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
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先生产、后生活”为指导思想,资源型城市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中,经济结构是单一和畸形的。
(一)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概述
1957—1976年,整个经济形势混乱,但由于中央高度重视工业,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迅速发展,工业城市的经济(包括资源型城市的经济)也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由此,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发展的演进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相比较其他类型城市,表现得非常突出。
从管理体制看,资源型城市实行的是计划管理,采取的是指令性计划,其特征是统一计划,分级管理。比如淮北市,矿区在建设初期,采用的是层级分配的指令性计划。1963年后,采取的是“两上两下”的程序,即按上级下达的指标,经局计划处现场摸底、综合平衡后再分配到矿(厂);矿(厂)根据下达的任务,编报年度生产计划报矿务局,经局矿务局部门审核后再下达指标到基层。之后再由基层编报正式年度生产明细计划予以实施。除了年度计划外,每季度、每月还编报计划。[119]
从产业结构看,资源型城市发展呈现的是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立市格局,在1957—1978年基本是第一产业独大,尤其与重工业相关的产业独大。比如,淮北市就是以煤炭工业立市,电力工业得以相应发展的资源型城市。其煤炭开发始于1958年,当年5月5日全面负责和统一领导淮北地区中央投资和地方投资煤矿的筹备机构——淮北煤矿筹备处正式成立,从而揭开了大规模开发淮北煤田的序幕。矿区建设初期,经历了艰难困苦的创业阶段,客观条件和生活环境十分艰苦,到1960年先后建成烈山一矿、二矿和袁庄、沈庄等4对矿井,经过调整时期,到1965年形成了200万吨的生产能力。1969年,解决煤炭外运问题,1976年,淮北矿区原煤生产突破1000万吨。随着煤炭业的发展,电子工业逐步发展起来。在煤炭和电力工业带动下,其他工业企业才相继建立起来。到70年代,淮北市逐步形成了煤炭、化工、机械、建材、电子、纺织、酿造、食品、造纸等工业门类。[120]
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公有制单位结构发展,其中全民所有工业逐步发展。比如淮北市,1960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3家,产值2725万元。后来经过调整,全民所有制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到1965年增至10家,工业产值4780万元,到197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达到38家,工业产值达到24704万元。[121]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发展:1960年建市时,市属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只有一些个体手工业作坊,1961年发展到4家,1965年发展到21家,产值139万。到1976年,有60家,工业产值1564万元。[122]
从行业结构看,行业内部逐步发展,行业之间仍然以工业行业为主,如表4-4(1960—1976年淮北市行业结构情况表)所示。[123]
表4-4
从工业产品构成来看,主要是重工业产品,包括矿产资源、能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类产品占据了工业产品的绝大部分。比如淮北市,基本上是煤炭立市,电力工业得到相应的发展,逐步形成以能源工业为主,拥有机械制造、建材、纺织、食品等工业产品的资源型城市。
(二)代表性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状况
1957—1976年期间,代表性城市当属攀枝花、大庆、抚顺等。下面以攀枝花为例进行简要说明。
1.攀枝花城市经济概况
攀枝花城市从1965年开始建设,到1976年,其经济发展只能是处于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依托于对攀枝花矿产资源的大力开发,攀枝花迅速崛起,至攀钢一期工程完全结束,其初步成为一个工业城市。在这个阶段经济结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产业结构一元化及所有制结构单一这两点。前者更加体现了资源型城市开始形成的特色,即依托于新发现的某种矿产资源,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发,形成专业性的资源型城镇,攀枝花则在这个时期依托于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形成了以钢铁工业为绝对主体的工业城市。后者则主要受到国家经济体制的影响,主要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壮大发展,代表就是攀枝花钢铁厂一枝独秀。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攀枝花城市经济的起步和形成期,其初步形成了以钢铁工业为主题的经济结构,其从无到有,直接进入了工业经济发展的时期。
2.攀枝花城市的经济构成
开发建设攀枝花、工业化建设的进行为攀枝花的产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建市以前攀枝花地区主要是自然经济为主,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排列是“一、二、三”。建市初期,产业结构发生了标志性的变化,第二产业比重在1966年超过第一产业,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排列从“一、二、三”转变为“二、一、三”;第三产业的比重于1967年又超过了第一产业,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排列从“二、一、三”转变为“二、三、一”。[124]至1970年,攀钢正式生产后,第二产业在全市经济总量的比重提升到74%。之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便一直未变。之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虽然三大产业的总量在不断变化,但第二产业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攀枝花的产业结构也一直是“二、三、一”的结构。1978年,三次产业构成比为6.9∶73.7∶19.4。
产业结构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产业结构高度化即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指产业结构系统不断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125]虽然攀枝花城市的产业结构自1967年以后便一直保持“二、三、一”的排列状态,其内部还是发生了巨大变化,三大产业持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内部结构日趋合理。建市以来至今,三大产业内部都实现了较大发展。
首先,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业内部结构得到了调整。攀枝花建市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特色农业也渐成规模。1965年农业总产值为0.35万元,发展到2010年则实现增加值为21.49亿元;攀枝花利用其特殊的气候条件发展特色农业,已形成了以优质稻为主的商品粮食基地、优质石榴基地、优质早春枇杷基地等。而农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得到了较大调整,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农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农林牧副渔业总产值中,种植业产业比重下降,牧、渔业比重上升,全市的种植业生产率有所提高,农村多种经营进一步扩大。[126]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广阔天地。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经济结构明显改善,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所占比重下降,农村工业和建筑业产值及农村商贸餐饮业产值所占比重明显上升。农村的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其所占比重逐步上升。总的来说,农业发展比较迅速,其内部结构不断趋于合理。
