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

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_对原苏联和东欧年经济转轨的思考_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卷

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对原苏联和东欧10年经济转轨的思考

孔田平

在过去的10年间，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纷纷摒弃运行不良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经济转轨的实绩不尽相同，从经济转轨和经济恢复的进展看，中欧国家的状况好于巴尔干国家，波罗的海国家的状况好于俄罗斯等原苏联新独立国家。10年以前，以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主张在该地区盛行一时，对于转轨国家的经济转轨影响颇深，这一主张因得到了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首肯而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近两年来，“华盛顿共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998 年1月，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施蒂格利兹在赫尔辛基的联合国大学发表学术演讲，率先对“华盛顿共识”提出质疑，并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的概念。自此，许多经济学家加入了该问题的讨论，其中波兰经济学家科沃德科提出应根据转轨10年的经验教训，形成新的共识——“后华盛顿共识”。本章将首先对“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进行评价，最后将根据东欧和其他转轨国家的情况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

一、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对经济转轨政策的反思

东欧和俄罗斯等原苏联新独立国家的经济转轨的实践提出了许多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在实行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政策后经济有所好转，而另一些国家的经济却持续恶化？为什么转轨经济的经济实绩不如人们预期的那么好，难道转轨政策存在问题？有关“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试图从转轨政策的角度对过去10年的经济转轨进行反思。

“华盛顿共识”是对20世纪80年代末一种经济政策主张的简化概括。一般认为威廉森的主张比较典型。他的10点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这10点政策主张为:减少预算赤字，加强财务约束；重新调整公共支出的优先性；进行税制改革，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实行金融自由化，最终目标是市场决定利率；统一汇率；实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限制；取消外商进入的壁垒，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政府取消妨碍企业进入或限制竞争的法规，解除对经济活动的不当管制；法律体系应保护产权。波兰经济学家科沃德科认为，“华盛顿共识”是休克疗法的理论基础，它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经济危机而提出的政策建议，后来又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用到转轨国家中。其主要内容是尽可能快地实现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1]

1998年1月，施蒂格利兹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华盛顿共识”“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2]他认为，“华盛顿共识”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通货膨胀上，而忽视了对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其他来源的注意，如薄弱的金融部门；“华盛顿共识”将注意力集中在贸易自由化、解除管制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忽视了竞争的作用；“华盛顿共识”拒绝国家在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认为国家愈小愈好，忽视了国家在转轨经济中可作为市场的补充的功能。^[3]科沃德科指出，“华盛顿共识”原来针对的不是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危机，但由于国际金融组织的赞同而对东欧和原苏联的经济转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基于10年转轨的经验教训，新的“后华盛顿共识”正在形成。他根据转轨10年的经验，提出了以下的政策结论:制度安排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制度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政府政策的质量和政府规模的变革方式相比，政府的规模并不重要；如果制度安排受到忽视，让位于自发过程和自由化市场释放出的力量，非正式的制度就要填补制度真空；必须进行司法体制的精简和改造；将中央政府的权限下发给地方政府对于转轨经济解除管制是必要的；收入政策和政府对于公平的增长的关注在转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短期资本的自由化应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支持下，由转轨国家的财政和货币当局进行监控；布雷顿森林体系应当重新考虑对于转轨经济的政策，以促进制度建立和支持公平的增长。^[4]

在“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的讨论中确实有过于简化的成分，一些学者对于这些提法持有异议，我们现在很难说“后华盛顿共识”已经形成。“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的讨论只是从转轨政策的角度为转轨经济的讨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回答转轨经济的所有问题。这一讨论的理论贡献在于强调制度在转轨经济中的作用，指出转轨经济不应忽视金融部门、竞争和国家的作用。

二、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

（一）制度之与转轨经济的重要性

对于制度的关注是近年来转轨经济研究的一个新动向。早在1996年，波兰经济学家巴尔采罗维奇就提出了将过渡经济学的研究与制度的研究相结合的问题。^[5]有关“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的讨论更是突出了制度的作用。

