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竞争与协调的分析介绍

第二节　大学的竞争与协调

大学的竞争不是大楼的竞争，是大师的竞争。一所卓越的大学靠的是一批优秀的教师，是大师们的学识、能力和精神决定了一所大学的品位。没有优秀的教师，学校占地面积再大，楼房再高，学生再多，也不可能跻身先进。大师竞争的背后是制度的竞争。制度好，大师们自会心向往之，并聚精会神地在宽松的环境里自由发展，青年教师和学生也会在大师的熏陶下成长；制度不好，即便有了大师也会使他们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甚至使他们蒙受压抑、打击和羞辱，更不能指望准大师的脱颖而出了。制度竞争的背后是理念的竞争。科学的制度来自科学的理念，现代大学理念为现代大学制度奠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有以现代大学理念为理论基础的大学制度才是遵循大学发展规律的制度。现代大学理念的核心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按照这些原则办学，就有望从根本上协调好各种关系，如政府、社会与大学的关系，行政人员与教学科研人员的关系，以及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等等的关系。坚持先进的理念，实施科学的制度，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这样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终究能把大学办好。反之，如果背弃世界公认的基本办学原则，学校没有自治权，教授没有学术自由，各方面的关系就会失调，那就永远也办不成世界一流大学。

一、大学的竞争不是大楼的竞争，是大师的竞争

大学在一定的时空中存在，每一所大学都需要一定的土地、房屋、图书、仪器等各种设施、设备。为了便于叙述，我们把大学所需要的种种硬件简称为“大楼”。大学固然需要一定规模的大楼，但大楼只是大学的部分条件，而非全部条件。光有大楼而没有教师和学生，大楼不过是一堆死物。考察世界优秀大学，往往占地未必很大，校舍未必很高，设备未必很多，资金未必很充裕，它们之所以成就卓越，关键是有优秀的教师。

曾任美国密执安大学校长的亨利·菲利普·塔潘认为，大学与学院的规模有区别，大学应有较大的规模，不然就难以将所有的图书、设备和学者集于一个地方。不过他同时又指出，大学最重要的特征是学者和书籍，他说：“不论走到哪里，只要收集到知识财富和得到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的人，你们就可以声称自己有了大学。”^[27]在塔潘看来，必须把知识财富——图书和懂得如何使用图书的人——教师结合起来，方可称为大学，光有一般财富显然不能算大学。曾出任哈佛大学校长多年的科南特说：“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楼舍和人数，而在于它的一代一代的师资力量。”^[28]他强调教师在大学构成要素中的首要地位。其中道理不难理解，因为有了优质的教师，就有望达到一流的教学质量，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和向社会提供良好的服务，从而赢得荣誉，在竞争中占得先机。

美国最好的大学大多不是巨型大学。它们的占地不甚大，校舍不甚高，学生不甚多，但教师很优秀。哈佛大学的楼宇绝对算不上世界一流。据访问过哈佛的人说：哈佛大学的校舍很旧，现存最古老的建筑物已有近300年的历史。据2007—2008学年的统计，该校占地面积仅153.8公顷，在校学生总数仅16535人。但哈佛拥有世界一流的教授，至今已有38位获诺贝尔奖。科南特校长曾说：“大学者，大师云集之地也。如果学校终身教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那么这所大学必定是最优秀的大学。”^[29]哈佛大学的教授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招聘的，一旦看中某一教授，就不惜重金聘请。他们的逻辑是：拥有最好的教授，就不愁没有科研经费，不愁招不到好学生；有了好学生，就会有好的毕业生；有了好的毕业生，校友捐款就会滚滚而来。看来，拥有一流的教授是哈佛之为哈佛的逻辑起点。据2009年的资料，耶鲁大学占地119.3公顷，在校生总数10228人，获诺贝尔奖的教师已有30多人次。麻省理工学院占地62.3公顷，在校学生总数10175人，获诺贝尔奖的教师已有16人次。芝加哥大学占地82.1公顷，在校生总数11107人，获诺贝尔奖73个。霍布金斯大学占地56.7公顷，在校学生总数7418人，获诺贝尔奖的教师有27人^[30]。美国还有不少办得很好的小大学，他们称文理学院，在校生人数在1000—2000之间。例如斯沃斯摩学院（swathmore college）、艾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等。这些规模不大的小大学，教学质量很高，在许多美国中学生心里，是比哈佛、耶鲁更好的去处。斯沃斯摩学院的校友中已有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刊》每年专门为文理学院搞的排行榜，斯沃斯摩学院曾连续3年名列第一^[31]。