其次,工业不断发展,工业经济向产业多元化发展。经过40多年的发展,攀枝花的工业经济不断壮大,至2010年,攀枝花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348.59亿元,占GDP的比重为66.5%,对GDP的贡献率达82.2%;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969.33亿元,年均增长22.2%。[127]经过40多年的开发和建设,工业经济逐渐改变了冶金工业独大的局面,开始向产业多元化方向发展。攀枝花建市初期,因为政策和生产力水平等原因,建立起了冶金工业独大的工业体系,直至二滩水电站的建成投产,电力工业产值比重达10%以上,冶金工业独大的局面开始改变,至今,随着攀枝花市着力打造钢铁、能源、钒钛、电冶化工四大基地的决策实施,攀枝花市产业多元化的局面开始形成。还有,工业内部的轻工业在“七五”“八五”期间有所上升,但近年来开始低度徘徊发展。总的来说,攀枝花的工业不断发展,逐渐变强,多元格局开始显现雏形,工业内部结构逐渐实现优化。
最后,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内部结构趋于合理。攀枝花建市初期以“先生产后生活”为原则,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196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只有0.21亿元,1978年增加到1.3亿元;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迅速发展[128];至2010年,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15.87亿元,增长60.0%,年均增长9.9%[129]。改革开放后,第三产业不断发展,规模从小到大,逐渐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其内容从商业、运输邮电业为主,逐渐发展为“运输邮电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等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并举的格局。其中“运输邮电业”“商业”等传统私单产业稳定发展,比重稳中有降,“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许多新兴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比重有所上升。[130]由此可以看出,攀枝花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从小到大,从弱变强,逐渐蓬勃发展起来,内部结构也不断趋于合理,随着新兴行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也为实现产业结构的质变、合理化不断奠定着基础。
3.影响攀枝花产业结构的因素
首先是自然因素。自然因素对攀枝花产业结构变迁产生着重大影响。自然资源是攀枝花城市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对自然资源尤其是钒钛磁铁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攀枝花逐渐形成了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而工业内部冶金业所占比例极重。攀枝花拥有丰富的水能和钒钛等资源,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工业的内部结构开始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攀枝花拥有特殊的气候条件,开始逐渐发展特色农业等,这些都是以其所独具的自然资源为依托的。因此,自然因素是攀枝花产业结构变迁的基础因素。
其次是制度因素。攀枝花初期的开发和建设源于“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三线建设”中对于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定位促进了攀枝花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其产业结构的迅速变迁,确定了以冶金工业为重点的工业经济在攀枝花城市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以第二产业为例,改革开放后,随着新形势发展的要求,随着攀枝花城市战略定位的改变,攀枝花开始逐渐开发钒钛、水能等多种资源,促进了产业结构及工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及至现在,将攀枝花建设成为钢铁、能源、钒钛、电冶化工基地的决策,推动了攀枝花工业内部结构支柱产业的多元化,也加深了其重工业化的趋向。因此,制度因素是攀枝花产业结构变迁中的引导因素。
再次是经济因素。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产业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只有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才能最终为促进城市三大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保证,落后的生产力也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在攀枝花城市的发展初期,由于生产力条件等的制约,形成了以冶金业独大的工业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这实际上也是由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和技术条件决定的。同时因为经济条件的制约,攀枝花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第三产业的发展历史性的滞后,这些都对产业结构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因此,生产力不断增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才能更好地促进各个产业的持续发展,并根据科学规划来选择经济发展的方式和经济发展的方向。需要注意的是,一定的经济基础也制约着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的规划和方向,只有在条件允许范围内选择合理的发展方式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总之,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产业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
二、资源型城市人口变动和结构变化
1957—1976年是资源型城市变动很大的一个时期,也是比较混乱的时期,也导致人口变动和结构变化都比较大。
(一)城市人口的自然变动和迁移变动
自然变动和迁移变动是城市人口变动的基本形式。
1.人口的自然变动
“大跃进”期间,由于工农业生产盲目推进高指标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国民经济遭受挫折,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出生人口减少,死亡人口增加。如本溪市,1957—1959年的3年中,共出生90953人,死亡27684人,自然增长63269人,平均每年出生30318人,死亡9228人,自然增长21090人。平均每年出生率29.88‰,死亡率9.09‰,自然增长率20.79‰,形成本溪1949年以后人口生育的第一个低谷。[131]
1960—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民生活条件较差,人口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增高,加之城镇精简职工,人员下放,资源型城市出现了人口低谷期。表4-5为白银和金昌市从1959年到196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单位:%)[132],从中可以看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自然增长情况。
表4-5
