军方再次介入政治，要求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按照“凯末尔主义的精神”实施改革，稳定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结束混乱状态。苏莱曼·德米雷尔被迫辞职，共和人民党右翼成员尼哈特·埃里姆出任总理，承诺恢复秩序，推行经济社会改革，包括制定新的土地改革法案、征收土地税、采矿业国有化和保护民族工业。[274]同年4月，军方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打击左翼和右翼极端势力，取缔土耳其工人党和民族秩序党。[275]1972年4月，尼哈特·埃里姆辞职，与正义党长期合作的信任党领导人费里特·梅伦出任总理，组建新内阁。[276]
1973年4月，军方归还国家权力，议会选举退役将领法赫里·克鲁图尔克出任总统。[277]同年10月举行议会选举，登记选民1680万人，投票人数1122万，投票率66.8%。布伦特·埃杰维特领导的共和人民党获得357万张选票，得票率33.3%，获得议会下院186个席位，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获得320万张选票，得票率29.8%，获得议会下院149个席位，救国党获得127万张选票，得票率12%，获得议会下院48个席位。[278]1974年1月，共和人民党与救国党组成联合内阁，布伦特·埃杰维特出任总理，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出任副总理。1974年9月，布伦特·埃杰维特辞职。1975年4月，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邀请救国党、民族行动党与正义党共同组建新的内阁。[279]
1977年6月举行议会选举，8个政党参加竞选，共和人民党获得41.4%的选票和议会下院213个席位，正义党获得36.9%的选票和议会下院189个席位；此外，救国党获得议会下院24个席位，民族行动党获得议会下院16个席位。[280]正义党与救国党、民族行动党组成联合内阁，苏莱曼·德米雷尔出任总理。1978年1月，苏莱曼·德米雷尔内阁辞职，布伦特·埃杰维特组成共和人民党及独立人士的内阁。1979年10月，布伦特·埃杰维特辞职，苏莱曼·德米雷尔出任总理，由正义党和独立人士组成新的内阁。[281]
70年代后期，土耳其国内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年增长率，1975年为8.0%，1976年下降为7.7%，1977年下降为4.0%，1978年下降为3.0%，1979年下降为—0.3%，1980年下降为—0.7%。1977年，失业率为15%；1980年，失业率上升为20%。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逐年上升，1976年为16%，1977年为24%，1978年为44%，1979年为60%。1980年，安卡拉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40%。[282]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社会局势的动荡，来自左翼和右翼激进组织的政治暴力呈上升的趋势。1977年，230人死于政治暴力。[283]1978—1979年，2500人死于政治暴力。1980年1—8月，2000人死于政治暴力。[284]
经济形势的恶化无疑是政治暴力泛滥的根源，而政治暴力的泛滥导致军方的政治介入。1980年9月，军方第三次接管国家政权，解散议会和内阁，取缔政党和工会组织，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总参谋长科南·埃夫伦出任国家元首，军人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退役将领布伦特·乌鲁苏出任内阁总理。[285]军人政府沿袭苏莱曼·德米雷尔时期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致力于政治秩序的重建，排斥和遏制左翼政治派别和极端右翼势力民族行动党。1981年10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授意筹建立宪会议和拟定新宪法，同时宣布废除所有政党和没收政党财产。1982年1月，科南·埃夫伦宣布，新的宪法草案将于1982年夏季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并举行全民公决，议会选举将于1983年底举行。[286]1982年7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新的宪法草案。
新的宪法草案依旧规定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同时赋予总统以广泛的权力，包括任命政府总理和内阁成员、任命宪法法院法官、任命武装部队参谋总长、任命议会上院四分之一的议员、主持国家安全会议、解散议会、宣布紧急状态，总统取代议会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287]根据1961年宪法，总统作为国家元首，超越党派的界限，象征土耳其共和国的最高利益，却无实际上的行政权力；相比之下，根据1982年宪法草案，总统的行政权力明显扩大，进而形成总统与内阁相互制约的二元行政体制。[288]新的宪法草案区别于1961年宪法的另一方面是，限制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个人权利，强调公民的个人权利不得违背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289]同时颁布的新政党法和新选举法对于政党活动予以限制，规定所有合法政党必须在超过半数的省区设立分支机构，只有在大选中获得选票超过10%的政党可以加入议会和拥有议会席位。[290]
1982年10月，新的宪法草案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查。1982年11月，在强制的气氛中举行新宪法的全民公决；1722万人投票赞成新宪法，支持率为91.37%，163万人投票反对新宪法，反对率为8.31%。[291]根据全民公决通过的新宪法，科南·埃夫伦出任总统，任期7年。1983年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解除党禁。[292]同年6月，新建政党超过14个，其中包括前正义党领导人苏莱曼·德米雷尔创建的正确道路党、前总统伊斯梅特·伊诺努之子埃尔达勒·伊诺努创建的社会民主党、图尔古特·厄扎尔创建的祖国党、退役将领图尔古特·苏纳尔普创建的民族民主党和内切德特·卡勒普创建的民粹党。1985年，民粹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改称社会民主民粹党。1986年，民族民主党解散，其主要成员分别加入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与此同时，前共和人民党领导人布伦特·埃杰维特创建民主左翼党。[293]
1983年10月，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投票率为92.27%，获准参加竞选的政党包括持中右立场的民族民主党、持中左立场的民粹党和持中间立场的祖国党，其中民族民主党和民粹党得到军方的支持。[294]1983年议会选举的结果是，祖国党获得45.6%的选票和议会下院211个席位，民粹党获得30.8%的选票和议会下院117个席位，民族民主党获得23.6%的选票和议会下院71个席位。[295]祖国党作为执政党组成新一届内阁，祖国党主席图尔古特·厄扎尔出任总理。
图尔古特·厄扎尔政府时期，文官政治重新取代军人政治，随之开始了新的民主化进程。1983年6月，前正义党领导人苏莱曼·德米雷尔创建正确道路党。该党自称是50年代的民主党和60—70年代的正义党的延续，强调捍卫民族利益、保障公民权利和实现社会公正，同时坚持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进而区别于伊斯兰主义政党。图尔古特·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亦具有民族主义的浓厚色彩，强调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倡导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主张扩大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祖国党强调市场化和出口外向型的经济原则，主张扩大投资渠道，鼓励私人投资，吸引国外投资，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模式。[296]正确道路党和祖国党均为80年代主导土耳其政坛的右翼政党。相比之下，社会民主民粹党继承共和人民党的政治传统，系左翼政党，强调推动工业化进程和政府必要的经济干预，反对垄断，主张通过税收政策缓解贫富差距，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支持者主要来自城市中下层和知识界。[297]繁荣党始建于1984年，系救国党的延续，强调推动民主化进程、繁荣经济和实现社会公正，主张摒弃国家主义，倡导伊斯兰的发展模式。[298]
1987年11月举行议会选举，7个政党参加竞选，其中包括共和人民党分裂后组建的民主左翼党和社会民主民粹党。图尔古特·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赢得36.2%的选票和议会下院292个席位，埃尔达勒·伊诺努领导的社会民主民粹党赢得24.7%的选票和议会下院99个席位，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确道路党赢得19.1%的选票和议会下院59个议会席位。此外，布伦特·埃杰维特领导的民主左翼党获得8.5%的选票，埃伊库特·埃迪巴里领导的改革民主党获得0.8%的选票，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领导的繁荣党获得7.1%的选票，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领导的民族行动党获得2.8%的选票，均未达到进入议会所需的10%的选票，未能赢得议会席位。祖国党作为议会下院的多数党继续执政。[299]
1989年10月，议会选举图尔古特·厄扎尔接替科南·埃夫伦，出任土耳其共和国第八届总统。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届总统大都具有军方背景抑或从军经历，图尔古特·厄扎尔则是继凯拉勒·拜亚尔之后选举产生的第二位文职总统。1989年图尔古特·厄扎尔当选总统，“可谓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化进程的分水岭”[300]。按照土耳其宪法的相关规定，图尔古特·厄扎尔退出祖国党，议长伊尔迪里姆·阿克布鲁特继任祖国党主席和内阁总理。[301]1989—1990年，土耳其政府开始实施自由化和保障人权的政策。1991年，宣布扩大议会成员，实行总统的直接选举，允许在非官方的范围内使用库尔德语，删除宪法141款、142款和163款关于禁止阶级和宗教的政治活动。[302]1991年7月，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邀请新当选的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出任内阁总理。[303]
1950—1960年是民主党主导政坛的时代，1960—1980年系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平分秋色的时代。1980—1990年，祖国党在土耳其政坛独领风骚，取得1983年和1987年两次大选的胜利，成为继50年代的民主党和60年代的正义党之后第三个议会多数党和单独组阁的政党。进入9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日渐高涨，伊斯兰政党异军突起，进而挑战世俗政党在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政党政治出现明显的变化，诸多小党在议会选举中的政治空间呈扩大的趋势，议会非多数党的联合组阁再次成为土耳其政坛的突出现象。在1991年、1995年和1999年三次大选中，获得议会席位的政党数量明显增加；正确道路党、繁荣党和民主左翼党尽管先后成为议会下院第一大党，然而得票率分别仅为27.1%、21.4%和22.2%。[304]
