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活方式变迁的具体镜像

（一）农村居民消费方式变迁的具体现状

消费方式既代表了一个群体特定的经济状况，同时也与这个群体的消费价值理念必然相关。当前农村消费方式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农民消费实践的变化，也体现在当代农民消费理念的变迁。

农村居民的消费既包括物质消费，也包括精神、文化消费。新中国成立之前，在我国的农村社会，生产力水平低，科学技术不发达，应对自然的能力很弱，主要靠天吃饭。加之旧中国连年战乱，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于普通农民来说，能吃饱穿暖已是美好的理想。很多普通农户家庭除去交给地主的土地租金，基本上没什么结余，这个时期农民生活非常简单。在调查中一些老年人谈到，在旧社会生活非常艰苦，吃不饱穿不暖是那个时期很多农民的生活常态。那时很多农民几年也很难添置一件新衣服，经常是衣服破了补、补了破，一连穿很多年，直到实在不能穿为止。一件家具或家庭其他用具，连续使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很多家庭很少添置新物品，收入不足、商品少、消费少。在这个时期，很多农民处于长期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基本上没有精神消费、文化消费。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农村土地进行了改革，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在计划经济时期，土地在村集体的基础上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在这个时期，每个家庭的物质供应是按劳分配，没有自由的商品流通，除粮食以外的其他物品需要按照一定的票据凭证进行购买。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告别了解放前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但是由于不存在自由的商品流通，这时农民也不能自主消费，生活也只是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村集体的粮食上交国家后，剩余的按劳动的量分配给农户，农民基本上能吃饱，但是饮食单一、物质资料单一。经由多年的物质匮乏生活，这个时期的农民基本上养成了勤俭节约的消费习惯，他们舍不得浪费半点粮食或其他物品。在精神消费、文化消费方面，这个时期是由集体统一安排，农民业余时间偶尔听听样板戏，或参加其他集体性地活动。在计划经济时期，在国家的严密控制下，从精神到生活，国家权力渗透到农民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自由性比较低。调查中，很多农民反映，以今天看来，那个时期物质生活条件艰苦、精神生活单调，但是当时很多农民并不感觉生活乏味，精神非常积极向上。在访谈中一些农民谈到，那个时期进行完田间劳动后，最多的业余活动是“背毛主席语录”。在那个时期，农民生活方式上体现了很多革命色彩与内容，反映在消费上体现了节约消费的理念。受官方话语宣传的影响，农民特别渴望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体现了他们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改革开放后，土地的统一经营被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农户成为自主经营的实体。在农业生产上，种什么、怎么种完全由农户自己说了算，粮食交够国家公粮后，其余的怎么分配完全由农民自己决定，这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的粮食产量连年提高。这一时期，农村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商品逐渐丰富。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每个农民家庭的物质条件获得改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很多农户家庭在交够公粮、留足私粮后，把剩下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卖掉，换得钱后以购买其他商品。这个时期，农民的购买力大大提高，自行车、缝纫机等消费商品开始进入普通农户的家庭。农民物质消费的提高，极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也大大提高了农民对生活的积极性。在其他消费方面，农村也出现了新变化，在业余时间，很多农民也开始听收音机、看电视、电影等，农民的业余生活也开始丰富起来。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逐渐破除了城乡流动的藩篱。由于工商经济的发展，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拉力与农村推力的双重作用下，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在这一时期，农村的非农经济也蓬勃发展，农民在农忙时节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节开始涉足非农产业，以提高家庭收入。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民的经济收入逐渐提高，购买力大大增强。这一时期，农民的消费发生了较大变化，消费能力大大增强，农民家庭开始每年添置新衣服、新器具。在住房方面，农民不再满足于过去狭小的居住空间，很多农户开始盖新房子，购置新家具、新家电。彩电开始进入普通农村家庭，对于农民来说，电视已经不再是高档消费品。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与农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农民的收入进一步提高，生活条件持续改善，在此基础上，农村居民的消费有了更大的变化。以调查的河北省东南部T镇的C村为例，该村既是一个自然村也是一个行政村，人均土地2亩左右，种植作物以玉米和小麦为主。在农闲时节，农村男性劳动力都从事非农业劳动，有的在附近县城做小生意，有的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等。男青年一般到北京、天津等地务工。农业收入加上非农业的收入，每个家庭的纯收入一般都在3万元以上。除去消费，每个家庭每年都有一定的积蓄。调查中发现，近一两年，50%的农户都购买了家用汽车，这一比例还在呈上升趋势。冰箱、彩电、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早已走进每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随着互联网的发展，C村很多家庭都安装了无线网络。从C村整体消费情况来看，目前饮食消费在整个家庭中的消费比例大大降低，肉、蛋、水果等消费已经普遍化。在穿衣打扮方面，农村居民的消费不再满足于穿暖，而是向穿好、彰显自己的良好形象转变。很多农村妇女也很注意自己的仪表、形象，烫卷发、染发也不再专属于年轻人。一些35岁至50岁的农村妇女也经常染发、烫发，穿衣打扮正在向城市靠拢。在通讯消费方面，手机消费成为每个居民必备的消费项目之一。从青年到老年，每个C村成年人都拥有自己的手机。年轻人不仅在乎手机的性能，而且也在意手机的品牌，关注手机除通讯以外的其他功能。在购买日用品方面，很多农村青年热衷于到附近的县城购物。受外出务工经验的影响，C村居民在日常消费中也开始关注产品的品牌，在意商品品牌所带来的符号效应。他们也不再满足于消费的基本功能，在消费过程中，他们也在意消费所带来的愉悦与形象的展示。以汽车消费为例，前几年有的家庭购买了汽车，这在整个村庄起到了示范效应，其他家庭也开始关注汽车消费，随之很多家庭购买了汽车。从对汽车的需求调查来看，农村家庭购买汽车存在多种目的，既为出行方便，也为了“面子”。很多家庭购买了汽车后也不是经常开车出行，一般在冬天或串亲戚时才开车出门，平时上班或外出还是以骑电动车为主。