1962—1970年,经过国民经济调整,工农业得到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出现补偿性的人口回升。尤其是1963年,国民经济好转,人民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人口出生增加。比如本溪市在1962—1970年的9年中,共出生345052人,死亡58551人,自然增长286501人。平均每年出生38339人,死亡6506人,自然增长31833人。平均每年出生率33.66‰,死亡率5.71‰,自然增长率27.95‰,形成本溪又一个生育高峰期。[133]淮南市在1962—1974年,共出生270417人,平均每年出生20801人,平均人口出生率高达37.8%,尤其是1962年、1963年,人口出生率达到了52.92%和57.2%。[134]
纵观这一时期人口的自然变动,可以看到:1957—1976年的资源型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从增加到下降,再从下降到增加的马鞍形状。
2.人口的迁移变动
20世纪50年代,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工业也得到快速发展。资源型城市迁入人口多于迁出人口,尤其是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农村人员大量流入城市,城市人口猛增。比如白银,1957—1960年,白银市企业职工人数增加近3万人[135],大多数都属于迁入人口。
1961—1965年,由于国民经济发展暂时遇到困难,大量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大批由农村来的工人迁回原籍,人口减少。比如白银市,在1960—1962年间,因“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白银钢铁厂、白银棉纺厂、白银长通电缆厂等企业停产关闭,1万多职工外迁。[136]淮南市,在60年代初精简20多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回乡从事农业生产。[137]
到1965年时,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到位,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资源型城市人口又大量迁入,比如白银,在1965年,西北铜加工厂和白银公司第三冶炼厂兴建、银光化学材料厂扩建,净迁入人口9600人。[138]
十年内乱时期,有部分资源型城市的大部分干部和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而人口减少,比如淮南市,从1968—1976年约迁出10余万人,大部分去了农村。[139]也有部分资源型城市因企业的发展而人口增加,比如白银市,在1970年,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西北铜加工工厂、银光化学材料厂、中国有色金属建筑公司第二十一冶金建筑公司和甘肃稀土公司等大企扩大再生产,招收工人,当年净迁入人口2.55万人。[140]所以,这一时期,各资源型城市人口迁入或迁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纵观这一时期人口的自然变动,可以看到:1957—1976年的资源型城市人口迁移变动中,迁入大于迁出,呈现的是波浪形的曲线状。
(二)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
性别结构、年龄结构、职业结构是资源型城市人口结构中非常突出的三个要素,但基于材料限制,下面主要就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做简要说明,以此来说明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
从人口性别构成来看,50年代,由于迁入劳动力增多,导致人口性别比例偏高。60年代,由于自然灾害、精简职工等因素,迁出劳动力增多,人口性别比例下降。70年代性别比例较稳定,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如白银市,其在1957—1976年的人口性别构成曲线呈现的演变状况是:1957年性别比例缩小(从男女比例逐渐扩大开始转折进入比例缩小阶段)→1959年扩大(比例为男女118.9∶100)→1962年缩小(男女比例为108.2∶100)→1964年扩大(男女比例为114.2∶100)→1965年趋于基本稳定(以后几年基本上在108∶100左右)→1970年再次扩大(男女比例为110.7∶100)→1974年进入高峰(男女比例为120.0∶100)。[141]而淮南市在1953年7月,全市女性占总人口的44.11%,男性占55.89%,男女性别比例为126∶100。1958年底,全市女性占人口的38.58%,男性占61.62%,男女性别比例为159∶100。到1964年7月,全市女性占总人口的45.79%,男性占总人口的54.21%,男女性别比例为118∶100。[142]这些数据表明:这一时期,淮南人口的性别构成经历了比例失衡→严重失衡→渐趋平衡的发展构成。
从年龄构成来看,这一时期,由于计划生育取得显著成效,出生率下降,少儿人口减少,改变了人口年龄结构。资源型城市人口年龄构成属于典型的年轻型年龄结构。又如淮南市,1953年7月,0～14岁人口比重为34.86%,15～49岁人口比重为53.94%,50岁以上人口比重为11.20%。1958年,0～14岁人口比重为32.95%,15～49岁人口比重为58.05%,50岁以上人口比重为9.00%。1964年7月,0～14岁人口比重为43.59%,15～49岁人口比重为48.10%,50岁以上人口比重为8.4%。[143]70年代以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出生率降低,人口年龄结构方向发生变化,渐渐过渡到年龄结构成年型阶段。
三、资源型城市居民生活的变化
“先生产、后生活”,这是这一时期建设的基本方针,所以城市居民生活也受这个要素的影响,并反映这个要素。
(一)资源型城市居民收入状况
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建设发展道路曲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首先是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三面红旗的影响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遭到破坏。加之,1959年、1960年农业生产连续下降,以致城市职工的工资水平下降。比如鞍山市,1958—1961年间,全市大多数企业被迫取消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致使人均工资连续下降。1958年,全民单位人均工资为715元,1961年降到676元。加上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平均工资下降10.9%。[144]
1961年后,由于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城乡居民收入也有所增加。比如鞍山市,1962年,按劳分配的原则重新得到确认,在企业中陆续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1963年,又对部分工资偏低的职工进行了调资。1965年职工年工资收入上涨到852元。由于同一时期物价下降,职工的实际工资平均每年提高8.3%。[145]
十年内乱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再度遭到严重挫折,经济秩序紊乱,除了装卸、搬运等个别繁重体力岗位外,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被取消。据鞍山市统计,除1971年对10.1%的工资偏低的职工调了一次工资外,工资一直处于冻结状态。这10年中,鞍山职工的平均工资658元,比1965年下降了22.8%。[146]
(二)资源型城市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由于收入的变化,城市居民的消费也随之发生变化。1958—1960年,由于国民经济失调,工农业生产下降,市场商品极度缺乏,物价暴涨,绝大部分人民生活基本必需品实行凭票凭证定量供应,即使如此,也很难满足城市居民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所以维持温饱成为老百姓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任务,吃在生活中的比例很高。比如淮南市,开支占生活费支出的比重由1957年的61.7%上升到1961年的74.4%。[147]同时,职工收入和居民存款也随之降低,比如淮南市职工平均月收入由1957年的58.6元降到1961年的48.3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1958年的1695万元下降到1962年的840万元。[148]
