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元经济带动了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资源型城市在形成和发展中,其内部经济,包括城市工业、城市商业、城市交通运输业、城市金融业等也有发展,且表现出极浓厚的中国近代特色,逐渐走向现代化。
(一)资源型城市工业化开启及路径
随着新式工矿业的出现和发展,资源型城市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新式工业,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积累的增加,城市工业化历程开启。因为各资源型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背景不一样,其工业化开启的过程也表现为不同的路径。
1.城市受战争影响走向工业化
近代的109年间,中国是在战火纷飞中度过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战争就是资源消耗战,是能源比拼赛。中国近代战争一方面带来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另一方面促进了以资源为基础的资源型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当在战争中中国城市大量衰落时,资源型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实属另类,有的资源型城市在逐步兴起,如甘肃玉门等,有的资源型城市在逐渐发展,如四川自贡等。由于资源的开发,采矿业发展,采矿技术随之变革,人口加快聚集,城市工业化启动并发展。
受战争影响,资源型城市逐步走向工业化,代表城市之一是自贡,其最明显变化就是城市工业体系的变化。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长江流域的盐政废弛,清政府采取川盐济楚政策,四川井盐业因此而得以迅速发展。这种快速发展持续到民国初期,这时期堪称是自贡盐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自贡盐业生产通过对传统技术的总结,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盐产质量高,比如卤水入锅前要净化(提清化净),成盐后要洗涤(淋花水),产品成分含纯盐达95%以上,当时是以瓦斯小锅煎制,颗粒均匀,色白质坚。到20世纪初,采用机车汲卤后,又增设开车师(司机)、机车拭篾(副司机,专门操作刹车)、机车打杂、生火师(司炉)、白水客和机车修理工等。[94]雇佣劳动普遍出现,资本积累逐渐增长,经营方式也逐渐进步。而且由于资本积累的增长,少数人逐渐聚敛了大量的资本,形成了“王、李、胡、颜”四大资本集团。盐业生产内部分工日渐细密,据《自贡市志》记载:一般盐井的正常分工包括管事(比如井口管事、车房管事)和匠人(比如勾水匠、拭篾匠、使牛匠、铁匠、木匠、石匠等),以及杂工和学徒等。就一个灶房而言,一般分工就有坐灶、烧盐匠、桶子匠、打锅匠及伙房等工种,另外还有掌柜、记账、现金、材料、跑街等工种。钻凿卤井的有管事、山匠、碓工、拭篾匠、牛牌子、辊子匠、白水客、炊事员等。为维护卤井正常生产的有天车工、锅炉检修工、逗丝工等工种。[95]同时,盐业生产还带动了木材、竹业、煤炭、商业、金融、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以盐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这一切都表明,自贡盐业发展进入了手工工场阶段,并逐步迈入机器大生产阶段。
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阀逐渐形成,各派势力连年混战,自贡盐业生产逐渐萧条,阻碍了自贡城市的发展,但工业化的进程仍在推进。1911年12月30日,自贡地方议事会成立,并首次将自(流井)、贡(井)连接起来。自贡地方议事会率先在全省提出了“破案均税”的盐政变革,并始终保持盐产在400万担以上,成为这个时期变革领先的特区,从此形成了“地方称自贡,盐场称富荣”的奇特局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盐区相继沦陷,原来靠海盐供应的两湖军民食盐断绝,不得不仰赖川盐接济,川盐由此得到再一次的快速发展。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8年3月明令川盐增产,并提出“增加产量首先从富荣东西两场着手”,要求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300万担,比1937年的327万担将近翻一番。[96]在此政策下,自贡开凿新井、增设锅灶、改进技术、加运盐斤,其产、运、销出现空前增长。从1938年久大盐业公司自贡制盐厂在张家坝采用平锅制盐以来,枝条架、塔炉灶、废气制盐等新工艺相继出现,真空制盐也开始试验。自贡的盐可从釜溪河入沱江,下长江,自贡盐业再度复兴,迎来了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抗战八年,自贡盐场建成了每年能生产500万担食盐之基地,并在8年中为国家财政创造了206318万元税收。同时,随着国民政府迁居重庆,沿海地区的盐业工厂、科研机构相继内迁自贡。这样,自贡盐业得到了沿海先进的生产技术、工艺和科研人才,自贡城市工业迅速发展,形成了以盐业为主,化学工业、机械工业为辅的新工业结构,现代化工业初具规模,城市工业化步伐加快。
2.城市受列强殖民影响走向工业化
1895年后,列强以资本输出为主要侵略中国的形式,其中包括对矿产资源的大量攫取,因此而形成和发展了一批资源型城市,比如辽宁鞍山、河北唐山等。这类城市多具有殖民色彩,一般是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资源逐渐得到大规模开发,但资源的开发离不开城市的支撑,由此城市逐渐走向工业化。具有这一特征最有代表性的城市多出现在东北地区,包括的不仅仅是单一、零星的城市,而是城市群。
东北地区工业化起步期的主导产业是矿业和原材料工业,东北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首先成为日、俄帝国主义掠夺的对象。日俄战争后,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入东北地区,开采东北地区的煤炭、钢铁、石油等资源。在资源开采过程中,列强的资本也不断输入,官僚买办资本投资和民族资本聚集,促进了本溪、鞍山、阜新、漠河等工矿城市的兴起,并按照日本侵略的要求发展城市,开启了畸形的东北城市工业化的进程。下面以鞍山、本溪、抚顺为例进行说明。
关于鞍山城市的工业化。清朝初年,清政府对矿山开采采取封禁政策,只许官营,不许民间开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迫于军火需要,允许民间开矿。但由于交通不便、技术落后,当时鞍山地区的钢铁生产还比较落后。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势力逐渐扩大。1907年,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之后,日本加紧了对鞍山地区铁矿资源掠夺的步伐。1916年,北洋政府正式批准成立了中日“合办”振兴铁矿无限公司,1919年正式开采。这期间,鞍山开采的铁矿石大部分被日本掠夺。与此同时,1918年日本在东北又成立了鞍山制钢所,冶炼振兴公司开采的铁矿。1919年,鞍山制钢所正式投产,这是日本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近代冶金工业,生铁产量逐年增加。1933年,日本又在鞍山成立了昭和制钢所,合并了鞍山制铁所,实行铁钢连续作业。经过发展,昭和制钢所成为采矿、炼铁、炼钢一体化的钢铁联合企业。可以看出,鞍山钢铁工业发展的一个历程是开采铁矿石→冶炼铁矿→铁钢连续作业,最终成为一个采矿、炼铁、炼钢一体化的钢铁工业体系,在钢铁工业的主导下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城市。同时,这一发展过程又夹杂着日本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因此城市发展又带有殖民地色彩。