农村是熟人社会，在农村消费中也存在一些其他原因。很多农民存在攀比心理，看到其他家庭拥有的物品，在经济差距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很多人也会整合家庭经济资源去购买。一来是为面子，二来为了提升自己在村里的声望及地位。在目前的村庄生活实践中，汽车既是一种代步工具，同时也具有极强的符号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其物理的特征，而带有某种象征性，被予以“符号化”。对使用者而言，它也以神圣的事物呈现，可充当差异表示符号^[1]。熟人社会的村庄，很多人为“面子”而生活，而汽车消费具有“面子”功能。“面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人格特征等取向共同作用的综合体，农村居民的汽车消费行为与心理具有很强的面子情节。“面子”在村庄熟人社会心目中往往代表一种声望、地位，是通过成功和炫耀而获得的^[2]。汽车在带给农村居民出行方便的同时，也带给拥有者极大地心理满足。

在C村，消费支出比较大的是结婚消费、住房消费。按照当地的习俗，家中如果有男孩，在男孩子成长到十几岁时家长就要攒钱为孩子盖房子、娶媳妇。盖好新房子是农村男青年娶媳妇的必要条件。因此对于很多有男孩的家庭来说，消费的主要支出是盖新房。在C村，男方家的新房子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标准，比如，至少要有四间，有一个比较宽敞的院落。在盖房子的时候，很多家庭为了使房子更加宽敞或交通更加便利，他们宁愿在村落边缘选取新的宅基地，而不愿在老房子的基础上重建。按照目前建房子的价格，一处四间带院落的房子成本要在十几万元以上。对于很多有男孩的家庭来说，在男孩20岁之前要准备好新房子，否则没有人给男孩提亲。前几年在C村，新房子盖好后，一般男孩在20岁左右就开始有亲戚朋友给介绍对象了。通过见面、订亲等程序，最后男孩顺利结婚。在C村以及附近的村庄，娶媳妇是花费比较大的一项，一般给女方的彩礼在8至10万元左右，彩礼并不包括平时给女方买衣服、首饰的费用，并且彩礼的数额随着社会发展连年增加。近几年随着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调，适婚男青年数量大大超过女青年，造成了男青年娶媳妇难的问题。男女比例失衡，不仅使得男青年娶媳妇成本逐渐增加，而且出现了婚姻消费的一系列新现象。由于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男孩长大后，即使家里盖好新房子也不一定有人来给提亲。一些女青年对择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一部分女青年提出结婚时男方要有汽车、在县城要购买商品房等。在目前情况下，购买汽车逐渐成为新婚家庭必备的消费项目，这也部分促进了当地的汽车消费。在彩礼的要求上，水涨船高，而且从近几年的趋势来看，彩礼数目连年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部分男青年不能如期结婚。

