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和卢梭

所有哲人中，最为有名的是法国三杰：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他们之间，迥然有别。三者都被诩称为他们时代的文学天才。三者都是先从事于文学创作，尔后转向撰写政治评论和社会分析的文章。三者都认为，现存的社会状况能够有所改进。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两次获得男爵头衔，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地主贵族，一个封建领主或庄园主。他承继他叔父在波尔多高等法院的议席，在路易十四去世后曾积极参与法院的工作。他参加过大约开始于 1715 年的贵族复兴活动。这种复兴活动持续不断，贯穿 18 世纪。虽然他对贵族和反专制主义的思潮中的许多见解很有同感，然而，他的见解却突破了仅限于自我中心的阶级思想体系。1748 年，他出版了他的巨著《论法的精神》，发展了两个主要思想。一个是政治制度因气候和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各异，譬如，专制制度只适合热带地区的大帝国；民主制度只有在小城邦里才行得通。他的另一个伟大学说是三权分立，旨在反对法国的专制君主制（他称之为“专制制度”）。在法国，他认为，国王和许许多多的“中间体”之间应该分权。这些“中间体”包括高等法院、各省三级议会、有组织的贵族、持有自治特许状的市镇，甚至还有教会。他的身份是高等法院的法官，一个外省人和贵族，因此他偏爱前面三个“中间体”是理所当然的，他承认资产阶级在法国市镇中的重要地位，因为他在波尔多工作，有助于他这样的认识；至于教会，他说，尽管他不相信它的教义，但他认为，教会倒可以当作一道路坎，来拦阻政府实施过度的中央集权。就他理解所及，他对英国宪法大加赞赏，认为英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卓有成效地继承与发扬了中世纪初期的封建自由。他觉得，英国把君主制度、贵族制度和民主制度（国王、领主和平民）三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以及把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这三种权力分开，从而取得不可或缺的三权分立。这一学说影响很广，深为 1787 年拟订美国宪法的美国人所熟悉。然而，孟德斯鸠在哲人中的挚友却认为他过于保守，甚至想方设法劝他不要发表他的见解。的确，严格说来，他是一个反动派，喜爱路易十四以前一切荒诞的东西，同时就他思慕“野蛮”的中世纪而言，他在当代人中也是异乎寻常的。

伏尔泰伏尔泰 1694 年出生于一个舒适的资产阶级家庭，取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一个杜撰出来的词，只不过是所有笔名中最出名的名字而已。他四十多岁前，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作家，擅长警句，用诗体撰写悲剧，还写过一部史诗。尔后，他越来越倾向于阐述哲学问题和公众问题。他有感人至深的魅力，究其原因，在于他的文笔运用自如，十分流畅。在所有的伟大作家中，他的作品最容易阅读。他向来文风犀利，逻辑性强，隽永深刻，不时还插入一些街头秽语；有时兴之所至，就嘲弄、挖苦一番，因此他也是一个善于运用巧妙的反语，嘲笑，教人羞惭的大师。无论他的意图是多么的严肃，他都可以通过叫他的读者捧腹大笑而达到目的。

这幅由莫里斯·昆廷·德·拉图尔（约 1736 年）绘制的伏尔泰肖像画，令人想到他那爱搞笑，爱用反语逗人乐的文风，这使他的作品为人喜闻乐道，争相阅读，即使他是在抨击宗教迫害或钳制有争议的言论。（Reunion des Mesées Nationaux/Art Resourse,NY）