1991年10月举行议会选举，6个政党参加竞选，正确道路党赢得27.3%的选票和议会下议院178个席位，祖国党赢得23.9%的选票和115个议会席位，社会民主民粹党赢得20.7%的选票和88个议会席位，民族行动党和繁荣党组成的竞选联盟赢得16.6%的选票和62个议会席位，民主左翼党赢得11%的选票和7个议会席位。[305]正确道路党与议会第三大党社会民主民粹党组成联合政府，苏莱曼·德米雷尔出任总理，推行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1992年，政府颁布法令，取缔对于政党的诸多限制，共和人民党复出，丹尼泽·拜克尔当选共和人民党主席。[306]1993年4月，图尔古特·厄扎尔病逝；同年6月，苏莱曼·德米雷尔出任总统，同时退出正确道路党，塔恩苏·齐莱尔作为正确道路党的新主席，出任政府总理。
1995年12月，前民族秩序党领导人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创建的繁荣党在大选中胜出，赢得21.4%的选票和议会下议院158个席位，成为土耳其第一大党。持中右翼立场的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分别获得19.7%的选票和19.2%的选票，持中左翼立场的民主左翼党和共和人民党分别获得14.6%的选票和10.7%的选票，成为议会少数党。[307]民族行动党获得8.6%的选票，未能达到进入议会下院所需的10%的选票。[308]温和政党选票比例的下降和议会下院席位的减少以及激进政党选票比例的上升和议会下院席位的增多，反映出土耳其国内政治氛围的变化。1996年3月，祖国党与正确道路党组成联合政府，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出任总理。同年6月，祖国党与正确道路党联合政府解体，繁荣党与正确道路党组成联合政府，繁荣党主席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出任总理。[309]1997年6月，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领导的联合政府辞职，祖国党与民主左翼党组成新的联合政府，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出任总理。[310]
在1999年的议会选举中，民主左翼党赢得22%的选票和议会136个席位，民族行动党赢得18%的选票和议会129个席位，成为新一届议会的主要政党，而在繁荣党基础上组建的贤德党以及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分别赢得15.4%、13.2%、12.0%的选票和议会下院20.2%、15.6%、15.5%的席位，成为新一届议会中的少数党。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授权民族左翼党、民族行动党和祖国党组成联合政府，民族左翼党主席布伦特·埃杰维特出任总理。[311]
1998年，土耳其宪法法院取缔繁荣党，雷赛普·埃尔杜安和阿卜杜拉·居尔为首的繁荣党支持者创建贤德党。[312]2001年6月，贤德党被宪法法院取缔。雷赛普·埃尔杜安创建正义与发展党，延续繁荣党和贤德党的传统，兼有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双重色彩。2002年11月，埃尔杜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获得34.5%的选票，德尼泽·巴伊卡尔领导的共和人民党获得19%的选票，雷赛普·埃尔杜安出任内阁总理。其余政党由于未能获得10%的选票，均被排斥于议会之外。[313]
工业化进程与工人运动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工业化进程构成工人运动的历史基础，而工人运动的影响则往往取决于特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1871 —1908年，奥斯曼帝国发生罢工共计24次，政治影响微乎其微。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颁布宪法，承认工人享有组建工会的合法权利。此后，工会组织渐露端倪。凯末尔时代，工业化的进程导致工人数量的增长，1924年宪法亦承认工人享有组建工会的权利。然而，由于特定的政治模式，工会长期处于共和人民党的控制之下，工人和工会的政治参与程度低下。1947年颁布的劳动法，强调工会活动的非政治化原则，将工会的活动局限于经济和社会领域。[314]
多党制的政治实践无疑是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外在形式，完善的社会组织和广泛的社会动员则是多党制政治实践的逻辑结果。自50年代起，多党制的政治模式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进而导致工会数量的急剧增长和工人政治参与程度的明显提高，工人逐渐成为政党政治和普选政治的重要砝码。1950年，土耳其工人总数约为37.4万，其中工会成员为7.8万人，分别属于88个工会，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为20.9%。1950年大选中，工人成为民主党的重要支持者。50年代民主党执政期间，工人境况得到改善，工会数量增长5倍，工会人数增长3倍。“土耳其工会联盟”成立于1952年7月，直至50年代末长期从属于民主党政府。自50年代末开始，“土耳其工会联盟”逐渐成为独立于政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进而从依附于民主党政府转变为支持反对派共和人民党。1960年，土耳其工人总数达到82.5万，其中工会成员为28.3万人，分别属于432个工会，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为34.3%。[315]1961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工人的权利，承认罢工是工人的基本权利。1963年，颁布新的劳动法，工会组织进一步发展。1970年，土耳其工会增至717个，工会成员超过200万人。1977年，工会数量达到863个，工会成员接近400万人。[316]另一方面，自1961年罢工合法化开始，工人罢工次数呈上升趋势。1963年，出现8次罢工，罢工人数为1500人。1970年，出现罢工72次，罢工人数增至2.1万人。1980年，出现罢工220次，罢工人数增至3.4万人。1990年，出现罢工458次，罢工人数达到16.6万人。[317]罢工次数的上升和罢工人数的增长，表明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长足进步和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明显提高。
1967年，“土耳其工会联盟”出现分裂，形成持温和立场的“土耳其工会联盟”与具有激进倾向的“革命者工会联盟”。前者强调维护工人的经济和社会权益，其成员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后者强调工人的政治参与，其成员主要来自私营企业。具有激进倾向的工会组织“革命者工会联盟”取得合法地位，表明工会组织的发展进入崭新的时期。工会组织和罢工的合法化，构成沟通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重要纽带，标志着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入新的阶段。70年代，工会的成员占工人总数的二分之一，其中70%～75%的工会成员属于温和立场的土耳其工会联盟，20%～25%属于激进倾向的革命者工会联盟，另有少量工会成员属于保守的国家主义者工会联盟。[318]
土耳其的工商业者组织，主要包括“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商业联合会”和“土耳其企业家与商人联盟”。“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由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行会组成，代表传统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土耳其的手工业者行会，1950年为253个，1955年为1460个，1960年达到2745个，1965年增至3578个。1978年，土耳其的手工业者共计300万人，其中50%属于“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手工业者行会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社会功能，与诸多政党政治联系密切，是支持政党政治的重要社会势力。“企业家协会”成立于1961年。1971年，“企业家协会”包括1000家较大的企业，这些企业雇用约35万工人。[319]“工商业联合会”属于半官方组织，包括雇用工人超过10人的所有企业和商家。“土耳其企业家与商人联盟”是1971年成立于伊斯坦布尔的民间组织，代表大企业家、大商人、银行家和保险经纪人的利益。
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经历从社会上层和精英政治向社会下层和民众政治的扩展以及从城市范围的政治参与向乡村地区的政治动员的延伸，日趋完善的政党政治则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和明显特征。一党制时代，土耳其的现代化主要局限于上层精英社会和城市的范围。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过渡，标志着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长足进步。多党制的广泛政治实践，作为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外在形式，构成推动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从上层精英社会向下层民众社会延伸以及从城市向乡村延伸的有力杠杆。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借助于多党制的广泛政治实践而逐渐统一；主要的全国性政党往往反映民众的普遍利益，次要的局部性政党则通常反映特殊社会群体的特定利益。多党制的政治实践与民众的政治动员以及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两者之间无疑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而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导致国家政策的相应改变。现代化从城市向乡村的延伸、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地位的改善，以及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等诸多内容，均为多党制时期民主化的政治实践尤其是普选活动的政治需要之逻辑结果。
在多党制的历史条件下，政党政治成为土耳其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周期性的议会选举构成民众政治参与的主要环节。根据相关统计，1950年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为89.3%，其中左翼温和派获得39.9%的选票，右翼温和派获得53.3%的选票，右翼激进派获得3.3%的选票。1965年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为71.3%，其中左翼激进派获得3.0%的选票，左翼温和派获得28.7%的选票，右翼温和派获得56.6%的选票，右翼激进派获得8.4%的选票。1977年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为72.4%，其中左翼激进派获得0.5%的选票，左翼温和派获得41.4%的选票，右翼温和派获得40.7%的选票，右翼激进派获得15.0%的选票。[320]以上左翼温和派主要是代表中左翼政治势力的共和人民党，右翼温和派主要是代表中右翼政治势力的民主党及其政治延伸组织正义党，左翼激进派主要来自土耳其劳动党，右翼激进派包括救国党和民族行动党。