关于本溪城市的工业化。本溪工业的兴起始于日本的投资。日俄战争后,日本大仓财阀组建了“本溪湖大仓煤矿”,开始策划掠夺本溪的煤铁资源。1906年,这一煤矿正式开采,当年出煤300吨,5年间掠走煤炭121300吨。1911年,经中日双方协商,本溪湖大仓煤矿由日本独办改为中日合办,更名为“本溪湖商办煤矿有限公司”,次年又更名为“本溪湖商办煤铁有限公司”。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煤铁公司又成为日本独占的企业。1935年,公司更名为“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后经多次增资改组,公司纳入“满业”系统,但仍由大仓财阀、“满业”和伪满洲国共同出资。从生产体系方面来看,大仓财阀管理煤矿时期,在采煤和冶铁上就已经开始使用机械设备,并引进德国的工程设计和日本的技术指导。到1931年,本溪湖商办煤铁有限公司也逐渐由单纯经营采掘发展成为具有采煤、炼焦、化工、铁矿开采、选矿、团矿和发电等多种生产能力的联合企业[97],本溪煤铁工业逐渐走向现代化。从企业资金、规模、员工人数方面来看,1930年,该矿资产达1500万日元,矿工约有7000人,日出铁矿石500余吨,主要向日本输出。[98]增资改组后,公司的资本总额由1935年的1000万日元,增加到1941的2亿日元,仅仅6年时间,就增加了20倍。公司所属厂矿除中日合办时的以外,又增加了15个厂矿。工人数从1931年的8642人增加到1941年的8170人,10年间增加了3倍多。[99]
关于抚顺城市的工业化。抚顺是一个综合型的资源型城市,城市工业主要包括煤炭、石油、电力、钢铁等。其中,煤炭工业是城市工业的主要部分,其余石油、电力、钢铁等工业均是随着煤炭工业的发展,为促进煤炭工业的进步而逐渐发展起来的。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沙俄霸占了抚顺煤矿。随着千金寨的发展,日本开始在抚顺使用新技术、新设备开采煤矿,抚顺工业进入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1910年,千金寨开凿了竖井,技术不断进步,并不断从蒸汽机械向电力机械转变。1914年,抚顺市又进行了露天采矿,进一步跟进了世界先进采矿设计。到1930年,西露天矿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大型综合开采的露天矿。煤炭工业的发展带动了电力、石油、钢铁工业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满足掠夺煤炭资源的需要,1908年抚顺煤矿建立起第一座发电厂,即大山坑第一发电所,抚顺开始由蒸汽动力时代向电力能源动力时代转换。煤电联合使抚顺城市工业的近代化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随着科技的进步,抚顺又建立了第二座发电厂、第三座发电厂。抚顺煤矿第三发电厂,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为亚洲第一火力发电厂。[100]在煤炭、电力发展的同时抚顺的油化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是生产人造石油。经过油母页岩炼制石油→石油化工→煤炭液化→煤化工等阶段,抚顺石油进入生产阶段。1905年,为了军事工业发展的需要,日本在抚顺煤矿下设了抚顺制铁试验工场。1937年,正式建立了制铁试验工场,但设计规模较小。随着侵略中国的加剧,日本所需的钢铁产品增多,逐渐扩大了工场的规模。到1939年末,工场形成了一整套生产体系,初具规模。
3.城市受交通运输带动走向现代化
中国近代交通运输的发展以铁路、轮船的使用为标志,而且铁路轮船本身就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内容。当铁路和轮船使用的时候,流动的要素有棉花、大豆、茶叶、生丝、盐、糖、花生、蛋类等农产品,还有棉纺织品为代表的农产品的加工产品,这些要素的流动推动了贸易扩大、人口迁徙和市场发展。
交通运输发展(尤其是列强控制的交通运输业)除了农产品的运输外,也包括煤、铁和机械等发展资本主义(非封建主义)的重要产品,这些是与城市发展(尤其是资源型城市发展)紧密相关的。换句话说,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得益于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和轮船等)的发展,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从而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比如唐山城市的发展和工业化启动得益于河道、铁路、水路等交通运输的便利。晚清洋务运动中创办了开平矿务局,唐山城市由此而兴起,并逐步发展为新兴工业城市。洋务派代表唐廷枢认为:“开煤必须筑铁路,筑铁路必须采铁。煤与铁相为表里,自应一齐举办。”[101]1878年开平矿务局成立后,为了解决煤炭运输问题,矿务局投资14万两,开挖了胥各庄至芦台全长约65里的运河,疏浚了芦台至天津的原有河道。同时修筑唐山至胥各庄全长约20里的铁路,这是中国自造的第一条铁路。1881年运河完工,次年铁路通车,此后开平的煤以芦台为中转站,运销各地。由于河道疏浚、铁路通车,煤矿的生产能力随之而提高。开平煤矿1881年投产,当时日产量约300吨,1882年日产量已达500吨左右,从1884年7月起日产量长期维持在900吨以上,到1894年,开平煤矿的日产量已达2000吨。[102]
煤矿生产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为了外运日益增长的煤矿产品,1888年矿务局又修建了津沽铁路,开平的煤炭资源可直接运往天津塘沽,这就极大地便利了开平矿务局煤炭的外运。与此同时,矿务局还注重水路运输的畅通,购置轮船,建立运煤船队,1890年,矿务局共有6艘轮船,来往南北各口。
交通运输的发展,促进了唐山新式工矿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工业的复兴。唐山地区传统的陶瓷、砖瓦、石灰、酿酒等手工业,由于原料缺乏、运输困难而逐渐衰落。开平矿务局成立后,交通运输业逐渐发展,这些传统手工业的原料、运输等问题逐步解决,市场也逐步扩大,陶瓷、砖瓦、石灰、酿酒等手工业逐渐得以复苏。
(二)城市商业随资源产业发展而发展
城市工业发展,资源开采规模扩大,资源性产业发展起来,由此人口聚集,使为之服务的城市商业逐渐发展起来。在演进中,城市商业随着资源性产业的盛衰而繁荣衰落。
1.城市商业与资源产业密切相关
城市商业与资源产业密切相关,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资源产业兴,则商业兴;二是商业贸易为资源产业服务。下面以自贡为例。
首先是盐号的设置。盐号,是盐业运商从事运输的组织管理机构。自贡盐业贸易自古就是城市商业的主体。19世纪50年代之前,自贡盐号多为有经验的陕西商人经营和垄断。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长江流域的盐政废弛,四川井盐业因此而得以迅速发展。自贡盐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增加盐产量的同时,自贡本地“四大家族”开始设立盐号,兼做运商。食盐运销的高额利润,使盐号遍及西南各地,盐业生产经营进入极盛时期。直到1935年,官僚资本垄断了自贡盐的运销后,自贡本地盐号的业务才逐渐减缩。
其次为盐业服务的商业集市贸易。第一,牛的交易。自贡盐业的生产和运输都需要牛,而自贡本地又不产牛,因此,自贡盐业经营所需要的牛都是牛贩子从全国各地贩卖过来的。牛市交易的盛衰关系到盐业生产的繁荣与衰退,进而影响到城市经济的荣枯。第二,竹的交易。盐业生产过程中汲卤用的工具多用竹制成,因此竹是自贡盐业生产的必需物,因而竹市场随之而发展起来。盐业生产状况直接影响竹的需求量,19世纪中叶和抗战时期自贡盐业市场扩大后,竹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而自贡又不产盐业用竹,因此竹贩子从云南、贵州、陕西、湖北、江西等地区贩卖竹子至此,竹市场逐渐兴起。除此之外,与盐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木材、茅柴、煤炭、天然气等燃料市场逐渐发展起来,这些专门商业越来越繁荣,形成了几条著名的商业街。抗战时期自贡商业发展空前繁荣,也使城市逐渐富裕起来。