1961年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居民消费水平经历了从降低到回调的过程。到1962年,居民消费支出投向选择单一,同样集中于吃、穿及日常必需品等生存资料。比如鞍山,1962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由1957年的214.96元减少到196.20元,剔除同一时期物价上涨因素,实际生活水平下降26.2%。相比较1957年,1962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从222.82元减少到188.96元,剔除同期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收入下降31.8%。[149]
1963—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的效果反映在消费水平上,逐步接近或达到1957年水平。比如鞍山市,1965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25.43元,比1957年增长1.2%,剔除同期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仍下降7.9%。[150]1961年,全市储蓄存款余额降为1575万元,比1960年下降48.4%,1962年降到1418万元,较上年又下降10%,1963年略有回升,1964年上涨到2300万元。[151]1964年和1965年购买食品的比重达到了67.9%和67.0%。
1966—1976年间,资源型城市居民货币收入增加,存款有所增加,但商品供应严重不足,生活消费水平不见起色。比如鞍山市,60年代后5年的储蓄存款有个曲线,1965年和1969年储蓄存款呈下降趋势,1966年储蓄余额上升2.9%,1967年上升3.4%,1968年上升9.7%。1971—1975年,基本上呈现储蓄存款回升趋势,到1975年,达到5162万元。[152]但生活消费却很有限。市场商品供应严重不足,凭票凭证限量供应的商品范围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少,补充国营商业供应的集市贸易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城市居民生活消费局限在十分狭窄的范围内。到1976年鞍山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237.24元,剔除同期物价上涨及各种变相涨价因素,城市居民的实际消费支出还有所下降。[153]
四、资源型城市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
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反映。
1957—1976年的20年,科技文化事业经历了从被重视到被边缘,再从被重视到被边缘的过程。
1.科技
50年代,萍乡(1960年撤县设市)为动员全县人民“向科学技术进军”,曾先后成立县科学普及协会、县科学工作委员会、县科学院等机构,萍乡的科学技术事业开始出现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市方兴未艾的科技事业陷于停顿。
50—60年代茂名各地先后设置了一批科研机构,包括茂名市小良水土保持试验推广站(1957年)、高州县农业科学研究所(1959年)、粤西农垦局化州橡胶研究所(1962年)、茂名石油工业公司研究院(1964年)、茂名市石油化工研究所(1964年)、高州县林业科学研究所(1966年)。与此相应,科研队伍不断壮大。
2.文化
萍乡:第一,文化设施不断发展。到了50年代末期,除市内有专业电影院之外,还成立了萍乡电影队在全市各地巡回放映,受到群众欢迎。由于十年内乱的干扰,和全国各地一样,萍乡的文化设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至70年代初期,只剩下一个文艺工作团、一个新华书店、一个专业电影院和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处于十分贫困的状态。第二,艺术创作也有一定的发展。60年代创作了萍乡第一部电影《燎原》并在全国放映,打破了电影这个高层次艺术不敢问津的局面,引现了一批青年作者。五六十年代创作的小说《飞跃》《劳模嫁女》等都在全国发行。第三,文博工作方面。萍乡历史悠久,地上地下文物丰富,尤其是安源,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激励着萍乡人民在四化建设的征途上奋勇前进。在安源,1956年就成立了安源工人俱乐部,1970年建起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毛主席、刘少奇、李立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安源从事革命活动的十多处旧居旧址修葺一新。另外,图书事业也有一定的发展。[154]
茂名市:第一,群众文化机构:1959年4月建立了茂名市群众艺术馆,1960年8月建立了茂名市工人文化宫,1961年建立了茂名市少年宫。第二,文学:60年代初,茂名市的文学创作比较活跃,特别是城区的石油工人和城市建设者,以油城各项建设为题材,创作了一批小说、散文、诗歌等,歌颂油城建设的辉煌成就和建设者艰苦创业的精神。“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事业虽然遭到破坏,但仍创作了一批好的诗歌,于1976年汇编出版了《十月洪流》诗集。第三,图书馆:这一时期,茂名市在各县(市)建立了图书馆和各种类型的图书室。1964年5月,建立了茂名市图书馆。1946年落成的秀川图书馆在1959年改名为高州县图书馆。第四,广播电视:1958年茂名建市后成立了茂名电台筹备处,1959年8月1日茂名市有线广播电台开播。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各县农村广播网均因经费缺乏而处于瘫痪状态。1961年10月1日市中波广播电台正式开播。1964年市、县广播网迅速恢复,不少公社、大队都建立了广播站或放大站。第五,报纸:除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起的《茂名农民报》《电白农民报》《信宜农民报》《化州农民报》外,均为县委机关报。1958年茂名建市后又办了《茂名报》。1963年,因国家经济暂时出现困难,纸张短缺,5家小报先后停刊。[155]
(二)教育卫生事业的推动
1957—1976年我国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受其影响深刻。
1.教育的发展
1957—1976年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资源型城市的教育发展也不例外。“大跃进”时期,学校盲目扩招,学生人数猛增。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流生现象严重,学校学生又相应减少。
淮北市:1972年,淮北选煤厂幼儿园建成。幼儿园设有教室、哺乳室、幼儿休息室,并建有音体专用教室、卫生间和洗漱间。教室装有暖气、风扇,配有脚踏风琴、收录机、电视机、教学投影仪等教具。幼儿园内置有草坪,配有电动汽车等儿童游戏器材设备。义务教育方面,淮北选煤厂学校创办于1972年9月,原为复式班,后逐步发展为中、小学部齐全的学校。职工教育方面,淮北选煤厂建厂初期,职工文化教育、技术培训由工会负责。1976年,创建七二一大学,重点培养选煤技术干部。
萍乡市:“大跃进”造成了教育脱离实际条件的盲目发展,1960年,全县不仅7岁儿童全部入学,而且有80%的6岁儿童也动员入学,小学生达133653人。后遇上三年困难,流生现象严重,到1962年在校儿童减少了约20000人,后经调整并大力组织适龄儿童入学,1964年又得以恢复和发展。1965年在校小学生达到155127人。中学教育,至1965年,全县中学增至30所,在校学生11883人。这个时期,教育事业与社会主义建设不相适应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从50年代后期开始,萍乡教育进入了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先后创办了4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1所农业职业中学,70所农业中学(大多数附设在中心完小,学制二年)和2所耕读中学。学生一面读书,一面劳动,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教育体制上得以贯彻,这不能不说是个有益的探索。“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是全国也是萍乡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这个时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一方面中学教育恶性膨胀,搞“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另一方面大批教师被下放,教育质量下降。形式上是中学教育大发展,实际上是教育事业的大破坏。[156]