土耳其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中右翼的民主党→正义党→祖国党→正确道路党与中左翼的共和人民党→社会民主民粹党→民主左翼党两大势力的此消彼长。50—60年代的选票分布表明，多党制时代宽松的政治环境与温和的政治生活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温和派构成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势力，两党制则是土耳其政党政治的基本框架，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及其政治延伸正义党平分秋色，右翼温和派略占上风。激进和极端的政治势力，包括马克思主义、伊斯兰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处于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由此形成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通货膨胀的加剧、失业率的上升和库尔德人的地位，构成土耳其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自70年代开始，激进势力在土耳其政坛呈上升趋势，开始挑战温和派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在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地位，欠发达的乡村地区和城市棚户区的下层民众构成激进政治势力的重要社会基础。在1991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51.0%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31.6%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16.9%的选票。在1995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38.8%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5.3%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29.6%的选票。在1999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6.4%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30.9%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35.2%的选票。在2002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3. 5%的选票，左翼温和派获得21. 8%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46. 2%的选票。另据资料统计，1983—2002年，右翼温和派阵营所获得的选票在全部选票中的比例从30. 5%下降为21. 8%，左翼温和派阵营所获得的选票在全部选票中的比例从68. 4%下降为23. 5%。[321]选票分布的变化，反映出90年代土耳其国内政治氛围的变化。
伊斯兰主义的复兴
所谓的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均为历史现象。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矛盾对抗和此消彼长，根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奥斯曼帝国时代，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者采用苏丹和哈里发的双重称谓，兼有世俗与宗教的最高权力，宗教色彩的政治生活与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构成奥斯曼帝国的明显特征。传统的伊斯兰教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秩序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密切的内在联系，进而构成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统治民众的政治工具，欧莱玛作为官方的伊斯兰教学者则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政府体系。另一方面，派系繁杂的苏菲教团构成穆斯林的民间宗教组织，苏菲教团的德尔维什与官方伊斯兰教的欧莱玛貌合神离。第二次宪政运动期间，诸多苏菲教团支持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革命。1918年一战结束后，苏菲派拜克塔什教团、麦乌拉维教团和纳格什班迪教团支持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诸多苏菲教团的德尔维什加入1920年召开的第一届议会。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共和人民党主宰政坛，推行绝对的世俗化政策，严格控制宗教活动，取缔苏菲教团，关闭宗教法庭和宗教学校，神职人员被完全纳入政府体系，教俗关系空前恶化。
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政治层面的变化并未表现为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的进程，而是表现为独裁统治的加强和极权化的倾向，世俗化则构成政治极权化的同步现象。绝对的世俗化根源于绝对主义的政治模式，服务于绝对主义的政治需要，构成凯末尔时代极权政治的重要手段。“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主义，其实质并非在于宗教与政治的分离，而是旨在强化国家对于宗教的控制，进而将宗教作为国家控制社会的政治工具。”[322]极权政治的发展和自上而下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举措，构成此间现代化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二战结束以后，作为极权政治时代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逻辑结果，绝对主义的政治模式逐渐衰落，民主化进程随之启动。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之上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构成土耳其共和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外在形式。多党制议会选举的历史条件下，诸多政党极力争取宗教群体的选票支持，导致土耳其政治领域的非世俗化倾向，现代伊斯兰主义随之登上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标志着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
1945—1960年，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主要表现为文化的复兴。二战结束后，共和人民党政府逐渐放松对于宗教活动的限制。1946年和1947年，来自伊斯坦布尔的议员哈姆杜拉·苏菲·坦里奥沃尔和来自布尔萨的议员巴哈·帕尔斯先后向议会和共和人民党大会建议在公立世俗学校开设宗教课程，旨在抵御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引发议会及共和人民党内部的激烈争论，土耳其政坛开始出现伊斯兰主义的呼声。[323]自1949年起，宗教学校和宗教课程逐渐恢复，安卡拉大学设立伊斯兰教经学院，宗教出版物增加，礼拜者剧增，朝觐者人数亦呈上升趋势。[324]
凯末尔时代，世俗化的改革举措主要局限于城市的范围，乡村依旧保留伊斯兰教的浓厚色彩，是为伊斯兰主义得以登上土耳其政治舞台的社会基础。1950年大选构成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重要转折点，政治参与由城市民众延伸到乡村社会，世俗主义的削弱抑或非世俗化的倾向则是乡村社会政治参与的逻辑结果。战后初期，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坚持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民主党亦反对改变国家政治生活的世俗基础。1950年民主党执政以后，在沿袭共和人民党的世俗主义原则和捍卫国家政权世俗性质的同时，实行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扩大宗教教育，增设宗教课程，兴办宗教学校，政府拨款修缮原有的清真寺和建造新的清真寺，恢复阿拉伯语作为清真寺的宣礼语言，电台播放阿拉伯语的《古兰经》，允许穆斯林妇女披戴宗教头饰，鼓励私人基金赞助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开放苏菲派圣徒陵墓。[325]1957年议会选举期间，民主党声称执政7年中新建清真寺1.5万处，承诺将使伊斯坦布尔成为第二个麦加，使清真寺的宣礼塔像工厂的烟囱一样众多，同时指责共和人民党奉行的世俗化政策侵犯民众的宗教自由和背离伊斯兰教的信仰。[326]1950—1960年民主党执政的10年间，政府财政预算中的宗教经费从300万里拉增至4000万里拉。[327]1960—1964年，新建清真寺6000余处。1960—1968年，宗教学校的教师人数增长4倍，从300人增至1200人，宗教学校的学生人数增长8倍，从4500人增至38000人。[328]民主党为争取宗教势力的支持，承认宗教信仰与社会发展的非矛盾性，允许宗教自治组织如兄弟会的合法存在。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成为民主党争取民众支持和竞选议会席位的有力工具。
1925年凯末尔政府平息库尔德人叛乱以后，苏菲教团遭到取缔，苏菲教团的宗教活动被迫转入地下。1950—1960年民主党执政期间，苏菲教团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1946年，苏菲教团创立的民间宗教组织仅有11个，宗教组织在民间组织中所占的比例为1.3%。1950年，苏菲教团创立的民间宗教组织增至154个，宗教组织在民间组织中所占的比例上升为7.1%。1955年，苏菲教团创立的民间宗教组织达到1088个，宗教组织在民间组织中所占的比例上升为15.8%。1960年，苏菲教团创立的民间宗教组织共计5104个，宗教组织在民间组织中所占的比例上升为29.7%。[329]在1954年和1957年两次大选中，苏菲教团的信众大都表现为支持民主党的政治立场，民主党政府的内阁总理门德列斯则被苏菲教团的舍赫赛义德·努尔西誉为“伊斯兰教的倡导者”[330]。由此可见，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政治环境的宽松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表现为同步的趋势，三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内在逻辑联系。