英国的剑桥、牛津通常被排在世界最强大学的前几位。这两所大学的规模都不算大。在剑桥大学城，人们看不到超过5层的建筑物；牛津的房屋也不时髦，初到牛津的人均会觉得每所学院都像中国各地那些破旧的古庙，一进门就给人一种寂寞与荒凉的感觉^[32]。1922年，加拿大的一位大学教授访问牛津后在《我见之牛津》一文中写道：“房屋破旧，没有防火安全梯，没有通风设备，没有卫生设备，没有现代厨房设备。然而，它成功了。”^[33]论规模，英国的这两所大学远不及我国目前的一些巨型大学，可人家群贤毕至，成就卓著。剑桥已培养出7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是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牛津的毕业生和在牛津任过教师的人中已有36位获得诺贝尔奖。它们为什么有如此辉煌的业绩，想必不是因为有大楼，而是因为有大师。剑桥有牛顿、凯恩斯、罗素、李约瑟，牛津有培根、薛定锷、波义耳等等。不独剑桥、牛津如此，哈佛之为哈佛，耶鲁之为耶鲁，都是因为他们拥有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师，奠定了这些大学的学术土壤和氛围，才会结出如此丰硕的科学成果。

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声名远播，给国人留下了不少的荣耀。它们的成果也不是因为有大楼，而是因为有大师。梅贻琦的名言至今还在每一个关心中国大学命运的人的耳边回荡：“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早年的北京大学，校舍古旧，当时青年学生中有“北大老，师大穷”的说法。说“北大老”，想必包括北大建筑物的陈旧。这里引朱海涛发表于抗日战争后期《东方杂志》的回忆录中关于北大著名建筑物“红楼”的描述，可见一斑：“汉花园东口峙立着著名的一院大红楼，虽说个个人都为它的逾龄服役担忧，但每天仍有无数知名的学者和不知名的未来学者进去，出来，做着文化上承先启后的伟大工作。尤其每年夏天，足有三四千青年集中到这里，坐满了上上下下四层楼大大小小的课堂，来作一年一次的龙门竞跃，每到这时候，我们更为这大群人捏两把汗。可是大楼却有着蔡先生提倡的骆驼精神，始终是老当益壮。”^[34]尽管红楼老旧，但因为有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钱玄同、李大钊、鲁迅、汤用彤、钱穆、陈垣、马寅初、翦伯赞等等大师出入其中，于是北大成了北大。早年的清华大学也没有多少高楼大厦，1919年以前落成的图书馆、大礼堂、科学馆，最高的也不过三层，它们的建筑面积总共只有1万平方米，还不及1966年落成的主楼建筑面积的1／7。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清华大学成为国内学界之翘楚，原因是有一批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曹禺、叶企孙、竺可桢、华罗庚、梁思成等出入清华园^[35]。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根本就没有大楼。部分校舍是租借来的，部分虽为自己新建却十分简陋，除了图书馆和食堂是瓦房外，所有教室、办公室和学生宿舍都用土坯垒成。教室是铁皮为顶，下起雨来叮当作响；学生宿舍以茅草为顶，雨夜里学生须撑伞方可入睡。西南联大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和何炳棣、邹傥、王浩这样的人文学者。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473名委员中有118名出身于西南联大^[36]。西南联大凭什么获得如此大的成功？靠的不是大楼是大师。那时的联大真是大师云集，文科有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罗常培、王力、金岳霖、汤用彤、吴晗、向达、冯至、钱穆、钱钟书、沈从文等，理科有华罗庚、陈省身、江泽涵、吴有训、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赵九章、赵忠尧、曾昭抡、黄子卿、杨石先、张文裕、孙云涛等。他们一个个都是学术泰斗、一代宗师，在物质生活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以刚毅坚卓的精神，在科学研究中取得耀眼的成就。如华罗庚在解析数论方面，陈省身在现代微分几何方面，周培源在湍流理论方面，王竹溪在热力学与统计物理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闻一多完成《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补》，朱自清完成《诗言志辨》、《新诗杂话》，王力出版《中国现代语法》，陈寅恪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岳霖出版《论道》等等^[37]。

现在世界上有些大学楼房很高，规模很大，钞票很多，却办得不是很好，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大师。中东石油国家的大学富得淌油，沙特阿拉伯的一所科技大学，教授的工资是哈佛大学教授的几倍，然而这些富大学的学术贡献却默默无闻。