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转轨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制度变迁之一。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重建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的过程。这里所称的制度，并不是我们一般而言的体制，而是制度经济学所使用的制度（Institution）。在诺斯看来，“制度是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约束力、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约束（宪法、法令、产权）所组成。”^[6]“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是人类设计出来的改变人们相互影响的约束。”^[7]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涉及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的制度变迁进程，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禁止生产资料私有制并限制市场的利用、公有制与中央计划的优先性导致的制度不灵活、缺乏市场制度导致的市场取向的人的技能与组织的匮乏以及对于重工业的偏爱导致的扭曲的产业结构等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8]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有三个重要的变量即对经济活动产生动力的产权、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单位——国家、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动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9]如今我们只要观察一下东欧的经济转轨进程，就会发现这三个变量同时在发挥作用:私人产权的建立和界定正在大规模进行，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在重新界定，个人道德和伦理观念的转变也在进行之中。经济转轨不仅仅是理顺价格的问题，而且也是理顺制度的问题。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经济转轨的中心问题是为分权化的自主的市场创造制度前提。^[10]

在诺斯看来，从过渡的经验看目前的制度变迁不同于以前历史上经历的制度变迁的地方有四个方面:信息成本的下降、发达的经济的存在和高技术的可供性、全球化的经济以及社会凝聚力的解体。但他仍然强调路径依赖、全面重建社会的困难和政治组织的重要作用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性。^[11]诺斯认为，“在世界某地存在相对有效的制度以及存在关于这些制度引致出的实绩的特点的低费用信息是改变运行不良的经济的有力激励，1989年东欧社会的巨大变化看来就是如此。”^[12]奥尔森认为，经济发展史表明，制度选择决定经济实绩。^[13]

基于东欧和原苏联地区的经验，成功的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宏观经济的稳定，而且需要自由的经济环境和有活力的私人部门，更重要的是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那些在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国家，便能有良好的经济实绩，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例子便是明证。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经济实绩不佳与制度建设的滞后有密切关系。

（二）制度遗产与经济转轨

在经济转轨中，如何对待古典社会主义遗留的制度遗产是转轨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央计划经济是负债，应尽可能迅速地将其摧毁，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央计划经济既是资产又是负债，转轨的艺术在于如何利用旧体制的资产以促进新体制的成长。基于上述不同的观点就有不同的政策选择:一是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破坏，二是创造性破坏。前者不是明智的政策选择，后者是明智的选择。大卫·斯达克等学者认为，制度遗产既包含着过去的继续，又包含着未来的资源。^[14]

尽管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从总体看是无效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该体制一无是处。旧体制下的人力资本、资源、商业网络和改革经验等都有助于经济体制的变革，因此明智的决策者往往可以从古典社会主义的制度遗产中发现其独特的价值。

如果我们对成功的转轨国家进行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国家都适当利用了其独特的制度遗产。波兰在经济转轨中利用20世纪80年代通过的经济立法，进行国有企业的破产和清理；匈牙利利用了1968年后经济改革的经验，以稳健的方式推进经济体制的转变；捷克则秉承了二战前就有的并且在社会主义时期得到保持的财政保守主义传统，以促进经济体制的转轨。德国东部的转轨则完全忽视制度遗产，提供了迥然不同的案例。东德曾为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应该说转轨具有独特的优势，遗憾的是制度遗产未得到利用。当东德与西德实现统一时，东德一夜之间纳入了西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框架之中，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尽管对于东部有大量的投资，但仍有约一半的东德公司亏损，劳动生产率仍低于西德的水平，失业率为18%。西德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东部的人均GDP只有西部水平的一半，而消费却高出其生产50%，其间的差额由政府的补贴支付。在过去的10年间，德国政府在东部的支出达到了8000亿美元。东德的经验表明，即使转轨是在较为理想的条件下进行、有大量的转移支付和现成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不能保证其转轨的成功。有的学者认为，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东德的旧体制是两德统一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

（三）从计划到市场:制度变迁的特点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变迁，其特点如下。

1.制度变迁的内生性。经济转轨从根本上看是一个内部变化的过程，外部因素固然重要，但不能替代内部的改革。转轨国家经济体制的变动主要是由内部的因素决定的，外部的因素如国际金融组织的作用是次要的。转轨国家的决策者应对转轨的成败负责，而不应将转轨的所有问题归咎于外部。外国顾问和国际组织在转轨中的作用不应夸大。科沃德科曾指出了波兰成功的一个奥秘，那就是波兰非常认真地听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但是从来没有照办。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是对的，就遵从；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不对，就不遵从。而俄罗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扩大税基等正确建议时，没有采纳；而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俄罗斯应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国内债券市场等不适当的建议时，俄罗斯却采纳了。