1961年宪法沿袭1924年宪法的世俗主义政治原则，明确限制宗教活动。然而，进入60年代，多党政治日趋完善，多党联合政府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伊斯兰主义的复兴遂由文化领域逐渐延伸至政治领域，苏菲教团恢复合法地位，诸多具有伊斯兰教色彩的政党相继建立。70年代，正义党政府和共和人民党政府均对伊斯兰主义持温和的态度。1970年建立的民间组织“启蒙的熔炉”，成员来自商界、教育界和政界，致力于打破左翼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主张依据伊斯兰教的原则改造土耳其社会，强调土耳其文化的源泉在于具有2500年历史的突厥传统和具有1300年历史的伊斯兰教传统。清真寺数量在80年代明显增加，至1990年达到7.5万处，仅伊斯坦布尔一处便有清真寺近1800处，教职人员由1979年的约5万人增至1989年的超过8万人。[331]1979年，土耳其约有200个宗教基金会；1987年，宗教基金会增至1258个。1970年，宗教学校约100所，在校学生4万余人；1988年，宗教学校超过700所，在校学生达到24万人。[332]与此同时，教科书以及广播电视中的宗教内容日益丰富，伊斯兰出版物发行量扩大，多处苏菲派圣地重新开放，宗教服饰随处可见，甚至内阁成员亦频繁参加宗教活动。80年代末期，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妇女披戴面纱的合法性。伊斯兰主义者从尊重人权的角度出发，主张取消关于妇女披戴面纱的禁令。1989年，土耳其政府颁布法律，解除关于妇女披戴面纱的禁令。
多党制时代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政治组织，大体包括三种类型：非法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具有合法地位的苏菲派教团和伊斯兰政党。其中，非法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主要是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解放党、真主党、圣战组织以及土耳其伊斯兰解放军、土耳其伊斯兰解放阵线、土耳其伊斯兰解放同盟等。这些非法的极端组织大都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采取暴力恐怖的政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国界的政治倾向。[333]
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治复兴的主要力量是具有合法地位的苏菲教团。土耳其的苏菲教团，一部分坚持传统主义，奉行非政治化的宗教原则，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另一部分崇尚现代伊斯兰主义，强调宗教政治化的信仰原则，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凯末尔时代，一党制政府对于宗教势力采取高压政策，苏菲教团的政治活动主要表现为秘密的政治宣传和非法的武装叛乱。多党制时代，苏菲教团参与土耳其政治生活的首要方式是与诸多的合法政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进而借助于政党政治的形式阐述和宣传相应的宗教政治纲领。
拜克塔什教团是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呼罗珊人拜克塔什在小亚细亚创建的苏菲教团。自15世纪开始，拜克塔什教团逐渐形成完整的宗教组织和严格的信仰体系，社会影响随之扩大，1925年被凯末尔政府取缔。拜克塔什教团的主要特征，在于浓厚的什叶派色彩，崇拜什叶派伊马目阿里，直至将伊玛目阿里与先知穆罕默德相提并论。麦乌拉维教团是13世纪著名神秘主义诗人麦乌拉纳·贾拉伦丁·鲁米在小亚细亚创建的苏菲教团，科尼亚是麦乌拉维教团的中心所在。旋转舞是麦乌拉维教团最具特色的宗教仪式，麦乌拉维教团的成员因此被称作“舞蹈的苦行僧”。土耳其最具影响力的教团，是纳格什班迪教团。该教团系塔吉克人穆罕默德·白拉丁·纳格什班德于14世纪创建于中亚的布哈拉，15世纪传入安纳托利亚。纳格什班迪教团于1925年因涉嫌参与库尔德人叛乱而遭到取缔，50年代逐渐取得合法地位。纳格什班迪教团是典型的逊尼派教团，明显区别于具有什叶派浓厚色彩的拜克塔什教团。纳格什班迪教团长老穆罕默德·扎希德·科特库于1958—1980年任伊斯坦布尔的伊斯坎德尔帕夏清真寺伊马目，与包括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和图尔古特·厄扎尔在内的土耳其政坛精英来往密切，长期支持民族秩序党和救国党，致力于伊斯兰教育的发展，伊斯坎德尔帕夏清真寺则成为纳格什班迪教团的重要据点。[334]1980年穆罕默德·扎希德·科特库死后，纳格什班迪教团转向支持祖国党和繁荣党。纳格什班迪教团具有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倾向，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法，重建伊斯兰教的统治，抵制西方影响。努尔朱教团是纳格什班迪教团的重要分支，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尊奉库尔德学者赛义德·努尔西（1876—1960年）作为教团的奠基人和精神领袖，强调神秘主义的信仰方式，政治立场相对温和。努尔朱教团于50年代支持民主党，60—70年代支持正义党和救国党，80—90年代支持正确道路党和祖国党。苏莱曼哲教团亦属纳格什班迪教团的分支，由苏莱曼·希勒米·图纳罕（1888—1959年）创立，反对凯末尔主义、世俗化和共和制，具有明显的极端倾向，支持正义党和祖国党。[335]
与诸多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和苏菲教团相比，具有合法地位的伊斯兰政党普遍表现为温和的政治倾向，承认现存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制度。多党制时代的第一个伊斯兰政党是伊斯兰民主党，始建于1951年初，创始人是切弗特·里法特·阿提尔罕，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6个月后遭到取缔。[336]民族行动党兴起于60年代，创建者是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宣传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思想，谴责凯末尔的世俗主义。60年代中叶，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带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抗争构成正义党与共和人民党角逐政坛的重要内容。1970年初，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创建民族秩序党。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与努尔库教团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相比之下，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领导的民族秩序党得到穆罕默德·扎希德·科特库和纳格什班迪教团的支持。[337]民族秩序党在强调民族、宗教与历史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倡导民主制度，反对“利用世俗主义原则作为迫害宗教的手段”，声称“离开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则民主政权无法存在”，主张限制大商业资产阶级，抵制西方资本主义，主张恢复伊斯兰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实施伊斯兰教法，重振伊斯兰道德。1971年，民族秩序党由于“寻求恢复神权政治秩序”，与宪法抵触，遭到土耳其宪法法院的取缔。[338]
救国党成立于1972年10月，由内切梅廷·埃尔巴坎的追随者创建。救国党是“沉默的穆斯林多数”的政党和民族秩序党的翻版[339]，强调土耳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信仰的结合，谴责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救国党认为，土耳其民族面临道德的危机，而“道德的危机来自信仰的危机”。救国党声称，“伊斯兰教不是土耳其民族落后的原因。伊斯兰教是具有高尚道德的宗教，在历史上散发出光芒，开辟通往文明的道路”[340]。救国党主张振兴民族精神和物质生活、实现民族凝聚、发展工业、完善工业体系和建立公正的税收体制，抨击大资产阶级，强调社会公正，反对高利贷，宣传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声称“穆罕默德是最早的社会主义者”，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立的温麦则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土耳其成为强国的前提条件是回归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341]。1973年，救国党首次参加议会选举，获得11.8%的选票和议会下院48个席位，加入共和人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1977年议会选举中，救国党获得8.5%的选票和议会下院16个席位，加入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联合政府。[342]救国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经济相对落后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乡村民众和城市下层居多。据统计，救国党在1973年大选中获得的选票，67.2%来自乡村，32.8%来自城市；救国党在1977年大选中获得的选票，63.2%来自乡村，36.8%来自城市。另据统计，救国党于1973年获得的议会下院48个席位中，18个席位来自东安纳托利亚诸选区，16个席位来自中安纳托利亚诸选区；相比之下，只有7个席位来自马尔马拉海沿岸的伊斯坦布尔选区，5个席位来自黑海沿岸诸选区，1个席位来自地中海沿岸诸选区，1个席位来自爱琴海沿岸诸选区；救国党于1977年获得的议会下院24个席位中，13个席位来自东安纳托利亚诸选区，6个席位来自中安纳托利亚诸选区；相比之下，只有3个席位来自马尔马拉海沿岸的伊斯坦布尔选区，1个席位来自黑海沿岸诸选区，1个席位来自地中海沿岸诸选区，爱琴海地区无人进入议会。[343]“1973年和1977年的大选结果表明，救国党的选票主要来自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和相对弱小的地区；在后一种情况下救国党赢得选票可能与伊斯兰教的传统情感有关，而在前一种情况下，救国党则得到了包括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内的受到排挤的选民的支持，他们丧失了先前的地位。”[344]1981年，救国党亦因与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抵触而被宪法法院取缔。
进入80年代，土耳其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失业率上升。1980—1988年，失业率从16.4%上升为22.9%，失业人口总数从280万上升为480万。[345]1987—1994年，占总人口80%的中下层群体的收入呈下降的趋势，占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的收入呈上升的趋势，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据统计，占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49.9%，1994年上升为54.9%。相比之下，占总人口20%的贫困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5.2%，1994年下降为4.9%。与此同时，中东部内陆地区与西部沿海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亦进一步扩大。[346]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政治生活的相应变化，进而加剧伊斯兰政党与世俗政党之间的角逐。