2.资源产业带动城市商业发展
随着资源产业的发展,城市人口逐渐增多,为城市人口服务的各种商业逐渐发展起来。城市商业的发展,总体上是随时代的前进而发展,但也不排除特殊时期的倒退或萧条。以抚顺和本溪两个东北资源型城市为例。
抚顺煤业发展带动商业繁荣。清末民初,抚顺城市商业较为繁荣,尤其是千金寨地区,“本县商业原极寥寥。清季末叶,寨埠开采,煤矿工人既多,需要自广。又有满铁支线……于是商业日渐增多”[103]。之后,随着抚顺商务会在千金寨设立分支机构和抚顺县公署迁至千金寨,千金寨的丝房、衣庄、布庄、粮铺、钱庄、饭馆、茶店等商业更加繁荣,商业种类可达40多种,并形成了多条商业街区。发展至1936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大在抚顺的侵略,千金寨的商号被迫转移外地,城市商业开始转向分散。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强迫抚顺多注重发展与军事工业相关的产业,商业逐渐萧条。
本溪煤业发展促进商业的发展。本溪煤矿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的发展。据1917年统计,本溪湖原有本国资本的商户81家,日商开办的店铺34家。到1923年,本国资本的商户只剩下13家,日商却增加到86家。[104]1924—1929年,东北铁路沿线的经济开发区得到重视,工商业者多在这一带进行投资。这一时期,本溪地区的日杂百货、绸缎布匹等商业高速发展,其服务业也得到快速的发展。据统计,1924年,本溪地区的各种商业、服务业共有74家,其中本溪湖仅有14家,1925年本溪地区共增加到279家,其中本溪湖就激增到192家。至1929年,本溪地区的商号又发展到524家。[105]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城市商业一度受到挫折。1939年,本溪湖设市后,城市商业发展有所回升,修建了一些水泥厂、化工厂和炼钢企业,一部分人口和商业活动开始向市区转移。1941—1945年,日本占据了城市商业市场,一些工商户发展不下去,被迫停业。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接收城市商业,由于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市内商业逐渐萎缩。
(三)城市交通运输业的逐步发展
资源型城市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多是为了解决城市矿产资源的外运。随着资源的开发,城市交通运输事业逐步发展,其中最明显的成效是汽车运输业的发展。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势力的侵入,外国的先进交通运输工具逐步传入中国。为了满足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加大资源的开发和运输,各个资源型城市的交通运输事业逐渐得到发展。下面以自贡、本溪为例进行说明。
自贡盐业的生产经营,离不开交通运输。自贡盐运的运输方式包括陆路运输和水路运输。陆路运输以自流井为中心的石板大道,负责了食盐的外销,同时盐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也由此运进。通过自流井,盐场可以与宜宾、资中、成都、威远、荣县、富顺、内江、隆昌、重庆、泸州等地相连。盐区、矿区公路的修建较晚,在1926年才开始修筑井富马路(自贡第一条公路),1929年全路通车,对缓解盐区运输矛盾、促进盐区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水路运输主要依靠釜溪河、荣县河、威远河等河流,发挥水上运输功能,为盐业生产和运销服务。清末以后至抗战期间,水运在交通运输中占据重要地位,盐业生产大部分靠水运,逐渐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水上运输体系。自贡盐运的交通运输工具经历了一个人力运输、畜力运输、简单机械、汽车运输的演变过程。清末民初,自贡城市运输多以人力、畜力为主,1929年井富马路通车后,自贡汽车运输才陆续出现。抗战时期,各种运输工具多有增加和创新,汽车发展最为突出并在1943年达到顶峰。但抗战结束后,汽车运输开始衰落。“水路运输所需的船只,从1877年至1943年多保持在2100支左右,1943年后船只减少一半,只剩下1055支。”[106]自贡城市交通运输,一方面受盐业生产销售的影响,另一方面受行盐制度运销管理体制的制约。
本溪市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在这里主要介绍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本溪市的铁路运输与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同步,铁路始建于20世纪初。1904年日本修建了安奉铁路,在本溪地区设置了孟家堡车站;1911年,在市内修建了福金站和本溪湖站。1913年和1938年,以福金站为中心,分别向东、向西修建了溪碱线铁路和辽宫线铁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本溪市铁路遭受重创,已不复使用。公路运输,最早出现在1877年,由恒仁县镇至沙尖子,全长65公里,这是当时唯一的交通运输干线。1929年本溪公路才开始有所发展,出现了汽车运输,但通往贫穷山区的公路仍十分险峻。直到新中国成立时,本溪市运输仍以畜力和人力为主。
(四)资源产业影响下的财政与金融
资源型城市财政金融主要包括财政税收和金融体系两个方面,其盛衰荣枯在很大程度上受资源性产业经济的影响。
1.资源型城市的财政税收
鸦片战争使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收及结构均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清朝末年表现为中国关税、盐税自主权相继丧失,新增赔款费、债务费、洋务费等财政支出项目,白银外流引起银贵钱贱等现象。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则表现为关税主权进一步丧失,军费支出逐年膨胀,对外债务的庞大规模,以致政府不得不发行国内公债,滥发纸币。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内外债务及关税自主权再次丧失,国民政府不得不适时改变税收制度。从这个演进过程看,1840—1949年的财政税收制度渗透着西方的影响,财政税收手段也不断走向成熟。这在资源型城市中有明显的反映。
资源型城市的财政税收,一般主要靠资源产业的税收,如自贡税收靠盐税、唐山税收靠煤税、鞍山税收靠钢铁税。同时还来源于资源产业相关的其他行业发展所缴纳的税款,这部分税款也成了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两部分税款组成了城市税收的绝大部分。受资源产业的影响,资源型城市的税收高低与资源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资源产业发展快,税收多;资源产业萎缩,税收相应下降。例如,自贡建市后的第四个年头(即1943年)地方财政收入达到了1300多万元,而年支出与收入基本持平。到1945年时,自贡地方财政收入达到9400多万元,是1943年财政收入的7倍;到1949年,财政收入仅105.9万元。[107]这一方面说明,抗战期间,自贡盐业发展迅速,盐税增加;1949年政局动荡,盐业崩溃,税收减少。另一方面也说明,抗战期间除盐业以外,其他经济也相应发展。
资源型城市的财政税收,还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影响。西方国家占领矿山,掠取利润,这是中国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之一。比如开滦煤矿,1903—1912年由英商经营,10年间累计盈利达2157.1985万元。从1912年(开平公司与滦州公司联合)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25年间,共计盈利1.8亿元,年平均盈利达722.9万元,比开平公司时期增加2.02倍,比开平矿务局时期增加12.4倍,年均盈利率为15.98%。[108]