2.制度变迁的演进性。之所以说经济转轨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是基于以下三点理由。首先，从历史的经验看市场经济的形成是长期演进的产物。正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依演进而发展，是数百万自主的个人决策的综合产物。”^[15]革命可以打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桎梏，却不能替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以革命的方式是不可能建成市场经济的。其次，从经济转轨的三个支柱——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来看，稳定化和自由化可以迅速完成，私有化则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对于那些迅速实现私有化的国家如俄罗斯，一些已私有化企业的行为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软预算约束在新的环境下得以继续。再次，经济转轨涉及规则的改变，正式的规则如宪法可以迅速改变，而非正式的规则如行为规范、习惯和惯例的改变则不可能立即改变。有的学者认为，正式规则的实施与非正式的制度密切相关。^[16]转轨国家在制度变化后都通过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私人产权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因为从蔑视私人产权到尊重私人产权的公民文化的形成非一日之功，个别国家国家基本职能的弱化使之难以有效地保护产权。俄罗斯的例子非常典型，虽然经历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市场化改革和叶利钦时代的激进改革，但尊重私人产权的公民文化尚未形成，私人财产的不安全感仍然很强，其后果是国内资本的大量抽逃。俄罗斯经济转轨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经济的非货币化，以货易货占到了俄罗斯商业交易的70%~80%，俄罗斯成为了戈德曼所称的“没有现金的社会”，这表明沙俄和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文化对于经济转轨的影响依然存在。^[17]总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3.制度变迁的非移植性。世界上存在相对成功的经济制度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能否将别国相对成功的制度移植到转轨国家中则是一个问题。应当承认，产生相对成功的经济制度的制度环境是独特的，是不可能移植的，因此制度变迁具有非移植性。转轨国家可以学习借鉴别国相对成功的制度，但不能全盘照搬。将发达国家成功的制度移植到转轨国家的尝试可能正应了中国的古话“橘生淮南则为桔，橘生淮北则为枳”，其结果是制度的变形，不能达到改进制度的目的。

（四）制度选择:最优选择与次优选择

转轨国家宣称市场经济是经济转轨的目标模式，但在政策辩论中市场经济的含义过于简化。一些决策者认为自由企业、私人产权、发达的资本市场、开放的贸易、货币的可兑换性是成功的市场经济的特征。他们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希望在短期内赶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寻求最优的制度就成为了一些转轨国家的政策取向。在我看来，寻求最优的制度虽然是基于良好的愿望，但它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有时可以起反作用。

1.发达的资本主义是漫长的制度创新的产物，没有长期的演进很难设想在西欧、北美和日本会形成成熟的资本主义。对于转轨国家的教训是要想在短期内成为成功的经济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寻求最优的制度未必会达到预期的目标。一些转轨国家想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考验的制度，幻想形成类似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认为寻求最优的制度是通向成功解决的必由之路，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资本主义成长的制度环境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资本主义的不同变种，如德国的资本主义、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日本的资本主义等。因此，转轨国家寻求最优的制度而忽视其独特的制度环境是不适当的。

2.寻求最优的制度的尝试表明社会主义时期不成熟地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意识形态仍在作祟。在社会主义时期，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向社会强加最优的解决方案，试图加快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其极端的例子有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赫鲁晓夫的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宏大构想等。这种冒进心理在制度转变初期仍然存在于一些决策者的头脑中，他们希望尽可能快地不惜一切代价地建立资本主义。他们偏好最优的制度，轻视次优的制度，希望在一夜之间建立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其结果往往是欲速则不达。东德的例子颇具典型意义。在德国统一后，西德的制度和法律框架在东德全面实行，但东德并没有出现奇迹。曾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典型的东德的工业生产能力在统一后迅速消失，即使是联邦政府的巨大的转移支付也不能拯救东德的工业。