繁荣党成立于1983年，1987年由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出任主席。繁荣党强调土耳其人的民族独立、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强调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解放、民主意识和民族跃进”，是繁荣党倡导的基本纲领。繁荣党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强调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反对教俗分离，抨击贫富分化，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法，完善民族经济，建立福利性的经济制度、公正的社会秩序和自由的政治环境，保护劳动者的福利和权益，缩小贫富差距，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实现地区发展的平衡，捍卫土耳其的民族利益，谋求民众的最大利益。[347]繁荣党反对国家控制宗教的政治原则，主张修改1982年宪法的第24款，即任何人不得以宗教规范作为国家之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基础，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实现政治目的。繁荣党的社会基础是城市和乡村的下层民众；“从某种意义上讲，繁荣党扮演着‘第二精英’的角色，在城市移民、中低收入群体和库尔德人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348]。1987年议会选举中，繁荣党获得7.5%的选票，未能赢得议会席位。1991年议会选举中，繁荣党获得13%的选票和议会下院61个席位。1994年，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繁荣党在全国72个城市中的26个城市获胜，其中包括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1995年议会选举中，繁荣党获得21.4%的选票和议会下院158个席位，成为土耳其的第一大党。1996年1月，繁荣党主席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受命组阁。1998年，宪法法院取缔繁荣党，贤德党取而代之。1999年，作为繁荣党继承者的贤德党获得15.4%的选票。[349]
伊斯兰主义的复兴，与战后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长足发展呈同步的趋势，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包括诸多传统社会势力和新兴社会群体。“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而产生发展的。它在不发达地区捍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群体的利益，在较发达地区则代表了受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消极影响而出现的个人或群体的抗议运动。”[350]土耳其早期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主要代表“安纳托利亚那些在以伊斯坦布尔作为据点的现代部门的冲击下寻求保护的店主、手工业者以及小商人”的利益和要求。[351]相比之下，“繁荣党诉诸社会福利、社会公正和政治自由……进而试图接近政府职员和工人，以便在将来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支持者”[352]。然而，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和诸多伊斯兰政党的领导人大都缺乏宗教的身世，而是出自世俗的阶层，具有中产阶级的社会背景，普遍受过良好的世俗教育。以1973年大选中的救国党为例，参与竞选议会席位的450名救国党成员中，自由职业者占33.7%，公职人员占19.2%，工商界人士占21.2%，而教界仅占2.8%；当选议员的48名救国党成员中，自由职业者占55.8%，公职人员占20.7%，工商界人士占10.4%，而教界仅占12.4%。[353]如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一样，土耳其的诸多伊斯兰组织强调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致力于慈善互助事业和社会救济活动，在社会中下层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政治不同于伊朗，缺乏众望所归的宗教领袖和完整严密的组织体系，无论是极端主义组织和苏菲教团还是伊斯兰政党皆各行其是，难以形成否定世俗政治的广泛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
不同于赛义德·库特卜和霍梅尼阐述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土耳其的诸多伊斯兰政党无意建立伊斯兰教法至上抑或教法学家统治下的神权政体。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和雷赛普·埃尔杜安均强调建立幸福的社会作为其最终目标，而完善选举基础上的民主制是实现其最终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诸多伊斯兰政党在经济方面强调区别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伊斯兰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主义的政府干预，倡导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正分配秩序。诸多伊斯兰政党指责世俗政党使土耳其在政治上成为西方的仆从国，在经济上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与形形色色的世俗政党相比，诸多伊斯兰政党不仅表现为浓厚的宗教色彩，更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诸多伊斯兰政党的社会基础，在于弱势和边缘的社会群体。[354]诸多伊斯兰政党的所谓激进性，根源于其社会基础的边缘性。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的消长，体现民众政治与精英政治的尖锐对立。
有学者认为，“从世界范围看，拥护还是反对土耳其革命所确立的政教分离、世俗主义原则，事实上已成为区分进步与保守的重要标志”[355]；亦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是世俗政权之“容忍乃至鼓励的结果”[356]。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奥斯曼帝国时代教俗合一的政治模式，到凯末尔时代世俗政治的一元倾向，直至战后伊斯兰主义复兴的历史条件下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抗争，构成土耳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从伊斯兰文化的复兴到伊斯兰政治的复兴，则是战后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复兴的基本线索。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核心内容，无疑是民主政治挑战极权政治。所谓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滥觞，其实质并非回归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社会秩序和重建早期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而是民众借助于宗教的形式质疑官方政策和挑战现存政治秩序。70年代世俗政治的危机，导致80年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宗教化倾向。80年代宗教势力的泛滥以及非世俗化的潮流，则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呈同步的趋势。换言之，世俗主义垄断地位的不复存在和宗教势力的扩大，构成政治多元化的产物和体现。由于世俗主义的膨胀与凯末尔时代的极权政治密切相关，战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作为多党制政治实践的伴随现象和政治自由化的逻辑结果，构成民众广泛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挑战极权政治的外在形式。9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趋于高涨，伊斯兰主义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政治要素和政治力量。世俗政党与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权力角逐，集中体现战后土耳其政治生活多元化与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历史走向。
战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突出特征在于明显的温和色彩，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并未表现为尖锐的对抗和激烈的冲突，尤其是没有形成否定现存政治秩序和重建伊斯兰政体的政治纲领。相反，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的广泛合作，构成土耳其政党政治与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然而，土耳其的宗教反对派之所以“采取温和的低姿态的方式，强调在不改变现行政治体制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政治进程”，其原因并非“所面对的是一个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以武装力量为后盾的、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对比悬殊”和“善于伪装”[357]。历史经验充分表明，统治模式决定反抗模式。伊朗巴列维国王时期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氛围，无疑是导致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之间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根源所在。相比之下，土耳其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和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决定了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政治的议会形式与温和倾向。
【注释】
[1]Balkan，N.，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Class，Ideology and State in Turkey，New York 2002，p.5.
[2]彭树智主编：《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3]Palmer，A.，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pp.248-249，p.253，p.257，p.263.
[4]Dodd，C.H.，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Turkey，Berkeley 1969，pp.39-40.
[5]Aksan，A.，Quotations from Musta fa Kemal，Ankara 1982，p.33，p.37，p.39.
[6]B.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70页。