目前，我国清华大学无论在资金投入、校园面积、学生人数等各方面都是当年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所不可比拟的。有人称：放眼清华园（时在2001年），粗略估计，5年内新建的大楼超过20万平方米，是1919年建成的图书馆的100倍^[38]。现在清华大学的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和在校学生数是1930—1940年代的几倍、十几倍。然而遗憾的是，几十年来，清华除了为权力机构输送不少的大官之外，鲜有大学问家和大艺术家问世^[39]。问题当然不独清华如此，眼下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学，都是出大楼、出大官而不出大学问家和大艺术家。要问为什么，首先得问有没有大师。名师出高徒，只有大楼而没有名师怎么出得了高徒？钱学森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要回答这个世纪难题，首先得回答我们的学校有没有大师？没有大师的学校怎么可能造就杰出人才？

2010年夏天，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在我国南京“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不无幽默地讥讽了中国大学对大楼的热心，坦率地陈述了他们将一如既往坚持重大师不重大楼的传统态度。他说：“中国高校的新楼，牛津快比不上了。我们最特别的优势——昂贵的导师制遇到财务的挑战，但是我们不会因此放弃传统，我们可以停止投资楼房和设备，也不会停止投资导师制。坚持对人的投资，是最根本所在。”^[40]从目前的趋势看，中国大学的大楼和设备很快就会跻身世界一流行列，这可能会让牛津及其他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自愧不如。但是，届时在中国大学的高档次的大楼里，将拥有多少世界一流的大师？拥有多少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生？我们只有拭目以待。

二、大师竞争的背后是制度的竞争

大学的竞争不是大楼的竞争，而是大师的竞争。然而，一所好的大学所需要的大师不是一二个，而是需要一个群体。一大群优质师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造就的，需要时间的积累。大师也不是用金钱就能买来的，大师需要适于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如果制度环境不好，即便有了成堆的好教授，也未必能办出好大学。

马克斯·韦伯给制度下了这样的定义：“制度应是任何一定圈子里的行为准则。”^[41]罗尔斯说：“我要把一个制度理解为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42]可见制度是一定范围内人们共同遵守的公开的行为准则，无论这个圈子多大多小，其成员必须共同遵守；制度又是一系列规范的体系，各项规范必须相互协调。

大学也必须有自己的制度。“大学制度是关于大学管理与运行的规则体系”^[43]；“大学制度是在实现大学目标过程中，为应对各种问题而不断形成的组织的、程序的、习惯上的一套规则或安排”^[44]。这样，大学制度作为一整套管理和运行的规范体系，是为了实现大学的目标而制定和贯彻的。大学的目标无非是探究真理和培养人才，故大学的制度必须起到保障大学里的所有成员探究真理、培养人才的顺利进行。众所周知，探究真理需要行为主体享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和行为自主。很难想象，一群没有思想自由的人怎么去发现真理，一群无权主宰自己行为的人怎么去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故大学制度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保障每一个教师和学生都能自由地探求真理和自主地开展教学活动。

现代大学制度肇始于中世纪，到18世纪基本定型。美国高等教育学专家安德森指出：“现代大学的基本形式或基本结构来源于中世纪大学，从现代大学的基本结构中仍然可以看到中世纪大学的特点。”^[45]

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包括教师教的自由和学生学的自由。教的自由指教师教学中的言论自由和研究工作中发表见解的自由；学的自由指学生有选择专业、课程和教师的自由。雅斯贝尔斯说：“学术自由意味着学者和教师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研究，以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教学。至于说到实际的研究课题，这个国家要留给每个人来自己处置。恰恰就是这一点规定了自由的界限，即国家保障大学不受任何干涉的自由，包括国家自己的干涉。”^[46]这就是说，教师的教学方式和研究内容应归教师自己决定，国家的职责是保障教师的这种自由，而不是干涉这一自由。大学自治是指大学拥有治理和发展自身的自主权。政府对大学固然有是否准许开办的权力，但只要一经批准，大学的内部事务就应由它自行处理，大学以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政府和官员都无权干预。阿什比认为大学自治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在大学的管理上免于非学术的干预；二是以大学看来合适的方式自由分配资金；三是自由招收教职员并决定其工作条件；四是自由选择学生；五是自由设计和传授课程；六是自由设置标准和决定评价方式^[47]。教授治校是指全体教授对大学内部的学术事务有充分的决策权和管理权。通常由全体教授组成“教授会”或“评议会”等学者共同体来实现“治校”。伯顿·克拉克认为：“虽然大学高层次的委员会和理事会的非专业性成员也许能正确地判断财政、建筑和公共关系的问题，官僚也许能正确判断某些一般行政的问题，教授应该判断他们专业方面的问题和一般与学术工作有关的任何事情。”^[48]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早已成为大学制度的主要原则。尽管中世纪以来的各时期各国大学在具体做法上有所损益，但基本内容、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世界知名大学的成功，无不得益于他们对现代大学制度基本原则的坚守。有些国家的大学不以为然，漠视现代大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另行一套，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实施学术不自由、大学不自治、教授不治校的制度，其结果不言而喻。