2.资源型城市的金融体系
城市经济繁荣促进金融业发展,金融事业的发展又推进了经济建设的前进。清末民初,资源型城市陆续设立了一些现代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业的发展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并成为近代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40年以后,随着政权更迭、战争频发、经济转型等的变化,资源型城市的金融业发展也随之波动。下面以自贡和鞍山为例进行说明。
自贡地区的金融业以典当、钱庄、银楼、银行、保险等为主。早期金融主要是银钱兑换。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后至70年代,盐业发展迅速,典当业发展也进入极盛时期。1877年食盐官运制度推行后,四川行盐制度发生变化,自贡本地的借贷关系增多,自贡金融业得到平稳较快的发展。这一时期,金融机构增多,除了官办的大清银行成都分行外,还有一些票号、钱号等。辛亥革命之后,官运制度废除,食盐可以自由贩卖,整个盐场恢复了昔日的繁华。各大银行纷纷在自流井设立分支机构,1915年后盐商又广开盐号,但都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之后的20多年,四川政局动荡、盐政紊乱,行盐制度频换,金融业也随之暗淡。这期间,典当行业虽曾活跃,但由于社会动乱和经济无序,大多在1937年前停业。抗日战争开始后,自贡盐业出现繁荣景象,金融业再度兴旺,多家银行成立或在自贡成立分支机构,自流井一时间银行钱庄林立,但多为官僚资本垄断。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政局动乱,通货膨胀加剧,金融业遭受沉重打击。
鞍山境内的金融事业始于清末,1905年海城县成立了“劝业银行”,但到1907年就关门大吉了。民国初期,有东三省官银号海域分号、边业银行海域分行、奉天兴业银行海域分行、商工银行(日资)海域支店等金融机构。日伪时期,鞍山的金融事业全部控制在日本侵略者手中。[109]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资源型城市的工业在城市中占据重要地位,而资源性产业又是工业的中心,城市财政金融、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等均是随着资源开发和资源性产业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二、资源型城市社会生活要素的变化
资源型城市的社会变迁,多受资源型经济的影响和制约,而因资源产业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反映在城市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发展、社会生活、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等方面。
(一)资源型城市的人口结构与变动
1840年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城市基本上都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城市人口结构由中国人和外国人两部分组成。
1.资源型城市的人口结构
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多以重工业为主,职工多为男性,而且是年轻男性,因此城市以男性人口居多。受殖民侵略的资源型城市中还有数量较多的外国人,因此这部分人也构成了城市人口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下面以自贡和唐山为例进行分析。
自贡人口主要为盐工,除此之外,平民和商人也占城市人口的大多数。这三者是近代自贡城市发展历史的创造者。在单一盐业经济作用下,自贡城市人口亦表现为相当突出的单一特征。从自流井和贡井演进到自贡的漫长历史中,盐工都是城市人口的主体,占据着绝对的多数。作为城市人口主体的盐工,他们的构成有直接盐工和间接盐工之分。同盐产品关系密切的工种,如车房采卤工、灶房烧盐匠等,称为直接盐工;同盐产品关系相对疏远的盐工,如盐船工、伙房等,称为间接盐工。除盐业之外还有商业、金融等其他经济门类,因此,盐业之外的城市人口也大量存在着。据统计,1939年自贡立市时,人口结构比例大致情况是:盐、石、木、泥工等人口占51.4%,农业人口占15.41%,商人占19.72%,自由职业者占1.88%,尚有交通运输、公务员占7.82%,另外有1.1万多人无职业或情况不明。[110]可以看出,其中经营布匹、绸缎、五金、百货、茶馆、旅店等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为盐业生产服务的商人,在城市人口中占的比重还是较大的。
唐山是1840年以后新兴的资源型城市。随着城市工矿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城市人口逐渐增多。其中产业工人和商人居多,占相当大比例,除此之外还有少量外籍技术人员。在产业工人中,又有大部分是农民和南方人。农民在农忙时种地,农闲时进矿务工。随着矿区的发展,所需的人员越来越多,为了解决劳动队伍的稳定问题,矿务局从广东、福建、山东等地雇用了一批工人。
2.资源型城市的人口变动
人口变动与资源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其变动规律为:资源开发快,城市人口多;资源开发缓慢,城市人口减少。下面以自贡、鞍山、本溪为例。
清末是自贡盐业发展第一个黄金时期,估计当时盐工和各种以盐业为生及从事其他手工业在内的城市人口有三四十万人。[111]民初,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盐业发展萎缩,盐工数量减少,加上盐业家属、商贩、自由职业者、农户等城市其他人口,估计约近30万人口。1939年,自贡设市后,城市人口有了确切的记载。除了流入盐场而没有户口的附近农民外,设市之初,全市有37147户(其中包括寺庙户85,公共户85),总计211334人,平均人口密度为422.7人/平方公里,可以说,从设市到1949年,自贡市人口至少保持在20万人以上。[112]
鞍山市成立之初,城市人口还不多。1918年有居民6131人(包括中国人1482人,日本人4506人,朝鲜人143人)。1919年人口增至10685人(包括中国人3371人,日本人7147人,朝鲜人140人)。[113]1920年后,受世界经济危机及日本国内经济衰退的影响,鞍山制铁所生产下降,一些日本人离开鞍山,鞍山人口减少,1921年减至9549人,街区建设随之停滞。1933年,昭和制钢所成立以后,鞍山工业发展加快,城市人口迅速集中,至1937年,已经成立了几个集中的居民区,人口达8.35万人。到1943年,鞍山城市建设初具规模,城市人口达31万。[114]
这一时期的本溪市人口总体呈增长趋势。据统计,从1907年至1909年,人口增长了17.4%,平均每年增长5.5%。1912—1931年,人口增长29.7%,平均每年增长1.2%。[115]东北沦陷后,1932年开始日本加大侵略力度,煤铁公司规模扩大。1939年,本溪湖设市。1941年市区范围扩大。这一切都使人口聚集,从1932年至1944年,人口增长23.5%,平均每年增长1.6%。[116]整个近代,本溪市人口虽然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这并不能说明出生率高或死亡率低。这一时期,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人民生活困苦,死亡率高,人口的增长主要靠移民。这一时期,为了开发资源,日本侵略者从国内迁移日本人到本溪,另外山东、河北等省人民为了谋生,也大量移居本溪。日本移民和关内移民使城市人口迅速增长。
(二)资源型城市的医疗卫生及生活福利
医疗、福利和文化娱乐是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资源型城市中也有比较明显的反映。
1.资源型城市的医疗卫生