3.寻求最优的制度有可能导致制度真空。制度变迁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急剧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制度真空，旧的制度不复存在，而新的制度不起作用。寻求最优的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急切地将这种制度付诸实施以取代旧制度的做法对于经济转轨具有不利的影响。它可能导致制度真空，破坏原有的生产和销售网络，并增加转轨的社会代价。寻求最优的制度的决策者的理由很简单:既然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存在现成的制度，为何退而求其次而从头开始呢？但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是长期制度变迁的产物，制度的演进依赖于一定的制度环境。原苏联和东欧的制度环境不同于发达国家，因此在实施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时会面临相当的制度壁垒。

4.一些转轨国家寻求次优的制度的尝试值得关注。产权明晰是转轨国家产权制度变革的方向，因此私有化是产权制度变革的主要方式。大卫·斯达克的研究表明，匈牙利在财产制度变革中对资产实行分权化重组，对债务实行集中化管理，这种做法模糊了公有和私有的边界。财产的变革没有明晰产权，反而模糊了产权。^[18]中国的乡镇企业在产权上是模糊的，是既非公有又非私有的混合所有制。但是这种独特的企业制度形式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贸易扩张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经济转轨中，寻求次优制度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变迁的方式。

三、产权、法治和责任政府:转轨国家成功的要素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有效的产权、法治和责任政府应是转轨国家取得成功的必要要素。

（一）有效的产权

大卫·维纳尔考察了产权体系的独特特点，认为配置明晰、转让成本、不受侵犯和长期可信性具有相关性。^[19]有效的产权意味着产权明晰、产权受到保护且产权可以实施。有效的产权与所有制形式没有关系，私有制、公有制和混合私有制都可以是有效的产权。有效的产权可以产生稳定的预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力提高的重要要素。虽然俄罗斯已完成了私有化，但俄罗斯仍然缺乏有效的产权。俄罗斯的私有化导致了企业经理和职工对企业的内部人控制，新的私有化企业的行为没有根本的改变，它们继续生产没有销路的产品，并保持着过度的就业。已私有化的企业在俄罗斯缺乏安全感，私人产权仍十分薄弱，私人产权的保护取决于是否接近政治权力。捷克的凭证式私有化虽然便于操作，兼顾了社会公平，但投资基金对企业的控制并没有导致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反而延缓了企业的改造。波兰和匈牙利国有企业的改造和私有化导致了相对有效的产权制度的形成。产权制度的变革与转轨的绩效存在着因果联系，欧洲经济委员会1999年对于一些转轨国家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统计数字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欧洲经济委员会认为，1998年，匈牙利的劳动生产率比1989年高36%，波兰的劳动生产率比1989年高29%，捷克的劳动生产率比1989年高6%，而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仅为1989年的33%。^[20]

（二）法治

建立法治是经济转轨成功的先决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是基于法治的经济，法律应保护个人自由、经济权利和义务及公民自由。如果我们对原苏联和东欧的转轨经济进行观察，就会发现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在经济转轨上相对成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法治已经植根于这些国家。俄罗斯在许多方面是市场经济国家，但仍属于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因为俄罗斯缺乏法治这个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萨克斯认为俄罗斯在推进经济改革时，推迟了宪法和法律的改革，或者忽视这方面的改革。^[21]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成为了盗匪的天堂，有约12000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在活动，它们渗透并控制了一些关键性的经济部门，如俄罗斯约一半的金融机构受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控制。正因为没有法治，俄罗斯国内资本缺乏安全感，资本抽逃成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据估计在过去的10年间俄罗斯有超过2000亿美元的资金外流。俄罗斯在法制改革的滞后也加剧了腐败的蔓延，动摇了民众对于新的经济秩序合法性的信心。1999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的十年转轨讨论会上，有学者认为过度管制、腐败和薄弱的法律体系迫使企业转入地下，俄罗斯和乌克兰非官方的产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50%，而东欧大多数国家为20%以下。^[22]

