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卢梭的争辩

1754年12月12日，伏尔泰和德尼夫人到达了日内瓦。日内瓦风光旖旎，交通便捷，政治气氛比法国和普鲁士都要稳定、宽松。伏尔泰买下了日内瓦城墙外不远的一所豪华住宅，取名为德利斯，意思是快乐山庄。

找到了理想的安身之地，伏尔泰的心情非常激动和喜悦，逃离普鲁士时带来的惊恐、孤寂、沮丧都已一扫而光。他为这里写下了一系列的颂诗，并立即结集以《伏尔泰关于1755年5月乔迁日内瓦湖畔的住宅献诗》为书名公开出版。

伏尔泰安家不久，便收到卢梭派人送来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他以前曾拜读过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化》一文。伏尔泰没有直接批评卢梭，但是他认为如果因为社会还存在某些弊端，就否定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像人们因消化不良而不吃东西一样荒谬可笑。在18世纪的欧洲知识界，伏尔泰是坚定的反保守的人物，他不屈服于当时流行的原始主义或尚古主义，毫不含糊地坚持非自然状态的社会组织、科学进步以及艺术日趋精致优雅的原则，攻击广泛被人接受的自然状态的神话。

收到卢梭的赠书后，伏尔泰并没有对《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发表评论，而是借机给卢梭回了一封信，反驳了他的一部分原始主义观点。他说，他不喜欢像动物那样用四条腿走路或像印第安人那样生活，因为不开化的印第安人像文明的欧洲人一样邪恶；他半开玩笑地对卢梭说，文学所附着的蒺藜实际上是与地球上到处泛滥的罪恶相伴的花朵，大的罪恶是著名的无知之徒所犯下的。

卢梭在《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化》中，曾以中国文明为例，证明他的“文明否定论”。他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和艺术都很发达，但文明未必是幸福，文明并不能矫正中国人的一些恶习，也不能使中国人免于遭异族征服的命运。

伏尔泰反对卢梭的“文明否定论”，他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有着深挚的热爱，对中国的政治和教育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曾认真阅读过儒家的经典，认为儒家的学说符合人文主义的精神，孔子只诉诸道德，而不宣扬神迹，很值得西方人借鉴，他把中国的哲学和伦理道德作为宣扬启蒙运动的有力武器。

为了宣传中国的传统道德，反驳卢梭的主张，伏尔泰还完成了一部别具一格的悲剧《中国孤儿》。这出悲剧以中国的《赵氏孤儿》为蓝本，将故事发生的时代改变，并穿插了一些爱情元素，使之成为一部标准的古典主义悲剧。

1755年8月，《中国孤儿》在枫丹白露首次公演，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伏尔泰虽然对中国的戏剧艺术理解不深，但是，他敢于大胆地把中国的历史故事搬上法国舞台，这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无疑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举动。剧本改编的成功，不仅给伏尔泰带来了极大的声誉，而且也直接激发了欧洲国家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的兴趣。

当时的欧洲，还盛行着一种盲目的乐观哲学，德国的莱布尼兹，英国的博林布洛克等人，都是“一切皆善”的哲学鼓吹者。他们认为恶是暂时的，善是永久的，现实中的一切都会走向更完美更崇高的和谐。这一哲学观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的。17世纪，欧洲的反封建斗争遭到挫折，随着君主专制统治的加强和唯理主义的盛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封建王权的妥协越来越明显，鼓吹安于现状、知足常乐的盲目乐观主义哲学也就应运而生。它成了束缚人们头脑的一种新的精神枷锁，严重阻碍了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针对这一现状，伏尔泰觉得非常有必要戳穿“先天和谐论”的画皮，提醒人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决定采用自己最得心应手的斗争工具——讽刺小说来批驳这一为旧制度辩护的哲学，并趁机宣传启蒙思想。伏尔泰在《老实人》中，通过对老实人、居内贡、邦葛罗斯等人所经历的苦难的描绘，深刻揭露了欧洲封建社会和教会制度的黑暗腐朽，无情地嘲笑了乐观主义哲学的盲目性和虚伪性，同时也批判了这种哲学给人们的精神所造成的伤害。伏尔泰在小说中还刻画了一位悲观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玛丁，他坚持“人类只是在焦灼不安和无聊昏睡中生活一世”的悲观论调，坚信灾难、卑鄙行为和无聊之事主导岁月，这也是伏尔泰所不赞成的消极处世哲学，他主张启迪人们的智慧，正视现实，积极谋求新的变革。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种咱们的园地要紧。”这句名言，构成了伏尔泰全部哲学思想的真谛，它说明，人类社会并不美好，要改变现状，不能坐等天赐恩泽，一切都得从自己脚踏实地地努力工作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