这一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源型城市的医疗卫生总体上呈发展趋势。但发展的成果不一定为人民所享用,例如东北地区的医疗事业多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中国统治阶级服务,人民群众享受不到医疗事业发展的成果。这些医疗机构的创办,或是公办,或是一些企业出资兴办。下面以焦作和自贡为例进行阐述。
焦作市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医疗卫生多随着富公司和中原公司的演变而发展。1904年,富公司建立了一所按摩院,多为英国人治病,1916年迁址;1920年另设一个诊所,医疗人员和病床、手术器械等卫生设备均较少。1925年,中原煤矿公司建立了中原煤矿公司职工医院。1933年两公司合并后,医院规模有所扩大。1928年,中原公司将市内“平民医院”改为“民众医院”,1939年日军侵占焦作前停办,兴中公司在此开设了“炭矿医院”。1932年中福公司设立了中福医院。1934年,有私人创办了铭德医院。经过战争破坏,至新中国成立前,焦作煤矿仅存一个医务所,设备极其简陋。
自贡的医疗卫生包括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两部分。第一,中医中药。传统医学中医在自贡发展较早,但医、药基本上是不分的。19世纪70年代,中医中药逐渐分离,各类医药群众组织逐渐产生。1910年,贡井成立了国医公会。1933年,自流井成立了国医公会。1941年,自贡市国医支馆成立。总的来说,中医中药是随着自贡城市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发达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医中药最为繁荣,大小药店遍布城乡。据统计,从清末到自贡市和平解放(1949年12月5日),在城区五百平方公里的面积中先后有285家中药铺(店)开业。[117]第二,西医西药。西医西药在自贡市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原因在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凌辱使中国人对西医西药产生了排斥心理。但在西方教会、城市盐商、中外籍西医的努力下,自贡城市还是逐渐兴起了西医西药。1908年,加拿大西医在自流井创办第一个西医诊所。1913年,自流井新增“回天诊所”。此后,私人西医诊所逐渐增多。1914年,教会开始在自贡设立医院,其中最有名的是自流井仁济医院。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的企业、工厂、学校、科研机构等纷纷内迁。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医药人员开始在自贡医院从事医疗工作。根据相关档案统计,1938—1945年,自贡市西医私人医院、私人诊所增至27家,还有镶牙医社13家。在这些私人医院、诊所中,著名的有崇阳医院、仁德医院、如如医院、釜溪医院、佩群诊所、天伯诊所等10多家,均为医科大学毕业具有医师执照的医生开设的。[118]公立医院,主要有市立医院和盐区医院(川康盐务管理局开办)。这些医院为城市民众的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减轻民众痛苦尽了一定责任。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医疗卫生,多为日本人和中国反动上层人物服务,中国广大普通劳动人民,不能享受应有的医疗服务,生活极其困难。
2.资源型城市的生活福利
随着经济的发展,加上企业职工的争取,部分资源型城市居民生活福利逐渐有所改善。比如焦作市煤矿职工,在20世纪初生活条件极差,基本的温饱问题尚不能解决,工作环境极其恶劣,职工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1914年后,中原公司和富公司竞相抗衡,职工的生活因此得到些许改善,医院、学校、宿舍、澡堂、俱乐部、消费合作社等设施初步建成,但多为高级职员所用。1925年,煤矿工人大罢工,福公司和中原公司均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职工生活,例如少量增加工资和补贴,制定了休假、奖励等规则,增设公园、戏院等设施,同时资助学堂、医院、马路、供电等一些公益事业,职工生活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1938年,日本侵占焦作后,矿区福利设施或遭到破坏或被日本人占用,职工的生活又陷入绝境。
但1840年到1949年期间,有些城市的保险福利事业还是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如萍乡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工人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只能得到微薄的大米作为每个月的收入,根本食不果腹,而保险福利更是谈不上。只是在每月的初一、十五两天发点猪肉和豆腐,算是福利。
(三)资源型城市的文化教育及娱乐生活
资源型城市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城市与资源碰撞最激烈的地方,其文化教育及娱乐生活深受这种碰撞的影响,也深刻反映这种碰撞的结果。
1.资源型城市的文化教育
资源型城市的教育事业,一般是随着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采、资源性产业的发展和交通运输的逐渐通畅,以及商业、金融、贸易等其他行业逐渐兴起,城市人口逐渐增多,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中,除了官办学校之外,还有大部分是资源性企业出资兴办各类学校,如自贡多是盐商出资办学,焦作多是煤炭企业出资办学。资源型城市的教育网络,除了一般城市所具有的中小学等国民教育系列之外,还有与资源开采、研发相关的专业教育学府,而且这类教育在城市中占据重要地位,另外还包括职工文化教育。在东北殖民地城市中,还出现了日本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了城市人口的素质,对改变人们的生活起了重要作用。下面以焦作、自贡、抚顺等城市为例进行具体说明。
焦作的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和职工文化教育。第一,基础教育。20世纪20年代之前,在煤炭企业的出资资助下,焦作兴建了2所小学。20年代中期,小学发展到15所。1938年,日本侵略者占领焦作,大部分小学停课。战争期间又兴办3所小学。至新中国成立前,较有规模的小学有福中小学、培英小学、育英小学、李河矿区十所小学、中站小学、万易小学。中学教育,至新中国成立前只有福中中学(后改名中福中学)。这些小学和中学多为中福公司和中原公司或福中总公司出资兴办。第二,专业教育。与煤矿、卫生等相关的中等专业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没有,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建立相关学校。高等教育方面,至新中国成立前也只有一所焦作工学院,其前身是1909年成立的焦作路矿学堂。焦作工学院,在清末和民国这一战乱期间,几经更名,多次搬迁,为我国煤矿事业培养了大批采矿、土木、路工、冶金等专门人才。第三,职工文化教育。新中国成立前的职工文化教育,只在20世纪30年代设置了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属于业余性质,学生多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笔算、珠算、三民主义、技术常识等。
自贡盐业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城市文化教育的兴起和繁荣。清中叶以后,自贡盐业迎来了第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以书院和私人学堂为主的文化教育也随之发展起来,逐渐改变了城市人口的素质。民国时期,官办小学、教会学堂和盐商捐资办学较多。到1939年设市时,自贡有各级小学50余所,学生近900人,民众学校和补习所10余个,更多的平民阶层和盐工的子弟能接受初级文化教育。到1948年,有各级各类学校120余所,学生17000余人,这里面还包括了盐业、教育、卫生等方面的中等职业专门培训学校。[119]