[7]Geyikdagi，M.Y.，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New York 1984，p.43.
[8]Bonne，A.，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pp.70-71.
[9]Dodd，C.H.，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Turkey，p.44.
[10]Heper，M.，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Turkey，London 1991，p.513.
[11]Atasoy，Y.，Turkey，Islamists and Democracy，p.44.
[12]Aksan，A.，Quotations from Musta fa Kemal，p.57.
[13]Karpat，K.H.，Turkey’s Politics：The Transiton to A Multi-Party System，Princeton 1959，p.46.
[14]Atasoy，Y.，Turkey，Islamists and Democracy，p.45.
[15]Aksan，A.，Quotations from Musta fa Kemal，p.91.
[16]Heper，M.，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Turkey，p.84.
[17]Weiker W.F.，Political Tutelage and Democracy in Turkey，Leiden 1973，p.74，p.71，p.80，p.77，p.115.
[18]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Oxford 1987，p.87.
[19]Dodd，C.H.，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Turkey，p.44.
[20]Ahmad，F.，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London 1977，p.7.
[21]Weiker，W.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New York 1981，p.4.
[22]Weiker W.F.，Political Tutelage and Democracy in Turkey，p.193.
[23]Landau，J.M.，Exploring Ottoman and Turkish History，London 2004，pp.22-23，p.27.
[24]Shaw，S.J.＆Shaw，E.K.，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p.375.
[25]K. H.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470页。
[26]B.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71—372页。
[27]Shaw，S.J.＆Shaw，E.K.，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pp.376-377.
[28]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197.
[29]Atasoy，Y.，Turkey，Islamists and Democracy，p.40.
[30]Shaw，S.J.＆Shaw，E.K.，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p.386.
[31]Landau，J.M.，Ataturk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Boulder 1984，p.27.
[32]B.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91页。
[33]Shaw，S.J.＆Shaw，E.K.，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pp.378-379.
[34]Hourani，A.，The Modern Middle East：A Reader，pp.370-371.
[35]Ozbudun，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urkey，New York 1979，p.38.
[36]Aksan，A.，Quotations from Musta fa Kemal，p.34.
[37]B.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67页，第490页，第492页。
[38]Karpat，K.H.，Turkey’s Politics：The Transiton to A Multi-Party System，p.52.
[39]Toprak，B.，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Leiden 1981，p.65.
[40]Geyikdagi，M. Y.，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p.41.
[41]B.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34页。
[42]Toprak，B.，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p.43.
[43]B.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76页。
[44]Geyikdagi，M. Y.，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pp.43-44.
[45]Toprak，B.，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p.47.
[46]B.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31页。
[47]Atasoy，Y.，Turkey，Islamists and Democracy，p.37.
[48]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181.
[49]Shaw，S.J.＆Shaw，E.K.，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p.385.
[50]B.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35页。
[51]Dodd，C.H.，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Turkey，p.42.
[52]Toprak，B.，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p.71.
[53]Atasoy，Y.，Turkey，Islamists and Democracy，p.38.
[54]Shaw，S.J.＆Shaw，E.K.，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p.387.
[55]B.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01页，第496页。
[56]K. H.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511页。
[57]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202.
[58]Ahmad，F.，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p.4
[59]王京烈主编：《当代中东政治思潮》，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第112页。
[60]K. H.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462页。
[61]B.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508页，第391页。
[62]彭树智：“凯末尔和凯末尔主义”，《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
[63]Yapp，M.E.，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1792-1923，p.122.
[64]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171.
[65]Shaw，S.J.＆Shaw，E.K.，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p.373.
[66]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171，p.172.
[67]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London 1981，p.18.
[68]Owen，R.，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p.190.
[69]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36，p.37.
[70]Owen，R.，The Mid 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p.189.
[71]Lockman，Z.，Workers and Working Classes in the Middle East，New York 1994，p.137.
[72]Owen，R.，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p.191.
[73]Atasoy，Y.，Turkey，Islamists and Democracy，p.51.
[74]Landau，J.M.，Ataturk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p.154-155.
[75]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203.
[76]Landau，J.M.，Ataturk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154.
[77]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36.
[78]Landau，J.M.，Ataturk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157.
[79]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42
[80]Karpat，K.H.，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s in Turkey，p.54.
[81]Ramazanoglu，H.，Turkey in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Hants 1985，pp.58-59.
[82]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43.
[83]杨兆钧：《土耳其现代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8页。
[84]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89.
[85]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55.
[86]Atasoy，Y.，Turkey，Islamists and Democracy，p.57.