从调查来看，结婚消费成为很多农村消费支出最大的一项。在C村以及附近的村庄，经过提亲、见面、订婚等一系列程序，到结婚之前，新人的新房子需要全部装修好。而且要制办好衣柜、沙发等全套家具，还要置办好洗衣机、电视机、电脑、空调等所有的家用电器。调查中发现，农村新婚家庭的装修、家具、电器等并不比城市家庭的差。这种结婚消费，既给予男青年及家长很大的经济压力，同时也给予他们挣钱的动力，并对当地的消费经济有一定的拉动作用。

（二）休闲娱乐方式的变迁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的空闲时间非常少。在那个时期，也不存在休闲的概念。在农闲时节，农民通过听书、看戏等丰富业余生活。逢年过节时，传统村落也会有一些集体的活动，如踩高跷、扭秧歌等。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休闲娱乐活动比较单一，一些特定的休闲娱乐活动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如一些地区的庙会，在庙会期间既有一定的集市也有一定的宗教集体仪式，同时也有一定的亲戚来往。逛庙会或赶庙会成为村民在日常闲暇之余调节生活、放松身心的休闲方式之一，以调剂“日出而坐、日落而息”的枯燥和乏味。庙会为农民提供了一个休闲的理由，也为平时辛苦忙碌的农民提供了一个享受闲暇的公共空间。一方面，庙会是日常单调生活辛苦劳作的调节器，另一方面也是平日传统礼教约束下被压抑心理的调节器。根据不同的形式，传统庙会的的活动可以分为观赏类的娱乐休闲活动和农村参与性的娱乐活动。唱戏是庙会上最为普遍的观赏类节目，农民可以通过看戏体验丰富多彩的戏剧情节，从而调节日常贫乏的生活，而且通过看戏也可以消除农民个体之间孤立隔膜的状态，通过剧情可以引起广大农村居民对生活的共鸣。庙会上也有需要农民亲身参与的活动，大多数是一种群体性信仰活动，人们通过举行一些仪式来取悦他们所信奉的神，祈求风调雨顺，祈求家庭兴旺等。农民通过祈祷和祭奠等活动抒发自己的情感，满足自我的精神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深入基层到的每一个角落，农民的生活也全部处于集体的掌控之下。这个时期，农民的业余生活也是被革命内容所充斥。看革命电影、唱革命歌曲等是这一时期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民的休闲娱乐活动由集体统一安排，很多活动内容有强烈的革命与意识形态色彩，这些活动从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农民对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增强了农民个体对集体、国家的热爱之情。这个时期，农民的精神生活也不是自主安排，生产队劳动之余，背诵“毛主席语录”成为很多生产队队员业余生活的内容之一。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潮流涌入农村，农民与集体经济相脱离，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农民成为自由的劳动者，农民可以自由、自主地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农民思想的自由性增大，生活价值观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享受生活成为很多农民的生活目的之一。随着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电影、电视剧的数量与类型也逐渐增多，关注的内容向社会成员的个体生活转变，出现了更多有关个人情感、生活方面的内容。在流行文化的催生下，农民对自己的闲暇时间赋予了更多自由的内容。他们的思想逐渐开放，从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向提高生活质量、享受生活转变。很多农村家庭购置了电视，看电视成为很多农民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80、90年代风靡全国的“霍元甲”“上海滩”“渴望”“射雕英雄传”等电视剧给了很多农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大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