中世纪大学利用教会与世俗政权的矛盾，争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权，中世纪大学为当时各方面的一流学者提供了活动舞台，又成为培养新一代学者的苗圃^[49]。

18—19世纪，英国政府不断增加对大学的投入，成为大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但英国大学的开支却有完全的自主权，不受国会或地方政府的监督。至于办学事务更掌握在自己手里，牛津、剑桥的管理重心在学院层面，凡正规教师都可以成为评议会成员，而评议会的权力很大，可以否定大学管理委员会的决议^[50]。

1810年，拿破仑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大学制度，全国大学均有帝国大学总监和评议会管理，皇帝是帝国大学的直接领导者。尽管如此，每所大学的学术委员会还是拥有自治权，国家允许他们对教育的各个方面进行调节，并不屈从于政府的权力。拿破仑认为，给予大学在各个专业领域一定的研究自由，将会有助于各专业知识的快速发展^[51]。

德国在19世纪曾是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德国大学的成功，主要是得力于继承中世纪大学的传统，确立了现代大学制度。建于1737年的哥廷根大学，实行学术自由的原则，教授们拥有“教学的自由和不受检查的权利”。该校哲学院章程规定：“所有教授，只要不涉及损害宗教、国家和道德的学说，都应享有教学和思想自由这种责任攸关的权利；关于课程中使用的教材及讨论的各家学说，应由他们自己选择决定。”^[52]1826年成立的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费希特制定的办学章程规定：国家除了供应必要的物资和选任适当的人员外，实际上没有其他义务；大学的事务均由学校校长和有关教授组成的大学评议委员会负责；校长和院长均由教师选举产生；教师的教学内容和科学研究不受校内外的干涉；学生有选科、选教材和转系的自由；讲座教授权力很大，凡课程、考试、科研都由他做主，政府的科研资金直接拨给他，并由他全权支配^[53]。

美国联邦政府不设高教部，高教事务由州政府管理，然而州政府对高等教育也只有少量的宏观调控，高校的招生、课程、教师聘任、学生考试以及经费使用等均由学校自行处理。哈佛大学长期实行“三A原则”——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学术自由指教授言论自由；教授应有长期或终身雇佣合同保障，教授受校纪制裁时有权申诉并要求说明理由。学术自治包括：政府应尽量避免干涉大学事务，大学有权决定谁来教、教什么、如何教及谁来学等问题。学术中立是指：教授的自由以校园和学术界为限，对外严守中立，但不偏废自身最根本使命，尽可能使社会与教育和谐共存^[54]。

20世纪前半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大师功不可没。然而大师背后有现代大学制度支撑着。

蔡元培倡导并实践学术自由原则，他认为，“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55]。在蔡元培主持下，北大教师中的“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56]。

1929年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章程》规定：教授会的职责是审议教课及研究事业改进方案、学风改进方案、学生考试成绩及学位授予事宜。实际上教授会的权力还不止这些，如院长由教授会初选两名，然后由校长择一任命；校长聘任讲师、教授须经教授会同意^[57]。

在西南联大，教授权力之大难以想象。1939年，教育部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企图统一课程教材，并实行大专以上毕业考试总考制。联大教务会议对此据理抗驳，要求政府收回成命。教育部知道教授们厉害，不敢得罪，只得不了了之。联大有毕业生回忆说，在联大可以“谁也不怕谁”。此言不虚。联大确实做到学校不怕政府，教师不怕校长，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都是“谁也不怕谁”。

现代大学制度对世界优秀大学的作用毋庸置疑，制度给了学者们思想自由的学术环境，给了学校自主发展的空间，给了教授们治理学校学术事务的权利。因为有了制度保障，政治很少干涉学术。政府不直接指挥学校，外行不来统治内行，就保证了学术的自由和自主性，保证了学校的独立性，使学术和教育能按照自身的规律去发展。