抚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日本学校。清末,抚顺市建立了简易师范学堂。民国以后,官办学堂逐渐增多,教学质量日益提高,先后建立了多所师范学校、职业学校等高等学校和一些小学。但是,这一时期抚顺教育的最大特点是日本教育的侵入。日俄战争后,日本侵入东北地区,1905年侵入抚顺。他们在抚顺陆续兴办了千金寨小学校(后改名抚顺小学校)、永安台寻常小学校、东七条寻常小学等日本小学校,专门招收日本学生入学,校内教学设施完善。这期间,日本在抚顺建立了一些普通中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如抚顺高等女子学校。为了对中国人进行奴化教育,日本又建立了抚顺公立学校,并在抗战期间颁发了新学制,对教育进行“改革”。
2.资源型城市的文化娱乐生活
东北资源型城市的殖民文化。东北资源型城市受帝国主义控制,基本上没有本地的文化娱乐生活可言。比如抚顺、鞍山、本溪等东北资源型城市,1840—1949年以来长期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生活极其困苦,广大劳动人民谈不上文化享受,无文化生活可言,有的只是殖民文化。城市中的俱乐部、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仅为日本侵略者和反动上层人物享用。而且,城市中的文物古迹,多在战争中被侵略者破坏。
东北以外的资源型城市文化娱乐生活具有地方特色。在这个异常动乱的历史时期,城市文化娱乐生活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逐渐繁荣并呈现出地方特色。比如自贡市,建市初期,已经有了豪华旅馆、公共浴室、戏园、理发店等城市设施,其中川剧艺术长盛不衰,蓬勃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电影院、广播电台、图书馆已经建成。除了文化娱乐设施比较完善外,自贡城市的饮食业异常繁荣,盛产各种风味小吃。除了街边小店、中型饭馆外,那些以承办宴席为主的大餐馆也逐渐发展起来。同时,自贡市夜生活较有特色,夜市生意兴隆,反映了人们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夜晚,茶房、烟馆、赌场、妓院、戏院生意兴隆。同时,随着帝国主义侵入,天主教盛行,影响着自贡城市人民的正常生活。又如唐山市,随着城市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城市文化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出现了初步的繁荣。首先是戏剧、电影事业的兴起。清末民初,唐山的戏剧就开始有了发展,创办了业余话剧团,举办了多场曲艺演出,其中乐亭大鼓、滦州皮影先后在唐山打开了市场。1934年,在商场内出现了电影院。其次是各种娱乐设施相继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唐山建起了跑马场、滑冰场、游泳池及各类球类设施,还组建了篮球队。再次就是新闻媒体的发展,比如1910年,唐山出版了第一份报纸《震兴白话报》,当年12月改名《公言报》。截至1949年,唐山出版了24种报纸。报纸的出现与唐山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注释】
[1]马敏:《有关中国1840—1949年社会转型的几点思考》,《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第95页。
[2]谷云:《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6页。
[3]《中国1840—1949年史资料选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5页。
[4]《汇报》第五册第675号第598页,1903年5月9日。
[5]不白:《警告同胞勿受要求立宪者之毒论》,《河南》,1908年第5期,第34页。
[6]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7]金问泗:《巴黎和会之回忆》,《外交评论》,1936年第3期,第64页。
[8]刘吕红、阙敏:《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窝里斗”》,《文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46～48页。
[9]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160页。
[10]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519～520页。
[11]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第一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46页。
[12]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第一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61页。
[13]谢伟思:《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转引自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47页。
[14]何应钦:《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组织情形及湘西战役经过》。见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96～1007页。
[15]史仲文:《中国全史百卷本·文学卷》第099卷(民国文学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页。
[16]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华北、华中等地区相继沦陷,使得作为战时大后方的西部地区战略地位得到了快速的提升。在这种非常态的历史背景之下,西部地区的城市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发展时期。如重庆,抗战时期的大规模内迁,为重庆注入了城市近代化的因子,使重庆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重庆最终完成了城市近代化。
[17]刘克祥:《清代全史(第十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页。
[18]朱汉国:《中华民国史(第3册)》志二:经济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页。
[19]朱汉国:《中华民国史(第3册)》(志二:经济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2页。
[20]朱汉国:《中华民国史(第3册)》(志二:经济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页。
[21]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版,第59～61页。陈晋文、庞毅:《现代化视阈下的民国经济发展(1912—1936年)》,《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08页。
[22]魏源:《海国图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397页。
[23]徐继畲:《瀛环志略》,北京:京华书局,1968年版,第772～773页。
[24]郑观应:《易言·论船政》,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2页。
[25]王韬:《重民》(下),见《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6页。