[87]Ramazanoglu，H.，Turkey in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p.63.
[88]Weiker W.F.，Political Tutelage and Democracy in Turkey，p.27.
[89]Shaw，S.J.＆Shaw，E.K.，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pp.389-390.
[90]Weiker W.F.，Political Tutelage and Democracy in Turkey，p.272，p.283.
[91]Shaw，S.J.＆Shaw，E.K.，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p.395.
[92]Landau，J.M.，Ataturk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p.162-163.
[93]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59.
[94]Karpat，K.H.，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s in Turkey，p.56.
[95]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59.
[96]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271.
[97]Owen，R.，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p.200.
[98]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274，p.273.
[99]Shaw，S.J.＆Shaw，E.K.，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p.389.
[100]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274.
[101]K. H.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514页。
[102]Toprak，B.，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p.70.
[103]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287.
[104]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219.
[105]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95.
[106]Ahmad，F.，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p.135.
[107]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281.
[108]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96.
[109]Ozbudun，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urkey，p.37.
[110]Karpat，K.H.，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s in Turkey，p.68.
[111]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281.
[112]Lovatt，D.，Turkey Since 1970，New York 2001，p.44.
[113]Karpat，K.H.，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s in Turkey，p.68.
[114]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178.
[115]Aresvik，O.，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urkey，New York 1975，p.78.
[116]Weiker，W. 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199.
[117]Lovatt，D.，Turkey Since 1970，p.44.
[118]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282.
[119]《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第218—225页。
[120]Lovatt，D.，Turkey Since 1970，p.45.
[121]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174.
[122]Lovatt，D.，Turkey Since 1970，p.46.
[123]Weiker，W. 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198.
[124]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279，p.280.
[125]Lovatt，D.，Turkey Since 1970，p.48.
[126]Karpat，K.H.，Turkey’s Politics：The Transiton to A Multi-Party System，p.99.
[127]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297.
[128]Weiker，W. 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53.
[129]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275.
[130]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219.
[131]B.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500—501页。
[132]Atasoy，Y.，Turkey，Islamists and Democracy，p.66.
[133]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p.63-64.
[134]Keyder，C.，State and Class in Turkey，p.126.
[135]同上。
[136]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275.
[137]同上，p.297。
[138]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283，p.276.
[139]Aresvik，O.，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urkey，p.37.
[140]Eralp，A.，The Political an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urkey，London 1993，p.125.
[141]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184.
[142]Engelmann，K.E.＆Pavlakovic，V.，Rural Development in Eurasia and the Mid dle East，p.249.
[143]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285.
[144]Weiker，W. 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187，p.186.
[145]同上，p.188。
[146]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193.
[147]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281.
[148]Barkey，H.J.，The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Crisis in Turkey，Boulder 1990，p.175.
[149]张俊彦主编：《中东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42页。
[150]Nas，T.F.，Liberalization and the Turkish Economy，New York 1988，p.12，p.11.
[151]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310.
[152]Aricanli，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urkey，New York 1990，p.24，p.60.
[153]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London 1993，p.310.
[154]Aricanli，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urkey，p.63，p.23.
[155]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88.
[156]Weiker，W.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204.
[157]Weiker，W.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188.
[158]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91.
[159]Weiker，W.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192.
[160]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196，p.197.
[161]Nas，T.F.，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urkish Liberalization，London 1992，p.50.
[162]Lovatt，D.，Turkey Since 1970，p.57.
[163]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312.
[164]Heper，M.，Strong State and Economic Interest Groups：The Post-1980 Turkish Experience，Berlin 1991，p.122.
[165]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312.
[166]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p.75-77，p.64.
[167]Lovatt，D.，Turkey Since 1970，p.16.
[168]Weiker，W. 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185.
[169]Ozbudun，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urkey，p.92.
[170]Lovatt，D.，Turkey Since 1970，p.18，p.19.
[171]Ozbudun，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urkey，p.92.
[172]Heper，M.，Strong State and Economic Interest Groups：The Post-1980 Turkish Experience，p.122.
[173]Lovatt，D.，Turkey Since 1970，p.7.
[174]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p.130-131，p.109，p.129.
[175]Ozbudun，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urkey，p.92.
[176]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99.
[177]Weiker，W.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184.
[178]Tachau，F.，Turkey：the Politics of Authority，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New York 1984，p.95.
[179]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18.
[180]Saqqaf，A.Y.，The Middle East City：Ancient Traditions Con front a Modern World，p.307.
[181]Danielson，M.N.，The Politics of Rapid Urbanization：Government and Growth in Modern Turkey，New York 1985，p.27.
[182]《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第61—66页。
[183]Keyder，C.，State and Class in Turkey，p135，p.137.
[184]Saqqaf，A.Y.，The Middle East City：Ancient Traditions Con front a Modern World，p.313.
[185]Karpat，K.H.，Studies on Turkish Politics and Society，Leiden 2004，p.7.
[186]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26.
[187]Danielson，M.N.，The Politics of Rapid Urbanization：Government and Growth in Modern Turkey，p.6.
[188]Ozbudun，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urkey，p.269.
[189]Tachau，F.，Turkey：the Politics of Authority，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p.148.
[190]Karpat，K.H.，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s in Turkey，p.74.
[191]Tachau，F.，Turkey：the Politics of Authority，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p.148.
[192]Danielson，M.N.，The Politics of Rapid Urbanization：Government and Growth in Modern Turkey，p.27，p.6.
[193]《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第42—43页。
[194]Sayari，S.，Politics，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Boulder 2002，p.73.
[195]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p.26-27.
[196]Ozbudun，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urkey，p.273.
[197]Tachau，F.，Turkey：the Politics of Authority，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p.150.
[198]Ozbudun，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urkey，p.273.
[199]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283.
[200]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215，pp.216-217.
[201]Ozbudun，E.，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Boulder 2000，p.14.
[202]Karpat，K.H.，Turkey’s Politics：The Transiton to A Multi-Party System，pp.145-146.
[203]Atasoy，Y.，Turkey，Islamists and Democracy，p.67.
[204]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220.
[205]Ozbudun，E.，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p.15.
[206]Ahmad，F.，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p.9.
[207]Hale，W.，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p.60.
[208]Karpat，K.H.，Turkey’s Politics：The Transiton to A Multi-Party System，pp.153-154.
[209]Karpat，K.H.，Studies on Turkish Politics and Society，p.107.
[210]Heper，M.，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Turkey，London 1991，p.121.
[211]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222.
[212]同上，p.223。
[213]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105.
[214]Ozbudun，E.，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pp.16-17.
[215]Karpat，K.H.，Turkey’s Politics：The Transiton to A Multi-Party System，p.192.
[216]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225.
[217]Ozbudun，E.，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p.17.
[218]Heper，M.，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Turkey，p.121.
[219]B.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34页。
[220]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107.
[221]Sayari，S.，Politics，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p.2.
[222]Geyikdagi，M.Y.，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p.74.
[223]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233.
[224]同上，p.234。
[225]Shaw，S.J.＆Shaw，E.K.，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pp.406-407.
[226]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234.
[227]同上，p.239。
[228]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113.
[229]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p.241-242.
[230]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115.
[231]Karpat，K.H.，Studies on Turkish Politics and Society，p.94.
[232]Ahmad，F.，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p.57.
[233]同上，p.156。
[234]K. H.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467页。
[235]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118.