21世纪以来，受现代城市文化的影响，农民的业余生活更加多元与开放。传统社会时期，打麻将、玩扑克会被勤劳的农民认为是不务正业。而近年来，打麻将、玩扑克等成为各个年龄阶段所认同的娱乐方式之一。在闲暇时节，很多中老年人将打麻将作为消遣，他们认为通过打麻将可以放松身心。逢年过节，亲戚朋友也把在一起打麻将作为娱乐的主要方式。很多农民认为，亲戚聚在一起只聊天也没有更多可以交流的内容，在一起打麻将会感觉更轻松。尤其在南方农村地区，男女老少都把打麻将作为主要休闲方式之一。甚至很多家庭把麻将桌作为家庭必备的器具之一，在盖房子买家具时要购置麻将桌。除了打麻将之外，看电视也是很多农民业余时间的主要消遣方式之一。很多农民爱看电视剧，尤其是农村年轻人。调查发现，新闻类的节目在农村受到的关注度较少，很多农村居民只关注目前的生活，对国家大事关注的较少。

在访谈中，一些农民谈到：“现在逢年过节，打麻将都普遍了，大人孩子都会玩。”（C村居民，男，39岁）“现在一些中老年人，下午没事就愿意玩一会麻将，甚至有的晚上也要聚在一起打麻将。”（C村居民，女，42岁）“现在对于很多人，看电视也是主要的休息方式，也没其他娱乐活动。年轻人还上上网、看看电影什么的。很多人晚上就是待在家里看电视。”（C村居民，女，36岁）

从访谈中可以看出，打麻将和看电视成为目前农民业余时间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其他休闲方式也逐渐进入农村生活，农村社会的休闲方式在向多元化发展。随着农民空闲时间的增多与农民精神诉求的提高，一部分农民觉得业余生活比较单调，希望通过更多的形式提高业余生活质量。一些老年人特别怀念过去传统的公共娱乐活动，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过去的看戏、听书以及扭秧歌等传统文艺形式逐渐消失。

在调查中发现，近年来在城市流行的“广场舞”也受到了农村妇女的欢迎。这种新的公共娱乐方式不仅感染着城市妇女的生活热情，而且在农村地区也有逐渐流行的趋势。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也受到这种娱乐方式的影响，很多农村妇女认为通过跳广场舞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放松心情。由于广场舞的音乐比较欢快、节奏感比较强，对很多农民有一种感染力。广场舞也比较简单易学，随意性也比较强，适合大众需求。为了促进农村妇女积极锻炼、丰富农民业余生活，一些村委会还专门购置了音响，对广场舞这种公共娱乐活动积极鼓励。在一些农村地区，很多中老年妇女以及部分年轻女性加入到跳广场舞的队伍中来。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上网聊天、玩游戏、看电影等也成为很多农村年轻人的业余爱好。很多农村家庭安装了无线网络，通过手机、电脑都能实现游戏、聊天等功能。很多农村年轻人也申请了微信和QQ号，通过无线网络，既增加了人与人沟通交流的便捷，也增添了很多娱乐的功能。看电影也是很多年轻人的爱好之一，很多年轻人通过网络下载电影，享受电影带给他们的轻松和愉悦。听流行歌曲、唱歌也是很多农村年轻人的爱好之一。受大众传媒对旅游宣传的影响，农村年轻人也非常喜欢到外地旅游。部分农村年轻人在闲暇时节，经常和亲戚、朋友一起到各种景点游玩，增添生活乐趣。从调查来看，在闲暇时间农村居民看书的不多，虽然一部分农村地区响应国家号召，建立了农家书屋，但是农民普遍反映没有看书的习惯。很多农家书屋成了摆设，利用效率不高。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民生活条件的提高，农民的精神诉求逐渐增多，农民的业余生活逐渐丰富，农民的休闲方式向多元化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的娱乐方式受到现代城市文化的影响，正朝着轻松、愉悦的节奏发展，农民在空闲时间更加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与情感的交流。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农村年轻人的休闲方式与中老年人存在一些差异，年轻人的娱乐方式更加个性化与现代化，例如一些年轻人爱好上网聊天、看电影、听歌等。老年人的娱乐方式相对比较传统，同年轻人明显不同，老年人认为，只要休息好就可以，在休闲娱乐方式方面不注重个性的表达。年轻人更多受城市文化的影响，休闲娱乐方式更注重自我的表达与个体的情感诉求，新媒体成为农村年轻人的娱乐载体之一。传统的娱乐方式公共性较强，而现代农村的娱乐方式更多是在私域内，一般都是在家庭进行，这也反映出目前农村休闲娱乐方式的个体化特征。