（三）责任政府

经济的引擎是市场，政府并不适合从事微观经济活动的经营，但是政府在转轨经济中可以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筹划改革、建立法治、界定产权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负责任的政府才能够承担起在经济体制上革故鼎新的重任。与中欧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国不同，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缺乏责任政府，少数几个金融寡头利用其财富施加政治影响，操纵政府的决策。腐败猖獗也限制了政府活动的公正和效率。有的观察家认为俄罗斯政府是一只窒息经济发展的“攫取之手”。叶利钦总统在执政期间利用总统权力动辄解散政府，政府在超级总统的监护下不能有效作为。政府又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特别是金融工业寡头的压力，不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杜马中的共产党议员竭力阻止政府提出的改革法案的通过，使政府难以进行必要的改革。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失败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毋宁说是政府的失败。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詹姆斯·米勒认为俄罗斯1998年金融危机与政府的失职有很大关系，使他感到诧异的是在俄罗斯无人考虑国家利益。盖达尔认为，俄罗斯的特权阶层战胜了政府，使得政府不可能实行真正的稳定化。^[23]阿尔巴尼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因为金字塔式投资计划的破产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以至于政府不能有效地维护法律与秩序。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经济转轨的相对成功与政府恪尽职守密切相关。只有政府负起责任，经济转轨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虽然原苏联和东欧的经济转轨已历经10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于转轨经济的了解尚处在初级阶段。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所言，意识到我们目前知识的有限性是了解改善转轨经济绩效有关问题的先决条件。^[24]施蒂格利兹在分析俄罗斯等国改革失败的原因时指出，改革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于市场经济基础的误解和对于改革过程的误解。^[25]原苏联和东欧的经济转轨比10年前预想得困难，在一个政治结构发生巨变和信仰体系突然坍塌的社会建立良好运作的经济体制不是一件易事。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20世纪最重大的经济试验之一，而且这一过渡尚未完成。目前原苏联和东欧寻求可行的经济体制的尝试仍在继续，转轨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会继续下去，因此围绕转轨经济的理论探索不会停止，毕竟如此多的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为学者观察和研究制度变迁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原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1期）

【注释】

[1]科沃德科:《从“休克”失败到“后华盛顿共识”》，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2期。

[2]Joseph E.Stiglitz，whither Reform？Ten Years of Transition，Keynote address，ABCDE，World Bank，1999.

[3]Stiglitz，Post-Washington Consensus，presentation in WIDER，United Nation University，Helsinki，January 1998.

[4]Gregorz Kolodko，Ten Years of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Lessons for Policy Reform，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95，Washington D.C.April 1999.

[5]Balcerowicz，Leszek.（1996），“Economics of Transition:How to Integrate it into the Studies of Institutions”，Dispatch from Berlin，no.12，September 1996.

[6]道格拉斯·诺斯:《论制度》，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1年第6期。

[7]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3.

[8]Peter Murrell and YijiangWang，When Privatization Should Be Delayed:the Effects of Communist Legacies on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7（1993）.

[9]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DanielW.Brom ley，Reconstituting Economic Systems: Institutions in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Vol.11（1993）.

[11]Douglass C.North, Institution and Reform in Transition Economics（1994）.

[12]Peter Murrell and YijiangWang，When Privatization Should Be Delayed:the Effects of Communist Legacies on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momics 17（1993）. p.137.

[13]曼库尔·奥尔森:《制度决定发展》，载《世界经济译丛》1993年第6期。

[14]Grabher，Gernot and Stark，David（1997），Evolutionary Theory，Network Analysis and Postsocialism，in Pickles，John and Smith，Adrian（eds），Theorizing Transi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Routledge.

[15]Kornai，J.（1995），Highway and Byway，Studies on Reform and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

[16]Eggertsson，T.（1994），“The 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in Transition Economics”，in Schiavo-Campo（ed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Public Sector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 241，1994.

[17]Goldman，Marshall.（1998），“The Cashless Society”，Current Affair，October 1998.

[18]Stark，David（1996），“Recombinant Pro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um101，Number 4:pp.993-1027.

[19]Weimer，D.（1997），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perty Right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Credibility in the Reform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Janos Kornai（2000），Ten Years after“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The Author’s Self-evaluation，paper presented to ABCDE，World Bank，Washington，D.C，April 18-20，2000.

[21]Sachs，J. and Pristor，K.（1997），eds.，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Westview Press.

[22]IMF，A Decade of Transition: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1999.

[23]IMFSurvey，August2，1999.

[24]Douglass C.North，Understanding Economic Change，1998.

[25]Joseph E.Stiglitz，Whither Reform？Ten Years of Transition，Keynote address，ABCDE，World Bank，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