茂名市:第一,小学教育。1958年,实行“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各地在办好公办学校的同时,积极发展民办教育。这个时期几乎每个大队都有1所小学,全市共计2908所,学生319800人。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学龄儿童入学率下降,小学调整为2858所。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农村兴办耕读小学和共产主义夜校,使小学又逐步恢复和发展,在校生也增加了24万多人。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全市小学缩减将近一半。第二,普通中学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中学教育发展较快,1965年全市已有完全中学17所,公办初中52所,民办初中156所,还有9所小学附设初中班,在校初中生和高中生分别为1949年的5.3倍和1.76倍。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学教育同样遭到严重的破坏。第三,普通中专教育。茂名建市后,陆续在市区办起茂名师范、卫生学校、林业学校、工业学校和中央四工程局办的技工学校以及石油部创建的广东石油化工中专。这个时期,化州、信宜等县也相继办起一些师范和卫校等。但由于三年国民经济困难等原因,除广东石油化工中专续办以外,其他中专先后停办。1975年茂名石油公司创办了石油公司技校。第四,职业教育。茂名地区的职业学校始于50年代,1958年起至1968年止,茂名地区先后办有初等农业中学175所,在校生达15400多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职业教育学校解体。[157]
邯郸市:1964年实行“两种教育制度”,试办半工半读学校,发展耕读小学和农业中学。到1965年全市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包括半工半读学校)8所,职业学校9所,农业中学37所,师范学校2所,普通中小学238所,共294所,在校学生99170人(不包括耕读小学和设在其他学校的班次)。1958—1964年全民基本建设教育用房竣工面积75382平方米。城市维护费用于教育项目投资84.5万元。“文化大革命”中,教育事业遭到极大破坏,教育设施损失严重,但其用于教育的建设投资和基本建设项目未减少。[158]
2.卫生事业的发展
虽然1957—1976年是曲折、动荡的20年,但总的来说,资源型城市的卫生事业还是有所发展。
淮北市:1970年9月,淮北选煤厂筹建中,设立临时卫生室,有医务人员4人。1972年8月28日,淮北选煤厂建成投产,淮北选煤厂卫生所正式成立,有医务和其他人员14人。[159]在医疗设施上,选煤厂的卫生室(卫生所)的面积、房间数量逐步增多。淮北选煤厂卫生所,在建所初期只有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也不多,1970年卫生室有医护人员4人,1972年卫生所职工增加到14人。[160]
铜陵市:1957年11月铜山铜矿卫生所建立。1958年6月狮子山铜矿卫生所建立,11月改称铜陵市人民医院。
茂名市:1953年部分区成立了卫生所,1956年各县卫生院改为人民医院,1958年各公社建立卫生院,并成立了茂名市人民医院。1966年各县、市相继成立中医院、卫生防疫站,茂名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已发展到123个,卫生队伍已有1772人(不包括个体医生),病床2640张。十年内乱时期,茂名地区卫生事业虽遭到破坏,但这期间,市、县妇幼保健院(所)和慢性病防疫站相继成立。[161]
【注释】
[1]1956年初,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初步拟定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同1955年相比,要求工业总产值增长18.6%,农业中的粮食产量增长9%,棉花产量增长18%,基本建设投资增长60%左右。
[2]表4-1中,第一个方案是1955年夏天国务院在北戴河召开各部会议讨论提出的,10月5日报送中央、国务院。第二个方案是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修改各部上报的计划后上报中央的。第三个方案是1956年8月3日至16日由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计委编出的方案,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回北京后又邀集计委具体主持计划修订工作的同志推敲了一遍,才提交给中央(见齐卫平:《中共八大经济建设方针的再思考——“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评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2期,第5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6页。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32页。
[5]由周恩来在1956年二月主持的几个国务院负责人会议的合称,主要是降低正在制订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和15年远景规划中的一些高指标。
[6]杨宗利:《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沈阳:辽宁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
[7]杨宗利:《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沈阳:辽宁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8]杨宗利:《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沈阳:辽宁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
[9]《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人民日报》,1956年9月17日。
[10]《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的报告》说明了1956年度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执行的情况,充分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正确地总结了经验教训,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也提出了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
[11]《五十年代我国经济建设速度问题的一场争论》,《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1期,第44页。
[12]《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中的三次公开检讨》,《党史纵横》,2009年第12期,第29页。
[13]《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中的三次公开检讨》,《党史纵横》,2009年第12期,第29～30页。
[14]刘少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汉俄对照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8页。
[15]《力争高速度》,《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6月21日。
[16]《全力保证钢铁生产》,《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9月5日。
[17]《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58年8月29日。
[18]《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http://www.hprc.org.cn/gsgl/dsnb/zdsj/200908/t20090821_28358.html。
[19]《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86、401页。
[20]《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50～461页。