伏尔泰年青时曾身陷囹圄，在巴士底狱消磨了十一个月，起因据说是对摄政者傲慢不逊。但是，翌年，这位摄政者却赏给他一笔津贴，以表彰他撰写的一个剧本。后来他与一个贵族舍瓦利埃·德罗昂喧闹打架，再次被捕。他始终是一个固执的资产阶级分子，然而在原则上对贵族制度却从未大加反对过。由于得到蓬皮杜夫人（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但深得国王的宠爱）的爱慕，他通过这种关系，成了路易十五的卧室侍从和王室史官。如果说他曾履行过这些职责的话，那只是敷衍了事而已，因为巴黎和凡尔赛宫对他来说，远非安身立命之所。他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挚交，曾到波茨坦这位国王的王室住了约两年时间。他们两人最后闹翻了，因为还没有一个足够大的舞台能长期容纳这样两个自负的人物。伏尔泰凭著书、津贴、投机买卖和讲求实效的办事方式，发了一笔大财。晚年时候，他在靠近瑞士边境的费内地方购置一个庄园。用他的话说，他在那儿成了“欧洲的旅馆主人”，接待川流不息的仰慕而来的贵客、讨取恩惠的人和寻求他帮助的落魄人。1778 年，他在巴黎去世，卒年八十四岁，是欧洲最孚人望的文人。他的文集多达七十余卷。

伏尔泰主要关心的是思想自由。他同孟德斯鸠一样，对英国十分倾慕。他在这个国家旅居三年。1727 年，在英国，他亲眼目睹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国葬仪式以及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安葬仪式。伏尔泰的两部著作《哲学通信》（1733 年）和《牛顿哲学原理》（1738 年），不仅使欧洲其他地方的人越来越多地了解英国，而且还普及了新颖的科学思想：培根的归纳哲学、牛顿的物理学和洛克的心理学。洛克学说认为，一切真实的观念都产生于感觉经验，这就削弱了宗教信仰的权威。英国最令伏尔泰称羡的是它的宗教自由、它对不同看法和科学探索的宽容、它相对而言的出版自由和它给予像他这样的文人的高度尊敬。他不如孟德斯鸠那样关心政治自由。路易十四对于孟德斯鸠和新贵族政治学派来说，是个恶棍，然而对伏尔泰来说，却是个英雄。他写了一篇颂文《路易十四时代》（1751 年），赞美在“太阳王”统治下的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虽然在个人关系上与弗里德里希大帝闹翻了，伏尔泰仍旧尊敬他。实际上，弗里德里希几乎成了伏尔泰心目中的完美的开明统治者：他倡导艺术和科学，不承认任何的宗教权威，对一切教派信条都给予宽容，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只要他们有益于社会，都一样欢迎。

大约 1740 年以后，他更加明确地成为宣扬宗教信仰自由事业的斗士。有一个名叫让·卡拉③的新教徒被控告为阻止儿子皈依罗马天主教而将其杀害，结果被判处死刑，留下了恶名，伏尔泰竭力为他昭雪。有个年青人名叫拉巴尔，因亵渎路旁一个十字架的罪名而给处决了，伏尔泰也撰文为他鸣冤，说他无罪。“砸烂可耻的东西！”成了伏尔泰学派的著名的斗争口号。对伏尔泰来说，“可耻的东西”是指偏执的行为、不容异说、宗教迷信以及这些东西背后的一群有组织的教士权力。他不仅激烈抨击天主教教会，而且还激烈抨击整个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观。他为赞成“自然宗教”和“自然伦理学”而辩护，认为信仰上帝和区分善与恶来自理性本身。其实，天主教教会很久以来就教导这一学说。但是，伏尔泰坚决认为，除了理性之外，任何超自然天启都不称心，都没有必要；他论证说，或者更确切地说，信仰一种特别的天启使人不容异说，使人愚蠢、残酷。

他是第一个用完全的世俗观点来展现世界历史的作家。在他的《风俗论》，即《世界史》一书中，他一开始就叙述古代中国，继而依次对一个个伟大的文明作了概括的评述。早期的世界史作家习惯把人类事件纳入基督教教义的框框。他们遵循《圣经》的写法，先从“创世”写起，然后写到“亚当的罪”，继而描述以色列的兴起，等等。伏尔泰把犹太—基督教史包容在范围广阔得多的世界史里，让宗教思想纳入社会学的框架中。他把基督教和一切有组织的宗教都当作社会现象或仅作为人的创见来描述。诚然，斯宾诺莎也曾这样说过，但是伏尔泰把这些见解传播到欧洲各地。