但是，历史上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遵循学术和教育规律办学。20世纪上叶以来，世界上不乏学术不自由、学校不独立、教授不治校的大学。效果如何，自有公论。

1933年纳粹上台后的德国，完全抛弃洪堡、费希特以来的现代大学制度，对大学实施中央集权管理，剥夺学者和学术团体的决策权。规定凡教科书的选用、教学程序的安排、大学校长和学部主任的任免等事宜，均由帝国科学、教育和国民教育部决定。1937年颁布的《公务员法》规定：教师必须是国家意志的忠实执行者，所有教师必须绝对服从希特勒的旨意。纳粹当局还任意驱逐有不同政见的教授，据统计，在纳粹统治时期，全德平均每年有11%的大学教授被解聘，许多人流亡国外^[58]。纳粹的大学制度使德国高等教育从此一蹶不振。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派遣大批干部到高等学校任职，绝对保证苏共政策、法令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贯彻。苏联当局实行“舆论高度一律”的准则，在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只准许官方认可的某一学派存在，大学教授的学术自由受到严重压制。李森科事件是苏联官方摧残学术自由的典型一例。李森科打着社会主义农业的幌子，否定经典遗传学理论。他的“理论”本不值得一驳，但斯大林却利用权力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禁止经典遗传学派的教学和研究，并对那些反对李森科的科学家进行人身迫害。这一事件最终导致苏联生物学领域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59]。

我们曾经认为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我们既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那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于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实行的是与西方不同的制度——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学术服从政治，政府管理学校；我们的大学在“教什么”、“谁来教”、“如何教”、“谁来学”等问题上的决定权都归于政府及政府的延伸——学校官员；学校的经济不独立，教学、科研听命于政府的安排，党委书记和校长由党和政府指派，教授群体对于治校处于边缘状态。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还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学术大师，陶行知、俞平伯、胡适、梁漱溟、冯友兰、马寅初、孙冶方、杨献珍、翦伯赞、周谷城先后挨批，不少教授先是违心地参与对别的学者的批判，后是窝心地蒙受别人的批判。到“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教授都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成了与党和政府争夺“学校统治”权力的敌对势力。改革开放以来，教授不再直接挨批，但学术环境并不宽松。政府通过各种途径把稍有成就的年轻教师破格晋升为教授，进而扶上领导岗位，使他们在行政和学术两个领域里“双肩挑”。这些“双肩挑”者在各种评奖、评优、评科研立项中左右逢源、旱涝保收，成了政治和学术的双料精英。教育部已进行过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评选，每届100名，至今已有500个“名师”上榜。在2009年评出的100位中，党委书记、校长、院长占了九成^[60]。大多数无官职的教授、副教授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又要按时在一定级别的出版物上发表规定数量的著作，若完不成指标就很被动。至于一年一度的年终奖更令人郁闷。据媒体披露，西南某大学2009年度年终奖分配标准是：助教800—1200元，讲师1500—1800元，正副教授2000—3000元；一般科员5000—6000元，副科至正科级7000—9000元，副处至正处级18000—21000元，副校至正校级金额保密^[61]。教授的年终奖只有科员的一半，更不能与处长、校长相比。如此评奖让教授们少拿几个钱事小，重要的是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创伤。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要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听了让人很感温馨。然而，在现实的科学殿堂里，教授们却尊严不起来。缺少尊严的教授还有心思去关心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的问题吗？当教授们与现代大学制度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的大学怎么与世界一流大学竞争？

三、制度保障协调

大师竞争的背后是制度的竞争，现代大学需要现代大学制度的保障。在现代大学制度保障下的大学才有可能成为一所优秀的大学，也才有资格参与竞争。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一制度是学校、教师和学生拥有传授知识、探究真理和学习的自由权利的根本保障。唯有实施现代大学制度，才能营造一个协调的大学生态环境，也才会形成大学内外的公平竞争。

从根本上说，现代大学制度是一种保障“自由”的制度。“自由”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历来诠释纷纭。从政治上讲，“自由是做一切法律所允许做的事情的权利”^[62]；从哲学上讲，自由是“指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63]。马克思主义把“自由”理解为“认识”的自由和“支配”的自由的统一。人首先得认识外界的规律，由此获得初步的自由。但不能到此为止，人必须在认识外界的基础上支配外界，使外界为人的目的服务。自由是和劳动、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自由既是认识活动，又是实践活动，是认识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物质生产领域称为人类的“必然王国”。在这个领域内，“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64]。人类的自由王国在哪里呢？马克思认为是在物质生产领域之外，他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65]；“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66]。既然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必定是精神生产领域。