[21]《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
[22]《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45～681页。
[23]《规划岁月:几度春暖秋凉——访城市规划界的老前辈曹洪涛》,《中国建设报》,2006年8月8日。
[24]《规划岁月:几度春暖秋凉——访城市规划界的老前辈曹洪涛》,《中国建设报》,2006年8月8日。
[25]曹洪涛:《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26]曹洪涛:《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27]曹洪涛:《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
[28]刘少奇:《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57页。
[29]《中共中央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页。
[3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2页。
[3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677页。
[32]陈光:《当代中国城市的改革与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33]《关于调整市镇建置、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中发〔63〕801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区划地名司网站,http://qhs.mca.gov.cn/article/xzqhtzgg/200711/20071100004239.shtml。
[34]陈光:《当代中国城市的改革与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35]《中共中央批转谷牧<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295页。
[36]汪海波:《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页。
[37]汪海波:《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269页。
[38]上海财经大学编写组:《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1页。
[39]上海财经大学编写组:《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40]董铺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6～477页。
[41]董铺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页。
[42]萧国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43]萧国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44]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页。
[45]陈东林、杜蒲:《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内战与抗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1页。
[46]曹洪涛:《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47]陈光:《当代中国城市的改革与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48]陈光:《当代中国城市的改革与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2页。
[49]摘自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原文。
[50]周传典:《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页。
[51]朱训:《中国矿业史》,北京:地质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页。
[52]朱训:《中国矿业史》,北京:地质出版社,2012年版,第359～370页。
[53]朱训:《中国矿业史》,北京:地质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
[54]朱训:《中国矿业史》,北京:地质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页。
[55]江西省出版事业管理局:《萍乡煤矿发展史略》,赣字八年第五五号批准出版,1987年。
[56]《老部长谈有色金属工业》编辑部:《有色金属工业的回顾与前瞻》,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57]《老部长谈有色金属工业》编辑部:《有色金属工业的回顾与前瞻》,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58]《老部长谈有色金属工业》编辑部:《有色金属工业的回顾与前瞻》,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59]《老部长谈有色金属工业》编辑部:《有色金属工业的回顾与前瞻》,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60]《老部长谈有色金属工业》编辑部:《有色金属工业的回顾与前瞻》,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61]朱训:《中国矿业史》,北京:地质出版社,2012年版,第268页。
[62]朱训:《中国矿业史》,北京:地质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页。
[63]朱训:《中国矿业史》,北京:地质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276页。
[64]参照张立主编、铜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铜川市志》相关内容(《铜川市志》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65]参照石嘴山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石嘴山市志》相关内容(《石嘴山市志》由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66]参考湖南省冷水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冷水江市志》相关内容(《冷水江市志》由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出版)。
[67]时永发:《大庆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80～81页。
[68]主要参考资料:1994年出版的《攀枝花市》(1965—1985),2010年出版的《攀枝花市志》(1986—2005)。
[69]刘吕红、阙敏:《“三线”建设与四川攀枝花城市的形成》,《唐都学刊》,2010年第6期,第59页。
[70]四川省攀枝花市志编纂委员会:《攀枝花市志》,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4年,第7篇第一章。
[71]四川省攀枝花市志编纂委员会:《攀枝花市志》,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4年,第7篇第一章。
[72]刘吕红、阙敏:《“三线”建设与四川攀枝花城市的形成》,《唐都学刊》,2010年第6期,第58页。
[73]彭敏:《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74]刘吕红、阙敏:《“三线”建设与四川攀枝花城市的形成》,《唐都学刊》,2010年第6期,第58页。
[75]1964年7月,西昌会议规划了西南“三线”建设长远规划,规划建设重点是以六盘水为中心的煤炭基地和攀枝花钢铁基地,修建成(都)昆(明)、川黔(重庆至贵阳)和滇黔(昆明至贵阳)三条铁路,形成西南环线。