伏尔泰论政治学在政治学和自治政府的问题上，伏尔泰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民主主义者。他对人类的看法大约同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一样的差劲。只要政府开明，他倒不在乎政府的权力有多大。他所说的开明政府，是指向懒惰和愚蠢开战，使教士处于从属地位，允许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促进物质和技术进步事业的政府。他没有任何先进的政治学说，但他心目中的文明大国近似开明的或合乎情理的专制国家。他认为能够开明练达的只有少数人，因而觉得应由这少数人——国王和他的顾问——掌权，力排一切非议，贯彻实施他们的纲领。要克服愚昧无知、轻信和教士权术，国家必须强大。伏尔泰最渴望的是给开明者，即给像他那样的人们以自由。

让·雅克·卢梭让·雅克·卢梭的境况迥然不同。1712 年他生在日内瓦，是瑞士人，新教徒，出身相当卑贱。他在法国或巴黎的社交场合中，总是忐忑不安，没有自在过。他自幼缺少爱抚，十六岁那年逃跑出来，多年靠打杂工糊口，譬如抄写乐谱等。他从事写作，但直到四十岁才出人头地。他一向是个小人物，一个外来人。此外，他跟女人的个人关系很不顺，也不稳，最后与一个没有文化教养的姑娘同居，她名叫黛蕾丝·莱瓦瑟。同住的还有她的妈妈，这个老女人总爱干预他的事务。黛蕾丝跟他生了五个孩子，他把他们全都送到孤儿院去。他没有社会地位，没有钱，没有钱的观念，到他出了名以后，他还得靠朋友的周济过日。忧郁和痛楚使他身心严重失调。他养成这样的感觉：谁都不能信任；那些想法帮助他的人，正在背后嘲笑他或出卖他。他谴责法国妇女的文化影响，尤其批评她们在巴黎沙龙所起的突出作用（“她们啥都不懂，虽然她们每事都评”）。他身受现在称之为心理情结的折磨，也许是患了妄想狂。他喋喋不休谈论他自己的德行和清白，悲痛地抱怨别人误解了他。

卢梭的“论文”但是，他虽然精神紊乱，却可能是当时最有造诣的作家，而后来肯定是最有持久影响的作家。他自身的经历使他体会到，在现存的社会中，好人不可能幸福。因此，他抨击社会，大声疾呼，社会是虚假的和腐败的。他甚至抨击理性，称它是使人误入歧途的伪向导，如果一味追随的话。对一切令他的同代人感到满意的进步，他都表示怀疑。他著有《论艺术和科学》（1750 年）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 年）。在这两篇“论文”中，他论证说：文明是许多邪恶的根源；处于“自然状态”的生活，只要有可能存在的话，会好得多。卢梭把第二篇论文送给伏尔泰一份。伏尔泰（对文明的各种形式都大为欣赏）回复说，他的大作使自己“觉得像是在用四脚爬行”。对于卢梭来说，人性中最好的品质，诸如善良、无私、诚实和良知等，都是自然的产物。对于他，只是深藏于理智之下的地方，才使他意识到有感性的存在。他喜爱同情给予的温暖，喜爱直觉闪现的敏捷，喜爱良心传递的清晰信息。从他的气质上来看，他有宗教信仰，因为他虽然什么教会、什么教士、什么天启都不相信，却尊重《圣经》，敬畏宇宙，爱独自冥想，他相信的上帝不仅是“第一推动力”的上帝，而且还是司爱、司美的上帝。这样一来，卢梭使严肃认真的人更容易挣脱正统观念和一切教会戒律形式的束缚。他为各种教会所惧怕，被视为最危险的“异教徒”，不论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或是在信奉新教的日内瓦，都曾受到谴责。

总的看来，卢梭不同于同时代的许多人，他在自己的大多著作中给人的印象是：冲动比斟酌过的判断来得可靠，本能的感觉比应急的思想更为可信。对他来说，凭借心灵玄妙的见识比出于理性或清晰的见解更为真实。他成了“感觉的人”，成了“自然之赤子”，成了即将来临的浪漫主义时代的先驱，成了现代一切强调非理性和潜意识的流派的一个重要源头。因此，他成了一个早期的颇有影响的启蒙批评家，即使他在期望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上与其他哲人相似。