[26]蒋中正:《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印制,1943年版。
[27]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鹿书社,1998年版,第7～9页。
[28]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论》,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8页。
[29]《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0页。
[30]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报》,1902年10月28日。
[31]《致民国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7页。
[3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第2页。
[33]赵士红、杜本礼:《简明中国1840—1949年经济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
[34]赵士红、杜本礼:《简明中国1840—1949年经济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35]数据来源:乔培华、赵士红:《中国近代经济史》,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123页。
[36]赵士红、杜本礼:《简明中国1840—1949年经济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37]赵士红、杜本礼:《简明中国1840—1949年经济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38]赵士红、杜本礼:《简明中国1840—1949年经济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39]梅汝璈:《远东国际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事件之经过》,《中华文史资料》第5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页。
[40]无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无锡市志》(第一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41]此部分参考的相关文献: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2004年版;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隗赢涛:《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2]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重庆市志(第一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4页。
[43]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志·商业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44]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第一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45]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4～496、619页。
[46]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6页。
[47]隗瀛涛:《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7页。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第一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48]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第500页。
[49]任放:《明清长江中下游的市镇网络》,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
[50]庄德林、张京祥:《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51]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6页。
[52]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7页。
[53]开滦档案:“总局禀事存根”(108卷)。转引自刘长锁:《近代唐山工业发展与社会变迁》(博士论文),2004年,第90页。
[54]纪辛:《矿业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55]纪辛:《矿业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56]纪辛:《矿业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
[57]纪辛:《矿业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
[58]纪辛:《矿业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页。
[59]薛毅:《1840—1949年中国煤矿发展述论》,《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224～229页。
[60]刘影、施式亮:《中国1840—1949年煤矿业发展历程及煤矿事故概况研究》,《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09年第1期,第95～98页。
[61]薛毅:《1840—1949年中国煤矿发展述论》,《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224～229页。
[62]张叔岩:《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石油工业》,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63]陈鸿璠:《石油工业通论》,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64]朱汉国:《中华民国史(第3册)》(志二:经济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65]朱汉国:《中华民国史(第3册)》(志二:经济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66]朱汉国:《中华民国史(第3册)》(志二:经济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67]朱汉国:《中华民国史(第3册)》(志二:经济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68]朱汉国:《中华民国史(第3册)》(志二:经济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69]朱汉国:《中华民国史(第3册)》(志二:经济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70]朱汉国:《中华民国史(第3册)》(志二:经济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71]朱汉国:《中华民国史(第3册)》(志二:经济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72]唐绍军:《1895—1949年资源型城市发展动力研究》,四川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3年。