[76]六盘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六盘水市志·煤炭工业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77]六盘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六盘水市志·煤炭工业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78]四川省攀枝花市志编纂委员会:《攀枝花市志》,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79]鄢丽萍:《以花命名的城市》,《四川工人日报》,2007年7月7日。
[8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8～1199页。
[81]中国企业史编辑委员会:《中国企业史·现代卷(上)》,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599～605页。
[82]《六盘水:一个因三线建设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2007年07月25日,腾讯网,http://news.qq.com/a/20090826/002091_1.htm。
[83]六盘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六盘水市志·政府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84]六盘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六盘水市志·政府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85]《中国凉都·六盘水·建制沿革》,http://www.gzlps.gov.cn/col/col18626/index.html。
[86]曹德全:《抚顺史研究》,北京:辽沈书社,1989年版,第179～181页。
[87]《中国城市经济社会丛书》总编委会:《邯郸市》,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88]曹德全:《抚顺史研究》,北京:辽沈书社,1989年版,第182页。
[89]《中国城市经济社会丛书》总编委会:《邯郸市》,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174页。
[90]曹德全:《抚顺史研究》,北京:辽沈书社,1989年版,第183页。
[91]邯郸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邯郸市建设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92]邯郸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邯郸市建设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93]盛江:《大庆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大庆石油学院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2008年,第67～76页。
[94]邯郸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邯郸市建设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95]邯郸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邯郸市建设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495页。
[96]罗晓:《萍乡市地方煤炭工业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115页。
[97]《中国城市百科丛书·茂名市》,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98]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201页。
[99]邯郸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邯郸市建设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303页。
[100]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
[101]中共萍乡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政协萍乡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萍乡解放四十年》,海口:南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102]中共萍乡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政协萍乡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萍乡解放四十年》,海口:南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131页。
[103]沈玉成:《本溪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215页。
[104]邯郸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邯郸市建设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285页。
[105]本溪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本溪市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106]铜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铜川市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70页。
[107]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0页。
[108]夏灵安:《老工业基地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变研究》,天津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36页。
[109]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
[110]夏灵安:《老工业基地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变研究》,天津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版,第37页。
[111]王永超:《基于石油开采的大庆市城市空间结构脆弱性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12]王永超:《基于石油开采的大庆市城市空间结构脆弱性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13]四川省攀枝花市编纂委员会:《攀枝花市志(1965—1986)》,攀枝花市公众信息网,http://www.panzhihua.gov.cn/zjpzh/pzhsz/index.shtml。
[114]鲍世行、陈加耘:《攀枝花开四十年(1965—2005)》,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115]鲍世行、陈加耘:《攀枝花开四十年(1965—2005)》,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116]鲍世行、陈加耘:《攀枝花开四十年(1965—2005)》,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117]林锦玲:《山地资源型城市生态空间建构研究——以攀枝花城市为例》,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44页。
[118]林锦玲:《山地资源型城市生态空间建构研究——以攀枝花城市为例》,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90页。
[119]安徽省淮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淮北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120]安徽省淮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淮北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121]安徽省淮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淮北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