人类的精神生产领域广阔，包括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生产活动。精神生产是以创造性过程为主要形式的知识生产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科学研究。科学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现象的理解，社会科学是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即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认识一点，就获得一点自由。“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67]这就是科学的功能。科学是获取自由的手段，离开了科学的发展，人类就只能被束缚在必然王国里。自由是科学的目的，自由要靠科学才能获得。同时，科学也需要自由。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科学劳动是一种自由劳动，科学的发展过程离不开自由的环境。科学探索需要科学工作者无拘无束地思考、独立自主地探索和自由自在地交流。这里，科学探讨所追求、所获得的“自由”属于认识论范畴，是科学之所以要进行的目的；而科学在进行过程中所要借助的自由则属于政治论的范畴，是为了实现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目的所必要的手段。这样，顺理成章的逻辑是：为了获得真理，获得自由，科学工作者必须得到自由的保护。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家需要外在的自由和内在的自由。他说：“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是不受限制地交换一切结果和意见的可能性——在一切脑力劳动领域里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68]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家需要宽松的社会条件，不会因为发表某种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危险或严重的损害，这就需要法律的保障和全体人民的宽容精神。爱因斯坦称这种自由为第一种外在自由。第二种外在自由是科学家必须有物质生活和时间的保障，他们“不应当为着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工作到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从事个人的活动的程度”^[69]。除了以上外在自由外，科学工作者还需要“内心的自由”。爱因斯坦指出：“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70]爱因斯坦告诉人们，科学工作者需要发表言论、交流思想的自由，需要不受外界环境的束缚，以及必需的物质生活和时间的保障，归根到底，需要宽松的协调的人际关系。

我国学者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说是相当熟知的，但是通常人们对它的理解，局限在物质生产领域，对于精神生产领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却缺乏思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妇孺皆知，但是却很少有人思考什么是第一生产关系。愚以为，当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的时候，我们对于精神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关系的研究明显滞后了。

精神生产力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精神生产力自然也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把物质生产领域称为人类的必然王国，并说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是人类的“自由王国”，指出在“自由王国”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应当得到发展^[71]。这里的“人类能力”应当就是知识，就是精神生产的能力，即精神生产力。既然有精神生产力就有精神生产关系；既然精神生产力属于第一生产力，那么精神生产关系就应当是第一生产关系。

考察人类历史，第一生产力和第一生产关系经历了如下时代变化：在史前经济时代，生产力形态为自然资源型，自然资源是第一生产力，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共同占有制是第一生产关系，社会以人对自然的依赖为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力形态为手工型，体力是第一生产力，人对人的人身占有制是第一生产关系，社会以人对人的相互依赖为特征；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力形态为机器型，金钱、机器是第一生产力，人对物质资本的占有制是第一生产关系，社会以人对物的依赖为特征；正在出现的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形态为知识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对知识资本的占有制应当成为第一生产关系，社会以人对知识的依赖为特征^[72]。

如果我们在确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确认知识资本的占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是第一生产关系，那么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对知识、知识的占有和知识的生产应该有新的认识。第一，知识正在代替物的要素，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基于这一认识，要发展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的生产能力，经费的投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知识的倚重。是对第一生产力和第一生产关系的倚重，那种认为只要加大经费投入，甚至以为只要加大几所重点大学的经费投入就可以创造世界一流大学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第二，知识的占有者是第一生产力的载体，是现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传统的体力劳动者已不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传统的行政官员也不能自封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高等教育领域，教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不再是团结、改造、利用的对象，应是学校的主人，是学校内部事务，尤其是教学和学术事务的主宰者。第三，知识占有者的劳动是一种独立性很强的自由劳动，它不需要如军队或近代工厂那样的层层指挥系统，甚至不需要顶头上司指手画脚，它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正如罗索夫斯基说的，教授的学术工作中没有上司，不承认另有主宰的人^[73]。这种新关系的主要特征就是保障教师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发表学术见解的自由和运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进行教学的自由。

总之，现代大学必须运用现代大学制度，保障大学成员相互关系的协调、和谐。唯如此，才有可能造就杰出的学生，涌现学术大师，才有真正的竞争力。