（三）人际交往方式

传统农业生产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农村生产与生活的特点决定了地缘与血缘的重要性。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乡土社会关系的重要归纳，这种认识对农村社会关系的认识、对后来的研究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农村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这种社会关系的模式与西方的团体格局不一样，“差序格局是以己作为中心，与别人的社会关系就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地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3]。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情谊关系，这种关系与差序格局类似，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间的义务关系，这种关系最终还要看伦理关系的亲疏。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农村社会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历史变迁，但是从现实的表征来看，差序格局的特征仍然存在。郭于华在研究中发现，在农村的工业化进程中，许多正式组织如企业、机构的人际关系中，作为内容而存在的主体之间已不具有任何事实上的血缘或亲缘连带，然而主体之间的互动方式和整个网络的运作方式却相当完整地或部分地复制了传统亲缘群体的运作方式。^[4]

传统农业社会，基于农业生产的地域性特征，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地缘、血缘关系，邻里、同家族的成员、亲戚等是主要的人际交往对象。在传统社会，交通不发达，农民的谋生方式也比较单一，农民人际交往的范围非常有限，交往范围限定在较狭小的地域内。受传统宗族文化的影响，传统社会的农民非常认同宗族关系，有非常强的大家庭观念。在婚丧嫁娶、日常生活、困难救助等方面，宗族都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在传统农民的观念里，同宗族就意味着是一家人，遇到困难首先向同家族成员寻求帮助，本家族成员也有着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在婚丧嫁娶等大事中，首先要邀请本家族的人来协助操办。除家族成员之外，亲戚、邻里也是重要的人际交往对象。在传统农业社会，亲戚的重要性要弱于同宗族具有直系血缘关系的成员。由于交通不发达，亲戚之间的来往并不频繁，主要限于逢年过节，一般在过年的时候亲戚走动。传统社会并无发达的通讯设施，亲戚的来往方式主要是到家中探望。由于邻里之间居住的距离比较近，交往也比较多。在传统农业社会，社会流动率非常低，很多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一个地方，从事的职业单一，主要以农业为主，同事等业缘关系非常少。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完成对旧社会的改造，原有的宗族组织被生产队、互助组等新的社会组织所取代，基于血缘、地缘的宗族关系受到一定的冲击。生产队的组织形式，使得基于生产关系的“同志”友情在农村被接受。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并没有因为新的社会组织的出现而消失，只是在农民生产、生活中的作用大大下降。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生产方式的限制以及通讯和交通的不发达，农民的人际交往范围仍然非常有限。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与技术的革新，更多的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投入到非农生产中。一些农村地区迅速开启了工业化进程，不少村庄开办了工厂，大力发展工商业。劳动方式的变革与生产领域的拓宽促进了农民交往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投入到非农生产中，这大大拓宽了农民的人际交往范围，业缘关系成为农村居民人际交往的主要关系之一。参与工厂生产、从事工商经营等劳动形式不仅锻炼了农民，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在工作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深切体会到业缘关系的重要性。一部分农民远离家乡到城市就业，在远离原有的血缘、地缘关系的务工生活中需要同事、同学等的帮助，在务工生活中进一步体会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随着在外务工时间的逐渐延长，一部分农民与家乡的联系逐渐淡化，与亲戚之间的交往逐渐减少，这部分外出务工农民的人际交往范围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目前农村年轻人非常重视朋友同学关系，在工作之余，农村年轻人也经常和朋友、同事、同学聚会、聊天。聚会的内容不仅吃饭、喝酒，饭后一起到KTV唱歌等也成为聚会的活动内容之一。在红白喜事上，朋友、同学等也成为重要的参与对象。近几年来，一些农村地区还出现了年轻人热衷于“拜把兄弟”的现象，一些年轻人认为，朋友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拜把兄弟”进一步增进。从调查中发现，“把兄弟”不仅有着情感认同的功能，而且也有着社会支持的重要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讯工具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媒介，手机等通讯工具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年轻人不仅通过电话、短信进行沟通、交往，而且经常用QQ、微信聊天。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农村年轻人通过新媒体扩展了交往范围，经常和不同地域的朋友、同学交往。用QQ同朋友、同学聊天，也成为农村年轻人排遣心理情绪、抒发情感、交流信息的重要途径。同年轻人相比，中老年人的交往范围要小一些，但是随着社会发展与社会流动的加速，他们也意识到业缘关系的重要性，不仅支持年轻人发展业缘关系，而且也在拓宽自己的人际交往圈。随着业缘关系重要性的提升，传统的宗族关系在农村社会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在调查中还发现，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姻缘关系的重要性也有所提升。在传统农村社会，在关系的重要性上，男方家族关系的重要性要强于女方亲戚。甚至一些女性结婚后，除父母外，就不再和娘家的姨、舅、叔叔等来往。现在这一状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方亲戚的重要性大大提升，甚至在一些农村家庭，与女方亲戚的交往频繁程度要高于男方亲戚。

