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及其变迁

对农民来讲，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因此，研究农民的生活方式，必须首先考察村落的土地制度。土改运动以前，平陵村的土地主要掌握在地主、富农手中，广大贫农占有的土地少得可怜。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就是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大量土地，分给土地较少的贫农。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平陵村基本上在土地占有方面实现了平等。

土地改革的初衷无非是防止贫富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一般说来，第一个目标基本上实现了，但第二个目标没有实现。在改革开放前的平陵村，村民主要进行集体劳动，村落内部分工非常精确，青壮年主要从事耕种工作，妇女和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则主要从事力所能及的辅助性生产活动。到了收成的时候，各家各户则按照人口和工分分配劳动成果。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前，平陵村的村民生活在一个平等的小农社会里。但是这种生产方式，缺少激励和压力机制，干多干少都一样，因此造成了由计划和管理不善而引起的浪费和生产效率低下。

1984年，平陵村开始了分田到户，在分田到户开始，许多人存在思想上的顾虑，主要是担忧引起贫富分化。分田到户在刚开始的时候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生产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劳动效率大大提高，粮食产量飞速增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分田到户也逐渐暴露出其自身的弊端：

首先是土地经常变动，也往往被村干部随意划分。土地是按照人口来细分的，家庭人口在婚、丧、嫁、娶、上大学、参军等事项的影响下会发生变动，那么土地也就相应地重新分配。村里的领导班子换届后，为了寻求集体活动资金和个人利益，也往往不顾国家的土地承包政策，会利用重新分配、承包土地的机会来谋取个人利益。这势必影响土地的规模化运动和长期生产规划。

其次，耕作规模变小，土地的边际收益下降，无法实现规模效益。由于土地是按照人口划分的，在平陵村，除去各种占地，人均耕地大约为1.2亩，许多能够机械耕作的大面积土地现在被划分成狭小的条块，造成耕地的规模效应发挥不出来。在土地集体化时期，还能够运用大型的收割机器进行机械化作业，今天则退步到牛耕、人耕。

最后，土地的经常变动，导致很多农民追求短期利益，缺乏对土地的长期投资。

在以上的几种突出问题中，最主要的是土地的边际收益减少。在分田到户的初期，土地爆发出巨大的产量，简单的劳动投入就会带来粮食的丰收，然而现在，由于耕作成本的增加，和粮食价格的相对下降，耕作土地的收益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有的甚至会入不敷出。村民们曾算过一笔账：在平陵村，种一亩小麦大约产300公斤，按照每公斤1.6元的价格来计算，种一亩小麦的总收入是450元。投入的化肥大约是120元，农药50元，种子80元，灌溉80元，雇拖拉机耕种的费用约100元，还不包括劳动力投入和其他花费，成本大大超过收益。

由于耕种土地的收益越来越少，村里除了少数老年人依然存在对土地的崇拜情结，年轻人大都有脱离土地的强烈冲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愿种田或根本不会种田，他们一般都走出村落到城市去打工。在村里，还有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他们用钱将自己的户口转到城里面。可以说，土地情结在年轻人的脑海里已经荡然无存。

以上是平陵村生产方式的总体变革，接下来，笔者简要分析一下平陵村村民的生活消费状况。

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就平陵村的事物消费而言，按照来源可分为自产性食物和商品性事物。前者主要包括农户自己中的庄稼，后者主要包括各种菜和在商店及集市上购买的商品。按照消费的时间、场合可以分为日常的家常便饭和礼节性的招待。一般而言，商品性食物消费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农户的经济状况。在平陵村，平时的一日三餐一般是粗茶淡饭，如果有客人来访，每家都会拿出最好的食物和烟酒招待客人。宴请、礼物、劳务交换是维持平陵村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吃在该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交内容，同时也是经济地位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在婚丧嫁娶和节日、造房等较重要的事件时，吃喝风表现得尤其明显。尽管这些年吃喝风的攀比让老百姓不堪其累，但这股风还是越演越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家中招待客人时，女性是不准上餐桌陪客人的，家庭妇女只有在男性酒足饭饱之后才能就餐。90年代以后，男女不仅可以同时就餐，而且在餐桌上还为妇女准备专门的香槟酒，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妇女地位的提高。

穿衣是村民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改革开放前，平陵村村民一般都从集市上买取布料，然后让村里的裁缝去加工，在春节前，加工新衣服的比较多，也是裁缝最忙的日子。在那时候村里有三家裁缝店，每家的生意都还可以。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服装的款式等内容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市场上销售的成衣价格比较便宜，比裁缝加工的成本还低，而且款式多样，越来越多的村民就不再让村里的裁缝加工，而是直接从即使上购买成衣。到今天，只有很少的村民还找裁缝加工衣服。现在村里的裁缝只有一家，而且裁缝也不是他的主要业务了，这个裁缝干起了出租车生意，服装加工成为一项辅助业务。这一方面说明了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也反映了平陵村村民的消费水平和审美能力的提高。