[236]Karpat，K.H.，Studies on Turkish Politics and Society，p.48.
[237]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254.
[238]Karpat，K.H.，Studies on Turkish Politics and Society，p.119.
[239]Dodd，C.H.，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Turkey，p.116.
[240]Karpat，K.H.，Studies on Turkish Politics and Society，p.121.
[241]Landau，J.M.，Ozbudun，E.＆Tachau，F.，Electoral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California 1980，p.15.
[242]Ahmed，F.，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London 1993，p.129.
[243]Dodd，C.H.，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Turkey，pp.118-119.
[244]Shaw，S.J.＆Shaw，E.K.，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p.417.
[245]Dodd，C.H.，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Turkey，p.120.
[246]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130.
[247]Dodd，C.H.，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Turkey，p.55.
[248]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259.
[249]Sayari，S.，Politics，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p.11，p.13.
[250]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p.126-128.
[251]Shaw，S.J.＆Shaw，E.K.，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pp.406-407.
[252]Sayari，S.，Politics，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p.11，p.13.
[253]Heper，M.，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Turkey，p.107.
[254]Weiker，W.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124.
[255]Ahmad，F.，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p.254，p.316.
[256]Heper，M.，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Turkey，p.110.
[257]Weiker，W.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129.
[258]Heper，M.，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Turkey，p.139.
[259]Dodd，C.H.，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Turkey，pp.147-148.
[260]Sayari，S.，Politics，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p.46.
[261]Weiker，W.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131.
[262]Heper，M.＆Evin，A.，State，Democrary and the Military：Turkey in the 1980’s，New York 1988，p.91.
[263]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p.229-230.
[264]Geyikdagi，M. Y.，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p.105，p.121.
[265]Heper，M.＆Evin，A.，State，Democrary and the Military：Turkey in the 1980’s，p.91.
[266]Geyikdagi，M.Y.，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p.92.
[267]Dodd，C.H.，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Turkey，p.156.
[268]Rubin，B.，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London 2002，p.27.
[269]Heper，M.＆Evin，A.，State，Democrary and the Military：Turkey in the 1980’s，p.91.
[270]Dodd，C.H.，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Turkey，pp.154-155.
[271]Dodd，C.H.，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Turkey，pp.150-151.
[272]Weiker，W.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137.
[273]Tursan，H.，Democratisation in Turkey，p.137.
[274]Ahmad，F.，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p.288.
[275]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272.
[276]Ahmad，F.，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p.305.
[277]Ahmad，F.，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p.309.
[278]Geyikdagi，M.Y.，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p.104.
[279]Ahmad，F.，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p.336，p.348.
[280]Sayari，S.，Politics，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p.35.
[281]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275.
[282]Geyikdagi，M. Y.，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p.134，p.135，p133.
[283]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276.
[284]Geyikdagi，M. Y.，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p.133.
[285]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p.292-293.
[286]Ahmed，F.，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p.185，p.186.
[287]Heper，M.，Politics in the Third Turkish Republic，Boulder 1994，p.178.
[288]Heper，M.＆Evin，A.，State，Democrary and the Military：Turkey in the 1980’s，p.37.
[289]Heper，M.，Politics in the Third Turkish Republic，pp.71-72.
[290]Geyikdagi，M. Y.，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pp.147-148.
[291]Karpat，K.H.，Studies on Turkish Politics and Society，p.141.
[292]Ahmed，F.，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p.188.
[293]Finkel，A.＆Sirman，N.，Turkish State，Turkish Society，London 1990，pp.106-107.
[294]Sayari，S.，Politics，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p.16.
[295]Heper，M.，Politics in the Third Turkish Republic，p.55.
[296]Heper，M.，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Turkey，p.194，p.156.
[297]Eralp，A.，The Political an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urkey，p.42.
[298]Ozbudun，E.，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p.87.
[299]Finkel，A.＆Sirman，N.，Turkish State，Turkish Society，p.124.
[300]Heper，M.，Politics in the Third Turkish Republic，p.187.
[301]Rubin，B.，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p.49.
[302]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305.
[303]Heper，M.，Political Leaders and Democracy in Turkey，p.184.
[304]Sayari，S.，Politics，Parties，and Elections in Turkey，p.18.
[305]Heper，M.，Politics in the Third Turkish Republic，p.55.
[306]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306.
[307]Ozbudun，E.，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p.87，p.76.
[308]Rubin，B.，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p.29.
[309]Heper，M.，Political Leaders and Democracy in Turkey，p.185.
[310]Sayari，S.，Politics，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p.38.
[311]Sayari，S.，Politics，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p.38.
[312]Rubin，B.，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p.68.
[313]Karpat，K.H.，Studies on Turkish Politics and Society，p.26.
[314]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309，p.312，p.315.
[315]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316.
[316]Weiker，W.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90，p.88.
[317]Beinin，J.，Workers and Peasants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p.161.
[318]Weiker，W.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88.
[319]同上，p.93，p.95。
[320]Weiker，W.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p.144-145.
[321]Tursan，H.，Democratisation in Turkey，p.221，p.245.
[322]Balkan，N.，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Class，Ideology and State in Turkey，p.107.
[323]Geyikdagi，M.Y.，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p.67.
[324]Zurcher，E.J.，Turkey：A Modern History，p.244.
[325]Geyikdagi，M.Y.，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p.77.
[326]Karpat，K.H.，Studies on Turkish Politics and Society，p.81.
[327]Atasoy，Y.，Turkey，Islamists and Democracy，p.73.
[328]Landau，J.M.，Ex ploring Ottoman and Turkish History，p.138.
[329]Toprak，B.，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p.82
[330]Atasoy，Y.，Turkey，Islamists and Democracy，p.74.
[331]Ahmed，F.，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p.221.
[332]Tapper，R.，Islam in Modern Turkey，London 1991，pp.146-147.
[333]Karmon，E.，Radical Islamic Political Groups in Turkey，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 f f airs，vol.1，No.4.
[334]Atasoy，Y.，Turkey，Islamists and Democracy，p.82.
[335]Eralp，A.，The Political an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urkey，pp.52-56.
[336]Rubin，B.，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p.63.
[337]Rubin，B.，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p.64.
[338]Landau，J.M.，Exploring Ottoman and Turkish History，pp.144-145
[339]Toprak，B.，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p.96.
[340]K. H.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535页。
[341]Toprak，B.，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p108，p.125.
[342]Balkan，N.＆Savran，S.，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Class，Ideology and State in Turkey，p.111.
[343]Toprak，B.，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p.111，p.114，p.121.
[344]Schick，I.C.＆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p.229.
[345]Lovatt，D.，Turkey Since 1970，p.26.
[346]Atasoy，Y.，Turkey，Islamists and Democracy，p.168.
[347]Heper，M.＆Evin，A.，State，Democrary and the Military：Turkey in the 1980’s，p.129.
[348]Ozbudun，E.，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p.91.
[349]Sayari，S.，Politics，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p.93，p.92，p.94.
[350]Toprak，B.，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pp.118-119.
[351]Ahmed，F.，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p.161.
[352]Heper，M.＆Evin，A.，State，Democrary and the Military：Turkey in the 1980’s，p.129.
[353]Toprak，B.，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pp.105-106.
[354]Ozbudun，E.，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p.88，p.89，p.91.
[355]曲洪：《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第204页。
[356]杨灏城：《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第226页。
[357]曲洪：《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第191页，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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