[122]安徽省淮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淮北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
[123]安徽省淮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淮北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312页
[124]攀枝花市统计局:《攀枝花四十年(1965—2005)》,攀新内资临(2005)字第016号:第58页。
[125]齐建珍:《资源型城市转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126]攀枝花市统计局:《攀枝花四十年(1965—2005)》,攀新内资临(2005)字第016号:第59页。
[127]《数说攀枝花辉煌“十一五”——“十一五”攀枝花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述》,四川省人民政府网,2011年2月22日,http://www.sc.gov.cn/10462/10464/10591/10592/2011/2/22/10151290.shtml。
[128]《光辉的历程 宏伟的篇章——攀枝花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述》,中国攀枝花,2009年9月28日,http://www.pzh.gov.cn/html/gq60/200909/67618_3.html。
[129]《数说攀枝花辉煌“十一五”——“十一五”攀枝花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述》,四川省人民政府网,2011年2月22日,http://www.sc.gov.cn/10462/10464/10591/10592/2011/2/22/10151290.shtml。
[130]攀枝花市统计局:《攀枝花四十年(1965—2005)》,攀新内资临(2005)字第016号:第59页。
[131]本溪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本溪市志》(第一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
[132]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白银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5～96页。金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金昌市志》,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
[133]本溪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本溪市志》(第一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
[134]《淮南40年》征编小组编:《淮南40年(1949—1989)》,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135]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白银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2页。
[136]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白银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2页。
[137]《淮南40年》征编小组:《淮南40年(1949—1989)》,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138]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白银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2页。
[139]《淮南40年》征编小组:《淮南40年(1949—1989)》,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140]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白银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2页。
[141]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白银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00页。
[142]《淮南40年》征编小组:《淮南40年(1949—1989)》,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143]《淮南40年》征编小组:《淮南40年(1949—1989)》,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144]陈国山:《鞍山市志·社会卷》,沈阳:沈阳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145]陈国山:《鞍山市志·社会卷》,沈阳:沈阳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146]陈国山:《鞍山市志·社会卷》,沈阳:沈阳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147]《淮南40年》征编小组:《淮南40年(1949—1989)》,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4页。
[148]《淮南40年》征编小组:《淮南40年(1949—1989)》,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4页。
[149]于利人:《鞍山四十年(1949—1989)》,鞍山: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1989年版,第18页。
[150]于利人:《鞍山四十年(1949—1989)》,鞍山: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1989年版,第18页。
[151]于利人:《鞍山四十年(1949—1989)》,鞍山: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1989年版,第18页。
[152]于利人:《鞍山四十年(1949—1989)》,鞍山: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1989年版,第1页。
[153]于利人:《鞍山四十年(1949—1989)》,鞍山: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1989年版,第19页。
[154]萍乡市文化局:《多姿多彩的萍乡文化事业》,见《萍乡解放四十年》,海口:南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259页。
[155]《中国城市百科丛书·茂名市》,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81～85页。
[156]中共萍乡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政协萍乡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萍乡解放四十年》,海口:南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246页。
[157]《中国城市百科丛书·茂名市》,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2页。
[158]邯郸市建设志编纂委员会:《邯郸市建设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477页。
[159]淮北矿业集团淮北选煤厂:《淮北选煤厂志》,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160]淮北矿业集团淮北选煤厂:《淮北选煤厂志》,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
[161]《中国城市百科丛书·茂名市》,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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