居住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需求，也是物质生活的要素之一。在改革开放前，平陵村的居住条件一般是五间草房、条件差的则是三间草房。就一般的家庭来说，父母住在三间堂屋里面，兄弟姐妹则统统住在另外两间偏房里，条件差的家庭甚至全家人住在一张床上，家庭成员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隐私可言。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村民的自主性和对个人隐私的注重程度不断提高，在住宅建设方面，平陵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总的说来，其趋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居住空间的安排上，子女同父母分房而建。现在平陵村的村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自主权和独立意识逐渐增强。年轻人结婚后会另外选择地址建造新房与父母分开居住，而且年轻人的新房比父母的房子漂亮、美观得多。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的个体意识和隐私观念逐渐增强，传统的家庭观念得到了更新，血缘观念、家族观念和权威观念呈现淡化趋势。

2.住房的质量已经明显提高。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屋已经取代草泥结构的房屋，并有进一步取代砖木结构房屋的趋势。这不仅意味着农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和居住空间的扩大，也意味着空间布局的合理化和专门化，有一些富裕家庭建设的住房开始向城市住宅样式逐渐靠拢。

3.住宅条件逐渐成为家庭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近年来，平陵村的村民在住宅建设方面相互攀比的风气越来越强烈。因为在平陵村家庭住宅条件的优劣直接关系到青年男子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即使是相对比较贫困的家庭在住宅建设方面也舍得花费大量金钱，为了建造一座体面的住房，父母们不惜举债为到达婚龄的儿子建设新房。建设住宅在平陵村是村民一生的一件大事，往往花费一个农民家庭大半生的积蓄。很多贫困家庭就因为建不起住宅或住宅建设得不够体面，儿子找对象就变得特别困难。这一方面反映了妇女地位的提高，也反映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4.居住空间变得更加隐秘化、个性化。住房不仅讲究样式布局上的美观、实用，年轻人 (特别是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也得到了尊重。几乎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独立空间。而且在房屋的布局上、装饰上大都根据个人的品位和偏好而定，明显表现出一定的个性化。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年轻人独立性的增强和家庭地位的提高。

经济贸易活动也是平陵村村民另一重要的生活内容之一，集市是农民开展贸易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平陵村所在的地区，一般选择交通枢纽和几个村庄的核心地带建立集市。农民们把到邻近的集市去进行交易叫做“赶集”。集市贸易在山东是农村最主要、最普遍的交易形式，它的主要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它可以使农民出售自己多余的农产品，购回家庭所需的工业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因而能够调节人们的日常生活，保证农民、手工业者的生产能够顺利进行，是社会经济运行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集市作为一定区域的物资集散地，起到调节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这类集市具有定期性的特点，在当地是五天一次，80年代一般是一个乡镇一个集市，现在一个乡镇有2－3个集市。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物质条件匮乏，交通条件的不便和信息交流的不畅通，人们往往把赶集看成是过节一样的大事。现在则成为简单的民间贸易的一个活动场所，人们赶集往往是为了交换生活的日常用品。

3.集市还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社区，它具有提供娱乐、社会交往、传递信息等社会化功能。在平陵村，每到集市的日子大家总是三五成群的去赶集。特别是老年人，一方面是为了购买一些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娱乐和锻炼自己的身体。即使是会骑自行车的老人也愿意步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集”不为“市”。

最后笔者简单介绍一下平陵村的科教文化和医疗状况。科教文化和医疗状况是衡量一个地区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尺度，尽管这些年科教文卫运动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些活动还是处于低层次的发展阶段。就平陵村的情况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科教文卫运动。拿科学来说，农户除了在种植蔬菜和庄稼用药、施肥时，讲讲科学操作方法，平时对科学可以说是漠不关心。至于卫生运动，也处于很低的层次，村里有三名“赤脚医生”，村民有个头疼感冒，买点药就可以了。镇里有卫生院，但医疗条件很差，县里和邻近的工矿区有两家较大的医院，但医疗费用很高，远远超出农民的负担，除了必须住院才能治疗的大病，农民很少到医院就诊。

从对平陵村村民的访问结果来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基层党组织能够真正担负起组织者的责任，比如举办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开展全方位的医疗活动等。这说明，农村的科教文卫运动在进入改革开放前带有浓厚的国家行政色彩。如今随着政府管理职能在农村的退出和村民自治政策的实行，科教文卫运动已经由政府行为转变为民间自发行为了。

平陵村的教育状况和村民的教育观念在整个东都镇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在国家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该村一王姓村民就因为掌握的信息比较多，让他的孩子在1979年参加了高考，结果他的孩子顺利考上了大学成为我们村的第一名大学生，依靠升学，农村的孩子跳过了“龙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王家孩子的影响下，很多农村子弟看到了改变自身命运的一条道路。全村支持孩子上学的风气越来越浓厚，在从1979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10多个农村孩子考取了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然而从90年代后期到现在，国家扩大了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和就业政策，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考上了大学，但同时大学的收费水平也逐年升高，超过了一般农户家庭的承受能力。最重要的是，考上大学未必获得一个称心如意的职业，因此，村民对高等教育的作用和发展趋势逐渐表现出一种怀疑和观望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