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与小城镇发展

3.2.1　城市经济与小城镇发展

作为城市效率源泉的经济集中表现为2种形式:一是“本地化经济”^[5];二是“城市化经济”^[6]。一个行业从城市化经济还是从本地化经济获益最多，取决于其创新性如何。新的充满活力的行业倾向选址于大城市中心，在这里他们可得益于不同部门所提供的多种好处;多部门、多样化的具有高度流动性的人才和及时的信息、大量的竞争性供应，是远离中心地区的中小城市所无法满足的，而这种人才和信息，又是创新性活动的必要前提;大都市数量众多、偏好多样的消费群体形成的创新产品较大的市场容量，又让创新企业更容易承受住创新活动天然和更高的风险。而老的、成熟的行业可以转移到比较小的、更专门化的城市;成熟的行业意味着没有超额利润，不足以承受大城市中心的高地租、高工资成本;而成熟的通常已经标准化的技术对创新要求也相对更低。企业究竟落户于大都市还是中小城市或小城镇，也完全取决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特征的产业自身的发展需要。城市经济与小城镇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许多小城镇经济本身就是城市经济的组成部分。以下4个方面是我们认识城市经济与小城镇发展关系的着眼点。

(1)城市经济的全球化对小城镇发展的影响。小城镇尽管规模不大，但它也同大城市一样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与冲击。有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7]全球化则意味着小城镇拥有更大主动权和发展空间以形成特色，在更加广阔的环境中构建与其他城市的联系，成为城市体系功能一体化在地理空间链条中的重要一环;②全球化有利于小城镇特色功能的形成，因为全球化意味着专业化分工，小城镇可以自身资源禀赋为基础，通过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形成比较优势，从而形成满足一般功能基本需求基础上的特色功能;③全球化为小城镇提供了功能优化与提升的机会。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解决了小城镇资源匮乏的问题。如小城镇最缺乏的是智力、技术和信息资源，但互联网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将会使人才、技术、信息实现跨界流动，小城镇所面临的这些劣势将得到改善。同时也要看到，全球化对大城市的发展更为有利，因为在全球化格局中，大城市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不仅可以通过与世界城市的网络关系，利用全球资源，而且各地的资源也通过中小城市、小城镇向大城市流动，中小城市、小城镇的作用必须与大城市密切配合，才能发挥出来;在全球化的框架内，小城镇必须在与城市互补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特色。所以，对小城镇而言，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提供了发展的新机会，又提出了新挑战。

(2)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大城市工业的近邻扩散促进了大城市周围小城镇的发展。研究发现，从1984—2000年，我国城市市域范围内建制镇数量从612个增加到7 622个，增加了11.5倍;而县辖建制镇仅从6 211个增加到12 158个，只增加了大约1倍。可见，大城市的工业扩散是推动小城镇发展的基本动力。我国小城镇战略之所以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取得突出成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大城市发展水平高，大城市的产业已经成熟和标准化了，伴随着其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具备了向周围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扩散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二是“块状经济”(又叫小狗经济)^①，“块状经济”主要是“乡村小工业的集聚”，或是“城市边缘新兴产业群落的快速崛起”。前者如意大利北部地区、中国的浙江;后者如美国西部的硅谷，印度班加罗尔，北爱尔兰，中国的东莞、昆山等。浙江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519个，块状经济总产值5 993亿元，吸纳就业人员380.1万人，约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9%;有52个区块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块状经济”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第三产业发展等，有利于小城镇的成长。

(3)我国工业的投资主体多样化了，国家资本、外资和民营资本都有，因为中国的城市经济已经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城市投资中很大部分是国际资本，城市经济的收益是以全球经济为基准的，从开始就不以我国的乡村经济为比较对象，甚至也不以我国的乡村为市场，它首先服从全球市场或国家力量的目标。工业化以及由此伴随的城镇化的红利由各方分享，其中仅有民营资本的红利部分回流到乡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二元经济，国家和国外资本仍然无助于二元结构的收窄。要恢复乡村对城市化工业化的投资权，使之不但间接地分享城市化红利，而且还要直接地从城市化中获得投资收益，这是深层次解决中国式“二元结构”的根本措施。现在学界出现了另外一种担心，单纯农民工资的回流根本成为不了引发传统乡村经济变革的投资，胡景北教授指出了事实上正相反的一个过程，即通过彻底压低农民工工资至生存线上，而保证了城市工业的内部积累率，是以农民工劳动报酬的反向积累为内在的长期增长机制。一句话，通过把农业用地的价格和农民工的劳动价格全部打压至生存线附近，塑造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积累机制。当城市经济通过自身消费和海外销售而形成了自我循环的时候，它就开始摆脱内地乡村了，市场经济转化为“权贵资本主义”^[8]，而乡村被事实上遗忘或抛弃，中国的二元结构解决的前景也就彻底破灭了。

(4)要考虑我国大部分的制造业为低端制造业，是以耗费优质劳力大量的青春时间，是以人口红利换取的工业发展，剥夺了农村人口养老保障的机会，加剧了农村人口进入老龄化时期社会保障的困难。即便如此，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重型化伴随着资本替代劳动和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弹性降低的趋势，由此会引起产业吸纳劳动力的减少，从而带来更加巨大的就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