[73]隗瀛涛:《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6页。
[74]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
[75]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76]董鉴泓:《中国城市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
[77]董鉴泓:《中国城市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
[78]隗瀛涛:《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2页。
[79]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147页。
[80]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146页。
[81]《中国铁路百年史话》,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国简况,2006年6月19日,http://www.gov.cn/test/2006-06/19/content_314321.htm。
[8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唐山文史资料:第十六辑(开滦)》,1992年版,第14～17页。
[83]政协抚顺市委员会:《抚顺工业百年回眸》(上),沈阳:沈阳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7页。
[84]刘吕红:《清代资源型城市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104页。
[85]赵广庆、周度:《抚顺城市建设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86]赵广庆、周度:《抚顺城市建设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87]赵广庆、周度:《抚顺城市建设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页。
[88]赵广庆、周度:《抚顺城市建设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6页。
[89]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
[90]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
[91]隗瀛涛:《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0页。
[92]王仁远、陈然、曾凡英:《自贡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93]抚顺市政协:《抚顺煤矿百年(1901—2001)》,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94]自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自贡市志》(上册),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437页。
[95]自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自贡市志》(上册),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437页。
[96]张国纲:《自贡盐产税收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四川档案》,2005年第3期,第28页。
[97]沈玉成:《本溪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98]隗瀛涛:《中国近现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0页。
[99]隗瀛涛:《中国近现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
[100]抚顺市政协:《抚顺煤矿百年(1901——2001)》,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101]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21页。
[102]吴承明、江泰新:《中国企业史(1840—1949年卷)》,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103]赵广庆、周度:《抚顺城市建设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
[104]隗瀛涛:《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3页。
[105]沈玉成:《本溪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3页。
[106]王仁远、陈然、曾凡英:《自贡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107]王仁远、陈然、曾凡英:《自贡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105页。
[108]王玉茹:《开滦煤矿的资本集成和利润水平变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60页。
[109]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
[110]王仁远、陈然、曾凡英:《自贡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页。
[111]王仁远、陈然、曾凡英:《自贡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112]王仁远、陈然、曾凡英:《自贡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113]隗瀛涛:《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5～576页。
[114]隗瀛涛:《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6～578页。
[115]本溪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本溪市志(第一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39页。
[116]本溪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本溪市志(第一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39页。
[117]王仁远、陈然、曾凡英:《自贡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118]王仁远、陈然、曾凡英:《自贡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119]王仁远、陈然、曾凡英:《自贡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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