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论家、现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领导地位”主任的罗伯特·卡冈(Robert Kagan)在《论乐园与权力:新世界秩序中的欧洲和美国》中认为当前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对立承袭了康德的《论永世和平》和霍布斯的《海怪》在政治哲学上的对立。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哈佛大学教授)在《公正世界之梦》中则介绍了三派国际关系的理论:
漫画康德
1.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之间为权力争夺不休，道德在这问题上无用武之地。代表人物是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和近代美国政论学者肯南(George Kennan)、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基辛格也属于这一派。
2.自由主义:认为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奉行自主原则的各国政府有望组成一个和谐的、自由的并具有合作精神的世界。这派理论首创于康德，奉行者则有威尔逊。
3.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导致国家形式的消灭，世界的分歧与竞争也就随之无疾而终。
这三派理论的哲学根据都是对自然状态的看法，据《牛津哲学词典》，对于自然状态，哲学上也有三派看法:
1.霍布斯的看法:重点是“人相争”。(将在另文述及)
2.卢梭的看法:人的生命是自由而独立的，也是健康、快乐而无邪的。人秉之于天的还有恻隐之心。人的不幸都由社会造成，理性的发展则侵蚀他的恻隐之心。人类的原始(或野蛮)状态不应受贬抑，(像霍布斯一派的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而应受尊崇。完全回到“高尚的”野蛮状态是不可能的，但一旦人已经生活于社会的状态之中，一旦从自然的失落已经完成，那么，一个法律体系是必须的，在这一点上，霍布斯的论述是可取的。但卢梭认为要求这个法律体系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是没有指望的，希冀建立在它之上的社会组织能够偿回高尚的野蛮状态更是徒然的(见他发表于1755年的论文《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人只能退而求其次，谋求建立一个与人类的自然状态比较相容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的范型就是他在《社会契约论》(1762)中鼓吹的“斯巴达式的民主共和国”。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的个人意志可以通过全社会的“普遍意志”来获得表达。在这里，他的一个中心概念是后来被柏林称为“积极的自由”的概念，即对行政与立法的积极参与。
3.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看法:人的本性和理性行为的能力都是社会生活造成的，人根本不具有来自社会习俗以外的、纯粹可通过自然来解释的性质。他们从根本上否定“自然状态”这一概念。
评论卡冈的裘德(Tony Judt，纽约大学雷马克研究所主任)认为现实主义或单边主义者援引霍布斯的理论作为其哲学基础是不妥当的。自由主义或多边主义者的理论虽由康德首创，但康德的政治理论实兼采霍布斯和卢梭两家之说，而且卢梭本人也不全盘排除霍布斯的思想。所以霍夫曼的三派论也不能看成是关于自然状态的三派理论的直接衍申。为此我们有必要拜访一下康德。
康德在1784年的论文《论联系全宇宙政治史观念的政治秩序的自然原则》中就采纳了霍布斯的观点，认为人相争是社会进步所不可缺少的。相争，也可以说竞争，可以激发生命的潜在能力，没有了它，人类便会停滞不前。他说:“没有一点反社会性质的东西，人就可能过着完全和谐、事事如意、互敬互爱的田园仙境牧童式的生活;但是那样的话，他们的全部才能便永远只保持潜伏状态，不得发挥。”因此“该谢谢造化，赐给这种反社会的性质，艳羡的嫉妒和虚荣好胜，永不满足的占有欲和权力欲。……人但愿和睦相处;不过造化比他创造的人类懂得更清楚;她有意要人不和，为的是可以促使人作出新的努力，进一步发挥人的天赋才能。”
康德首先把人与人的关系推广到国与国的关系上。(这和他生活在当时欧洲列国纷争的环境有关。18世纪后半叶是专制与战争的年代。1740—1748年德、奥为争夺西里西亚而战，英、法1756—1763年为争夺亚洲和北美的殖民地而战，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1780—1784年英、荷战争，等等)他和卢梭都相信战争造成的动荡不安使各国统治者更加专制、人的自由存在也就更加无从实现。在《论永久和平》(1795)中康德写道:“统治者没有钱花在公共学校教育上……因为他们的财力资源已经列入下一次战争的帐目上去了。”[1]所以他提出，只有国际政府才能防止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倡立的国际联盟以及当前的联合国都导源于这一思想。
康德认为战争和备战的沉重财务负担加剧了军国主义和殖民地的争夺，而这种帝国主义的贪婪又根源于欧洲各国的寡头政治组织。掠夺所得归少数上层人士所有，以致分赃之后，所得还大有可观。要是建立起民主制度，大家都分享政治权力，那么掠夺所得将不得一分再分，其诱惑力就微乎其微了。(注:衡以目前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现状，康德先生未免太慷慨大度、太低估—马克思所说的“滴着血登场”的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了。正是这一杯羹的涓滴之差左右着选票的动向!)因此“永久和平条件的第一个明确的条件”是:“各国的国内政治组织必须是共和政体，非经全体公民投票表决(赞成)不得宣战。”[2]在这里，康德所定义的“共和”是指行政和立法分离的意思。(因此并不把君主制，例如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排除在外。)但是一旦确立了行政权，就必然含有专制的成分。而且《论永世和平》是在法国大革后的恐怖年代写成的，所以对民主制多少抱有保留的态度。而且从根本上说，“执行自己的政策的所谓‘全民’，实在并不是全体人，只是过半数人;于是在这点上普遍意志便自相矛盾，而且与自由原则相矛盾。”[3]这番话，据罗素的看法，是颇得卢梭的心传的。至于以世界联邦作为保障和平的手段这一思想则源于莱布尼茨和启蒙学者们，特别是圣皮埃尔修院院长(Abbéde Saint Pierre)。
【注释】
[1]见《哲学的故事》(下)(威尔·杜兰特著，金发焱等译，三联书店，1997)第42页。
[2]同上，第43页。
[3]见《西方哲学史》(下)(罗素著，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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