在调查中，一些农村居民跟谈到了一些变化：

现在人们的来往范围扩大了，现在有了汽车、电动自行车，走个亲戚、会个朋友什么的都很方便。过去不行，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些家里连自行车都没有，去哪都不方便。（C村村民，男，50岁）

现在年轻人爱交往，他们同学也多，经常同学聚会。尤其是逢年过节，年轻小伙子们打工回来了经常一块出去吃饭。他们通过手机、上网联系，非常方便。好像他们也很注重这种来往，同学结婚，他们肯定去，也不少随礼。（C村村民，女，40岁）

现在就是年龄大的人，交往还很死板，就在村里跟邻居来往。年轻人现在跟村里的、村外的、本地的、外地的都有联系。现在人们经济条件好了，人情往来也多了。过年时就可以看出来，原来不怎么走动的亲戚，现在也开始联系了。（C村村民，男，45岁）

现在家中很多事都是女的说了算，本家（本家族）的事情当然重要，也经常来往的。现在一些连襟也开始走动，尤其是女的娘家人都来往很密切，女的地位高了，当然她们的亲戚也重要了。过去认为舅舅家和姑姑家的表兄妹们比姨家的表兄、表妹们亲，现在也不讲究这些了，都一样亲。甚至在一些家庭中，姨家比姑家还亲。（C村村民，女，39岁）

随着经济条件变好，现在人们在婚丧嫁娶上的人情往来也多了，原来嫁闺女不办酒席，现在嫁闺女也办酒席，左邻右舍也要随礼。一些家庭孩子办满月也在饭店请客。娶媳妇都在饭店办酒席，一般关系的要随100，好一点的都是200或300，少了根本拿不出手。（C村村民，男37岁）

从调查中明显可以看出目前农村人际交往发生的巨大变化，由于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方娘家的亲戚重要性明显上升，来往频率增加。由于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年轻人不再固守家乡的农业生产，有了更多参与非农产业的经验与机会，在工作中扩展了人际交往的范围。与此同时，年轻人的交往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聚会、一起外出旅游等成为年轻人交往的内容之一。年轻人之间的人际交往既为了情感的交流，也有着社会支持的作用。从调查来看，随着社会发展，农村居民也意识到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在目前的社会，认识人多好办事。可以看出，目前农村的人际交往也带有强烈的工具理性的色彩。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的人际交往也受经济因素的制约，在原来经济条件较差的时期，人情往来比较少，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在对人情往来的重视程度提高了，并且随礼的数额也在逐年增加。原来不用请客随礼的项目，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子女数量的减少，一些家庭也开始宴请亲戚朋友。例如很多家庭在女儿结婚时，也开始办酒席请客。现在农村居民对人际交往非常重视，人们喜欢扩大自己的交往圈子，尤其是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他们认为亲戚、朋友多也是自己社会地位与实力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