社会契约论在《社会契约论》（1762 年）一书中，卢梭似乎又与上述对自然情有独钟的著名见解大相抵触。在此书中，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野蛮环境，没有法律，也没有道德。这种观点有点像霍布斯的观点。在其他的著作中，卢梭曾认为，人的邪恶是社会种种邪恶造成的。此时，他却认为，只有经过改良的社会才能产生好人。早期的思想家，譬如约翰·约克，曾把“契约”当作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一个协议。卢梭把它当作人民之中的一个协议。这是一个社会契约，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契约。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即团体，就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社会契约是一种谅解，凭此谅解，所有的个人为了对方而彼此都放弃自己的天赋自由，把个人的意志熔合成一个“共同的意志”，最后同意接受这共同的意志的裁决。这共同的意志就是最高权力；真正的最高权力，若理解正确的话，是“绝对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政府位居第二；国王、官员或遴选出来的代理人，只是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的代表而已。卢梭用了许多晦涩难懂的篇幅来解释如何才能识别真正的共同意志。它无需通过大多数人的表决来决定。“产生这种共同意志的，”他说，“不是看有多少人附和，而是取决于把众人团结起来的共同利益。”他几乎没有谈论政府机构，而且对议会制度也不羡慕。他关心的是更为深远的东西。他虽然是一个精神失调的外来人，却渴望有一个人人都能觉得自己是其中一员的共和政体。他希望有一种国家，使身在其中的一切人都有成员感和共事感。

让·雅克·卢梭

作者：阿伦·拉姆齐（苏格兰人，1713—1784 年）

此幅肖像画令人多少窥见到卢梭错综复杂的人格和思想。此画是由一名苏格兰艺术家绘制的。他十分仰慕这位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作家。（Giraudon/Art Resourse, NY）

卢梭的这些看法使他自己成为民主制度的先知，也成为民族主义的先知。他应奋起反抗外国列强瓜分自己国家领土的波兰人之约请，写了《波兰的忧虑》一书。在这一著作中，卢梭确实较为具体地运用了《社会契约论》的见解，从而成为第一个系统阐述有识有谋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家。在撰写《社会契约论》时，他心里有一个像他的出生地日内瓦那样的小城邦。但是，他实际所做的，却是归纳小城邦共和国人民的心理特征，使之应用到有广袤领土的国家。这些心理特征是：具有成员资格感，具有团体感和伙伴感，具有认真负责的公民感和密切参与公共事务的共事感——一句话，有共同意志感。一切现代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或是非民主国家，无不设法向本国人民传授这种心理上的团结感。在民主国家里，共同意志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和人民的主权保持一致，而在独裁的国家里，个人（或政党）就有可能自称有权充当共同意志的代言人和解释者。迄今，极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把卢梭视为他们的先知之一。

卢梭对他同代人的影响之所以深广，还凭借他的其余著作，特别是他的小说《爱弥儿》（1762 年）和《新爱洛绮丝》（1760 年）。这些小说在一切有文化的社会阶层里，尤其是在妇女中，广为阅读。她们把他奉为崇拜对象。他是一个文学大师，能够激发各种以往作家很少接触过的思想情感。他用文学作品，在上流社会人士中传播一种尊重平民的清新情感、一种对平凡事情的爱好、一种怜悯人和同情人的冲动、一种意识到贵族生活尔虞我诈和虚浮浅薄的观念。妇女开始喜欢给自己的婴孩喂奶了，因为卢梭说她们应该这样做。甚至男人们也开始谈论起他们感情的细微之处。潸然泪下成了时行风尚。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给自己建造一个村庄，在那里，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纯朴的挤奶女工。在所有这一切中，有许多是荒谬的或浅薄的。然而，这是现代人道主义的源泉，是产生人类平等的新观念的推动力。卢梭使法国上层阶级疏远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丢掉自己的优越感。这就是他对法国大革命所作出的主要而直接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